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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是指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它的发展可以1884年中法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法战争前，即19世纪60—70年代，它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某些歧异，但总体上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思想的范围，或者说是洋务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派。中法战争后，它逐渐从洋务思想中分离出来，成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从而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变法改良思想的前驱。这里需要说明，做这样的划分，完全是相对于当时维新思想的主要趋势而言的，仅仅是一种大体的划分。如果具体到某个思想家，做这样的划分，就未必都恰当、确切。
　　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年）、王韬（1828—1897年）、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年）、郑观应（1842—1922年）、陈炽（？—1899年）、何启（1858—1914年）等。这一批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成长在广东和江浙地区，活跃于中法战争前后的同辈人（冯桂芬较早），除何启等个别人物外，早年都接受过封建传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还获得过不同程度的成功并取得一官半职。如冯桂芬为1850年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陈炽曾中举，官户部郎中、刑部章京。也就是说，他们有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和经历。如王韬在青年时代，本想攀附封建阶级，爬上士大夫的阶梯，但因屡次科考不中，才转而流徙上海、香港等地，并到过英国、法国和俄国；郑观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不满朝政腐败，而弃仕经商，在外国资本企业公司做洋行买办，并参加过洋务派的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再如薛福成，他曾经在曾国藩的军队里参“戎幕”八年，深受洋务思想的影响，晚年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正是由于这些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们曾有过相似的认识，都一度厕身于洋务运动；同时，也因其洞悉洋务内幕而较易于看清洋务思想的局限和弊端，进而怀疑、批判，以至于抛弃洋务思想。
　　一般说来，中法战争以前的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界限很不明显，今列一组60—70年代王韬与李鸿章的言论以窥之：李鸿章曾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1]，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2]；李鸿章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3]，而王韬也说，“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4]；李鸿章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5]，王韬认为，“自固自强之术”，在于“用其所能，夺其所恃”[6]。二者之间几乎很难区别。而实际上，早期维新派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前，他们对洋务运动提出过一些批评，但大都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开展得更好一些。这时，他们的思想同洋务思想没有显着的区别。如郑观应不仅为洋务派经营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而且是官督商办制度的鼓吹者。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7]但由于早期维新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毕竟与当权的洋务官僚有所不同，因此，二者在思想上必然是有依有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正是这种差异（矛盾）的存在和加深，最终导致了二者的分离。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差异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学”和“西学”的态度上。在对待“中学”即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意识形态方面，洋务思想家为提倡西学，回答顽固派“用夷变夏”的攻击，有时也宣传“古无久而不弊之法”，办洋务不必“事事拘守成法”的观点，提出“变法”的口号，但归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封建统治旧机器，绝少对这个机器本身提出批评和指责。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不一样，他们继承雅片战争时期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批判思想，对清政权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如冯桂芬指出，清政权的官僚制度有三个弊端，一是机构重叠，冗员太多；二是贪污横行，营私舞弊；三是繁例酷刑。同时，他认为，科举制度不能治国安民，反而毁坏人才，摧残人才，进而提倡学习西方，普及教育。王韬在探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则提出了重民思想。不难看出，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批判的着重点不同，也不敢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却得出了一个近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君主政体使君（包括官僚）与民（主要指不当权的地主、商人等）之间隔阂太深，积怨过多，这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缺乏生气的主要根源。虽然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不敢去大胆地怀疑和否定封建制度，但他们敢于揭露这个统治的疮疤，而当这个疮疤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不是治愈而是更加恶化时，就必然要导致对君主政体的怀疑和否定，更加向往西方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而与坚持维护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分手。在对待“西学”的认识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派一样，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和自然科学等资本主义的“长处”。差异或不同点是：第一，早期维新思想家所理解的西学和学习的范围比洋务派所认识的要更为广泛。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上述各种“长处”，较早地积极提倡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注意探讨西方国家的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如郑观应明确指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说中国只学习西方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ｈàｎ＠①格，难臻富强”[8]。