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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曲是清朝初年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思想家。他认为天下治乱兴替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心”问题。他的学问主要表现在对“人心”的研究、认识和体悟上，大约到了他31岁时，已形成体系而臻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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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曲谈论、体悟的“心”有什么内容和特征，只要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第一，心之本体是良知。李二曲说：“以致良知为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上学下达，一以贯之。”〔1 〕“良知”在孟子那里指一种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王守仁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天理”。〔2〕李二曲也认为“人心固有之天理， 即愚夫愚妇同然之良而已”。〔3〕首先要体悟和恢复内心固有之天理， “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4 〕良知是心之本体，心的本然之性，是“无善无恶”的。无善无恶，实为至善。李二曲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为本体，而以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功夫，其尊陆王抑程朱的思想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要知道在清朝初年，八股取士，程朱一学依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占有主流、正统地位，而王学却在民间有着广泛的传播，在此情势下，欲尊王学，若不兼采程朱，王学实难以立足。当时程朱亦肯定孟子的性善说，认为此善即是理，此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去欲存理，即回复本性之善。李二曲认为，“善念起而后有理欲之分”。此“善念”是人心本来就有的，而并非得之于天。他虽不敢公然倡言“无善无恶”，但他说的“存理克欲，克之又克，以至于无欲之可克。存而又存，以至于无理之可存”。以致于“理欲两忘，纤念不起”实际上即是“无善无恶”的境界，他之所以以《龙溪集》为“点雪红炉”，正表明他对王学无善无恶说的肯定。李二曲在《富平问答》还有一段话：“说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很显然，主敬、穷理、省察是我，存而养之者是良知，原来李二曲说的“上学下达，一以贯之”的是良知。他兼采程朱理学，使之为王学服务，其实也是对王学的修正。
　　第二，心是一种主体精神，一种具有独立性的意志力。李二曲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曰：不要引训诂，须反己实实体认。凡有对，便非独，独则无对。即各人一念之灵明是也，天之所以与我者，与之以此出。此为仁义之根，万善之源，彻始彻外，更无它作主，唯此作主。慎之云者，朝乾夕惕，时时敬畏，不使一毫牵于情感，滞于名义，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顺逆，造次颠沛，生死患难，咸湛湛澄澄，内外罔间，而不为所转。夫是之为慎！”〔5〕所谓“独知”， “一念之灵明”即指人人内心具有的一种独立意志能力，一种主体精神，对此，李二曲认为，人应当切实体认，只要下一番“慎”之功夫，就可以使它不为情感、名义、得失、顺逆及至生死患难所左右，不管遇何种情况此心都湛澄如镜，万理俱融，内外浑然，也可称为独立理性。李二曲对明末清初世俗不满与愤懑，对社会的游离态度，使他追求性灵，蔑视名教，我行我素，自成自证，洞沏洒脱，作世间大自在人，主体精神得到解放，获得自由，若体认不到这点，不过是“圣贤皮肤，名教优孟”，毫无主见的庸人而已。正如他说的：“学须剥皮见骨，剥骨见髓，洞彻本原，直透性灵，脱脱洒洒，作世间大自在人，方一了百了。若不窥性灵，自成自证，徒摹仿成迹，依样画葫芦，饰圣贤皮肤，为名教优孟，后世有述焉。吾勿为之矣！”〔6〕这段话， 真是非二曲先生不能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把心具有的这种“虚而灵，寂而神，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的主体精神，引向老庄无为的精神境界。所谓“无念之念，乃为正念”，“学人终日孜孜，唯此为人生第一要务。动作食息，造次颠沛，一注乎此，而深造之以求自得。居安资深，左右逢源，此谓之安身，此谓立命。”〔7 〕究其原因，正是由对世俗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情绪所致。儒家入世之说，所谓“时之圣者”，在满族入主中国的形势下，已变成阿媚新朝的依据，为李二曲所不取，而遁入空门，潜心禅佛又为其所不甘。于是到老庄无为精神天地里寻求此心的安顿着落。
