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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启龙　邓小咏　译　马学良　审订）
　　　　（一）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　　　　　　　　　
　　罗：李教授，您觉得自己在语言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什么？您这些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　　　　　　　　　　　　　　　　　　　　
　　李：我所做的，主要是运用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系属的语言。其中之一就是美洲印第安诸语言，其次是汉语，再次就是傣语支语言。由于这些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与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原则还是相同的。　　　　　　　　　　
　　罗：你能解释一下原则是什么？方法又是如何不同吗？　
　　李：由于上述这些语言系属不同，无论在语音方面还是词汇方面，具体操作时都必须采用略为不同的技巧去处理所要研究的不同问题。比如说，美洲印第安语的音位学部分可以非常容易地采用印欧语研究方法找出其不同的古音阶段及其在现代语言中出现的形式。而词法部分就不能轻易地采用印欧语词汇研究法去研究任何一门美洲印第安语，甚至不能用来研究汉藏语。为此，必须找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路子。　　　　　　　　　　　　　　　
　　罗：印欧语研究法确切地说是指什么？　　　　　　　　
　　李：我所说的印欧语研究法，主要是指比较法。　　　　　
　　罗：（包括）文献方面的比较吗？　　　　　　　　　　
　　李：是的。即使是研究史前的原始的美洲印第安语时，如果看看现在的情况，看看它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就能运用比较法找出来。比如某些拉丁语语音，事实上如果把它们与杀腊语或与梵语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原来是另一些语音形式。处理这样的美洲印第安语时，也同样可以这样做。就是说，如果你懂一组印第安语言，又懂其他的一些相关语族的语言，就会发现—一至少可以设法推测出—一原始语音系统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变化到现存形式，即你正在研究的这种语言的音位系统的。这的确是我最先研究美洲印第安语时所采用的方法；当然啦，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种方法叫古印欧语比较法。后来情况变了。人们后来研究语言学时，多多少少不再那么重视历史比较法了。他们只需要描写法(descriptive method)。因此，后来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描写。
　　罗：您说过，在做比较研究时，您比较的是同系属的语言。您用什么标准去判定哪些语言有系属关系，哪些没有？　　　　　　　　　
　　李：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仍处于相当低级的阶段。这些语言怎么个联系的问题至今令人头疼。人们想法找出语言系属关系的方法有几种。其中之一是讨论某些语音相似点。例如，汉语有声调系统，许多别的语言也有相似的声调。人们可以据此认为它们有联系，因为它们都有声调系统。另外，有些人也会说：“唷，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继而不把这些语言联系起来。　　　　　　　　　　　　　　　　　　　　　　　
