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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语言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学的发展从认识自已的研究对象开始。语言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深化而进行的。在语言学史上，对语言的认识的质的飞跃也带来了语言学的革命和质的飞跃。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中对语言的本质提出了全新的认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现代语言学，并使索绪尔本人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人类的语言也是多学科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美学，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学，宗教学等等，都在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尤其是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更是向语言转向，于是语言哲学成了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流派。
　　语言的本质问题，不仅是语言学的最中心的问题，也是多学科关注的重点。语言本质的揭示，是语言学家的中心任务，但决不是语言学一个学科所能够解决的，它要求语言学家同哲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共同合作来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是索绪尔加斯大林。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那里，我们接受了“语言是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说法，一一驳斥，论述语言不是个人现象，语言不是自然现象。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工具，如高名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62)便是一个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又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的说法。然后加以论述，什么是语言符号，系统性和任意性。这就是近40年来我们对语言本质的基本认识。
　　一方面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作为对索绪尔的一种反动，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的出现都促进了人们语言观的更新；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语言，特别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学说，突变论，模糊学更直接影响了人们语言观的更新；加上实际语言生活的新变化，也促进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再思考。
　　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是80年代中国语言学和学术界的一个新现象。1985年，邢公畹教授写了《信息论和语言科学》，后拓展而成《信息论和语言科学及文艺科学》（《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邢先生明确指出：“语言是一种参考信息。”他写道：
　　前头我们说过，语言是一种“信息载体，”意思是说，它可以装载，或者说运载有关自然界的，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实际上，信息载体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感受”经过加工，变成语言，就是说，把这种“信息感受”再加上一种载体。那么，有了语言载体的信息就是加工的自然信息。把人类语言也理解为一种信息，就因为它是人从自然界，从人类社会，从全宇宙中摄取信息时所加进的“额外信息。”“额外信息”也可以称作为“参考信息。”参考信息就是对有关信息所进行的编码体系。从而使信息具备了高度的冗余度(redundancy)。这就是说，人类对所感知的各种信息都可以用一种编码体系大量地储存起来。编码体系包含着许多信码以及信码结构模式。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语素和语法结构模式。如果没有这种编码体系，信息就成为朦胧一片的，不能仔细分辨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说，人类认识客观世界，除实际的感知作用外，主要是用语言去分析、领悟和认识的；所以人类的语言学习过程也就是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对人类积累的经验的认识和学习的过程。（8─9页）
　　这是对我们传统语言观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可惜该文并未引起中国语言学界应有的重视。历史地看问题，这篇论文是80年代中国语言学的重大收获之一。邢先生是重新认识语言本质的先驱者。
　　与邢先生的论文成了对照的是，我们语言学界某些先生在语言观方面的混乱。如《语言文学应用》杂志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奚博先先生的《语言属于生产力范畴》一文。伍铁平教授在《语言不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论文（《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中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不复赘言。
