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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哲学领域里发生的“语言转向”，对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哲学论着的风格，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使它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在我国哲学界，相当多的人认为，“语言转向”已经过时，甚至作为它的直接产物和结果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也已经过时了。他们还认为，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这场革命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数理逻辑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哥德尔定理宣告了形式方法是有矛盾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哲学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国际学术界，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确实不像当初那样新颖引人，而且也不像当初那样几乎是唯一的主要哲学流派；现代逻辑确实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但是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有两个根本的错误：一个是只强调语言转向的“过时”，而忽略它所产生的结果；另一个是把语言转向的平息归为现代逻辑方法的局限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对现代逻辑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真正的把握，因而他们只知道现代逻辑促成了语言转向，但是不知道现代逻辑为什么能够促成语言转向；他们只知道现代逻辑使哲学问题的分析更细致更精确了，但是不知道现代逻辑在哪些问题上是怎样根本地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他们只知道现代逻辑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正确地说明现代逻辑的局限性是什么。本文旨在论述现代逻辑的性质及其对哲学的重要作用，由此说明本世纪哲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
　　 一、“语言转向”的动因
　　“语言转向”的最显着的特征，一般地说，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但是具体地看，对语言进行分析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论述语言的缺陷；二是探讨语言和思维与实在的关系；三是从语言分析出发进行哲学研究。
　　从哲学史看，这三种情况并不是本世纪才有的事情。在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的哲学着作中，前两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第三种情况虽然少见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世纪一些哲学家，以及康德等人的着作中看到。比如，最典型、最系统的语言分析研究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在古希腊语言中，“范畴”的本义是谓词或谓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谓词对主词的表述不是一，而是多；根据不同情况，谓词表达为本质（实体）、质、量、关系，等等。历史上人们曾把这归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但是，实际上它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哲学讨论的基础，以至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它依然清晰可见。又比如在康德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析中，在他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中，也可以看到语言分析。因此一个比较直观的问题是：语言分析自古有之，但是为什么过去的语言分析没有形成“语言转向”？问题的答案在于：过去没有现代逻辑这一工具，而语言转向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因为有了现代逻辑，人们才有了一种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进行分析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这里显然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单纯的语言分析并不能导致语言转向；以现代逻辑为工具进行语言分析才导致了语言转向。
　　在“语言转向”以前，哲学研究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逻辑。传统逻辑从内容到方法都是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曾专门论述过这一点（参见《论逻辑和哲学的融合与分离》，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这里不再重复。
　　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具有本质的不同。德国着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兹提出一个杰出的思想，这就是：建立一种普遍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把我们的推论转变成演算。他认为，如果发生争论，那么只要坐下来，拿出纸和笔算一算就行了。他的这一思想令人欢欣鼓舞：在他的这一思想中，已经表现出现代逻辑的精髓。这就是建立形式语言和演算。德国着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1879）中建立了一种形式语言，并用这种形式语言构造了第一个一阶谓词系统，由此开创了现代逻辑。西方人对他这篇不足80页的着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它为逻辑史上光辉的里程碑。