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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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美印关系的积极举动引起了中国官员和学术界的注意。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印度对于不久以前中美之间的接近同样关注。美国因素已经并且会继续成为塑造中印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印关系从来就摆脱不了美国因素的制约,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和力量使这种关系更加自主独立。尽管有着诸多局限,然而正在崛起的中国也许已经成为塑造21世纪迅速变化的景象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印度和美国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①
   美国政府无疑经常被看作对中国和印度持一种攻击性的政策立场,其言辞甚于政策,而政策所追寻的不是(民主或不扩散的)理想,而是国家利益。② 特别是从全球化的新的力量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视角来看,美国的国家利益迫使其逐渐采取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不断崛起的力量,如中国和印度,美国近来的一些行动可以因此得到解释。因而,印美之间加强了技术和外交合作,美国支持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担任领导角色也证明了中美联系的密切程度。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对全球防扩散的关注寄托在中国领导身上,即使他们目前还没有成功地解决问题。看来这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中国从美国主导的防扩散体系所针对的目标转变为一个伙伴和美国核不扩散旗下的支柱。美印之间的积极举动也几乎肯定会带来一个类似的结构性转变。
   此外,最近中印交往模式的巨大变化,对它们各自的对美政策产生了影响。印度和中国都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加入了许多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从1993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到2005年的核供应者小组(nuclear suppliers group),中国现在尝试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框架》,同时也增加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③ 印度在试图打破南亚模式,与东亚国家广泛接触。在这一阶段,特别有趣的是,在印度和中国双边关系不断得到改善的同时,中国欢迎印度加入没有美国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首脑峰会,印度分别于2005年7月和11月加入。同时从2000年1月中国作为观察员进入环印度洋地区合作组织后,印度也开始逐步接纳中国进入包括南亚地区合作组织在内的南亚论坛,这为中国参加其他的地区活动打开了大门。
   这是否意味着中印关系越来越独立于传统的美国因素?还是美国因素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有力?美国是否对正在崛起的中印越来越友善?或者这意味着在向更有代表性的全球决策体制的平稳过渡?这对中印关系和他们的信念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两个国家如何看待他们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目的和能力?这是本文所试图寻找的答案。
   一 音乐指挥的历史
   在最近的历史上美中印三方的关系就像一名音乐指挥的感受——从不感到稳定而舒适。尽管并不十分清晰,但冷战的阴云时常使三方中的两方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这种冷战的怀疑主义遮盖了中印共同的视线并影响了其政策。④ 简要回顾它们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在40年代解放运动期间,中印因为共同的理想主义和反帝政策而亲如兄弟,所以1950年印度拒绝支持美国宣布中国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并继续支持中国争取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中国也非常赞赏印度在新近独立国家所进行的亚非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50年代早期则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和印度不仅签署了历史性协议,并且推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洲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模板,1955年的万隆会议也见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第一次参加了这种国际非共产主义聚会。中印在这一时期的举措完全与美国的核心利益相抵触。于是,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多次向印度表达不满,并导致美国第一次和伊斯兰堡结盟,后来是北京。⑤ 随着中国和巴基斯坦不断接近,中美关系在70年代开始缓和,在这一阶段印度和不结盟运动开始采取亲苏立场,尽管它依旧保持在冷战军事联盟的核心之外。因此,先是50年代的中国,而后是70年代的印度,与莫斯科建立起密切关系。这使美国对新德里和北京的政策更加复杂。
   1962年中印战争以后美国因素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北京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偏向印度一方,⑥ 而印度也对不结盟运动感到不满,逐渐转而接近苏联。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也打破了战略平衡,把印度更加推向苏联,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分处两大不同阵营的对手。鉴于巴基斯坦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1971年的印巴战争导致印度进一步接近苏联,1974年的印度核试验和1979年的苏联侵略阿富汗使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的轴心更加牢固,它们也更加关注反苏行动,印度因此受到明显牵连。但从那时起,美国就被印度视为破坏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积极关系的关键因素。只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印度才开始重新审视与美国、中国及巴基斯坦的关系,在新的机会中寻求新的前景。
   二 新的语境