　　可见，在证明语言同源的方法中，运用这种证据—一声调是其中一种；但还有其他的语音特征—一因为有人会说：“噢，这两种语言有联系，因为它们有同类的声调系统，同类的辅音和元音系统；所以，它们一定有联系，否则不会如此相似。”也有人会说：“噢，这是普遍现象，所有的语言都有这些特征，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实它们有联系。”于是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若使用不同的—一即使使用相同的证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说，傣语有一种声调系统与汉语的非常相像。那该说什么呢？说它们有联系，因为它们有同类的声调系统，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比较发达吗？人们会说：“噢，这种相似一定有某种原因。所以它们可能从根本上是相互有联系的语言。”而别的人又会反驳说：“哎，这种语音变化在任何古语里都会产生。它们并不表示任何明确的、根本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其中没有一种确定无疑。　　　　　　　　　　　　　　
　　如果你研究傣语就知道，傣语声调系统与汉语的声调系统非常相似。同样，苗瑶语声调系统同傣语，还有汉语等非常相近。另外，像藏语这样的语言就有非常不同的声调系统—一不同于汉语，不同于傣语，也不同于苗瑶语。但是人们认为：“藏语与汉语是发生学上的关系。”反而认为“苗瑶语和傣语与汉语之间没有系属关系”等等。这些观点，大多是想方设法根据这一种观念形成的：什么种类的相似点可构成某种发生学关系。　　　　　　
　　罗：做这些比较研究时最根本的是什么？　　　　　　　
　　李：归根结底，我认为，要判定语言之间是不是发生学上的关系，必须采用几种标准。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间可以有许许多多相似特征，而一门非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是不会具备这么多相似特征的。然而，它们也可具有某些（少数）相似特征，但仅仅凭此无法说明它们一定具有发生学关系。所以，长期以来，亚洲语言的系属关系方面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麻烦—一因为语言影响，尤其是文明史悠久的语言倾向于影响别的语言。因此，朝鲜语长期受汉语词汇甚至语音方面的影响，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许多人认为：“啊，朝鲜语跟汉语有（系属）关系。”同样，研究一下日语就会说：“日语有许多东西与汉语相同。”然而，又有人会（反驳）说：“噢，这些语言是在借用汉语（的词汇）。”再看看越南语，里面也有许多东西与汉语相似。
　　当初，人们在想方设法划分亚洲语言时，习惯于找出某些语音相似点，然后把它们归在一起说，“这些语言与……有关系”，比如说“越南语与汉语有关系”等等。但过了不久人们发现这种标准与想象的不是一回事儿，于是又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一这至少是因为两个不同的政体和两种不同的民族心理所致—一　　　　　　　　　　　　　　　　　　　　　　　　
　　日本人长期认为，朝鲜语与日语是语言学上的系属关系。当然，由于政治关系之故，朝鲜人和韩国人［①］都不信此说。〔笑了〕后来又有人认为他们与满族人有渊源关系。我不知道其理论根据是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多的民族问题阻碍朝鲜人和韩国人与满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满人部落附近的各种满人和各地满族部落成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满洲势力逐渐加强，并开始有了许多不同的军队与各地满人联盟。也有一段时期，满人甚至与蒙古人多少有些关系。　　　　　　　　　　　　　　　　　　　
　　如此看来，这些事情有许多时而是政治问题，时而是语言问题，时而〔笑了笑〕兼而有之。满洲里至今有许多部落，我们依然没有确定，它们是如何与满通古斯语或说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相联系的。有人说“这是蒙古部族”，也有人说：“不，这是满人部族。”　　　　　　　　　　　　
　　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自己对某门语言与另一些语言的联系这个问题并不十分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发现那些语言中的结构（规律）。研究一门语言，又再研究别的语言，这样，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最终会冒出来。在未把相互有关的语言都弄清楚之前，不值得费尽心机去过早地作比较工作。　　　　　　　　　　　　　　　　　　　　　　　　
　　罗：语法有多大的重要性？除音位学之外，您在比较工作中是否运用到语法学方法？　　　　　　　　　　　　　　　　　　　　　　