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工作与莱布尼兹的思想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现代逻辑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形式语言，并且在形式语言的基础上建立逻辑演算。形式语言的作用在于可以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并且打破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建立演算的作用在于可以对一类一类的逻辑算子进行研究，从而系统地，即从整体上揭示和把握它们的逻辑性质。例如，命题逻辑刻画了“如果，那么”、“并且”、“或者”、“并非”以及“当且仅当”这样的命题联结词的逻辑性质；谓词演算刻画了“所有”和“有的”这样的量词的逻辑性质；模态逻辑刻画了“必然”、“可能”这样的模态词的逻辑性质；时态逻辑刻画了“过去”、“将来”、“直到”等等这样的表示时间的词的性质；存在逻辑刻画了“存在”这一概念的逻辑性质；道义逻辑刻画了“应该”、“允许”这样的词的逻辑性质，等等。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现代逻辑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真正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同时又为哲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语言的方法。因为首先，现代逻辑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经验的方法，也不是哲学的思辨的方法，而是应用了数学的方法，它的定义语言的方法、证明定理的方法等都是数学式的，是极其严格的，而且也是独特的，是哲学所没有的。因此它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其次，它对于一些概念和问题的处理不是个别的、局部的，而是对一类一类的问题从整体上系统地进行处理，深刻地揭示其逻辑性质。因此它为哲学提供了一种系统地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第三，现代逻辑系统所探讨处理的问题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而且是哲学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和概念，比如量词、存在、必然、可能、真，以及个体、对象、关系，等等。因此它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传统逻辑无法做到的，因而也是传统哲学所没有的。不同的方法必然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现代逻辑导致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这不仅显示了现代逻辑的根本特征和性质，而且还特别表明现代逻辑是哲学研究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富有成果的方法，是一种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的方法。
　　 二、“语言转向”的特点
　　语言转向的最大特点是以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其直接结果是形成了语言哲学。我认为，从语言哲学来看，可以说有三个最显着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句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传统哲学习惯于认为，语言表达思想，思想反映现实，现实是由个别的、具体的、客观的事物组成的，而且这些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质，是变化的；相应地，在我们的思想中，首先形成与事物相关的概念，然后形成与事物具有什么性质的相关的判断；然后形成与这些判断相关的推论。因此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概念。但是在语言哲学中，句子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与过去是根本不同的。
　　在语言哲学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原子论思想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罗素认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事实就是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都承认，日、月、水、火等等是世界中的事物，太阳火红、月亮明亮、水是无色透明的、火能烧毁房屋等等则是事实。这里的区别是，前者在语言中的表达是词，后者在语言中的表达是句子。也就是说，事实是由句子表达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强调事实，这说明，他们是从句子出发来考虑问题的。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表达虽然没有提到语词或语句，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从句子出发考虑问题的特征。
　　在语言哲学中，有一条非常出名的语境原则，即必须在句子中考虑语词的意义。它说明，不允许孤立地探讨词，而必须以句子为背景，在句子的上下文中考虑词的含义。这条规则最初是由弗雷格为了研究数这一概念而提出来的，后来维特根斯坦引用了它，从而使它发展成为语言哲学中一条普遍的规则并得到普遍的应用，并由此导致形成了整体主义思想。显然这条规则是从句子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是意义理论。意义理论的核心是“真”，或者说是与“真”相关的问题。因为语言哲学不是空泛地一般地探讨意义，而是围绕着“真”这一问题来探讨意义。但是，“真”是与句子相关的，而不是与词相关的。语词没有真假，句子才有真假。比如，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有三种要素，一是“sense”，二是“tone ”，三是“force”。其中最主要的是“sense”，这是与句子中真假有关的东西。又比如，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主要是从塔斯基关于真的定义的语义思想出发，围绕T—语句和T—约定，利用内涵语句的研究成果，建立一种绝对的真之理论。因此，这样的意义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句子的考虑出发的。
