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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确立现代独立性
　　1　鲁迅主张掀翻这吃人的宴席，捣毁安排这宴席的厨房，但这宴席的一切享有者都必然要保卫这盛宴免遭扰乱。这就决定了鲁迅与权威话语之间的对立关系。看鲁迅的一生，直接干预政治的行为不多，发表政治时评极少，他总是守在文化阵地上，从事他的文学活动，而政治家们却对他视若洪水猛兽，原因大半在此。但是，鲁迅与权威话语的冲突还不仅在于他对古老传统的无情批判，而是在于他虽然很少谈政治，却从骨子里与政治权威格格不入。作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不可能重新回到依附于权威的旧路。他获得了现代独立性，也为这独立付出了人生的代价。那就是要孤独地承受来自权威的各种压迫。而鲁迅的性格又使他越是在压迫之中，越容易坚守阵地。他顽强地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扞卫着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压迫，也决不放弃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独立批判权。在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中，鲁迅以自己的话语实践确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大概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而且几千年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道”与“势”的冲突往往显示着他们的骨气。但是，“道”与“势”的冲突是有限的，暂时的，从理论上讲，只有遇到“无道昏君”时这种冲突才会发生，如果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有道明君”，这“道”与“势”就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之所以是常态而不是偶然，因为古代帝王不仅多是圣人之徒，与读书人本是同门弟子，而且即使不是儒家信徒，在统治国家时也决不拒绝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命运历来如此：所有旧秩序的破坏者都要反孔，到旧秩序破坏完了，要建设自己的新秩序时就转眼变成尊孔的表率。这原因在于儒家学说是一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学说，它有助于使人做稳了奴隶。正因为这样，在古代中国，“道”与“势”没有根本的冲突。同时，科举制度在弥合着道与势的裂缝。“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使古代文人没有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从而去探寻新“道”，这就避免了许多冲突。然而，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中国文学也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
　　鲁迅说：“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这一区分一直没有引起文学研究界作为方法论方面的足够重视，正如他的历史分期的两段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样。但是，这种划分是重要的，它不仅划开了鲁迅与历代宫庭文人的界限，也划开了他与历代山野文人的界限。过去的中国“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即使不帮忙也不帮闲的隐士们的文学也不是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因为“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开始寻求不帮忙、不帮闲、同时也不通“魏阙”的道路。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独立之路。
　　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在这里没有提到民间文学或大众文学。这大概不是疏忽，而是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所谓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他多次说过工人农民自己还没有开口，知识分子描写他们生活的作品不能算平民文学，当然也不能算是民间大众自己的话语。鲁迅关于平民文学或民间文学的看法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我想这原因大概主要在于他不承认“民间”与他所说的“廊庙”的本质差异。在他看来，一方面是真正的大众还没有开口，知识分子传达不出大众真实的声音；二是即使大众有了开口的能力，其话语的性质也不一定是真正民间的。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详细论及。
　　大概不难注意到，鲁迅对文人的帮忙或帮闲是很不以为然的。从他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就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具体情况无须多说，需要注意的是，几十年来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介绍缺少客观的态度，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完全看作官方努力的结果，将其成员都看作是国民党政府豢养的走狗，即使从政治批判的角度去看也是一种屠城的做法。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里面不乏国难面前为民族救亡而真诚地投身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人们。尽管如此，它以民族意识为中心，反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它的个性主义，本身却适应了国家权威的需要，实现着国家权威的意图，因而为国家权威所欢迎和支持。因此，鲁迅的憎恶是必然的。他憎恶那种“为王前驱”的奴性。在他看来，“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注：《而已集·革命文学》。）但是，这种骂却是仗势，仗势而呈威风者不过是“狗一样的文人”。
　　他反对帮忙，对帮闲也不放过。他多次嘲弄帮闲文人，写他们的生存之道，写他们的揩油之举，写他们的得意与不得意，等等。在《从帮忙到扯淡》中，他说，“帮闲”是“清客”，因为他们帮官消了“闲”，官对他们也就“俳优蓄之”，他们的文章不谈国事，一谈国事就升为“帮忙”。他认为帮忙与帮闲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帮闲是帮忙衍化过来的。甚至《二丑艺术》中的“二丑”，在鲁迅眼里也是“清客”，尽管他装得与贵公子不是一伙，也毕竟“受着豢养，分着余炎”。这些都显示着鲁迅的独立的人格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态度。他在《隐士》中说文人的归隐和逃避往往以清高自命，“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是鲁迅认为他们是虚伪的，并引用古人的诗来讽刺他们“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鲁迅正是这样把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传统的山林文学划清了界限。
