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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着作中多处述及“韧”。从会见友人、教育青年、阐发人生经验到思考对敌斗争的战术战略，鲁迅极其重视的一个原则便是“韧”。柔石曾记录鲁迅对于他进行的做人与战斗的训诲，柔石写道：“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注：柔石《柔石日记》（1929年2月9日），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下），第6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鲁迅的话体现着自身的“韧”性精神特点。鲁迅本人也自比为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落款："EL"，即英语Elephant（象）的缩写，"ELEF"即德语Elefant（象）的缩写，许广平给鲁迅写信称"B·EL"(Brother Elephant)，意为“象兄”，或称"EL·Dear"意为“亲爱的象”。“林语堂先生似乎有一篇文章写过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注：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海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极为珍贵了。确实，在一个无民主可言的专制国度里，在一片文化的沙漠地带，作为一名精神界战士，需要具有象的品格：皮厚，不怕流血，经得起刺激；同时，还能够如象一样强韧地，一步步坚持不懈地向前行进。鲁迅具有这样一种“韧”的人格精神。鲁迅曾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鲁迅在这里颂赞的是一种“韧”的精神品格。30年代，在谈到文化战线面临的任务时，鲁迅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235-237页。）。这是从长远的文化战略构想出发，对文化战线上的朋友们提出的忠告。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需要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能实现。
　　鲁迅的韧性精神特点，历来为人所重视。瞿秋白强调“韧”的战斗是鲁迅的主要精神特点（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阿英在30年代说：“鲁迅对中国文坛，中国青年最大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反映在他的创作和杂感里的不断发展的一种苦斗的毫不妥协的精神”（注：阿英《〈鲁迅小品〉序》。），茅盾说：“我们不仅要学习他的斗争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习他那‘韧’的战斗精神”（注：《茅盾论鲁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其中包含着对鲁迅“韧”性精神特点的经典性揭示。不过，论者多偏重于考察鲁迅韧性精神与革命性的联系，着重论述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硬骨头精神，突出鲁迅作为革命家的一面，而对鲁迅韧性人格精神丰富多样的表现性关注不够，对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本体性阐释也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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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韧”的字面含义有两层，一是持久，一是坚强，忽略任何一个层面都将导致对概念理解的偏颇，同时，两层含义又不能平行放置于同一平面，等同理解，二者各有侧重，而又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第一层含义侧重于时间维度，第二层含义侧重于力量，力度，前者的实现必然包容着后者，后者又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前者，后者就失去了体现的形式，没有后者，前者也就失去支撑，两层含义紧密关联，共同说明着“韧”的内涵。鲁迅曾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页。）这里强调了“韧”的第一层含义。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指出：“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234页。），这里，鲁迅兼顾强调了“韧”的两层含义。鲁迅曾告诫青年：“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于耐久”（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90页。），很明显，鲁迅在这里注意到了“韧”的两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上述“韧”的两个层面的意义构成，体现着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两种基本走向，认识鲁迅的韧性精神，就必须剖析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构成。
　　鲁迅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伟人，他的文学事业追求，生命哲学建构，文化思想体系的确立，韧的战斗精神的形成都可以作为对“韧”的第一个层面的说明。鲁迅之所以成为“存在”着的鲁迅，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渐进的然而是充满痛苦与心神罹难及灵肉折磨的灵魂探险过程才得以完成的。如果我们选择主体心灵作为立足点来审视鲁迅韧性人格走向，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照，向外，是不妥协地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长期地苦心执着于从事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改造事业的启蒙工作，培植实现民族精神改造的文化构想的物质力量，为此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文字，而且，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鲁迅始终一贯地保持了坚定卓绝的人格节操；向内，是不断的审问自我，批判自我，在批判与否定旧我中向前迈进。
　　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韧长”层面与韧的另一层面“坚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要关注一下鲁迅晚年的境况，我们就会清晰地认识鲁迅韧性精神的第二个层面。晚年鲁迅的身心处在一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中，鲁迅在许多书信中真实披露了这种情形。鲁迅不仅要面对公开的敌人，而且还要防备友军或自己队伍中射来的暗箭或子弹，这不能不使他感到伤心，肺腑之言流于笔端，“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6页。）。鲁迅身处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606页。）可以推断，晚年鲁迅的心境是悲愤苍凉的，“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6页。）。这是就社会环境导致的鲁迅心态而言。从家庭生活环境来看，家室之累亦使鲁迅不堪重负，心情常常处于烦躁中。鲁迅给友人的书信写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89页。）1935年3月致萧军信又写道，“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86页。）。这些文字透露出家族负累给鲁迅带来的苦恼。