　　在意义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意义和所指的讨论。这个讨论最初来自弗雷格。弗雷格虽然也讨论了专名的意义和意谓（所指），但是他最主要的是探讨和论述句子的意义和意谓。他的一句非常出名的话是：句子的意义是它的思想，句子的意谓是它的真值。因此，这里的讨论主要也是从句子出发的。也有人认为，在语言哲学的讨论中，专名的意义和所指是独立的部分，与句子无关。但是除了这个讨论来自弗雷格以外，还应该看到，它最主要的问题实质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句子的整体是如何由句子的部分决定的。具体一些说，一个句子的真是如何由它的意义决定的；一个句子的真是如何由它的部分的所指决定的；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如何由它的部分的意义决定的。因此关于意义和所指的讨论也是从句子出发的。
　　从以上我们列举的语言哲学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出，语言哲学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句子。因此，一个可以直接想到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语言哲学的讨论会从句子出发呢？其实，如果我们熟悉现代逻辑，那么对这一点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现代逻辑的基础是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而命题演算就是以命题为基本单位，对它不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研究命题之间逻辑联结词的性质。应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必然会产生和形成相应的思想，这就是以句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特别是，弗雷格和罗素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深受他们二人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出上述的思想和原则是毫不奇怪的。推而广之，现代逻辑是语言哲学的基础，当人们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来进行语言分析并形成语言哲学时，必然会以分析句子的意义为核心，或者说以句子为分析意义的基本单位。
　　第二个特点是从语言到本体。传统哲学主要是以思辨的方法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语言哲学则主要是从语言分析出发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与过去是完全不同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语言哲学与传统哲学研究不同的东西。实际上，语言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研究的对象上，而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语言哲学同样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只不过它使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在语言哲学中，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是从句子出发，把语句分析为专名和谓词，专名和谓词分别有意义和意谓（所指），专名表示对象，谓词表示概念，或者说表示对象所具有的性质。专名和对象形成一定的结构。它们分别相应于世界中事实的成分。句子相应于世界中的事实。因此可以从语言范畴出发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就是说，通过对语言的这种分析，就可以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认识。这种分析方法的基础恰怡是一阶逻辑。我非常爱以“数”这个概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弗雷格的这个分析实在是太出色了，而且也是非常典型的。传统的经验主义者认为数是从一些事物抽象出来的性质。但是弗雷格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数是个体，并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数在语言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专名出现，比如“2是素数”，“2＋2＝4”，另一种是作形容词出现，比如“树上有1000片绿叶”。由于我们习惯于认为专名表达的是个体，因此当数以专名出现的时候，显然表达的是个体。当数作为形容词而出现的时候，它与像红、绿、硬、软、冷、暖等等这样的形容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它不像这些形容词那样是其所修饰的东西所具有的性质，比如在上面那个例子中，“绿”是树叶具有的性质，而“1000”却不是树叶具有的性质。在这样的句子中，数可以转化为专名，比如上面那个句子可以表达为“树上的绿叶的数是1000”。由此也说明它表达的是个体。应该说，这样的方法确实仅仅是一种方法，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但是它确实是过去所没有的方法，而且是有效的。当然，人们也可以对这样的论述表示怀疑，甚至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应该承认，这样的研究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语言到本体的方法，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
　　第三个特点是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问题提出了深刻和详细的说明。在哲学中，有一些基本和重大问题是人们一直讨论的，甚至称得上是永恒的问题。比如“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存在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围绕它有许多研究和争论。过去也有一些哲学家从语言的角度对它提出了批评，比如康德就认为，存在不是谓词，并以此反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但是康德的反驳所依据的东西仅仅是：断定某种东西存在，并没有增加我们对这种东西的了解。也就是说，康德依赖于对存在这个词的字面的经验理解和解释，因此康德的反驳是没有什么力量的。现代逻辑学家认为中世纪的这些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存在不是一个谓词。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论述与康德的论述完全一样，因而也有人认为现代逻辑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康德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的继续。