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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怒其不争”：与民间话语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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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的鲁迅阐释总是努力强调其民间大众话语性质，努力把他描绘成大众群体中的一员，人民大众的牛，好像鲁迅只是统治者的叛逆，而对大众只有俯首听命充当马前卒。直到90年代，还有一些新出版的研究着作在努力把鲁迅打扮成一个自愿自觉遵从工农大众意志的小兵。但是，如果我们走近鲁迅，就不难发现他的话语决不是民间大众的话语，这二者是不能混淆的。他的确与民间话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确对民间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也的确密切关注着民间大众的生活，并且对大众有深刻的同情。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证明他的民间大众话语性质。他以现代启蒙主义与民间大众划清了界限，“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使他与阿Q、华老栓、七斤和祥林嫂这些大众的代表站到了不同的地平线上。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是以能跻身庙堂为人生价值实现的目标，而一旦仕途阻塞，则往往又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隐者之路，归隐山林，超然物外，或者并不真的超然物外而是获得隐者美名走上终南捷径；二是既然不能当诸葛亮，就到梁山当吴用，吴用的前途不可限量，或者通过“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途径走进庙堂，或者通过协助“夺了鸟位”而成为新的诸葛亮。鲁迅与这条条道路都作了彻底的告别。对中国历史的透彻理解和对国民性的深入研究，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的主奴之道。于是，不从众，不媚俗，不怯于众势，不淹没于民间，成为鲁迅的一大特色。
　　鲁迅对大众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总的说，他的态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概括。这种拜伦式的态度显示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且，这种态度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获得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标志。只有“怒其不争”而无“哀其不幸”是非人道的立场。只有“哀其不幸”而无“怒其不争”则是民间大众自己的立场。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不可能像隐士那样超脱，他们关心和同情大众，为大众的疾苦而痛苦，但是，他们绝不是站在大众同一地平线上的代言人，决不是大众意识的“留声机器”，也不是利用大众之力而满足私欲者。这种态度的最突出的代表者就是鲁迅。这种态度与大众保持了一定距离，这距离并不意味着他对民众的轻视，而是因为他知道大众发出的往往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只有大众真正觉醒并成为真正的“人”之后，真正属于大众自己的声音才能得到表达。
　　鲁迅前期对民众的态度大概是公认的，他之所以弃医学文，就因为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与愚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注：《呐喊·自序》。）《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显示的对庸众的态度人们已多有论及。在五四时期，因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国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责着愚昧的民众的“奴才式的破坏”。他赞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轨道破坏者”，叹息的是“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从的睡沫淹死。”（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他感叹：“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注：《坟·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现代启蒙主义立场使他不可能与大众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因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注：《热风·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他悲哀于大众的冷漠，竟将烈士的鲜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为欢乐的时光。
　　按照过去的认识，这一切都显示着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说明鲁迅这一时期存在着“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的弱点”。（注：高等学校教材直到目前仍然多持此说，该语引自唐＠①《中国现代文学史》。）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我却感觉到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鲁迅之所以比他人伟大之处。并且，这种态度贯穿着他的一生，是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基本观念。按照一般的看法，鲁迅在1927年到1928年之间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然而，就在这个时期，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他更多的这种论述。面对中山陵合龙口之际南京流传的“太平歌诀”，鲁迅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前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注：《三闲集·太平歌诀》。）面对国民党的屠杀，他也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注：《三闲集·铲共大观》。）
　　他虽然同情大众，但却不像那些自封的无产阶级作家那样对大众作出或真或假的信任和崇拜的模样。他继续着他从日本留学时期就确定的批判国民性的道路，并不因为有人宣布阿Q时代已经过去就跪倒于据说已经提高觉悟的阿Q面前，或者帮他去抬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到处看到中国民众的奴性，不时地在文章中提示这种奴性。鲁迅说故乡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他们的奴才身份事实上早已经获释，但“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力”。（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鲁迅对中国大众的奴性思之甚深，悲之甚切。他一生对麻木的看客不曾有过好感。而他一再地指出中国大众往往都是看客。到了30年代，他也仍然一直关注并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鲁迅写过这样一种发现：“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国大众的这种无主见，随大流的精神特征，在鲁迅的小说、诗歌、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他揭示中国大众自私、冷漠的灵魂：“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撞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大概是有新的发展了。