　　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这要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这一工作，在80年代便已在中国语言学中悄悄地开始了。例如说，索绪尔说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大大推动了语言科学的发展。然而气功家们的实践，又似乎告诉我们，语言符号似乎也并不是完全绝对任意的，似乎在语言符号和客观世界之中也具有某种联系的。到90年代，李葆嘉先生在《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对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提出了三点质疑，也是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重建新语言观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在我们看来，语言符号系统同客观的物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心理世界）之间，并不是绝对完全的任意的，一方面它受物理世界的大系统的制约，受人类认识能力的制约，受人类发音能力和极限的制约，人类只能由人类的生理机制能够发出来的声音来制作语言符号，用什么样的音响材料，同什么样的概念或语义内容相结合，这受到多种制约，不可能是绝对任意的；另方面，语言符号并不直接同客观物理世界接轨，它们是通过人类的文化世界而相互联系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文化，便有什么样的语言符号系统，音响同概念（语义内容）的组合也不是绝对完全任意、偶然的，而是一定的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看到任意性，是因为在若干万年之前，人类语言诞生，形成，发展过程中文化中介的轨迹逐步被时间磨灭的结果。如果我们承认，是民族文化中介物联系着制约着语言符号的音响和概念的组合模式，选择关系，那么，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人类最古老最宝贵的遗产，是人类思维、文化的活的化石，它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远古人类的思维和文化之谜。邢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参考信息，也就是语言，语言符号同客观世界有某种联系，这参考信息便是文化。如果语言符号同物理世界之间纯粹是偶然的，绝对任意的，那么它就不能给我们任何参考信息。
　　80年代的中国，是气功盛行的时代，气功家们也参与了对语言本质的再认识，这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在气功界，掀起了对语言的崇拜和迷信，这可以以柯云路为代表。他的《大气功师》（1989年），以及《人类神秘现象破译》（1991年），《新世纪》（1992年），《人体宇宙学》（1992年），《面对气功界》（1993年）等，都宣传了对语言的新的迷信。他写道：
　　语言本身就是宇宙的秩序。（《大气功师》150页）
　　语言，无疑是物质世界的结构，运动，能量变换，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这里可以有一千个定规。（《大气功师》151页）
　　思维即是语言；语言即是思维。行为也是语言和思维。（《大气功师》177页）
　　“结构＝语言＝符号＝场”
　　“它认为思维即物质，所以整个宇宙这一物质世界，本质都是结构的，语言的，符号的，场的。”
　　“‘发现和寻找’的努力过程本身就是结构，就是语言，就是符号，就是场。”
　　“规律，本身也就是结构，语言，符号，场。”
　　“我们的一切思维，研究，行动，都是语言的，宇宙的一切规律也都是语言的。”（《大气功师》218页）
　　我们如果深刻了解了宇宙的结构，语言，那么我们就能真正了解人类交流所使用的语言了。反之，如果我们能够破译人类语言的全部奥妙，那么我们就能了解宇宙的结构奥妙了。（《大气功师》224页）
　　总之，深入破译语言，就能发现整个宇宙的规律。其实，规律即语言。（《大气功师》225页）
　　简单解释，就是，使用语言、文字的过程，就是我们修炼自己的过程。就是我们解脱自己的过程。就是我们悟道、究道、得道的过程。（《新世纪》上，19页）
　　语言（狭义的），原本是宇宙的结构，运动的凝缩。我们与语言合一了，感觉不到“我”的区分了。我即语言，语言即我了。我们也便同宇宙合一了。
　　如果使用最广义的语言概念，我们便知道：人在一生中，其全部言语、书写、表情、动作、操作、行为、思维、观念，都是语言。一切皆语言。
　　人生即语言。
　　人可在一生的语言中修炼，思悟，悟道，得道，无为而无不为。（《新世纪》上20页）
　　柯云路大肆宣扬对语言的新的迷信，这不利于我们重新认识语言，重建新的语言观，柯云路对他的语言观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断言，从而作出论证──也许在玄的层次上是不需要论证的；而且他所使用的术语大都没明确的界说，含混，模糊而自相矛盾。这里只指出一点，一方面，他宣称，语言即规律，即场，即宇宙，宣扬“顺乎自然；”另一方面，他的巨着《人类神秘现象破译》卷一第二章第十节标题是：
　　　　　　　　超越语言的束缚
　　　　　　便等于──
　　　　　　　　超越规律的束缚　　超越场的束缚　　超越宇宙的束缚
　　第一，如何超越？！这是大难题！
　　第二，即便是超越了规律，场，宇宙，这又不正如同柯云路所宣传的“顺乎自然”“无为”相对立，相矛盾了么？
　　柯云路的这些书印数很大，流行极大，对某些语言工作者也颇有影响，所以语言学家在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的时候，也是不能，不该不考虑柯云路对语言的新的崇拜和迷信的。
　　由此可见，语言本质的问题，虽然是语言学的中心问题，但也并不仅仅是语言学家的事。重新认识语言，就需要语言学家与多学科学者的合作。
　　二