王韬则认为西方各国立国之本在于“富商”。薛福成在1893年也认识到“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9]。虽然当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国家的本末、体用的认识，还是局部的、感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性认识，但却是走向这种理性认识的重要一步。第二，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长处”，而且勇于揭露资本主义侵略的事实，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他们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在学习西方的目的和动机上，比洋务派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而不是对内。如冯桂芬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王韬指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戎祸是中国政治上混乱的根源。郑观应也认为，当被瓜分、亡国大祸临头的时候，防外患重于防内乱。中法战争中他主张抗法，中日战争中他反对屈辱求和，愤怒地斥责清政府文武官僚的求和罪行，大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种种劣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这同拜倒在坚船利炮之下的洋务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中法战争中，洋务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摧毁，清政府在陆路战场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有利形势下，“乘胜即收”，未败乞和，以妥协退让的巨大代价，换得战争的结束和帝国主义的扶持。中法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着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新的探索，开始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他们苦苦地思索着，推行了20多年的洋务措施为什么没有明显成效？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究竟哪些是立国之本？中国的富强之路在哪里？他们由怀疑、彷徨到不满，终于突破了洋务思想的牢笼，从70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上继续迈进，提出了更加鲜明的资产阶级要求。这种与洋务思想分离的过程，无疑是从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和抨击开始的。在70年代，还只有个别的思想家对某些洋务措施提出过批评意见。如冯桂芬提出枪炮武器要“自造、自修、自用”，才能“用西人而不为人所用”，并指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能停留在摹仿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0]王韬提出不能依赖外国军队，说外国人不怀好意，如果借兵，后患无穷。到了80年代，则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批判，尤其是抨击那种认为只要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就可以振兴中国，而不必对封建制度本身进行改革的“中体西用”论。1877年马建忠说：“初到（指法国——引者）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1]薛福成也说：“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12]这表明，早期维新思想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可以说，8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已经完全与洋务思想分离开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思想特征。
　　 第一，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分歧，就是他们主张中国应把抵御外侮、反对外国侵略放在首要位置。王韬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上混乱的根源在“戎祸”，反对洋务派官僚买办和地主士绅的“借师助剿”活动。他始终认为，外国侵略者一直想蚕食吞并中国领土，所以中国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反对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上。郑观应认为，中国面临亡国之大患，自然应以防外敌为主。他愤怒地指斥清政府的文官为“保全禄位”，武官为“保全身家”，“委曲求和，苟且急就，书之国史，实为中国万世之羞……痛哉！哀哉！夫复何言”[13]！他揭露批评清政府的投降政策，“虽日受外国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为耻”[14]。抵御外侮、拯救祖国的愿望，使郑观应等人“梦寐不安，行愁坐叹”，耿耿终生。
　　早期维新思想家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上。他们要求维护国家主权，限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要求修订最惠国条约和领事裁判权。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杀人放火，抢ｊｉé＠②财物，殴打平民，污辱妇女，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而由外国领事处理，结果使罪犯逍遥法外，无法无天，继续作恶，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中国人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郑观应等人还对外国传教士仗势欺人、无恶不作的行为表示愤恨，同情人民反洋教的斗争。
　　早期维新思想家极力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殖民地关税制度。他们指出，海关大权掌握在外人手里，洋货进口税轻，国货出口税重，造成严重人超，民族资本家无法同外资竞争。外国商品加进口税、子口税后，通行各地商埠，货价低廉而畅销，国货厘金税和其他捐税，名目繁多，货价昂贵而阻滞。陈炽揭露赫德，“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家资之富，可以敌国……阴挠税则，左袒西商……貌类忠诚，心怀鬼蜮”[15]。他警告清政府，如果让赫德长期把持职务，将有使中国灭亡的危险。薛福成听说洋务派准备推荐赫德管理中国海军，急忙上书李鸿章，说赫德掌握了海关大权，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如果再让他掌握兵权，将会“酿无穷之患”，并进而指出，“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位，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16]。可见，他们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阻险狡诈的侵略本质是有一定认识的。
　　另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对外国传教士在华的文化侵略进行了抨击。他们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两种方法：通商是经济上掠夺财富，传教是精神上夺取民心，而且传教之害“倍甚通商”。他们主张官府要严惩犯罪的外国传教士，并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
　　 第二，“君民共主”的思想