　　李：当然运用语法知识。不过要看你所指的语法是什么？
　　罗：词法结构，也指句子结构。　　　　　　　　　
　　李：运用了其中一些。如果你对句子结构感兴趣，就会发现汉语语法的句子结构是主语＋动词＋宾语这种语序。如果你看看满语，就会发现是主语＋宾语＋动词这种语序，动词在句末。另外，若看看藏语，就会发现语序是主语＋宾语＋动词，像满语，不像汉语。人们一般认为藏语与汉语有渊源关系，但它在语法上更接近满语。满语看来也极像蒙语。蒙语更像土耳其语及其同族语言。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想方设法把这种语言与那种语言联系起来。我只想知道这门语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与别的语言联系起来，那是最次要的问题。是否把它们联系起来，要等到开始……　　　　　　　　　　　
　　某些情况自然比较清楚：“这种（语言）与……有关系。”我问过某些蒙古人和士耳其人：“蒙语与士耳其语有关系吗？”语法方面它们有许多地方极其相似，甚至有些词可能是—一。许多人认为它们是有渊源关系的语言。而尼古拉·波普（Nicholas Poppe）教授会说，它们可能没有关系。〔笑了笑〕因此，这种问题往往导致非常奇怪的—一　　　　　　　　　　　　　　　　　　
　　好了，比如有一种与匈牙利语（ Hungarian）相似的语言，匈牙利语是如何与之联系起来的？再如，假设芬兰—匈牙利语（Finnish—Hungarian）和芬兰语（ Finnish）有关，而它们又如何与其他语言—一比如土耳语和蒙语等联系的呢？这我不清楚。匈牙利人总以为它们与中亚一些语言有关，至今还想方设法在中亚寻找自己的同胞〔笑了〕等等。　　　　　　　　
　　　　二、方法论（Methodology）［②］　　　　　　　　　　
　　罗：您能否谈谈您在《台语比较手册》［③］一书里做比较和构拟时所运用的方法论？也谈谈它与您在《上古音研究》一书中的研究有何不同？
　　李：方法论的不同主要取决于所研究的语言材料种类的不同。材料不同，方法—一即如何运用语言材料—一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假使是在谈论古代汉语（Old Chinese ），它有书面系统可资研究。而台语很晚才有书面语言，大约在１３、１４世纪才有的；在此之前，在有关书面材料出现之前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研究台语时，史前情况完全依赖对当代各方言的研究而得知，运用的是纯粹的比较方法。当然，研究汉语的方法，可以借助方言来研究，但也有一些早期的文字记载必须处理。谈到古汉语重构时，许多美国人和某些中国人说：“既然我们在没有任何古老的书面材料的情况下都能重构某些更加古老的语言，干吗还为汉语发愁呢？我们甚至可以连汉字都不看就能重构古汉语。”汉字的确是令人发愁的麻烦事。除中国学者外，许多学者都不喜欢汉字〔笑声〕。若能消灭汉字，很好！　　　　　　　　　　　　　　　
　　罗：您能否就您在《台语比较手册》中做构拟工作时运用的方法论谈得更加具体一些？　　　　　　　　　　　　　　　　　　　　　
　　李：可以。这确实是非常简单的方法。研究一组语言—一比如说，我们想构拟它们的辅音声母。在一种语言里发现了３０至３５个辅音，在另一些语言里发现２５或２１个等等。然后将这组语言的词汇与另一组语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某些语言与其他语言的某个音对应，有些语言与另一个音对应。因此，就会发现虽然这种对应在这种语言里只有一个音，但它却与别的语言的两个音或有时甚至三个不同的音对应。就可以指出，在原始语里有三个不同的辅音。这就是比较法具体使用方法。如果你发现这个音与某个音对应，那是个辅音。这个相同的音又与另一个辅音对应，那么，这可能是别的音。换言之，这一个音可以追溯到两个原始语音（Protosound）。可以仔细考察这种对应关系，找出一些原始语音。我们这样得到的结果不一定全对。但这种做法至少是我们尽其所能了。　　　　　　　　　　　　　　　　　　　　
　　罗：您构拟了两套不同辅音时怎么办？比如说，在这两本书里您有时都构拟了复辅音（Consonantcluster）。［④］您何时才知道什么时候有两套不同的东西？什么时候会出现复辅音呢？
　　李：噢，复辅音相当清楚，因为我讨论的不是有关台语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目前所知仅此而已。你会发现某些语音与某个特定语音对应，不与其他一些语音对应；而这一特定语音又与别的语音对应。于是，就只好得出结论说，这个音与另一组语音对应。
