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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3—0006—007
　　哲学基本问题是恩格斯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思维与存在谁是本源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1]此后，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有的哲学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对哲学基本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和一定的说明。黑格尔曾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2] 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3] 他们认为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即是使哲学成为哲学，从而构成哲学起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贯穿整个哲学史。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集中论述这个问题，既是对哲学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既是出于理解和把握整个哲学的本质的需要，也是出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需要。
　　然而，这个问题一旦以明确的形式提出来，问题就接踵而至。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可以以下面的追问来概括：是否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如果存在，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如果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在何种意义上哲学存在着基本问题
　　在以往和现有的教科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着中，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将“基本问题”理解为哲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所谓“基本问题”就是指任何哲学学说都无法回避且共同关心的问题。（注：例如刘贤奇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31．欧阳康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P7．．叶敦平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P5．，等等——仅以最新版本的教材为例。）这样的理解显然与我们在哲学史中所遇见的史实不符。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是在首先解决和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后才去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除恩格斯外，也没有多少哲学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过直接的论述或说明，所谓“无法回避”和“共同关注”的说法找不到史实的依据。
　　哲学史家一般都会同意，泰勒斯所追问的问题是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柏拉图关心的是什么是善；康德讨论的是我能认识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即现代主体性问题；黑格尔哲学的主题是展示绝对或大全是如何体现自身的。没有一个对人类精神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对同一个哲学主题进行过重复的劳动，哪怕是有所创新的重复。从哲学史上看，古代哲学以本体论为研究主题，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研究主题，现代哲学以语言为研究主题。无论是具体哲学家的哲学主题，还是不同时代的哲学研究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因此，以“无法回避”和“共同关心”来界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其实是将“基本问题”误解为“主题”，而由于各个时代每一个哲学的主题显然各不一样，就使得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显得颇为怪异。
　　然而，一切哲学具有不同的主题这事实并未否认作为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哲学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人会否认泰勒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是哲学家，没有人会否认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笛卡儿的怀疑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论述的是哲学。使这些思想家成为哲学家，使这些理论成为哲学的条件或根据，就是使某一问题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条件或根据。
　　因此，首先，哲学基本问题就不是每个哲学家都必须回答或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是使哲学之为哲学的问题，即能够说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其次，哲学基本问题必须是能够概括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的基本问题的问题，是能够对解释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本质、价值的基础等等问题，即对哲学的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问题具有涵盖力和解释力的问题。
　　再次，这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使不同的哲学主题能够相互关联、相互贯通，或者说使这些问题具有可公度性的问题，由于它的存在，保证了哲学的主题及其他的哲学问题具有哲学性。
　　最后，哲学基本问题必须是能够概括和说明人与世界的最基本关系的问题。
　　所以，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他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它仅仅作为哲学的底色影响着哲学的其他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没有什么问题是他非回答不可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当他考虑哲学问题的共同特征，考虑哲学领域诸问题的统一性，考虑使整个哲学发展具有连续性的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所有其他的哲学问题所不能够逾越的底线。这个问题是哲学史家可能会回答的问题，而作为哲学家，如果他愿意回答它，那也只有在他回答了其他问题之后，才有真实的意义。或者，在他回答了其他问题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因此，哲学基本问题就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
　　　　　　二、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