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在这里，现代逻辑与康德的结论虽然相同，却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和论证得到的。现代逻辑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来自弗雷格。他从逻辑和语言两方面进行了说明。他认为，从语言方面说，德文“Es gibt ”（存在）后面只能跟一个概念词。从逻辑方面说，“存在”是一个二阶概念，只能作用于一个概念词，因而说“上帝存在”时，“上帝”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概念，而一个概念只是一个函数，是需要补充的。因而“上帝”不可能是一个个体。所以“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不成立的。这里弗雷格实际上是在他的一阶逻辑的基础上做出的论证，因此他是依据了一种科学的方法，他的论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无论人们认为弗雷格的这种解释对不对，首先都必须理解它。而这里理解的关键就是弗雷格的逻辑理论。根据弗雷格的理论，存在不能作用于个体。因此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他的逻辑理论刻画了“存在不能作用于个体”这样的性质。即使人们建立了存在作用于个体的逻辑系统，因而说存在也可以作用于个体，但是仍然不能说弗雷格的系统就是错的，而仅仅说明，不同的逻辑系统刻画了存在的不同性质。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存在”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它可以作用于概念，或者可以作用于个体；它的这两种作用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探讨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把关于存在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从以上我所总结的语言哲学的三个主要特点可以看出，现代逻辑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浸透了语言哲学，构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础。所谓语言分析，并不是一般地分析语言，就是说，不是从常识观念出发去分析词义和句义，而是从现代逻辑这样一种科学的眼界出发，运用它所提供的一系列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来分析语言。这里，显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阅读语言哲学的文献，研究语言哲学的成果时，如果没有现代逻辑的知识，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这些文献，正确地解释这些成果，并且成功地把这些研究引向深入吗？
　　 三、“语言转向”的兴衰
　　如果把“语言转向”的发生称为“兴”，把它的平息称为“衰”，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这一兴衰的重要结果。
　　如上所说，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形成了语言哲学这样的哲学流派或哲学研究领域。但是它还有另一个、也是被我国哲学界忽视了的、而且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结果，这就是哲学家以及哲学界对于产生语言转向根本原因的普遍重视。这种原因就是现代逻辑这种科学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就会是一句空话。重视这种方法就要学习、掌握和研究它，使它成为手中的工具。随着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如今现代逻辑已经成为西方高校哲学系学生的基础课和必修课，现代逻辑的知识对于西方哲学家来说已经成为ABC， 并且成为他们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语言转向之所以过时，是因为现代逻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成为哲学家最普通的常识了；语言分析也已经不是什么奇特的本领，而成为哲学家手中最常用的方法了。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个重大缺陷。现代逻辑在我国还不是高校哲学系的基础课和必修课，还没有被广大哲学工作者所掌握，更没有成为我国哲学家的ABC， 因此语言分析的方法也还没有成为我们广大哲学工作者熟悉的方法。在我国哲学工作者以及我们培养的哲学后备人才的知识结构中，存在着缺乏现代逻辑的重大缺陷。在这种意义上说，在我国仅仅并且过分强调语言转向的过时，而不大力宣扬、甚至无视现代逻辑的广泛普及这一结果，其实是十分不明智的，因为由此会产生，并且实际上确实产生了许多不正确的看法。把语言转向的“衰”归为现代逻辑的局限性，认为现代逻辑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
　　我认为，正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局限性一样，现代逻辑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它只能处理语言中一部分语言算子和句式，而与丰富而复杂的语言体系相比，这似乎是极其有限的。其次，它只能揭示所探讨的概念的一部分性质，比如，“如果，那么”这个命题联结词在自然语言中前件和后件之间往往有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等等含义，但是命题逻辑所揭示的逻辑性质就不包括这些含义。但是应该扭到，现代逻辑并不是一般地探讨语言，哲学也不是一般地探讨语言，重要的是现代逻辑所探讨的这些逻辑算子对于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三，应该看到，虽然现代逻辑并没有揭示逻辑算子在现实语言中的全部含义，但是它却揭示了逻辑算子的最根本的含义。以“如果，那么”这个命题联结词为例，现代逻辑对它的表达是“P→Q”，这种表达确实没有揭示它在自然语言中所具有的那些表示比如因果关系、事件先后次序关系等等含义，因为它表达的仅仅是：“～（P＾～Q）”，但是实际上，这种表达恰恰揭示了这个命题联结词与真假有关的最根本的含义，这就是：决不能前件真而后件假。而在哲学谈论中，这种含义正是与证明和论证有关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现代逻辑才会具有这样的作用，它才会极大地推动现代哲学的发展。此外，还应该看到，现代逻辑从经典逻辑到非经典逻辑的发展显示了这门科学的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扩大了它的能量，而且事实表明，这种发展大有可为，远远没有结束。因此，虽然我也认为现代逻辑有局限性，但是我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抛弃现代逻辑，也看不出语言转向的“衰”是由现代逻辑的局限性造成的。
