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弃官归隐的初唐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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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个不可多得的荣誉头衔,一要弃官去职,远离江湖;二要薄钱尚德,心近自然;三要才识过人,独立特行。三个要素条件拆开来,相对容易,但如果要全部符合,大浪淘沙,粗筛细选,为数便不算多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隐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我们将目光回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王朝,可以在那叱咤风云、兴衰成败的三百年间,在那一群斗酒吟诗、光耀千载的文人群体中,在那些正传野史、竖排繁体的线装书籍里,可以寻觅到各式各样的隐士。历来的编史者,因为隐士的高风胜情,所以在笔下也是推崇有加,新旧唐书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最权威、最翔实的的文献专着,专门列了“隐逸”卷,将隐士逸人与孝友、良吏、列女等一同褒奖宣传。
 
  唐朝的第一位隐士,叫王绩。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乡后,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而且三十年间始终如此,立即动了心,哎哟,这样的人是可以结交为友的,大约拜访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过去,结庐相近,与隐士为邻。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长子光先生终日不语,两人却是饮酒甚欢。谁也不说话,举杯一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兴,喝完了,种田的种田,弹琴的弹琴,写诗的写诗,或者想睡觉的就去睡觉。这样的饮酒小聚,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奇怪得要死的。

  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人生仰慕的对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有些人立志当官,于是熟稔官场规则,忝列其中。有些人刻意经商,不惜破译商贾秘密,求富于时。王绩的人生对象,是远他三百年前的隐士陶渊明,堪称陶的隔世弟子。陶渊明的一生,曾经数次出仕,有一次,因为督邮的到来,态度无礼,他自己也受不了穿衣束带、低头拜揖的规矩束缚,只做了八十天的县长便愤然辞官,回乡采菊。王绩当官也是不安分,在先前的隋朝,当到副县长就受不了了。有一次,因贪酒而遭弹劾,思来想去,平日里迎来送往,寄人篱下,受人拘束,言若由衷上司不高兴,言不由衷自己别扭,自己就好像一只鸟,到处都是罗网,再这样呆下去非把自己逼疯不可,于是写了一纸辞呈,挂印弃官,“轻舟夜遁”,转身之间,就把自己送归故乡。来去自由,连离任审计也都免了。 

  隐者自隐。回到乡下,无事一身轻。没有了薪俸工资,但王绩家有良田十多顷,相当于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生活倒还算过得去。他自己也说,“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酒比当年的阮籍要充足,田产比起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要阔绰得多,家里还有几个佣人,经济条件方面是有优越感的。可是,王绩知道,自己差的,还是那一份脱离樊笼、融入天地自然的心性。所以,他甚至不惜离开自家的华堂大屋,搬到几十里之外,与那个贫农仲长子光为伍。他的身边,摆着《庄子》或者《老子》,读得意想天开,忘乎所以。有时兴趣来了,还帮着村人占占卜,算算卦(依他的性格,大约也不会收金纳银,图个客气罢了),乐此不疲地混迹于村野之间。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间做点小活,然后停下来,看看花鸟鱼虫,或者倚在某个幽静的角落,看着路上那些行人,走走停停,忍不住写下诗来: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牧人带着小犊返家了,猎马驮着主人捕获的飞禽回来了,春夏秋冬的景色让人陶醉,还有那些质朴的农人,这一切,都会让王隐士心生喜悦。住在东皋,王绩自名“东皋子”。一天到晚,东皋子徘徊于瓜田李下,山间溪旁,饮酒望世,自得陶然。自己辞官不算,还煞费苦心地写了一首诗,奉劝当时身在庙堂的房玄龄:“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又暗示和提醒人家,不如学学聪明的范蠡,功成身退,趁早归隐吧。隋唐易代之时,王绩以敏锐的嗅觉观测新朝时政,心怀警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远离官场是非,寻求心灵自由。在田间和在庙堂相比,对象不同,环境迥异,心情也自然不同。

  在《野望》诗里可以看出,这样的观望,在骨子里也可以看出弃官之后的矛盾心理。王绩的《古意六首》里有这样一首诗:“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绿叶吟风劲,翠茎犯霄密……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你听听,言外之意是什么?既希望有司赏识,建功立业,又希望身心自由,不受伤害,这样的情绪,也恰恰是许多有识之士弃官归隐的心结。

