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民族主義者的儲安平

簡體傳統

　　《南风窗》2014年第20期

　　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把储安平定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将其视为继胡适之后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目前所有的储安平研究，也基本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进行，尽管已经缺乏新的问题意识，仍不厌其烦地做各种重复阐释。的确，储安平在1940年代主办《观察》周刊，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办刊立场，公开宣称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激烈批判政府，抨击当道，创造了中国舆论史上最后的辉煌……。从表面来看，以“自由主义者”概括储安平似乎无大问题。
　　
　　然而，如果把目光从《观察》时代移开，阅读储安平的早期文章，会惊讶发现，他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义。早在1920年代，他就曾写文章呼吁要纪念五卅、五三，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集合全国之力与东西方列强誓死抗争。1930年代，他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期间，发表了不少拥护国民政府、呼吁国家统一、歌颂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6年赴德采访奥运会期间，更在报道中赞扬希特勒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赞扬德国人民对领袖的忠诚，将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视为“伟大的民族解放”，并呼吁中国以德为师，实现民族强盛。抗战中储安平更是在报纸上激烈鼓吹民族主义，希望战争延长，让中国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以足够的苦痛来完成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建构。从这些言论中，丝毫看不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子。
　　
　　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储安平在《观察》时期的言论也会发现，他虽然也呼吁自由，却认为自由的终极目的是促进社会的优性发展。相对于“自由”，在其文章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是“国家”、“国运”。他始终将办刊当成一种“言论建国”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树立健全的舆论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替国家培养元气”。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其虽然明知道国共两党统治下自由的“多少”和“有无”的区别，仍然主动投奔解放区，并于建国后放弃“影响思想的工作”，兢兢业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述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价值立场的对立。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不容侵犯，强调人首先是个体，其次才属于国家或民族；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不存在任何抽象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文化环境的产物。从早期储安平的文章来看，他将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甚至具有某种反自由的倾向。从后期储安平的文章来看，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理论、方法、观点和态度的集合体，基本是一种自由的主张或社会责任担当，主要表现为不满现状，激烈批评政府。由此可知，所谓“自由”，根本不是理解储安平一生思想的关键词。“自由”在储安平的思想中究竟占有多大分量，实际值得重新讨论。
　　
　　储安平被捧上自由主义的神坛，与当年的研究者对“自由主义”的普遍滥用不无关系，更多的原因是出于现实需要。二十年前中国知识界竞相谈论自由主义，希望从近代中国中寻找自由的思想资源，以增加批判当下的力度。储安平的生平、事功与悲剧命运，正好符合了研究者心目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当然，还有一个为人长期忽视的原因，即原始资料不足。目前的储安平作品，仅有张新颖编辑整理的《储安平文集》一种，收录的储安平政论基本局限于《观察》时代，无法全面反映其一生的言论与思想。近期出版的储安平新文集《强国的开端》，收录了储安平佚文70篇，上至1928年学生时代，下至1945年主办《客观》之前，收罗极其丰富。相信此文集的问世，必将可以呈现出一个“自由”之外更为复杂的储安平，使研究者对其生平与思想有一种更为全面的认识。
　　
　　
　　储安平：《强国的开端》，韩戍、黎晓玲编，群言出版社2014年10月版，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