　　认识和再认识语言和本质，往往同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联系在一起。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建立在对语言本质的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区分的目的也为的是更好地认识语言的本质，把握住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因此，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大讨论，正是我国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的新认识。在这场学术讨论中，方光焘、高名凯等学者阐释和发挥发展索绪尔的学术观点，又用马克思主义和苏联语言学家（如斯米尔尼茨基等人的学术观点）来加以修正，对语言本质的探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是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的。
　　1991年刘叔新教授在河北师大中文系作了题为《语言和言语问题的重新认识》的学术报告，讲稿发表在武汉《语言学通讯》1992年第3、4期上，收入《刘叔新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
　　可以充分看出，语言和言语的正确划分，对于语言学各部门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法的合理确定，起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在各部门的研究中，具体如何有区别地而又密切相联系地处理好语言和言语这两种现象，是须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刘叔新自选集》4页）
　　语言和言语问题之所以如此之重要，就因为它在现代语言学中，不但是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之一，而且仍是科学语言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妥善地区分和处理语言和言语，才能更好地把握语言的本质。
　　然而我们对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至今在许多方面还缺乏共识，还存在着许多的误解。范晓先生在《汉语学习》1994年第2期上发表了《语言、言语和话语》，主要针对60年代方光焘的语言和言语的观点和我的《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1984) 一文（见《语法研究和探索》(2)和《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批评我们为“二分论者”，“‘独立存在’论者”，对于我提出的区分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的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说：
　　提出“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表面上看好象很科学，实质上是不科学的，是把语言的语法架空，搞乱和迷糊了语法的研究对象。（6页）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问题，语言和言语区分论者的目的是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更深刻地认识语文现象的本质，促进语言科学的科学化，而决不是要搞乱和迷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高天如在《试论语言的实践性问题》（《名家论学──郑子瑜先生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一文中批评我们说：
　　可是在讨论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的问题时，有一种见解，坚持把语言实践中发生的具体语言现象排除于语言范围之外，认为那是非语言的“言语”，而“语言”则被认作是抽象的“系统”，“本质”。他们说；
　　“‘语言’是人作为原料的‘言语’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它们（反映语言和言语──笔者）的关系只是本质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王希杰《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1卷第七期。）
　　又说：
　　……其结果，就很可能扭曲事物的本来面貌，超越客观事物本身而在概念的形式中兜圈子，甚至会将丰富的实践着的客观存在着的语言，颠倒为人们意识之中的主观体系。从公开发表的文章看，已经有人这么说：
　　“语言并不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抽象的东西。”（王希杰《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458页）
　　高先生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的领袖的话来为自已辩护，批驳我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渗入声音，简而言之，即语言。”（461页）