　　第三，心是蕴涵封建伦理道德的主观意识，是一切伦理道德规范的最终根源。“天之所以与我者，与之以此也。此为仁义之根，万善之源”，〔8〕“此”即“心”也。又说：“大人之学，原在止至善， 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也，乃天之所以与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则，而家国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纯粹中正、本广大高明，涵而为四德，达而为五常，见之于日用则忠信笃敬。”〔9〕所谓为“仁义之根， 万善之源”即是指心所蕴涵的道德意识。所谓“善”则是我所固有的本然之性，包括“四德”（即孝、悌、忠、信四种德性），“四端”（就是指孟子所说的“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一种先天的道德原则）和“五常”（即指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是人们对待、处理宗法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究明万善，即为至善，时时处处体认此至善之天理，“则诚正之本立矣”。本立，然后由内至外及于“修齐治平”，这样有体，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贯之矣。”〔10〕
　　李二曲有关“心”的认识，充分显示了他的学派属性，他是王学，是心学，其说由心出发而返之于心，一切务求于内，把广采博收、辨订考究的学问，斥之为骛外。他批评顾炎武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但他也并非不讲外物，他主张本于天德，以行王道，也是内圣外王之学。不过他认为有个终始次序，首先和基本的是德性。德性即为人之本。他说：“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传言，先慎乎德……本立，则纪纲制度、礼乐兵刑，因事自见。若本之不立，纵纪纲制度礼乐兵刑一一详备，徒粉饰太平耳！……概无天德，又安有王道！ ”〔11〕由“天德”而“王道”，可以说是历来儒门学者一以贯之的主张，是一种从古至今都从未实现过的理想。“王道”是指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礼乐兵刑”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章法。可以这样说，掌权者缺乏德性，那制度就会变成摆设、粉饰。事实证明，若没有制度，德性的普遍性也是难以实现的，制度要比“德性”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德性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而制度却是逼迫的、带强制性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自觉的人总要比自觉的人多得多，至于未来，这种情形也许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但这已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谈论的问题。总之，李二曲在“天德”“王道”方面的主张尽管含有很多积极成份，许多精辟的见解，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对人何以能认识体悟心之本体，心之本性，又如何发扬心之主体独立精神，又怎样把心所蕴涵的伦理道德意识，由内心推及到外（修齐治平），这些问题，李二曲都进行过探究，备学艰辛，心有所得，学有所成，这就是他标宗的“悔过自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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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曲的学术，以“悔过自新”四字标宗，《二曲集》开卷第一篇就是《悔过自新说》，他说：“古今名儒倡导救世者非一，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其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李二曲如此标宗，正是针对“心妄用，功杂施”的高谈性命的空疏学风而言的。他如此标宗是从他经历坎坷中体悟出来的：“予固庸人，懵弗知学，且孤苦颠顿，备历穷愁，于夙夜寐旦，苦搜精研中，忽见得此说。”〔12〕
　　“悔过自新”，是李二曲为学心得。所谓“过”当然是指“心过”。他说：“心，性也，其犹镜乎。镜本明而尘混之，拂试所以求明，非便以拂为明也。”“尘混之”即指心“牵于情感，滞于名义”，〔13〕失缺了它的本然之性，即无善恶之良知。这便是“心过”。而“拂试”即是指良知发现“过”而进行“悔”的功夫。心之良知如何知“过”，李二曲提出了他的看法：“悔过自新，此为中材之言也，而即为上根言之也。上根之人，悟一切诸过皆起于心，便铲却根源。故其为人也易。中材之人，用工积久，静极生明，而成了手，但其为力也难。盖上根之人顿悟顿修，名为解悟。中材之人，渐修渐悟，名为证悟。悟人但期于悟，无期于顿可矣！”〔14〕顿悟、渐悟原是佛教修行的两种方法，在北宋以来的道学中，陆王心学主顿悟，程朱理学主渐悟，而李二曲兼采二者分别施行，认为“上根之人”有过则能自我觉悟而铲除根源；“中材之人”有过则须高人指点，通过“证悟”而复恢心的本然之态。
　　在李二曲看来，凡人皆有过，而过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动念处亲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15〕李二曲从“起念动心”作起，凡一念之不纯，一息稍懈，即为过，当振而起之。照此说来，人孰无过！好在尚有自新之路，悔过即可自拔。不过李二曲所谓“新”，并非指一种新的精神境地及行为标准，而是“复其故”，即恢复人所固有的本然之性，即德性、良知。他说：“性，吾自性也，吾自德也。我固有之也。曷演乎新？新者，复其故之谓也。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徒常新。若于本体之外，欲有所加，谓以为新，是喜好异者之为，而非圣人之所谓新矣！”〔16〕