　　因此，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总是与“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从问题的结构来看，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因为从哲学基本问题所由以获得意义的角度来看，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上述四点根据也取决于对哲学是什么的回答。只有当我们对“什么是哲学？”先行回答之后，才能确定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然而，具有讽否则意味的是，在哲学发展的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对什么是哲学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规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必然与对许多其他的哲学问题的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哲学的根源是什么？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怎样与日常的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同？哲学的价值或功能是什么？如此等等。同时，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也必然与不同的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代以降，实验科学的出现及学科的分化影响着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人类追求彻底解放的呼声与要求影响着对哲学的理解；同样，在出现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时代，也必将影响到关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反思，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因此，“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思维着的考察。”[4]对雅斯贝斯来说，哲学的根源或动机有三种，它们是惊异、怀疑和被抛弃感：“惊异导向知识，怀疑导向确定性，被抛弃感导向自我。”[5] 他暗示由于受不同的根源的推动分别使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哲学有所差异，但这三重根源在哲学中，在不同时代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是侧理点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类充满空前毁灭的可能性和其命运难以推测的时代，所以哲学的目的应该是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对自我的生存有所体验，因此，哲学就是追求生存的本原或本真状态的学说。
　　近代科学的进步性和功用性一方面使哲学家们自惭形秽，或者承认哲学的失败，放弃追求知识的确定性的哲学承诺，或者向科学看齐，力争哲学获得某种准科学的地位，或者宣称哲学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想方设法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划出一条判然的界线；另一方面，在科学的工具理性面前，哲学们认为，哲学有责任揭露科学中立性面纱背后的美杜莎的怪脸，以避免科学对人文精神、个性自由、民主政治的悄无声息的腐蚀和破坏。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合理性的最后看护者，哲学所能够发挥出的最大功能就是理性批判或社会批判。
　　这些复杂的因素搀合在一起，再加上哲学家个人的气质特征，如果对哲学是什么得出了公认的答案反而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在不同的内在驱动力的驱动下，在不同的方法的引导和不同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哲学家们探讨知识与意见、现象与实在，探讨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人，探讨语言对人的界限和实践的意义等等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把探究过各色问题的人都称为哲学家呢？在何种意义上，上述问题都可被认作哲学问题呢？
　　从哲学的特征来看，哲学作为一种信念以及对信念的探究，它不同于日常想当然的主张，而诉诸于理性的推理。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即是爱智慧：不停地刨根究底，试图不断地超越现有知识或常识的限制，永无止境地反思现存的思想、观念、行为即是“爱智慧”的本义。它与数学不同，它必须依靠经验的观察和实际体验，而数学的对象完全可以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哲学尽管必须进行严格的推理，但它又不如数学那样以推演作为自己运思的唯一方式。自然科学也必须依靠观察，但它必须完全仰赖于受控实验，自然科学方法是经验的，而哲学的方法是先天的。当自然科学说A引起B的时候，哲学家所感兴趣的是“引起”是什么意思？哲学同大多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它以世界、人、物质、意识等一般性的大问题以及观念问题作为自己的对象，它对人生在世的人文关怀比其他学科显得尤其深刻和深切。
　　然而，无论我们对哲学的特征作出何种经得起检验的刻划以区别于其它学科，我们似乎都是在外兜圈子，都未触及到哲学的灵魂或本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对哲学是什么的追问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只有进入到哲学的思考道路之上，才能使这个问题获得哲学的解释。那么如何进入并走在哲学的路途之中呢？海德格尔提示我们，只有追溯哲学的开端，在哲学的历史学规定获得解构之后，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一道历史性地思考他们思考过的问题，亦即面向存在者的存在，倾听存在向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哲学就是响应于存在者之存在；但只有并且仅当这种响应已经真正实现，并因而在自行展开，并且扩建着这种展开时，哲学才是这种响应。”[6]这样，对哲学就不能轻率地做出一种规定或陈述。究其本质，哲学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必须与存在者之存在所发出的声音合拍。这种合拍，也即响应必定暗合于或服从于某种节律，海德格尔将这种节律称为调音（tuning）。在古希腊人那里，这种调音是惊讶，在近代哲学的起源之处的笛卡儿那里，这种调音则是怀疑。哲学家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聆听或响应存在者之存在的声音的方式被不同哲学时代的调音所规定着。虽然调音在变化（这决定了古代和近代哲学之不同），然而，只要是在从事哲学的运思，人们面向存在者之存在则始终如一。系执于存在者之存在是哲学获得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基础。
　　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哲学的响应乃是一种言说，哲学的运思无法逃逸出语言的藩篱，语言即是存在的家园。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响应即是对语言的响应，语言的逻各斯（logos ）即是存在者之存在的逻各斯（logos），在古希腊，哲学的言说是让人看，是让逻各斯显露自身。 因此，语言不仅不是思维的工具，相反，思维必须有待于从语言中获得解释。从表面上看，海德格尔把哲学问题统统归结为语言的问题，但是，正是在语言中，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才以本质的状态存在着。语言是联系存在者存在与思维，并为哲学地显示这种联系的唯一场所。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既不是存在问题，也不是思维问题，而恰恰是这两者的关系问题。海德格尔不仅没有超越出作为哲学底线的哲学基本问题，而且深刻地领悟到这一底线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论述海德格尔的思想，并非借助于权威的力量以证明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据以及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任何举证都不具最终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思想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哲学是什么已经遭受到了重重观念的拖累而被遮蔽，特别是近代科学产生以后，种种观念的堆加，已经使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哲学失去了活力、效力和意义。海德格尔追溯古希腊哲学，无非是提醒我们，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如果屈从于近代科学的压力将会多么贫乏和苍白。至于他所理解的哲学是否就是哲学的唯一形式，则大可存疑。所以，为什么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尚待论证。