　　这样，其不同之处可能非常独特。比如说，在某门语言里的某个辅音声母发p和t作声母时对应相当严密，人们会说：“啊 ，原始语音是什么呢？p是如何变成t的或t是如何变成p的？”你明白吗？于是就开始列出所有那些各种奇特的对应关系，就可以得出结论 ，p与t对应，因为p原来是一个复辅音，是pl。由于l的影响，pl在别的语言里变成了t。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构拟一定数量的不同类别的辅音。就可得出所谓的辅音类。我这样研究过好些台语语言。同样，我也这样研究了汉语，但是所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古汉语时期如此众多的方言无从了解。而我们有一定的文字系统，它也表现了同样的独特性。比如，你会发现这种文字系统的某个字现在发 h〔这里他指汉字语音特征—一原编者〕，同样的文字系统运用这种独特类型的文字却发M。很奇怪，用这个音拼切的字为什么有些应该念成h，有些念成类似m的音呢？你明白吗？　　　　　　　　　　　　　　　　　　　　　
　　于是，我们就开始构拟某个语音。它不可能是m，也不可是h；它一定是某个既不同于h又不同于m的音，就得了解它在不同方言中这种独特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开始推测出古汉语的某个辅音，就得到了这种不同的东西。然后就会逐渐明白，在我们的构拟中出现了一些成系统的东西。比如，要是有一个现在发t音的字，而另有一个同样的所谓“根词”现在却发l音，t和l一定有某种关系，因为它们运用的是相同的文字符号系统或所谓的“根词”。然后，我们开始用这种方法排列对比，将它与别的语言比较，与别的辅音比较，这样就会形成某种系统的东西。那样的话，如果我们的系统变得合情合理，并且符合语音的一般变化规律，我们就能为汉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构拟一套新的系统。
　　台语和汉语的区别在于，台语有许多活的方言可资研究。在建立某个（古语）系统时就会容易些。但汉语稍难些，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古汉语，没有可供研究的古汉语方言材料。然而，我们当然还有某些相关的东西可以考察，依然能够创立某些特殊的系统代表古汉语语音系统。所以，我们认为两种语言都差不多。当然啦，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肯定自己所做的百分之百正确。其中有些或许是错的。　　　　　　　　　　　　　　　　　　　　　　
　　即使我感到自己构拟的东西不会完全正确，但我想可以利用它；若另外还有可以利用的材料，依然可以改进原有的系统。
　　罗：某些语音更易变为别的音，而不是相反。这种音变的可能性您认为可到何种程度？比如k更易变为t，而不是相反，即t变k大。这方面的知识您在构拟研究中运用了多少？这是否很重要？
　　李：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时没有任何普遍原则。我们从印欧语类型的辅音可以得知，—一比如印欧语一般有边音，然而某些印欧语里这个边音却发成齿音。当然，其中某些语言有所解释。其他的语言里只说：“这无需解释，这种语言就是把边音发成齿音。”所以，我想在拉丁语里，印欧语—一原始印欧语的语音bh变成了d音。除了解释为“ 那是拉丁语在作怪”之外，你无可奈何，对吧。〔笑了〕同样，日耳曼族语言也会有同样有趣的音变发生。当然，有时可设法根据语音知识对某些音变作出解释；但多数情况下，有麻烦问题时是无法构拟的。比如印欧语的工具格词尾，在梵文里是个b，如bis。那是工具格。但在日耳曼语里是个m，如mis。那是为什么？人们会说：“它们非常非常接近”，但为什么不同呢？无法解释。于是，日耳曼族语言和斯拉夫族语言就有鼻音m，这在梵语、拉丁语等语言里却是b。我们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别。　　　　　　　　　　　　　　　　　　　　　　　
　　罗：那您的意思是说，在描写历史音位学规则时，不一定都得有某种条件环境喽？　　　　　　　　　　　　　　　　　　　　　　　
　　李：在很多情况下，能找出这种差异或变化的条件。但在某些情况下找不到，无法找到。　　　　　　　　　　　　　　　　　　　　
　　罗：那么，也就是说您无法写出一套规则，一套永恒不变、逻辑严密的规则系统吗？　　　　　　　　　　　　　　　　　　　　　　　
　　李：可以写出那些规则，但规则没有特定的原因。　　　
　　罗：噢，我明白了。那只是一种讨论的方式。在大作《台语比较手册》里，您觉得自己所构拟的是多久以前的语言系统（即时间深度time depth如何）？　　　　　　　　　　　　　　　　　　　　　　　　　　
　　李：这个问题特别困难。……我认为过去没有，—一不，现在也不会有任何明确的方法算出语言变异的年代。