  某一个月夜,他会在山间摆下琴来,独奏一曲,弦动于心,孤芳自赏。隐士多是性情慈善之人,与世无争,他把自己,彻头彻尾地“藏”了起来。即便是刺史慕名登门拜谒,也不予理睬。请他去讲学,王绩也只是挥挥手,婉言谢绝,我在家里酿酒呢,哪能“谈糟粕,弃醇醪”!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算,还狠狠地泼了人家一盆凉水。不过,有位叫杜之松的刺史对他也还算尊敬,虽然请他讲学不肯去,每年仍不忘派人给送些酒脯来,以示尊重。除了自己过着“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的神仙生活,王绩也常常拄杖入深山,寻访隐士。一个隐士,总是要在内心里,想寻找到更多的隐士。

  功名放得下,荣利放得下,偏偏有一样,王绩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酒,而且嗜酒成瘾,矢志不渝。他哥哥大儒王通是有名的“书虫”,王绩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酒量大约比李白还要大些,可以饮五斗不醉,自诩为“五斗先生”,并且大约在一次酒气深沉之后,写过一篇《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着论;途何为穷,而阮籍痛哭。故昏昏默然,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一提有酒,可爱的王绩先生立马腿软嘴馋,移步不前,不知东南西北。而且只要有酒,无论贵贱皆往,坐在席上,以饮酒为乐事。唐代隋后,他以前朝旧臣待诏门下省,别人问他:您现在待诏无事,有什么可乐的呢。王绩说,每日朝廷供应的三升好酒足以使我留恋于此。他哥哥的门生陈叔达当时主事,听说以后,特例给他每日供应一升酒,人称“斗酒学士”。后来听说太乐署史焦革家多有好酒,便想着法子到焦大人手下当差。吏部不批,王绩三番五次地找组织找领导,陈述缘由,主事者问,为什么非要到那里工作?他说,其中有深意。好说歹说,总算得到允许。想必其间王绩是工作称心顺意,办事勤快,然后下班后提着熏肉等物,到焦大人家中品尝美食,大饱酒福。焦革死后,焦夫人还时时从家里派人给他送酒,一年之后当听说焦夫人也死,王绩大叹,“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没有酒,王绩对于工作也失去兴趣,长叹一声,再一次弃官而去。 

  酒成为王绩一生钟爱,常常是乘着牛车,途经酒店,闻香下车,开怀畅饮,数日不归。一定是经常醉酒,醉了便随便倒地,醒后复饮。即便到了后来隐居乡里,也是“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的诗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当是“酒”字,他一次次把自己灌醉。王绩在酒业上的钻研与投入不比诗歌少,为杜康立祠祭祀,尊为酒师,并且把曾经一起喝酒、酿得一手好酒的焦革也一起供奉。此外,还写下《酒经》、《酒谱》各一卷。后来的李白,不知是否从其诗酒之中得到启发?

  王绩自己也承认,“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自号“王无功”。风烛残年,他曾写过一篇《晚年叙志示瞿处士》,坦言自己也曾经“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可是,他一生之中由进而退,辞官归隐,大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有学者从王福峙(王绩的侄子)《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原来如此。这是对于王绩嗜酒与归隐之谜的最好诠释。大凡隐士,都有不得己的隐退苦衷,谁人不想华衣美食,谁人不愿显赫一方,可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相互之间的争斗性,大人物与大人物争权柄、争势力、争江山、争功劳,小人物与小人物争生意、争田产、争美色。明争暗斗,唇枪舌剑,背里使绊,过河拆桥,争得你死我活,甚至世代为仇。人类的智商发展了文明,也发展了斗争。人人都希望个性解放,王绩在争斗里看破了――没有永恒的胜利,只有暂时的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宽,至少像仲长子光这样的朋友,“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是不会加害于人的,而且与天地自然相处,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轻松与悠闲。他让自己在精神上解放了。当隐士,无欲则刚,重新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

  应该说,王绩学陶渊明,是学得极为神似的一个。辞官、归隐、嗜酒、耕作、着书、弹琴、自作《墓志铭》……简直是一整套的学习。王绩要将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隐士,他成功地做到了。当隐士,其实真的挺难,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

网载 2013-09-10 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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