　　“君民共主”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中学为体”思想的一种修正。前面已经提到，早在60—70年代，就有个别思想家在批判清朝君主专制的弊端和探讨西方的体用时，已经表现出对西方“君民不隔”、“上下一心”的政治统治的向往。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一般都没有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直接经验，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仍然是粗线条的、肤浅的，所以这不是他们当时宣传的重点。进入80年代以后，中外交往更加密切、频繁，不少人还获得出使西方国家的机会，从而增进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当“徒袭皮毛”的洋务措施在80年代已经表明不能使中国趋于“自固自强”时，要求采用某些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如“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宣传鼓吹的主要内容。
　　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什么要选择和宣传“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呢？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王韬曾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长安久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③，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7]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18]陈炽也称赞英、德两国由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19]。此外，郑观应、何启等也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认识。很显然，在这些早期维新思想家看来，美国、法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不但不能接受，甚至是必须抵制的“洪水猛兽”，因为这种制度是“权偏于下”，“权不一而志不齐”，甚至使“政柄在贫贱愚民”之手，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他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皇帝，如何能建立正常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清朝君主专制越来越腐败的客观现实，又迫使他们不能不寻求补救的办法，于是“犹有中国三代之遗意”的英德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便自然而然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但又不能照搬。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德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缺憾，那就是“君权过轻”。他们认为，西方人宣传自主之说，置君如弈棋，可以随意摆布，甚至被废黜，终于造成权臣武将之间彼此相攻，天下大乱，因而“稍违圣人之道”。经过“斟酌变通”而后提出的“君民共主”制度，议会的作用和意义被大大地缩小，只能作为辅佐弥补君权制的不足，才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心目中的议会不再是权力机关，而是一个扩大了的咨询机构，其基本职能是维护皇权的尊严，提高皇帝的权威。十分清楚，早期维新思想家宣传君主立宪，一方面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民权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含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畏惧。即使如此，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也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以商为本”的思想
　　“以商为本”或重商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学为用”思想的一种补充。这种思想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侵略日益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的刺激下产生和形成的。与“君民共主”思想一样，重商思想也发端于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
　　70年代，王韬根据对英、法等国的实地考察所见，提出“商富即国富”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但他主要着眼于洋务企业的“官办费用浩繁，工役合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等弊端，希望对“官督商办”进行改革。中法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更多地是从抵制外国商品侵略，挽救江河日下的贸易入超，堵塞财富大量外流的现实出发，提出重商问题。薛福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振兴商务。他批评清政府“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政策，强调商为“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哉”[20]？他还提出“导民生财”、“为民理财”、“用机器、殖财养民”的主张。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商战固本”的救国方案。他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强调强国富民的根本在于兴商，必须以商立国。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兵战”是搞军事征服，“商战”是搞经济掠夺；“兵战”是手段，“商战”是目的。由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和“十万豪商，胜有百万劲卒”的主张。在郑观应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材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不如兴师动武那样容易被察觉的“商战”，因此，制伏之法，是以商战对之。并且认为，只有发展工商业，国家才能富强，以商战固国本，国本强了，帝国主义就不会再来侵略。
　　“以商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保护中国自主权利和资源，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富强起来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总之，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早期维新思想，曾经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但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在对待“中学”与“西学”态度问题上的歧异，两者逐渐分离开来。早期维新思想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君民共主”与经济上的“以商为本”为其特征，是19世纪下半期进步思想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57-62K3中国近代史何继龄19971997早期维新派 洋务派 思想异同 分离过程何继龄 西北师范大学马列教学部讲师 兰州 730070 作者：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57-62K3中国近代史何继龄19971997早期维新派 洋务派 思想异同 分离过程

网载 2013-09-10 21: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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