　　“悔过自新”应从何处做起，他说：“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骛高远，说精微谈道学，论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近处做起”。〔15〕可见“悔过自新”的功夫是从个人的日用常行，纲常伦理（外在的）做起，然后推向内心寻求其存在的合理根据（即良知，德性，仁义之根，万善之源），经过一番逐日逐时，逐念逐事，在德性上参究体验的功夫，“克去有我之私，而析义于毫芒，以复其广大精微”。〔17〕再面对日用常行与纲常伦理，躬身力行时，自然会进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这种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认识路径，当然是指“中材”之人而言的。至于“上根”之人，日用常行与纲常伦理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过是内心的印证而已，故其认识路径可概括为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以上两种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其专注于“内”却都是相同的。李二曲说：“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养德性，而浚其灵源，悟门既辟，见地自新。”〔18〕有了本，不愁末”，“本立，则纪纲制度、礼乐兵刑，因事自见。”〔19〕这便是李二曲“悔过自新”所期望达到的新境界。
　　“悔过自新”说亦可谓之为“明体适用之学”。“悔过自新”说即是“明体”。李二曲说：“自拔习俗，务为体用之学。证心返观，深造默识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体用兼赅，斯不愧须眉。”〔20〕又说：“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21〕在李二曲看来：“悔过自新”即可“明体”，“明体”即可“适用”，社会也得安宁。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命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22〕
　　李二曲深深痛恶八股词章，程朱理学对人心束缚，他倡导“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之学”，实有益于世道心。他主张：“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此人生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23〕他主张自由讲学，认为讲学能医治时弊，使人心归于正道，使学术倡明于天下。这里实含有对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不满。李二曲曾受常州知府骆钟麟之请，赴常州讲学，转至无锡、江阴、靖江、武进、宣兴各地设讲，听者云集。在陕西境内，富平、华阴、西安关中书院都是他设讲之地。他讲学的宗旨无非是通过“悔过”而使人人“自新”，复其本有之“良知”（包括他说的“四德”、“四端”、“五常”），也即是他讲的“明体之学”。作为王学的“后劲”，李二曲亦主张“知行合一”说，他要人“真知”，真知即能真行。这样人人“自新”“明体”，即可成圣成贤，使自己的思想行为都能自觉地符合封建社会的一切伦理道德及其规范。换句话说：李二曲的心性之学，就是要求人人都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以便建构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原则的社会秩序。他说的人心之“正”，就是指人心所具有的“仁义之根”，“万善之源”，都能得到正常的发挥、实现。李二曲讲学的显着特点，就是他总是从经世致用出发，他讲“悔过自新”说，讲明体适用之学，皆不离实际日用、纲常伦理、礼乐兵刑等等，正如梁启超所评价的“他（指李二曲）绝对不作性命理性等哲理谈，一力从切身处逼拶，所以他的感化力入人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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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曲把社会治乱兴衰的根本缘由归及人心正邪，把人心之正邪归究于学术晦明，这一认识看似简单迂腐，但只要联系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现实，就不难发现它的思想光芒，不失为医治时弊的一个良方。他说：“方今人欲横流，功利之习，深入膏肓，斯言在今日尤为对症之剂，吾侪所宜服庸者也！”〔24〕“斯言”指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二曲此言，今日读之仍不免令人怦然心动，感慨万千！二曲之后，中国社会历经磨难，天翻地覆，可单就“人心”而言，似乎还没有多大长进！因而李二曲的心学、学术思想对培养和增强现代人的道德意识、弘扬现代人的主体精神、独立意志以及探寻现代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是颇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的。