　　罗：看来，您对同源语言演变史学（glotto—chronlogy ）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方法（比如斯瓦狄希表Swadesh list）计算时间深度不太感兴趣吧？
　　李：那是另一种计算法。可以用它试着计算任何语言，看其变化年代多长。〔笑了〕对这种方法，我的感觉并不太好。　　　　　　　　　　　　　　　　　
　　罗：您早说，时间深度可能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吗？比如说，傣语方言（Thai dialects）的时间深度是几百年或上千年吧？　　　　　　
　　李：我想，如果你发现两种语言的某些语言结构截然不同，而这两种语言之间又存在某些非常明确的相似点，那么，你就会感到它们彼此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却要疏远得多。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某些差异，微小的差异等，但长期以来它们似乎没有差别。于是，你就会觉得时间深度并不遥远。可是此时这是一种感受，你自己的感受。而我会感到它们分化的时间不可能很短。〔笑〕或者说它们的差异一定存在很久了。
　　印欧语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最为发达、成熟的语言，即使如此……看看日耳曼语就会发现，过去整个日耳曼说的都是今天的凯尔特语言（Celtic Languages）。当日耳曼族语言进入日耳曼地区之后，就把凯尔特语赶到了边鄙的角落地区。有部分凯尔特语在法国北部安家落户—一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称呼法国的这些语言，但它们过去是凯尔特语。最为遥远的是英国的威尔士语，位于英格兰最西部，尔后又上了爱尔兰岛，至今还叫凯尔特语。因此，过去盘据整个日耳曼地区的那些凯尔特语现在已被赶到法国北部，［⑤］英格兰西部，甚至爱尔兰岛。由此可知，人口迁徙导致了语言变迁。
　　当然，碰巧的是印欧语极为幸运，有一个据说是源自拉丁语的非常古老的书面传统。欧洲语言、人民和部落史都由拉丁语人民写进了历史文献，比如凯撒留下的文献。凯撒写过日耳曼、高卢和其他一些类似的国家历史。比如谈到高卢时，那当然是指法国古代的人民。高卢过去系属凯尔特部族。再看日耳曼，系属日耳曼部族。所以说现在留下了许多由拉丁语作家写下的文献材料，特别是像凯撒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拉丁民族的将军写的东西。因此，在今天德国的许多地方，比如着名的大教堂就是原先凯尔特部族所在地。还有一些城市是过去用拉丁语命名的，因为当时这个国家的那部分居住的全是拉丁民族，所以在某些城市至今还有拉丁语市名。
　　当然，上述这些既是历史的原因，也有别的原因。它们确切地告诉人们某些地方是如何由凯尔特民族居住过。另一些地方又大概是由拉丁民族戍边将士等驻扎过。诸如此类的种种事情，—一有些相当明确，而另一些当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比如说德国北部，今天的柏林地区，已经发展成德国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过去的柏林地区不是由日耳曼人居住，而是由一些与斯拉夫民族有渊源关系的民族居住。　　　　　　　　　　　　　　　　　
　　　　三、规则系统　　　　　　　　　　　　　　　　　　
　　罗：在描写规则系统时，您感到是根据历史发展线索把各项规则线性排列重要呢？还是认为历史性规则不一定非要线性排列不可？就好像王士元（William S.Y.Wang）的模式，是能产性变化模式，或者说是在不同时期词汇的不同方面都会变化。比如陈渊泉（Mathew Chen）有关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构拟，他使用了自己的规则序列，是根据某种生成语法方式而来，但其规则并非真正是线性的。　　　　　　　　　　　　　　　　　　　　　　
　　李：我并不十分相信陈渊泉的理论。如果诸如此类的理论能够公式化并能绝对运用的话，我认为将是非常有趣的理论。那将是极有趣味，绝妙的规则，动人的故事。但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如此简单的话—一它可应用于某个特定时期，比如说用于解释１５世纪或１６世纪或１５至２０世纪的汉语方言状况，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可是对另一些语言就不会有用了。规则不会如此简单，我对此表示怀疑。　　　　　　　　　　　　　