　　此外，我认为，认识一种方法的局限性，必须首先要掌握这种方法，认识这种方法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否则就无法谈论其局限性。而我国对于现代逻辑的局限性的批评，大多出于想当然。比如，许多人根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批评形式方法有局限性，因而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方法。但是这些人并不明白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白，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揭示了形式系统的内在局限性是由其本质决定的，是不可克服的，这本身恰恰是形式公理学和证明论的重大发展；没有形式化的方法，就不可能有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又比如，许多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塔斯基关于“真理”的理论只从形式方面来考察“真理”，而排斥“真理”的客观内容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从而没有对“真理”进行动态地、历史地研究，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弄懂塔斯基关于“真”（而不是关于“真理”）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白，塔斯基的理论是关于“真的”这一谓词的，这个理论所探讨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理论所探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类似这样的批评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许多，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这些人没有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和塔斯基关于“真”的理论，这可能与他们缺乏现代逻辑的训练有关。
　　我国的哲学研究自有独特的传统和方式。从传统上说，我们不习惯于分析的思维方式。虽然许多人长期以来坚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逻辑，而且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上三大逻辑发源地之一，可以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相媲美。但是近年来，这一信念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缺乏西方那样的形式逻辑和细致入微的分析方法。从现状上说，虽然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但是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哲学的引进。黑格尔的思想不可谓不十分难懂，但是在我国也着实热闹了一阵子；萨特的存在主义谈不上有多么深刻，却可以在我国风靡一时；尽管海德格尔哲学无比晦涩，仍然有许多人对它如醉如痴；虽然后现代主义哲学极不成熟，人们却依然对它趋之若鹜；但是唯独对语言哲学——这种在本世纪几十年间曾占主导地位并在今天仍然是一主要研究领域的哲学——我们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和排斥，对它感兴趣的只是极少数人。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我们缺乏现代逻辑的训练，因而更习惯于脱离这种科学方法来考虑问题，更愿意以思辨的思维方式进行哲学研究，因而也更愿意接受那些不以现代逻辑为工具进行分析的哲学思想。应该承认，这是我们哲学研究中的缺陷和弱点。
　　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并产生重大影响。在1934年布拉格国际哲学讨论会上，维也纳学派第一次全部出席，他们以现代逻辑为武器，不断地使用现代逻辑公式，与传统哲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他们的最主要的论题是：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出席大会的哲学家均非等闲之辈。但是争论的结果是，传统哲学家、康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甚至旧式的实证主义者等等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强大攻势下感到震惊并被征服。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因为那时候现代逻辑还不普及，还不是广大哲学家手中的工具。但是在今天，世界哲学大会的讨论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人们对于现代逻辑的应用已经不是那样新奇，那样畏惧，而是习以为常，游刃有余，现代逻辑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工具，已经成为哲学家们一种共同的语言。如果说1934年哲学大会时的情况反映了“语言转向”的“兴”，而今天哲学大会的情况反映了语言转向的“衰”，那么我倒是认为这种“衰”是一种好事情。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衰”实际上是表明，一种崭新的科学方法在完成了它的最初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的方法，它为大家所用，必不可少，而且这一点成为了常识。我们绝不能以为这种“衰”表明现代逻辑这种科学方法的过时和被淘汰。
　　相比之下，我国的哲学界既没有经历这种语言转向的“兴”，也没有经历它的“衰”。我认为，这样大的一场哲学革命，尤其是它在哲学方法上所取得的变革，对于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肯定会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帮助。在普及和发展现代逻辑的意义上说，我倒是真心希望我国哲学界可以来一次这样的“转向”，尽管它比起西方来得有些太迟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李登贵＊
　　
　　
　　
哲学研究京57-63B6外国哲学王路19971997 作者：哲学研究京57-63B6外国哲学王路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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