　　这本是我们讲授语言学概论的人站在大学课堂上不断重复的话。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们必须看到术语的差异，而在科学研究和论争中，术语的规范和同一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这里的语言是没有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前的语言，广义的语言，决不是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的狭义的语言。我们知道，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于1916年，而马克思则于1883年3月14日便已逝世了。因此马克思决没读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未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的学术观点，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么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广义语言的论述，来批驳我们将广义语言区分为言语和狭义的语言之后的狭义的语言，这既违背了学术论争中的术语的同一性，也无的放矢。范晓的文章在批驳我们将语言和言语看作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时候，同样违背了学术论争中的同一性，他所理解的语言和言语与我们所主张的语言和言语全然不是一回事，用他自已的语言和言语来批评我们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同样是无的放矢的。
　　在1964年，我说“语言并不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抽象的东西”这话的时候，如果我指的是广义的语言，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前的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语言，那显然是荒唐可笑不合情理不符事实的。那时候我已23岁了，天天说话、听话，也看书读报，还写点语言研究的习作，当然知道这语言是看得见听得着摸得着的一种经验的事实。问题在于我的论述中的“语言”一词指的是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之后的语言，狭义的语言。高先生上了“语言”一词多义性的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怪不得高先生，这主张语言和言语区分论者一开始就没有把术语搞好──
　　　　　┌语言　　（一般）
　　语言　│
　　　　　└言语　　（个别）
　　这时候，“语言”便是一个多义的术语。我也曾多次考虑改变“语言”的多义性，但是一方面，学术术语有自己的传统，不可以随意更改，要从源从众从俗，不宜过分地标新立异，保持学术术语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现代语言学中术语的多义性比较严重，这一时难以改变，这只好请学者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了。例如：
　　作为表示一般语言大范畴的话语或本义概念，即使在注重概念清晰性的话语符号学中也具有突出的歧义性，它往往可被当成包括上述之层次的综合领域的通称。这样，“话语”就成为语言潜能，通迅行为，运用过程的通称。（李幼燕《理论符号学导论》4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这种状况也并不是某一个学者短时间内所能够解决得了的。
　　高先生所批评的我在1964年所说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语言是语言世界中潜在物，而言语则是语言世界中的显性的经验的事实。
　　把区分语言和言语之后的语言和言语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同等的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显性和潜性的对立。这其实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独特的观点，其实是现代语言学，符号学中颇为流行的观点。李幼燕是这样来总结归纳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的：
　　现在我们把索绪尔这一对立的语言概念所各具的特性列表于下:

┏━━━━━━━━━━━━━┯━━━━━━━━━━━━┓┃　 Langue （语言）　　　　│　 parole （言语）　　　┃┠─────────────┼────────────┨┃　 社会性（集体性）　　　 │　 个人性（意志性）　　 ┃┠─────────────┼────────────┨┃　 同时性（空间性）　　　 │　　历时性（时间性）　　┃┠─────────────┼────────────┨┃　　　　结构性　　　　　　│　　　　事件性　　　　　┃┠─────────────┼────────────┨┃　　　　形式性　　　　　　│　　　　实质性　　　　　┃┠─────────────┼────────────┨┃　　　　意志性　　　　　　│　　　　受制性　　　　　┃┠─────────────┼────────────┨┃　　　　齐一性　　　　　　│　　　　多样性　　　　　┃┠─────────────┼────────────┨┃　　　　内在性　　　　　　│　　　　外在性　　　　　┃┠─────────────┼────────────┨┃　　　　系统性　　　　　　│　　　　过程性　　　　　┃┠─────────────┼────────────┨┃　　　　规则性　　　　　　│　　　　事实性　　　　　┃┠─────────────┼────────────┨┃　　　　关注性　　　　　　│　　　　个别性　　　　　┃┠─────────────┼────────────┨┃　　　　潜在性　　　　　　│　　　　实在性　　　　　┃┠─────────────┼────────────┨┃　　　　静态性　　　　　　│　　　　动态性　　　　　┃┗━━━━━━━━━━━━━┷━━━━━━━━━━━━┛

　　一般所谓的语言(Langage) 实由一者为潜在，一者为实在的两个语言的纸面构成。（李幼燕《理论符号学导论》119—110页）
　　李先生文说：
　　按照利科的说明，处于潜在地可以彼此替换关系中的诸词形成了一种关系结构，而同时出现于言语链上的诸词，只是实现了Parole的片段。索绪尔的相当依赖于语言经验的说法，因此突出了聚合关系（联想群）的潜在性和系统性以及组合段的实在性和过程性。（126页）