　　罗：您怀疑的是哪种规则？非线性还是线性？
　　李：你的线性（linear）有何含义？　　　　　　　
　　罗：我所说的线性是指一个接着另一个发生，而不是两个同时发生。比如规则A必须在规则B之前发生；而有些人说，规则A和B能够同时应用，只不过用于词法的不同方面而已。这就是我所说的线性（linear）与非线性（non—linear ）之别。要么存在必要的排列顺序，要么有一定量的排列顺序但并不十分严格。　　　　　　　　　　　　　　　　　　　　　　　　
　　李：依我个人之见，我看不出这有何用途，看不出这种规则有何用途。
　　罗：如果说您想运用计算机把历史变化形式化的话，这是一种重要的区别特征。　　　　　　　　　　　　　　　　　　　
　　李：我的看法正如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所阐明的那样：语言的确是彼此不同的。故而就不能像当代某些理论家那样把所有语言视为相同之物。如“语言是人类思维之产物。人类思维只有相同的思维机能”等。当然，早期人们研究不同的语法—一特别是美洲印第安语时，发现它们与印欧语，比如英、法、德语就非常之不同，所以我想，博阿斯由此下了结论：“不要以为语言都是一副面孔。”这种理论现在自然有所改变。有人说：“所有的语言都一样。”〔笑了〕所以，针对语言等方面哲学思想的发展，一个时期不同于一个时期。那时，博阿斯致力于研究美洲印第安语。为此他说“不要认为美洲印第安语看起来都相同。每门语言都各具特色。”……从哲学角度，人们会说，“噢，或许你的分析使它们看起来不同；但从哲学角度看，我认为它们完全一样。”明白吗？于是在晚些时候，人们多少倾向理性时，开始看出不同语言看起来可以非常不同，但事实上它们确实是同样事物。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一我不知道过去乔姆斯基［⑥］关于语言的观点是什么。可能他运用一些不同的方法，使不同的东西变为相同。　　　　　　　　　　　　　　
　　罗：那就是说，对于语言普遍原则方面的探讨您并不一定赞同？
　　李：语言的普遍原则嘛，又是另一个问题。所有语言都存在某些共性。比如凡语言都有辅音和元音。辅音和元音是不同的语音。对此你可以称为一条语言的普遍原则。……　　　　　　　　　　　　　　　　　　
　　也能发现其他各种各样的句法规则、词法规则等等。我不知道从语言中到底能总结出多少条普遍原则。它们有多少？他们发现了多少普遍原则？……
　　格林伯格（Greenberg ）就是过去老谈论普遍原则之人。最初他是个人类学者。我想他曾在西北大学师从一位人类学家研习人类学。后来他做了些非洲语言等等方面的研究。所以说，他老是东弄弄、西弄弄。
　　……过去人们不承认他是语言学家。但后来他谈论起他的普遍原则等等，最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落脚。　　　　　　　　　　　　　
　　他至今还在斯坦福，是个顶好的人。由于人们不接受其古怪的思想，他曾历经艰难。可他的普遍原则当然符合某些人新的语言理论，于是好像就开始红起来－－　　　　　　　　　　　　　　　　　　　　　　　
　　　　四、李教授的研究方法及其对语言学的贡献　　　　　
　　罗：我们可否回头去谈谈我们的根本问题？在您一生的研究工作中，您认为哪些是最主要的贡献—一如果相比之下有些更为重要的话？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它们都同样地重要？　　　　　　　　　　　　　　　　　
　　李：我真的没在任何语言学领域有过什么非常重要的贡献。〔笑声〕
　　你们可以看出来，我摸索过不同系属的语言。最早我对古汉语感兴趣。但后来开始改进方法，利用更多的材料，因为汉语的知识我又多学了一点。当然，直到现在我的汉语知识依然肤浅得很。〔笑声〕　　　　　
　　３０年代我也搞过一点藏语研究。我试图去发现，像藏语这样一门语言，我究竟能就其文献的语言方面做些什么呢？藏语语音发生过什么变化呢？于是，大约在３０年或３１年，我写了一篇小文谈某前缀音对藏语辅音的影响［⑦］。当然，在找出藏语发展史上有哪些语音阶段方面，这只是一个开头和尝试。但是，我的藏语知识相当有限。　　　　　　　　　　　　　　