　　鲁迅终生对大众没有什么好看法。所以他的批判锋芒不单单指向权威，而且指向民众。因为他清楚：“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注：《华盖集·通讯》。）这时的鲁迅已经接受了阶级论的观点，但是，阶级论的观点并没有使他从此便简单地认为被压迫者便比压迫者人格伟大。他清楚奴才和主子的精神联系，最让人读之难忘的名言是：“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待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这种选择使鲁迅走上了异常孤独的道路。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样的孤独者为数仍然不多。一些人有权威可以依附，一些人有大众可以凭靠。鲁迅却既无权威可依，也无大众可靠。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作为20世纪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孤独而艰难的道路。自由需要代价，独立需要代价，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需要坚强的意志，需要能够承受孤独的强大自我。否则，背靠大众，卧于传统，人云亦云，随风摇摆，还有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可言？历史选择了鲁迅，或者说，鲁迅选择了历史，是他为把中国引向现代而自觉地承担起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创建。在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两个奠基人中，胡适在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等方面无疑也是一面精神旗帜，但是，与鲁迅不同，他精神立场的坚定伴随着行为上的随和，他们都是传统势力最坚决的反抗者和批判者，但是，同样的坚决，却不仅有温和与激烈之分，而且有致力方向的差异。胡适的可贵在于身近廊庙而不被权威话语淹没，努力改造权威而拒绝被权威所改。鲁迅的可贵在于与大众同行而不陷入民间的沼泽，努力启发大众而不被大众同化。这都是启蒙主义者所选择的孤独的人生之路。
　　与民众同行又保持距离，这是鲁迅的选择。这选择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正因为爱之深切，才对其弱点不能容忍，发出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没有完全走向尼采。他没有表现出尼采式的对民众的蔑视甚或敌视。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鲁迅的思想源中，除了尼采之外还有托尔斯泰。正因为人道主义精神，使鲁迅没有象尼采那样走向敌视大众、反对女人、厌恶弱者的立场。鲁迅对弱者充满同情，对孩子，对女性，对受压迫和欺凌的大众，都有足够的同情。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在强调个性主义的同时，留下了通往大众的道路。所以，“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是必须联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哀其不幸，就失掉了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就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如果失掉了“怒其不争”，这种同情就容易使知识分子滑入民间大众的话语立场。创造社和太阳社在20世纪末的转变虽然原因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他们是五四运动成果的坐享者而不是在旧文化的一统天下里开创新文化的奋战者，因而缺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那种牢固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立场。
　　因为历史没有为大众提供发音器官，他们发不出声音，在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国，鲁迅承担起了为其喊出痛苦之声的使命。但是，他不是一般的代言人（在文学中，大众代言人也决不应该是一个美称），而是同时承担着大众精神疾病诊断者的使命。而这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使命。鲁迅一生所做的，一是引导大众改变奴隶的地位，二是引导大众改变奴隶的精神状态。这也正是他的“立人”思想在指向大众时的基本内涵。鲁迅终其一生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他一边向奴隶主发出愤怒的断喝，一边向奴隶发出站起来的呼声，并且让奴隶们认识自己身上的各种劣根性，以求将来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奴隶和奴隶主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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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中对“鲁迅主义”的概括有这样四点：一是创造了诗与政论凝结为一体的杂感；二是为民族和大众而战斗的意志和博大的爱；三是大众化；四是对古代传统的批判继承。应该说前两点是不错的，但后两点却可以用于左翼的其他作家而唯独按不到鲁迅的头上。第四点与此处所论无关，所以尽管说鲁迅“师法‘儒派’中的某些可贵精神”和继承“中国旧有的好的文学传统”与鲁迅对待传统的态度得不一致，在此且不管它。我所怀疑的是第三点——鲁迅的大众化。我以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所走的是一条化大众的道路，与自30年代初以来的大众化道路是背道而驰的。
　　首先需要指出，鲁迅绝不赞同我们一般所说的大众化。按照流行的解释，大众化就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注：《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1版，P.200。）关于“大众化”这个词，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是目前仍然最流行的《现代汉语辞典》里的解释。可能有人会指责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不准确，因为当年大众化的讨论中它的内涵是远比这要复杂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指责辞典，特别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辞典，代表的更是流行的权威认识。我以为，不仅不应该指责辞典，而且应该时时注意，在使用一个词语的时候首先不要忘了先去查一下最流行的辞典。因为只有这样，提出的口号才不至于被他人接去而引向反面；同时也可避免接过一个口号大加赞美，到后来却发现那口号中装的并不是自己要赞美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普及性的辞典所代表的总是最流行的解释。事实上，大众化的口号从提出的那一天，就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应广大群众需要。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向工农大众学习，意味着迁就和迎合大众而彻底改造自己，预示着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丧失和臭老九的命运，也预示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种把大众化作另外解释的努力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鲁迅当然不会赞同这样一条道路。他不会愿意好好接受看客们或者阿Q的再教育。他自我认定的角色是大众的改造者而不可能成为被改造者。尽管鲁迅也有个别表现工农大众朴素品质的作品，尽管早在四十年代就出现了把《一件小事》作为鲁迅小说代表作的现象。但是，鲁迅自己决不会认为《一件小事》比《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更重要。