　　李先生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中的langue（语言）的特征是潜在性，而parole（言语）的特征是实在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显性，而广义的语言乃是潜性语言和显性言语的总体。我以为李先生的这一表述是符合索绪尔的原义的。我在写作《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的时候，也正是这样理解索绪尔的。在索绪尔学术思想中，聚合关系(parodigma)和组合关系(syntagma)是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的，属于言语的组合关系是显性的，而属于语言的聚合关系则显然是潜性的。
　　法国结构主义语义学创始人格雷马斯(greimas.a)以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学说为基础，将符号学的对象分为两大领域：潜在规则系统和显在的记号序列。认为前者是“内在的结构组织，”是静态的。“过多编于聚合轴的。”前者是后者的决定者，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和产物。信息论符号学家本译(bense,m)提出应当区分在抽象体系中潜在的记号和在本文中被实现的记号。李先生评述格雷马斯的观点时写道：
　　作为位势和行动位的话语主体，可使语言的潜态(langue)变成实态(parole)，它还包含许多其他相关的作用，因此它可以被看成语言系统“话语化过程”的机制实体。即依据语法条件构造话语时所涉及的一切机制。话语主体使语言之“存在”变为语言之“行为”，因此又被称作为生产者。这样的主体，一方面是使潜在langne“实现化”的位势，另一方面，又是使实在的话语“潜在化”的位势。（564页）
　　把潜在狭义的语言(langue)和显性的言语(parole)相互联系起来，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这便有利于深入揭示语言的本质。这同我们在《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显性和潜性的对立乃是语言和言语的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区别。区别语言和言语在现代语言学方法论中的贡献就在于，提出了语言世界显性和潜性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范畴，并形成了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之一。乔姆斯基提出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一对范畴，也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乔姆斯基对语言学方法论的贡献。这深层和表层的对立和联系其实也正是语言世界中显性和潜性对立和联系这一大范畴内的一个重要内容。
　　区分语言和言语而揭示了语言世界中显性和潜性的对立、联系和转化，这便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并不是言语世界诸现象的简单的记录和描述，真正的人类语言指的是──
　　潜性语言显性化的过程和显性语言潜在化的过程之总和，语言本身是运动着的开放的系统和过程。
　　而语言学的目的乃是研究潜性语言显性化和显性言语潜在化的运动轨迹和自我调节机制，揭示其间的奥秘。
　　三
　　诗人们往往狂热地歌颂语言的完美，哲学家们则是冷静地客观地理智地思考着人类语言的本来面目，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语言的缺漏性和不自足性。
　　哲学家们说：
　　尼尔斯·玻尔曾经表明，能够以一种有限制的方式来采用“粒子的位置”和“粒子的动量”这类名词，因为，以熟悉的方式来使用它们，看来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原子客体本身不能用“位置”成“速度”这类名词来描述。（菲利浦·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的纽带》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语言的含糊不清，是澄清理论讨论的一种障碍。人类思想所储存的概念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表达这些概念的语言的增长速度。（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4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在揭示语言的本质的时候，语言学家应当有诗人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能力，但更要具有哲学家的客观的冷静地理智地思维的本质。
　　到目前为止，哲学家们所思索的对象仍然是作为经验事实的人类的语言，语言学有们也是只是把经验的事实作为自已的研究对象的，当代英国伦敦语言学派代表人物罗宾斯(Robert Henry Robins)说：
　　我们还可以把语言学在科学领域里的地位说得更精确些。语言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其对象是可以凭感官觉察到的：言语听得见；发音器官的活动直接看得见；说话人感觉得到说话的动作；而文字则看得见，可以阅读。（《普通语言学概论》18页，上海语文出版社1986年）这指的是语言世界中的显性现象言语，虽说语言世界中的潜性现象狭义的语言人们不能直接地观察得到，但它体现、投影、存在于言语之中，说写者把语言言语化显性化，听读者依据语言的规则对话语进行解码，提取信息，那么对于说写双方，这语言世界的隐性的和显性便同样是一种经验的事实，在语言社团中，在交际的双方，语言都是作为显性和潜性即语言和言语的整体而存在的，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不单独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这一点而言，区分语言和言语只是一种理论模式，一个方法论原则，一个科学的假说。
　　语言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一个事实──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很多种不同的声音，但在任何一种语文里，只运用相当少的一套声音系列，这些声音系列之间在功能意义上具有绝对的差异。（王士元主编《语言和人类交际》6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这过去认为是任意的偶然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仍是多种多样的人类文化的选择的一种结果。现在的问题是──