　　此后，我开始研究台语。改行时最重要的首先是必须拥有大量的材料。我开始我的台语研究时，人们只对暹罗语（Siamese ）［⑧］有所了解，所有的台语方言所知甚少。所以我首先从搜集台语方言材料入手进行研究。如果某一方言搜集了足量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一本小书。同样，研究了别的方言，又可另外写一本书。所以，就这种极其简单的工作也得花上几年时间。为此，我搜集了许许多多方言材料，但只就某些方言写了两、三部专书。然后我开始比较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及他人搜集到的台语方言材料，它们构成了《台语比较手册》的基本材料。于是我发现几个要点：首先，如果搜集了某个方言的材料，就会发现像传教士等等之类的人也描写过某些方言，但其中有些材料并不可靠，记音不可靠。有时语义方面也不可靠。其次，后来也有许多想在这组语言的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语言学家，会列出一张词汇表，或许数百词，或许上千词。再次，会发现自己没有这组语言的任何文献材料。构成这种语言的语言材料，全都没有。我研究过台语，搜集了约一千个词，那是我所做的一切。除此而外，别无他忧。所以，我认为，如果运用别人搜集来的材料，……务必小心谨慎。……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不同的语（方）言研究。为此，我运用了１０到２０种台语方言，去做那些长长的词汇表。因为某些特定因素，我只能如此。对所研究的那门语言需要有准确的记音，还需要该语言的相互连贯的书面材料，这样才能确知某个特定词的真实含义。要知道，有时不同的语言会使用同一语源的词表示不同的意思。这种现象很特别。有一次我问一位台语发音人，把盐放入食物后的味道……他说：“呵，味道很甜。”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认为盐没有任何甜味〔笑了〕。可是要知道当地的盐极其珍贵，很难弄到；如果在食物里放点盐，味道妙不可言。而他们用的词是“甜”，所以当我听他说盐是甜的时候，心里颇为惊奇。　　　　　　　　　　　　　　　
　　……由于发音人将说出的只是某个词在那个特定场合的某个意思，因此需要许多词汇，也需要搜集长篇文献材料，以便清楚地了解某个词的意义都该是些什么。说话时具体表达的又是什么意思。　　　
　　　　五、借词（Loan Words）　　　　　　　　　　　　　
　　罗：借词的用处何在？您是如何区分借词与非借词，怎么知道某个词是借词？　　　　　　　　　　　　　　　　　　　　　　　　　
　　李：这确实是难点之一。假如这个词在你所研究过的语言里都有，那么它是这门语言里固有的词还是从他语言（方言）借来的？尤其困难的是，如果你对这些语言与别的语言，比如与汉语的关系表示怀疑，就会说是汉语词进入所有这些语言（方言）。那么，是这些语言（方言）本来有了这个词呢还是它们都从汉语里借来了它？如果它们都是各自语言固有的词，那么这种语言与汉语有系属关系；但如果它们都是从汉语借来的，那么这种语言与汉语根本没有系属关系。所以，对这个词的判断不同，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而困难在于，人们会发现这些各种各样的词汇可能有渊源关系，其中有些词，当然变得颇似纯粹的借词。然而，至今有些词汇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把握解释清楚。比如有一种鸟叫“鹅”（goose，英文）或类似的东西吧，但汉语里叫“雁”（yan）。是从加拿大迁徙到南美等地的一种候鸟。到了夏天，它们又北上飞回加拿大等地，可这是一种鸟。汉语叫yan ，台语叫han，带有h音。在许多方面这个词与汉语的yan有关。即是，暹罗语han是从一个清鼻音（ voiceless nasal）衍变而来。它是台语词呢还是从汉语借来的呢？噢，尚未可知。如果它与汉语的词有关系，那么台语与汉语就有渊源关系。〔笑了〕如果不是这样，那是汉语借了台语词呢还是台语借了汉语词？这种难题还有许多人在研究。那些认为台语不属于汉藏语者，说这个词是从汉藏语借来的，或者说汉藏语一定从台语借了这个词。我认为这一个非常伤脑筋的问题。……我认为比较系属关系的时代将会来到，因为我估计，中国的学者们大约搜集了八、九十种过去鲜为人知的语言（方言）。那些东西或许最终会非常有益于－－，所以我不去匆忙地下结论－－　　　　　　　　　　　　　　　　　　　　　　　　　　　　　　　
　　但是，人们依然喜欢推测。尤其是那么一些人，他们声称：“噢，台语民族与苗瑶民族有渊源关系。”一旦下了结论，不管它是否可信，人们都会开始嚷嚷，“噢，某某先生说过此话。既然我们目前不知道苗瑶语民族的系属，就姑且说他们与台语民族系属相同吧。”于是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理论，这些语言中“苗瑶—台语”，以及诸如此类的材料，种种的理论也会产生。而我是相当保守的。比如我就不想随便说，汉语系属印欧语。〔笑了〕如果我那样的话，一定会立即引起轰动。所有的语言学家都一定会一片哗然：“啊，奇迹发生啦！”〔笑了〕但是，他们对具体事实感兴趣。比如对像“蜂蜜”这样的一些词感兴趣。汉语称为mi（蜜），印欧语里拟为maidu 。看起来极其相似。是汉语进入了印欧语呢还是相反？或者说，汉语和印欧语同出一源？