　　他最反感的是受豢养的文人。因而一再对“叭儿”式的文人进行讽刺和嘲弄，抨击毫不留情。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动物没有一点雄风，躲躲闪闪，乱钻乱咬，摇尾乞怜，自己没有生存能力，全靠主子豢养，是奴性十足的孬种。鲁迅对叭儿狗一向是不宽容的，其实仔细想来，同样是狗，叭儿也没有多少特别可恶之处，但鲁迅似乎对其更为厌恶，只因为它更显奴性。他对“叭儿”的抨击源于他的人格理想。因为真正的“叭儿”们没有他所希望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更谈不上独立的话语立场。有人总是很狭隘地理解鲁迅对叭儿的打击，事实上鲁迅笔下的叭儿的确是泛指，他反对一切叭儿，并不在于这叭儿是属于哪一翼。他打击的是他们对权威的迎合，是卖身投靠和帮忙帮闲的立场。鲁迅对帮闲的反感甚至让人感觉过分，的确不够宽容，只要感觉到有一点粉饰生活、歌舞升平的迹象，只要有一点向权贵弯腰献媚之嫌，甚至是“外硬内软”，他都要给予猛烈的抨击。有人感觉他太不宽容，我以为鲁迅厌恶的是奴性，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独立性的追求和扞卫相关，至于他所抨击的人和事是否帮闲之举那是另一回事。
　　当然，鲁迅这种指责和打击有一个现实语境前提，那就是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所已经形成的知识分子价值场。鲁迅的假设读者是已经接受了知识分子独立价值立场的人。如果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清宫，或者在文革时期，忠顺和驯服都是美德，是晋升官职和评选模范所必备的条件，众人自我标榜尚嫌不够，鲁迅的讽刺和打击就成了表扬。由此也可看到，鲁迅对“叭儿”的讽刺还是因为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因为如果面对真正忠实于党国的官僚，鲁迅这种打击就成了他们的光荣，也许他们会抬了重礼去鲁迅府上道谢，因为鲁迅为他们说了好话。
　　他对屈原及其《离骚》这样的作品，并不完全否定，但是，唯独不屑屈原那种想帮忙而不得的奴性心态。对于《红楼梦》中焦大的骂街，他抱的也是一种嘲弄的态度，虽然他对焦大或许也有一点同情，但对其被塞一嘴马粪的结局从心里以为活该。因为鲁迅是不会为贾府的腐败而在贾母面前尽其“文死谏”之职的。他评《水浒》，最反感的是宋江替天行道，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大军一到就受招安，充当鹰犬去打别的强盗去了，结果，这造反起家的英雄“终于是奴才”。（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我们再看他所赞美的。在《华盖集·我观北大》中，他所称道于北大的，第一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是“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对于他的老师章太炎，鲁迅多有非议之处。但是，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他却独独赞扬他这样的行为：“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这已经成为他看人论事的标准。他赞美西方的思想家，如卢梭、尼采、拜伦、托尔斯泰、易卜生，因为他们都是偶像的破坏者，是轨道的破坏者，因为他们的反抗性和叛逆精神。爱罗先珂没有被日本人驱逐之前，鲁迅对他没有注意，但是，一旦被驱逐以后，鲁迅却对他投入了大量的同情和支持。翻译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思想，原因只有一个：“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注：《坟·杂忆》。）。鲁迅自己的作品事实上也多如此。这成为鲁迅启蒙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
　　他无法与权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无法听从权威的指挥，他的文章的确富于煽动性，对权威的揭露和批判助长着人们的反抗，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他对既往的国家权威统治没有好感，一生不曾为皇帝和他的官府说过一句好话。梁启超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到了鲁迅笔下，则成了“相斫书”和“独夫的家谱”。（注：《华盖集·忽然想到》。）他总是与历史上的所有统治者划清界限，他眼里没有开明盛世，也没有贤明君主，统统都是“独夫”。他批判中国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注：《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他要创立的是一种新的文化，那文化不再侍奉主子。
　　知识分子往往都很敏感，但有他那种感觉的大概不多。鲁迅总有一种压迫感，总感觉自己是奴隶。仔细想想，社会并未对鲁迅特别过不去，压迫放在别人身上也许根本没有感觉，鲁迅却为之痛心疾首。然而，正是这种感觉分出了觉醒和麻木，分出了甘于做奴隶和不甘做奴隶，在文坛上，则从帮忙与帮闲的文学中分出了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这种感觉使他与权势者格格不入。他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者。无论是新的统治还是旧的统治，都很难对他实行招安。“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奴隶本来是能够与权威和谐相处的，但是，一个能够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和奴隶身份的人在精神上已经不是奴隶，这种反抗的态度和立场已经使他与权威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他感叹“生不逢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注：《华盖集·忽然想到》。）这一切鲜明地显示着他与权威格格不入的叛逆性格和独立人格。
　　他反复抨击奴才，反对奴性，反对奴隶道德，是对奴隶制度和奴隶主义的彻底反叛。这与鲁迅对权威的反抗是一致的，是鲁迅反抗权威话语的一种表现。反对奴性之举与社会统治制造奴隶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希望知识分子帮忙制造好的奴隶。鲁迅却坚决拒绝这种合作，背离了传统的康庄大道，而走上了孤独的险途。这是一切有奴隶主思想的人都不欢迎的，然而，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2　在鲁迅的精神历程中，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是很重要的。在这两个事件中，他支持和声援学生，开始直接与统治者对垒。正是这种实际的斗争中，他表现得比以往更为激烈，不仅直接抨击“屠伯们”，而且抨击一切调和论者。这一切过去的研究在论述其转变时都做得相当细致，在此不必再说。
　　更重要的是1927年，鲁迅目睹了更多的屠杀和更多的青年的鲜血，甚至“吓得目瞪口呆”。（注：《三闲集·序言》。）过去的研究一般把这一切作为鲁迅思想转变的直接原因。然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痛苦和愤怒，那随时都可能燃烧的血液。但毫无疑问，1927年后鲁迅与占据了国家权威话语位置的新的政治是对立的。这使他无法与权威话语合作，在持不同政见式的不合作中，鲁迅进一步完成着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