鲁迅晚年负担家族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版税收入，在给李小峰的信里鲁迅多次提到支取版税的事。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也说到，“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6页。）。这样就使鲁迅常常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他说：“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7页。）超负荷的运转间杂着心灵的困扰与烦躁，鲁迅晚年身体状况自然日渐损坏。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晚年的书信，将会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鲁迅的心态衰老了。鲁迅写道：“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注：《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消极了，退却了，而是表明鲁迅对自我认识的进一步全面化，这种心态也并不构成晚年鲁迅心理的主导成分。
　　我们不厌其烦指出鲁迅晚年的心态，其目的在于深刻地理解鲁迅的韧性人格。我们看到，就是在上述那样种种艰难情境里，鲁迅没有放弃追求，他多次声言，“我的决心是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158页。）“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592页。）这是多么坚忍强悍的人格意志！我们只要翻读《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后期那种不肯折服，决不退让的人格意志。正是基于强韧人格意志的支撑，使鲁迅一生都表现出决不屈服退让的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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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韧性人格精神灌注于对生命价值实现的思考中，对生命完成形式的理解中，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韧”的生命哲学。
　　鲁迅异常关注生命的存在形态，并积极高扬生命的主体性，“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43页。），生命的存在是合理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51页。）“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368页。）但是，生命在前进途中又必须面临死亡的选择，面临生命结束方式的选择，这个现实的命题长久萦绕于鲁迅的心里。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以雄文《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震惊国人情绪的陈天华，不能忍受日本报纸对于中国同胞的所谓“放纵卑劣”的污蔑，不能容忍大家的软弱涣散，自杀身亡，以生命最后一掷再一次撞响警世的洪钟。这种死亡并非来自躯体内部组织的衰败，而是来自外部的无形的暴杀，这不能不使鲁迅感到深深的震憾。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鲁迅的周围，又曾有不少年轻的生命倒下。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追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惨遭杀害时写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488页。）鲁迅愤慨于生命的被虐杀，同时，身外逝去的青春又促使他在沉重的压抑中进行深入思考：在生命走向死亡之前，在生命必须进行选择时，何种方式才能充分实现生命的自我完结而不至于徒耗生命，生命的一次性勇敢完结是否值得？
　　鲁迅对生命付出的思考是深邃缜密的，他把生命的牺牲与社会政治事业联系起来加以认识，“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281页。）。鲁迅澄清了一种不正确的牺牲观，即把流血与改革等同起来的观念，提出新的生命消耗观。鲁迅同时把生命的牺牲植根于民族心理现实的土壤中进行思考，他指出：“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页。），这说明个体生命牺牲的无价值，不但不足以醒世，而且是可贵生命的极大浪费。经过血的洗礼的鲁迅，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映着鲁迅的韧性人格精神。鲁迅说：“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因为负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注：《鲁迅全集》第6卷第334页。）。鲁迅向来不主张轻易地牺牲生命，他认为：“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嫌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注：《鲁迅全集》第8卷第193页。），“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281页。）所以鲁迅教育青年，“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267页。），鲁迅的观点非常鲜明，反对无谓的牺牲，认为生命的保存是十分紧要的事，其终极目的是要“继续生命”“发展生命”，养精蓄锐，增进实力，以便与旧势力进行持久顽强的韧战。
　　鲁迅的上述主张，来源于他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经验。他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鲁迅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一套灵活的战术战法，“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226页。）；“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在各种战法中，鲁迅倾向于“堑壕战”的战斗方式。“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页。）“壕堑战”既是保持生命连续性的有效战斗方式，又是进行持久战的基础，可以看出，这种战法正是融入了“韧”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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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求鲁迅韧性人格精神形成的文化机遇，有几个因素不能忽略。