　　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够发出的声音的最高极限是什么呢？如果这是全部的声音都被用到人类的语言之中来，人类的最高极限语言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在《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关于语言，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另一个层次，即从理论上看，语言的极限：
　　根据人类的发音器官构造，人类所能够发出的音素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人类听觉所能够分辩的音素的最高极限在哪里？辅音、元音、音位、声调的极限多大？音节组合的限如何？音节长度的极限如何？多义词义项的最高值多大？双关语的关数最高值多大？语素、句型的极限何在？动词的向，名词的格的极限多大？（《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3期14页）
　　在这个更高一个等级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把言语和狭义、语言的总和都看作为一种显性现象，而这个极限和由这个极限所构成的最深层次最抽象含义上的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语言──最广义的语言，又是更广义上的潜性现象──
　　显性……言语＋语言（狭义）……潜性
　　　　　　└───┘
　　显性……语言（广义）＋语言（最广义）……潜性
　　　　　　　└──────┘
　　　　　　　　　　　语言（最高层次）
　　这一来，所谓语言的发展，也并不是无中生有，而只不过是潜性语言显性化，而语言的消亡，便是显性语言的潜性化。已经潜性化了的即消亡了的语言，是可以再度显性化的，已经消亡了的古犹太语在犹太民族人为地推行之下便神奇的复活即再次显性化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过分夸大最广义的潜性语言的决定作用，我们便会导致语言发展的宿命论和客观唯心主义，似乎这最广义的潜性语言乃是黑格尔的理念世界，它才是永恒的不变的决定一切的本质，而显性语言只不过是这个绝对理念的潜性语言的一个投影罢了。不，我们不这样看问题。潜性语言和显性语言是相互依存，联系，对立，转化的。显性语言是对潜在语言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选择，潜性语言是从显性语言中产生出来的，并随着显性语言的发展而发展着的，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在宇宙间，并独立于显性的语言之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发音器官是历史的产物，是不断发展着的，早期的人类所能够发出来的声音是极其有限的，于是那时候的潜性语言的语音系统也是有限的简单的，现代人类所能够发出来的声音的数量要大得多，于是现代人类的潜语言和语音系统也就要无比的复杂得多了。人类对客观世界也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概念的总和是不断地扩大，到现代形成了知识爆炸，信息爆炸，于是现代潜性的语言的语义系统便无比的复杂。潜语言语义系统的显性化过程大大落后于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大大落后于人类概念的增加，这便形成现代物理学家们所深切体味到的语言的痛苦──俄国诗人纳得松说：人类最大的痛苦是语言的痛苦。因为，正如尼尔斯·玻尔1949年在《就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同爱因斯坦商榷》一文所说：“不管这些现象超出古典物理学说明的范围多么远，对于一切证据的说明还是应当用古典的名词来表示。”（转引自菲利浦·弗兰克《科学的哲学》240页）建立最广义的潜性语言的概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揭示语言的本质，更方便地描写显性语言，更有利于开发语言的资源。从最高层次来看，语言的本质就在于语言世界中显性和潜性的依存，联系，对立和转化的运动，潜性显性化和显性潜性化的过程，方式，原因，条件，类型等等的揭秘便是语言学的对象，语言学家的任务。这潜性和显性的对立也是语言研究中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最广义的潜性语言乃是描述显性语言的参考框架，有这个参考框架，发现过程将大大的简化，描述过程也可以同时简化。把研究重点移置到显性和潜性的对立和转化上，这便可以提高语言科学的预测能力，不但提高了语言科学的科学品位，也大大有利于我们开发语言资源，促进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对语言潜性面的发掘，将导致扩大语言学的广度和深度，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全面地把握语言，改变语言科学是单纯经验科学的格局，语言学是经验的科学，也有演绎科学性质，这一认识对语言科学的发展恐怕是很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1.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
　　2.李幼燕：《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4.徐纪亮主编：《语言学名着选读（英美部分）》三联书店1988年。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童山东］
　　
　　
　　
云梦学刊：社科版岳阳60-67H1语言文字学王希杰19951995 作者：云梦学刊：社科版岳阳60-67H1语言文字学王希杰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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