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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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15]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16]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17]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18]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19]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20]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21]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22]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23]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
　　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2]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3]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4]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5]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1]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59，第6-9张；《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93、311-312页。
　　[2]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126，第1-12张。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9-700页。
　　[4]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张。
　　[5]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7]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张。
　　[8]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25-28张。
　　[9]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96-598页。
　　[11]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38号，第11页。
　　[12]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2，第1-6张。
　　[13] 1959年12月3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就已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参见《杨尚昆日记》，第587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2页。
　　[15] 《内部参考》1958年第2540号，第11-14页。
　　[16]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100，目录1，卷宗465，第69-70张。
　　[17] 《内部参考》1958年第2575号，第8-9页。
　　[18] 《内部参考》1958年第2581号，第3-4页。
　　[19] 195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20] 《内部参考》1958年第2625号，第23-24页。
　　[21] 《内部参考》1959年第2774号，第15页。
　　[22] 《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2-14页。
　　[23] 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л.1-75。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86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6]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7]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8]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9]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10]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11]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12]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13]
　　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在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他个人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14]《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也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15]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16]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17]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着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上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三、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18]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19]《内部参考》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明显的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20]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其中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21]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22]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在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23]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24]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25]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26]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指责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
　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1]
　　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2]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3]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真实一些。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留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4]
　　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5]
　　关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6]但《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7]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了。
[1] 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235，лл.27-36。
　　[2] 1958年8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3] 《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2-14页。
　　[4] 1959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5]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87页。
　　[6] 195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7] 195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49页。
　　[8] 李强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建设大跃进与兄弟国家对我的技术援助问题》。
　　[9]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in Arms，pp.153-154。
　　[10] 1958年9月6日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1]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100，目录1，卷宗465，第69-70张。
　　[12] 上海市档案馆，全宗C38，目录2，卷宗157，第9、11-12张。
　　[13] 《内部参考》1958年第2588号，第17页。
　　[14] 《内部参考》1958年第2645号，第5-6页。
　　[15] 广西档案馆，全宗X50，目录2，卷宗281，第76-77张。
　　[16] 《内部参考》1958年第2671号，第13-16页。
　　[17] 《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1-12页。
　　[18] 1958年9月6日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9] 《内部参考》1958年第2625号，第23-24页。
　　[20] 《内部参考》1958年第2654号，第24-26页。
　　[21] 195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22] 只是在苏共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之后，苏联报刊上才开始发表批评人民公社的文章。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第93页。
　　[23]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7-190页。
　　[24] 《内部参考》1958年第2666号，第8-10页。从赫鲁晓夫的口气看，Reactionary一词在这里译为“倒退”也许更为贴切。
　　[25] 《内部参考》1959年第2679号，第16页；1959年第2688号，第24-25页。关于1918-1930年苏维埃俄国在农村组建公社、劳动组合及集体农庄的详细研究，可见拙着：《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6] 《内部参考》1959年第2706号，第15-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