   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从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敌人转而成为华盛顿在这一地区可以信赖的盟友和堡垒。印度在1998年核试验后中美对印度提出了警告。⑦ 在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似乎美国已经任命中国为印巴核竞赛的管理者。印度在1998年以后开始发展包括中美在内的全方位外交,这一因素加上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新威胁改变了地缘现实,也促使美国不断满足新德里确保高技术自由输入的要求。2000年4月,克林顿总统对印度进行4天访问,瓦杰帕伊总理于2004年1月对美国的访问导致签署下一步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05年4月签署国防协议框架和2005年7月的核合作协议。 美印关系最近的变化缓慢而清晰地开始重塑美国—中国—印度三角。
   美国开始偏向新德里的最初迹象可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关系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的争论中初见端倪,这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担心。⑧ 但是,从历史上说印度既不强烈敌视也不完全信赖华盛顿,中国和印度之间平淡的联系也确保印度不会情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当前中印关系在逐步升温但并未强大到建立反美联盟的程度,不过这已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⑨ 中印之间关系的复苏花费了太长时间,冷战的结束使中、印、美三国成为主要的博弈者,这重新塑造了它们的关系模式,这将不再是冷战之中的那种对立模式。尽管它们的双边关系像以往一样极为重要,它们的三边关系模式也开始成型。九一一以后,印度和中国都不情愿地加入到美国的全球反恐同盟中,政府之间加强了情报和专业技术共享。
   但这种新的模式也存在一些困难:第一,与50年代早期不同的是,中国不再被视为美国的敌人,印度也不再被视为不结盟国家。尽管如此,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挑战力量,但印度并不这样认为,新德里开始逐步怀疑美国过分的热情和伙伴关系。⑩ 第二,美国不断强调其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提升印度的潜力使之成为21世纪最大的民主力量之一,美国准备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促进双边关系,这必定会引起中国对印度目的的担心。(11) 第三,鉴于印度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接近西方,美国看来不太担心印度的崛起,但关注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项任务。于是中国加强了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首脑峰会的重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太情愿,现在中国已经欢迎印度进入这两个组织,这加强了双方的合作。
   三 在双边合唱之外
   尽管中印增进双边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了地区合作,但美国因素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决定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俄一中一印战略三角、上海合作组织及东亚首脑峰会这些中国和印度展开合作的地方,继续受到美国因素的刺激,同时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论坛这样的组织保持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印迅速改善关系仅仅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表现,目的在于帮助这两个国家保持软力量的平衡,以抵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12)。也许有这种可能,因为由于九一一及其后续事件的影响,美国对印度和中国进行接触的强制性冲动与布什政府对中国提高了调门极为相关。(13)
   如果说印度和中国都已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话,这一点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来说很重要。美国政府也逐步相信全球化正在增加主要国家间的战略依存,从而否定了现实主义者眼里的“文明的冲突”和霸权国家与挑战国家之间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的理论。多数专家现在相信,未来的威胁越来越可能来自于非国家行为体,并在性质上成为跨国行为。大国之间的战争至少在近期变得不可想象。(14) 同时这清楚地要求美、中、印三国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它们担心的问题很少能在各自国家内部就得以解决。因此,尽管他们传统的担心仍然会影响各自的观点和政策,但非国家行为体带来跨国威胁这一新的趋势会促使他们展开更多合作,这必定会将三国结合得更加紧密。
   迅速的全球化也把世界推向一种新的危险的两极化,这同样会加强三国的合作。在这种新的两极分化逐步显现的时刻,包括美国、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不断参与全球化过程的这些国家走到一起并结合起来,它们开始逐渐远离并更加关心那些参与程度较低的国家。那些国家在恐怖主义面前比较脆弱,自身也可能成为迅速参与全球化国家的威胁。(15)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04年4月发表的1540号决议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新的趋势,并预计美、中、印会用相同的语言讲话。这几乎必定会改变冷战中出现过的那种不同的对抗形式,如三国之一选择不断摇摆于两者之间以破坏其关系,或者两者联合起来对付第三者的局面。
   四 结论
   总的来说,中国仍然会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感到不悦,美国也仍然不会乐于看到中国作为新兴力量而崛起,但最近的趋势显示它们会采取“两面下注”而不是对抗甚至遏制的外交政策。(16) 相对而言,印度还没有引起如此歇斯底里的担心,尽管它已经受到主要大国的审视其角色和行为不断受到评估。中国和美国都加强了它们和印度的友好关系,印度对于两者分别都做出了友好回应。今天印度将中国更多看作一个重要邻居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合作伙伴,并且这也得到了北京的回应。对于中国的崛起印度没有表现出惊慌,更不用说将中国想像为一个竞争者,尽管两国的担心都没有消失。(17) 因此当印度加强和美国及中国的关系时,这实际上降低了美国在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中作为唯一的决定力量的地位,这已经并且正在增加它们相对独立于美国的能力。
   注释:
   ① Mapping Global Futur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December 2004),p.9.