　　相互联系的语言可以产生某些奇特的相似性。我想，斯瓦狄希倾向于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相互联系的。就这样，为什么不呢？〔笑声〕所以说这种推测等等极为有趣，我们可以对此或别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是我不想就此着书立说。〔笑声〕　　　　　　　　　　　　　　　　　　　　　　
　　罗：在内部拟测（internal reconstruction ）中您是否要用到借词？在您用于一组语言内部的拟测之前借词必须借用了多久才行？　
　　李：当然，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任何一组语言里都有许多词汇可能借自其他一些语言。日耳曼族语言有相当数量的本族词可能是借自日耳曼族语言之外的语言，以致于永远不能这样说，如果汉语有一万个词，它们全是汉语本族词，或许汉语曾借用过词的语言全都消亡了。所以，要真正追溯某个词的系属关系是相当困难的。比如并非所有的日耳曼语词汇都一定是日耳曼词。它们可能是其他一些语言的词汇。因此，我们称之为汉语的东西并非纯是汉语。比如像我们所说的蜂蜜一词（mi蜜），也许就是从别的某种语言来的。然而我们倾向于把各种事物混合起来。我们过分强调词汇，可是我们还有别的东西要考虑，如句法等等。你也可以得出其他结论。那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以谈论这些事情为乐，但我从不当真。对我来说，这是不由自主的事情。你们知道，数字也是非常有趣的 。汉语词jiu（九），傣语叫kao，语音上与汉语的jiu很接近，藏语是ku。看吧，这三个词都有联系。现在人们一般认为藏语与汉语有同源关系。藏语的ku和汉语的jiu是同源词。然而傣语发kao，人们就说：“噢，傣语不是汉藏语系，它是借自—一”〔笑了〕诸如此类，等等。一旦你形成了某种固定观念，就会开始对这类事情作出新解释。看见人们如何利用这种东西，并由此创造伟大理论，正如我说过把汉语和印欧语扯一起一样。如果我真的就印欧语和汉语的所谓关系写部书，很快就会有一批人，要么追随我的理论，要么攻击我。〔笑声〕
　　罗：太棒了！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就此打住吧。
　　　　　　　　　　　　　　　　　　　　　〔本文责任编辑　马加林〕
　　［＊］此文系李方桂口述史《东西方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汉藏语和傣语》（美国加州大学１９８８年版，英文）一书的第五章，此文原标题为“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导原则和方法论的讨论”。我们已在马学良师的指导下译完全书，此书采用对话体，文中“罗”系采方者之一，美国语言学家罗仁地（Randy LaPolla）博士，“李”系李方桂先生…… 。本章在此发表时内容取舍和调整方面承蒙马加林先生赐教，谨此鸣谢！—一译者
　　①原文为the Koreans ，复数，故此译。下同。②又译方法学。③又译《傣语比较手册》，以下原文有出入者均订正译为《台语比较手册》。④又译复音丛，辅音连缀。⑤此为原文误为西部。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１９２８～）美国语言学家，生成语法创始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集大成者。主要着作有《句法结构》（１９５７）、《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１９６５）、《论管辖与约束》（１９８１）等。⑦即《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影响》，１９３３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p.１３５～１５７。⑧又译为泰语。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京087-094H1语言文字学王启龙/邓小咏/马学良19951995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京087-094H1语言文字学王启龙/邓小咏/马学良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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