　　有必要考察一下大众化运动的过程和鲁迅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我以为，要考察大众化运动的全过程不能只是从这个口号的提出开始，而应该考察它的全过程。大众化的倾向是从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到民间去”的口号开始，经过“革命文学”运动，然后在30年代形成并提出的。没有前面的基础，就没有大众化问题的提出，而在这个全过程中，鲁迅的态度一直是明朗的。
　　早在1925年，他就对“到民间去”的口号表示怀疑。“但从此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去，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又怎样？”（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当时的人们大概没有多少人怀疑到民间去的必要，但鲁迅怀疑它，因为他能够意识到虽然是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单独到民间去之后，他的力量会是多么渺小。许多人都兴奋地高叫，却想不到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面对的多种可能。只有长期研究国民性问题的鲁迅能够意识到，民间大众的力量是大的，他足以吞掉几个刚刚觉醒的青年。事实上，五四时期的鲁迅与30年代的鲁迅在这一方面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不反对知识分子去接触大众，更不反对为大众做事，但是，他却时刻警惕着觉醒的知识分子话语被大众话语淹没这一致命危险。
　　由于历史提供的条件，20年代末开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挤迫。一方面，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和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政治权威试图以自己的意志整合文化，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另一方面是来自一些年轻的作家向民间话语倾斜而发动的攻势。面对权威话语的挤压，鲁迅的反抗我在上一部分中已经提及，他以坚决的反抗坚守了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面对后一方面的挤压，鲁迅也进行了他的斗争。关于来自民间方面的挤迫，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1926年郭沫若身着国民革命军装向青年作家发出了“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4月《创造月刊》。）的号召。接着是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们纷纷认定个人主义的文艺早已过去，继之而起的将是民众的文艺。他们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注：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引自《当代中国文艺论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他们要向着大众“开步走”，以大众为表现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并且在语言上“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创造月刊》。）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白话以及个人主义的代表成了革命大军兴师之前的祭刀。
　　冯乃超对鲁迅“愚弱的国民”和“第一要着，是在改变我们的精神”等启蒙主义话语大不以为然。（注：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928年4月《文化批判》。）成仿吾说鲁迅“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注：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1928年2月《创造月刊》。）钱右＠②严厉批判鲁迅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之后指出：“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注：钱杏＠②《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3月《太阳月刊》。）郭沫若则宣判鲁迅为“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注：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创造月刊》。）
　　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批判和否定五四，否定启蒙主义文学。改造旧社会的迫切之情可以理解，但为了寻找改造旧社会的力量而建立的对群众的认识，却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先驱。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们用以反对和否定个人主义的所谓新思想，也不全是新从国外引进的思想，而往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群体意识。这些激情满怀却缺乏深刻的年轻人自以为找到了新的价值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承载的却是传统的惯性。如果我们比较一下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运动和代表国家权威话语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就会发现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存在严重的对立，但在文化上是多么一致。他们都一样反对五四新文学，反对欧化，都反对个性主义而努力张扬群体意识。他们虽然有分歧，但背后站立的是同一个传统。只有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这个传统的异己。
　　30年代文坛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迎来了大众化的讨论。大众文艺运动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欧化。尽管瞿秋白等人有时也在理论上表示不一般地反对欧化，但批判的锋芒所向却是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欧化的‘文艺的贵族主义’”。（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P.881。）所以，文艺大众化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注：瞿秋自《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创刊号。）在大众化的讨论中，倡导者高声呼唤文艺“向着大众飞跃”。认为“什么只应该提高群众的程度来欣赏艺术，而不应当降低艺术的程度去迁就群众，——这一类话是‘大文学家’的妄自尊大！”（注：瞿秋自《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创刊号。）当有人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第一重困难在于大众自己的时候。瞿秋白立即严厉指责作者和他代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是“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并且指出“这种病根必须完全铲除”。（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P.875,878。）本来肩负着启蒙之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从这时开始，不能再理直气壮地“站在大众头上教训大众”。他们开始被引导去向大众学习，去迁就和迎合大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心理。知识分子开始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放弃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向工农大众认同。