　　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注意。鲁迅对“中华民国”有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特别感情。那种感情不是亲历者大概难以体会。鲁迅没有像胡适那样发誓多少年不谈政治，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不谈政治的却是鲁迅。他与政治权威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并不是因为胆小或者别的原因，而是他对当时政治的复杂态度。尽管他的铁屋之论显示着他的绝望，但是，他之所以接受钱玄同的约请而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却因为他感觉到这希望也许并不是绝对没有。他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帝制复辟，旨在扞卫辛亥革命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政治革命完成之后的文化革命补课，而未打算为一场新的政治革命进行舆论准备。这是应该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代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往往喜欢不加思索地开口就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如何如何，其实，这失败只是从某种意义而言，公正地说，辛亥革命并非全部失败的，它创造的制度和带来的各方面新景观不应该抹杀。在参与这场革命的战士们心中也不可能抹杀。鲁迅多次发出“中华民国已经不像中华民国了”的感叹，正说明他心中有一个关于中华民国的希望。在他的记忆中，中华民国曾经留有不错的印象。在说到他的同代人复仇和反抗的思想减退的时候，鲁迅说：“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他又解释说：“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他并且讲到了因为小有抢掠而致黄兴先生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的旧事。（注：《坟·杂忆》。）
　　当时有几种人都在混乱中观望和等待。我不了解王国维的思想和心理，也许容易误解这位大师。但是，如果把他看作与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共存亡的人物，他在1911年没死而到1927年才死去。说明他等待了十几年，1927年的结果使他绝望了。从1911年到1927年，鲁迅也在等待，到1927年，他也失望了。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一个是绝望于旧的再也不能复活，一个是绝望于新的终于没有到来。1927年的结果使鲁迅难以接受。他感情上没有承认这个新的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胡适等人开始也不首肯，可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日之后，确认现代民主政治理想不可能一下子顺利实现，无可奈何，转而认可这个或有可能通向未来之路的权威，从而改变了坚决彻底的批判态度，而试图推动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胡适相信西方民主监督机制的力量，因而试图以批评的力量扭着权威的胳膊走向现代政治之路，在遇到铁拳警告后又试图亲切地挽住手连扶带拍把他牵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胡适的理想和立场都是坚定的，但他的骨子里的坚定却与行为方式上的温和结合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他与政治权威能够神离而貌合。
　　然而，鲁迅却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屠杀，鲁迅已经对它不抱任何希望。他总是忘不了屠杀者手上的鲜血，因而无法在感情上承认一个依靠屠杀而建立和维持的统治是合法的。因为任何依靠屠杀而维持的政权都不可能是五四一代人的政治理想。五四一代人的政治理想虽然复杂而很不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化。他们反对的是独裁、专制，不希望看到各种真的或者穿了现代服装的皇帝。这是他们现代性选择的一个重要构成。现在学界相当普遍地关心现代性问题，20世纪新文化的现代性成份复杂，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是重要内容。我想提醒大家在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时，不要忽视这个内容。如果缺少这个内容，就很难把它看作现代性的。切记不要给各种力量发放现代性的证书，更不要让现代性替反现代性的力量背黑锅。以现代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当然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的政治权威无法妥协。鲁迅对新权威的拒绝正是扞卫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在保卫现代性这一点上，他与胡适是真正的同道，但对新权威的现代性质的认识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同决定了对其怀有希望和对其彻底绝望。而不同的认识又导致了与现实权威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关系。
　　1927年之后，鲁迅有很多杂文表现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强烈的谴责。文章总是带有无法抑制的愤怒。他描写各种社会现象，都忘记不了对统治者顺手给予致命的一击。他的立场是坚定的，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别无选择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甚至为此而对试图在这之间表示公允的知识分子也给予无情的批评。他把“一盘散沙”归之于权威的教育，他把大敌当前的逃跑现象归之于权威的统治和对人的改造。“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从“三一八”之后到左联五烈士死后的文章，可见鲁迅与当时国家权威的尖锐对立。
　　政治的黑暗和文化的黑暗总是联手压迫着现代先觉者，使他无法与政治权威握手言欢。不时通缉他，删改他的文字，查封他的着作，使他感觉不像活在人间。他承受了太多的痛苦。痛苦并不可怕，只要有解除之地。然而，鲁迅的痛苦却是无地解除。现代知识分子看重的是自由。他们坚持的原则是自由。政治权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并非没有可通之外，这个可通之处除了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共同语言之处，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越是不给知识分子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知识分子就越是积聚起强烈的争取自由的欲望。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总是探求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因而也是不断改革论者，但知识分子却也并非故意与现实权威构成的现实秩序过不去。他们是能够合法地进行各种探索的。但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却使政治权威总是把对人类前途的探索，把社会改革的思考，统统看成是蓄谋打破他们的饭碗。这就使鲁迅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无法与之和平共处了。他们压迫他，他也就无法对他们以礼相待。