　　　　　　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海德格尔的上述提示和提醒，认为回到古希腊去，以避免哲学的迷途并同古希腊哲人一道思考哲学问题是从事哲学活动的根本是有道理的，如果因此之故而把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界定看成为大多数从事哲学的思想家都会接受的定义并不为过，那么，哲学就是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同样基本的是，哲学是人从事的活动。人既是在世界中的存在者又是以整个世界的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者，得尔斐神庙的“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被苏格拉底当作从事哲学途径，也被海德格尔当作了思考存在者存在的途径：世界的存在在此在的结构中隐藏。因此，哲学不仅以存在为研究对象，而且人在从事哲学时还以人在从事哲学为对象。换言之，哲学一方面研究存在，另一方面人从事哲学总是伴随着从事哲学的自我意识。这二者都是在从事哲学追问时不会缺少的基本方面。对存在的研究以及对这一活动的意识在古代交织在一起，是晦暗不明的。只是在近代以后，笛卡儿对确定性的追求，才使得二者明朗清晰。因此，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哲学的发展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而且还在于它突出了我思的地位，使对思的注意不仅与对存在的研究相并列，甚至高于对存在的研究。
　　这样，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变得尤其突出，因为思的凸显动摇了对存在的研究在古代哲学中传统地位。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向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转化，从表面看是研究的重心的变迁，而实际上则是哲学本身必定会经历的哲学活动的逻辑展开，是哲学活动这两个基本方面的全面呈现。从哲学活动的本性来看是这样，从哲学活动的魅力来看，也是这样。因为，哲学对存在的研究并非是以提供某种答案为最终目标，它在给定某种答案之后仍然继续会引导人们对这种或那种答案的合理性或正当性进一步追问。这种追问黑格尔称为反思，即以对存在的思想为对象进行的研究。哲学活动的魅力正存在于对存在、对思想的无穷的反思之中。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获得完全的意义在哲学史的层面上，也即作为事实的层面上，是在思的内容、思的能力以及思的限度充分展示之后。尤其是在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之后，存在的一切意蕴被建立在思维的基础之上以后。近代哲学对存在的解释再也离不开对思维的解释。存在隐居、退藏在思维的背后，研究存在就意味着研究思维，在康德那里，甚至存在的客观性也只有依靠思维的主观性，即思维的普遍必然性才能得到说明。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哲学活动而言就具有关键的意义：作为对存在的研究，我们是透过思维来研究存在呢，还是直接研究存在本身？存在是思想的存在，仰或思想是存在的摹本？近代哲学将古代哲学尚未清楚明白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摆在了哲学思考的面前，人们此后从事哲学活动不可能不受到这一关系或明或暗的影响。即使是在后现代主义激烈地反对近代的一切根本原则的今天，对哲学家们来说，近代毕竟曾经存在过，而其存在是可以从哲学活动的本性中找到逻辑的根据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整个哲学思考的范围内也具有基本的意义。它是统一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使这些领域具有哲学性的基础。如果哲学的爱智慧是爱最根本、最高的知识，对上述领域的研究而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则是最根本、最后的思考极限：世界是物质的存在还是思维的存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认识论的前提；价值的基础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解释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本质、价值的基础等等问题，即对哲学的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问题具有涵盖力和解释力；同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世界的最基本关系的问题。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四、马克思：超越还是深化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的突显不是由认识论的转向而产生的，相反，认识论的转向正是由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明朗化后的产物。因此，哲学基本问题不会随着哲学的转向而产生和废弃。认识论的转向如此，实践观的转向同样如此。学术界有人认为马克思借助于实践观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从而以实践“超越”了哲学基本问题，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其依据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和第二条。[7] 如果连马克思本人都已超越了哲学基本问题，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仅不合法，而且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就是不成立的。然而，提纲这两条果真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批判吗？
　　提纲第二条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马克思在这条提纲中从根本上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回答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基本立场：不能撇开实践来谈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则就会陷入经院哲学的空谈。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正面论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否是哲学基本问题，而是直接对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回答，这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反映论。马克思的回答根本不是否定这一问题而是以回答的方式肯定了问题的存在，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不可超越。有的学者看不到恩格斯所提出的问题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人为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制造分裂。实际上，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恰恰是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因而，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论述的重点不同，一是回答问题，另一是提出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以回答的形式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回答是以承认为前提的）。