　　尽管大众化的倡导者所代表的并非真正的民间文化，他们的声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大众的声音。但是，因为本世纪民间话语仍然是依靠代言，而且积极充当大众代言人正是本世纪一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那么，这种代言的结果就不妨看作民间大众话语。
　　面对民间话语的挤压，鲁迅是坚韧的。他与革命文学论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在《路》。《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中对工农大众的文艺代表们的嘲弄是一针见血的。他不相信一些在咖啡馆里的留学生能够发出大众的声音，他只相信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而水管里流出来的只是水。他当然不反对文艺为大众的命运而呐喊，因为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但他不同意去做大众留声机器，更不接受为了获得大众意识而向大众学习和改造自我的做法。他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学方向，从来没有否认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作用，没有否认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先驱性质。正是这一切使他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启蒙主义的目的是立人。为立人必须批判国民性，必须否定奴隶性而张扬个性。所以，是否承认大众的落后性，是否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是2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和权威话语的重要分界线。
　　鲁迅不赞成牺牲文艺的艺术性去适应大众的水平，更不同意放弃现代意识而去迎合大众陈旧的习惯心理。无论鲁迅后期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五四时期确立的启蒙主义立场始终坚守着。当左联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目的却仍然是“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注：《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而这种意识却正是瞿秋白们要铲除的“病根”。
　　关于大众文艺和大众语的问题，开始鲁迅没有发表多少意见。但是，因为见到一些“高论”，还是忍不住说了一些话。他曾经讽刺那些学习大众语言者“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注：《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在《门外文谈》中，他也写下了这样一些句子：“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交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他不同意因为大众不懂就要不得的观点，更不可能因为作品不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就不是好作品的价值观。他认为那些打着大众的旗号，反对五四白话，努力迎合大众，主张“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的观点，“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地成为新国粹派”。而对于国粹派，鲁迅是永远不可能与之一致的。这一切都证明他仍然在保卫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保卫着启蒙主义文学的方向，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大众化和化大众的矛盾主要就表现在是批判国民性还是迎合大众。对于迎合大众的观点，鲁迅曾经严肃地指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们过去只认为鲁迅反对做统治者的帮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鲁迅同时也反对做大众的帮闲。他知道与他在一个阵营里的那些作家虽然也背叛，但是，从大多数来说，对统治者的态度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然而，帮大众的闲，而没有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鲁迅对这个问题终于表达了清楚的意见：“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为大众着想，文学家不能去适应大众的胃口，“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挑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长期以来，在谈论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时候，这些话是从来不被引用的。
　　鲁迅一直没有接受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大众文学家从而去表现大众意识的观念。他说：“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对于革命文学，他的看法也是这样：“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注：《而已集·革命文学》。）
　　许多人对鲁迅有一种错觉，或者人云亦云并无自觉，或者被流行的价值阻碍了目光，往往只看到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而没有注意到这批判并不意味着他倾向于大众。鲁迅之所以更多地批判知识分子，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话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听得懂。由于对大众的认识，他甚至曾经暂不准备与大众说话。在《华盖集·通讯》中写给旭生的信中就说：“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后来的鲁迅主张走向民众，但他却仍然是带着化大众的目的而走近的。《二心集·习惯与改革》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明确地表现了鲁迅进入30年代之后的文学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这是他对大众的基本看法。他接着说：“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没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义，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大众的旧习惯，则无论什么样的革命，都将是“沙上建塔，顷刻倒坏”。而他的办法是“深入民间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这正是他自己的言行的一种说明，是对知识分子表明其走向多数的原因。这与他的初衷的确并无二致。　（待续）
　　字库未存字解释：
　　　　＠①原字弓加（屮下加又）
　　　　＠②原字屯加阝
　　
　　
　　
鲁迅研究月刊京4～1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4～1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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