　　是太多的鲜血使鲁迅最终同情和支持以暴易暴的革命方式。是权威的压迫助成了鲁迅与权威话语的界限的划分。
　　3　鲁迅的选择不仅仅是现实的造就，而且与他对知识分子的性质的认识有关。走近1927年到1928年的鲁迅，很容易发现他在痛苦中那些深入的思考。有些思考未必没有矛盾和困惑，但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所选择的启蒙主义道路与革命、与政治、特别是与当下权威话语的关系。
　　收入《集外集》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是在过去很多年中被遮蔽的重要文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很少有人谈及，但是，不正视该文就不能正确理解这个时期的鲁迅，更不能把握鲁迅对文学功能的基本认识。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认为“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是，文艺与政治却必然处于冲突的状态，原因是政治总要维持现状，而文艺却是不安于现状。“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艺家却偏偏喜欢思想，而且喜欢开口，于是，文艺就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钉”。在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冲突中，鲁迅显然站在文艺的立场上。他说：“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进来。”他强调着文学家的超前性，并且举例证明文学家生前往往得不到同情，但死后多年，却往往被社会所认识。他说：“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启蒙主义文学。这是鲁迅对文学的一种理解和认定，从这种理解和认定，可以看到鲁迅文学创作的方向和道路，理解什么是鲁迅的启蒙主义精神。这里集中表现了他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因为他对文学的这种理解，与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一致的。鲁迅在很多地方对知识阶级颇有微词。然而，从他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这种不满正因为他心目中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标准，在这种标准衡量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不像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避免使用知识阶级的概念，因为他知道中国还没有俄国那样的知识阶级。真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是极为不同的。在1927年10月所做的《关于知识阶级》的报告中，他对当时国内对知识阶级的反感表示了他的不满。他说：“……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仿佛就是罪恶，……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他看到的知识阶级是“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对俄国知识分子非常了解，看到了他们的特点：“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然而，鲁迅事实上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缺点。因为他接着说：“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明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知识分子破坏着猴王的权威。他与猴王是矛盾的。鲁迅提出的疑问是“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然后他回答说，“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各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认为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注：《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既然这样，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就必然地处于与权威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对很多人的批评都因为他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这种理解和他所持的这种知识分子话语的标准。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注：《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于鲁迅来说，这不仅仅是对于革命无什么关系，而是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学。他所描述的文学家不是这样的弄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注：《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叶遂宁和梭波里在鲁迅的心里是一个难以抹去的影子。他总是记着他们，不断地提到他们，但并不是否定他们。这与他对“同路人”的文学表现的热情大概是一致的。
　　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鲁迅的文明进化论大纲。按照一般的解释，这正是鲁迅抛弃进化论而接受阶级论的时候，然而，读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总感觉鲁迅不仅坚持着进化论的思想，而且发展了进化论的思想，形成了他的文明进化论。在这个思想框架中，知识分子是进化的先导，他永远是探索的，前进的，批判现实的，承担着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他的这些特点使他永远不会与既成的秩序相一致，不可能承认现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它的文明进化的本质使他们与要求秩序稳定的国家权威形成不可避免的矛盾。正是这种关系知识分子本质的认识坚定着鲁迅的道路，使他以自身的反抗和追求显示了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光采之所在。　　　　（待续）
　　
　　
　　
鲁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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