   ② 美国只是把这些民主和人权主张推展到并不涉及其关键国家利益的地区,这可以从美国对缅甸和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中得到解释;中国也不再对民主说不,只是它有自己的解释。见China's White Paper on Liberal Democracy (Beijing: October 2005).
   ③ Pan Zhongying,“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No.1(Spring 2005),p.91.
   ④ 参见张瑞乡(音译):《中印关系展望》,《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18页;孙晋中(音译):《冷战后印美关系中的问题》,《南亚研究季刊》,1999年第2期,第56页;温鹏(音译):《印度的大国之梦》,《军事历史》,1998年第4期;张文木(音译):《核试后南亚形势及走向》,《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⑤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作为中印双边关系达到高峰的结果,巴基斯坦成为美国领导下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
   ⑥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p.135.
   ⑦ Susan L. Shirk,“One-Sided Rivalry: China's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towards India,”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Rivalry and Engagement (New De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84.
   ⑧ Zhang Guihong, “US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Strategic Analysis (New Delhi), Vol.27, No.2,(April-June 2003),pp.145~171.
   ⑨ 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Rivalry and Engagement (New De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26,这些关于中国—美国—印度的三角设想来源于更有潜在意义的俄罗斯—中国—印度设想,这三国已经从其外交部长们在其他会议的间隙会面发展到于2005年7月召开他们的第一次独立会议,第二次也计划在2006年3月举行。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提出美国单边主义问题的平台,尽管其尚未公开将美国作为一个目标。
   ⑩ 从2000年9月访美时印度总理瓦杰帕耶将印美关系称为“自然盟友”,到迅速赞成布什总统在2001年5月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讲话,再到在2004年10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的会议上印度支持美国领导的关于伊朗核活动的决定,这些迹象显示,印度接近美国的速度已经超过它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
   (11)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02).
   (12) Pramit Mitra and Drew Thompson,“China and India: Rivals or Partner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Vol.168, No. 4, (April 2005),p.33.
   (13) John W. Garver,“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Strategic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BA Analysis, Vol.13, No.5,p.41.
   (14)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p.4.
   (15) 参见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New York: G. P. Putman's Sons 2004); Martin Rees, Our Final Hour: A Scientist's Warning: How Terror, Error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Threaten Humankind in This Century-on Earth and Beyon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16) 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 acus. org/Publication/occasionalpapers/Asia/WangJisi Jan 04. pdf
   (17) Swaran Singh, “China-India Relations: Reviving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pproach,”The Harmony and Prosperity of Civil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of Beijing Forum 2004,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
美国研究京113~119D6中国外交斯瓦兰·辛格20062006
美国军事与外交战略/美印关系/中美关系/九一一后/中印关系/美国因素
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三边关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冷战期间三方中的两方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印在经历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开战,之后美国因素逐步变得重要。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印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当前在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对抗和遏制的模式将不会再现,三个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尽管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现实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作者:美国研究京113~119D6中国外交斯瓦兰·辛格20062006
美国军事与外交战略/美印关系/中美关系/九一一后/中印关系/美国因素

网载 2013-09-10 21: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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