而有的学者既看不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立论角度不同，又看不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看法的内在一致性，却将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当作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批判。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把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曲解为“马克思指出了思维与存在问题的实质”是实践，所以才会得出所谓“实践超越论”的结论，即认为马克思以“实践”批判或否定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而看不到马克思提出实践的观点正是为了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8]（P54）这就是说旧唯物主义由于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来理解人，因而把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只是当作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把对象当作只是直观的对象，没有看到人与外界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没有把客观对象当作实践的对象或实践的产物，完全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唯心主义则相反，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上只是看到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而完全忽视了对象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制约的一面，这样势必抽象发展了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际上也不能够理解实践活动本身。
　　在这里，马克思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唯心主义，但是，这两种批判是有原则的区别的，因为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直观性并未否定其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正确性；而他批判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却是通过揭露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深入地批判了其唯心主义基本立场。可见，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并非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即不能曲解为马克思主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没有意义的。在马克思看来，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能够说明唯物主义是不正确的或无意义的——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对立的界限正是来源于它们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自觉不自觉的回答。难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还有其他含义吗？马克思在批判中实际上包含着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认定，怎么反过来说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彻底批判呢？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和提纲第二条不仅没有批判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引入实践观，从而为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能够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发展唯物主义。
　　［收稿日期］　1999—10—15
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6～12B1哲学原理胡辉华20002000哲学基本问题是使哲学成为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任何哲学学派都必须回答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也应该是使哲学史具有连续性、使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统一性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存在、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取决于哲学是什么、哲学之本是什么。哲学基本问题不可超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存在/关系　　philosophy/basic problem/being/thought/relationshipOn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HU Hui-hua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is　a　problem　which　makesphilosophy possible, not one　which　any　philosopher　has　toanswer or inquiry directly. This problem makes the history　ofphilosophy coherent and　the　essential　parts　of　philosophyunited. Whether there is a basic　problem　in　philosophy　andwhat it is　hinge　on　what　the　philosophy　is　and　how　wephilosophize. As a basic problem, it works　in　philosophizingand carmot be transcended.胡辉华，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632　胡辉华（1965—），男，江西南昌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哲学原理研究。 作者：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6～12B1哲学原理胡辉华20002000哲学基本问题是使哲学成为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任何哲学学派都必须回答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也应该是使哲学史具有连续性、使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统一性的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是否存在、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取决于哲学是什么、哲学之本是什么。哲学基本问题不可超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存在/关系　　philosophy/basic problem/being/thought/relationship

网载 2013-09-10 2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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