　　首先，李二曲倡导的心性之学，有利于培养增强现代人的道德意识。李二曲把道德属性（即道德意识）当作人的本质属性，把道德关系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关系，把道德意识和行为看作出于生命本能的要求和反应，而不是对客观规范的被动遵循，这样就使人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一对人本质的理解虽然不免偏颇，但亦不乏精到之处。试想一个没有道德意识的人，一个道德意识淡漠的社会，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情景？！时下金钱至上，享乐成风、追名逐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腐化堕落、贿赂公行、权钱交易、吃喝嫖赌等等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虽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但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力之强，决不可忽视！出现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和时下人们的道德意识淡漠，缺乏自律不无联系。因而在当今社会，唤起人们的“良知”，使人们的善性得以发扬广大，使人的道德意识得以增强，应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一环。
　　第二，李二曲的心性论有利于培养、宏扬现代人的主体精神、独立理性。李二曲看到人的道德属性，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此，可以说李二曲不甚重视对外物的探求，而只专注于内心的修养。他所主张的澄心静默之学并不是单纯要人获得对外在客观事物的知识，而是为了确立心的主体精神，达到认识自我，即认识“人何以为人”的根据。李二曲主张要培养人的独立理性，净化人心，使人回到“天德良知”中去，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他相信独立理性能扼制心之情欲、名利，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样，具有主体精神和独立理性的人，遇到危难关头，生死之际，就会挺身而出、舍己救人、舍生取义。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因此李二曲所倡导的这种儒家人生哲理在现代社会中无疑对人的精神生活具有补充和调节作用。
　　第三，李二曲的心性说，从人本身寻找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思路，具有突出的现代意义。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和享受，这使人们相信科学、信仰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然而，现在人们终于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能够带给人们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但并不能解决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科学技术是一种工具理性，而生存意义所需要的是最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在李二曲看来，不在自己的身外，而在自己心中。人只有从道德本性中才能探寻生命的终极价值。这对矫正时下人们心无所适，或“放于利，放于声色”，或“放于博奕，放于闲谈”等浮躁心态，不无现实意义。
　　收稿1997—03—14
　　注释：
　　〔1〕《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2〕《传习录》中。
　　〔3〕《四书反身录》卷七《孟子》。
　　〔4〕《传习录》下。
　　〔5〕〔8〕《四书反身录》卷二《中庸》。
　　〔6〕《二曲集》卷十六《答王心敬书》。
　　〔7〕《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9〕〔10〕〔11〕《四书反身录》卷一《大学》。
　　〔12〕《四书反身录》卷一《大学》。
　　〔13〕《四书反身录》卷二《中庸》。
　　〔14〕〔15〕〔16〕《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15〕《二曲集》卷六《传心录》。
　　〔17〕《四书反身录》卷二《中庸》
　　〔18〕《四书反身录》卷二《中庸》。
　　〔19〕《自书反身录》卷一《大学》。
　　〔20〕《四书反身录》卷五。
　　〔21〕《二曲集》卷十六《答顺宁人》。
　　〔22〕《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23〕《二曲集》卷十二《匡时要务》。
　　〔24〕见《二曲历年纪略》。
唐都学刊西安68～72B5中国哲学孔令兴19981998李二曲对“人心”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认识和体悟，他倡导“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之学”，对于培养和弘扬现代人的道德意识与主体精神，以及寻找人的终极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李二曲/“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之学”/“人心”现代价值孔令兴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邮编　710054 作者：唐都学刊西安68～72B5中国哲学孔令兴19981998李二曲对“人心”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认识和体悟，他倡导“悔过自新”说和“明体适用之学”，对于培养和弘扬现代人的道德意识与主体精神，以及寻找人的终极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李二曲/“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之学”/“人心”现代价值

网载 2013-09-10 2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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