　　首先是鲁迅自身的主体认识论因素。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形成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对中国国情现实的理解紧密相关。鲁迅曾感叹：“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这其中包含了鲁迅对传统与现实的双重认识。历史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巨大的惰性力量，如恩格斯所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任何人，任何社会集团想改变这种业已积淀而成的文化模式，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思想革命对象的强大与启蒙者个体力量的单薄，决定了完成文化改造的任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运动过程，它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它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每一代人，由于其生命存在的有限，决定了他们的努力只能是处在一种过渡状态，决定了他们的改造成果不会引人注目。放在历史的整体结构中考察，每一代人都只能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过客，都只能是历史进化链环上的一节，都只能是历史的中间物。鲁迅深明此点。他指出：“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注：《鲁迅全集》第7卷第300页。）。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写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个体“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这样，客观对象改造进程的无限长期性与主体生命的有限过渡性形成一种巨大反差，这对主体心灵势必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主体精神持久性意志品格的有效检测。面对如此艰难的课题，人们只能持久地坚强地奋争，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实现精神改造的任务，建立起理想的精神文化家园。鲁迅一再主张“韧”，正是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作出的理性判断。另一方面，先驱者的鲁迅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先驱者的尖锐对立，启蒙的历史使命的沉重。鲁迅指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140页。）。没有韧性的人格精神万难承担这一“极困苦艰难的事”。鲁迅无怨无悔地教育青年，培养青年战士，以至不惜耗去自己的生命，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青年，用意很明确，只有保持生命的连续性，才能作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才能最终彻底改造中华民族古老落后的精神文化结构，建立真正的人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遭遇也是铸成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鲁迅生活在一个王旗变换飘摇，政局诡谲多变，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帮忙文人”纷纷登场亮相，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代言人，为统治阶级的专制政治服务。这些“帮忙”文化人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他们“善于变化，毫无特操”，“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28页。），暴露这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4页。），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战精神。可以说，现代文化斗争环境是鲁迅韧性人格精神形成的一个酵素。
　　考察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形成，不能不涉及鲁迅韧性人格形成中鲁迅本人的性格气质、家庭生活背景和家庭地位等方面的因素。
　　鲁迅的性格气质突出地具有强韧的色彩。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颂赞恶魔派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这种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正与鲁迅的性格气质相契合。冯雪峰曾经指出，鲁迅的“个性是从来就很强的”（注：冯雪峰《回忆鲁迅》，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上）》第15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鲁迅“对侵犯个性、个人自由、地位、利益、尊严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总是毫不犹豫地作出最猛烈的反击。鲁迅在这方面有很多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例如，为维护自己战士的尊严，他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身居要职，炙手可热的当时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与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也是诉诸法律解决；当《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在《文学》上发表文章，暗示鲁迅等‘名流’‘看不起黑种’，鲁迅的反应就极其强烈，立即作文揭露，要求宣布其真实姓名，公开道歉，同时与文学社断绝了关系。”（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鲁迅的强韧的气质个性无疑对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形成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鲁迅是长子，对外是家族利益的代表。自然，鲁迅对传统文化力量的感觉就更直接，也更敏感。幼年时期的家道败落，使鲁迅过早地体验到世俗的人心世态，鲁迅自叙自己被称为乞食者，出入质铺和药店受到侮蔑，这对未成年的鲁迅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是难以估量的，以至这种创痛作为一种苦难情结沉积在鲁迅的精神结构里，历久不散。鲁迅的耐久负重，鲁迅的韧性精神是应该从其家庭地位与家庭生活背景材料中得到解释的。
　　仅仅注意到上述因素之于鲁迅韧性人格精神形成发生的影响还不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形成与主体的选择密不可分。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个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选择”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指出：“就人格的内涵而论，选择本身是具有决定性的。凭着选择，人格使本身沉浸在所选择的事物中，如不选择，它会萎谢凋零……”。（注：克尔凯郭尔《或者——或者》第2卷第138页。）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应该把选择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果不选择，就一无所是，只有当人们作出选择，他才开始成为自己，所以，选择对于个人人格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选择使人对自己作为主体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化，“人格便因此得到了巩固”（注：克尔凯郭尔《或者——或者》第2卷第139页。）。鲁迅韧性人格的完成，是鲁迅作为存在着的个体选择的结果，是鲁迅内向性的精神活动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鲁迅主观意志指向的自由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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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精神问题往往是与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和方向上，无论是以什么观点和方法对人格精神进行研究，似乎都包含着这样一个目的，即从人格精神的方面来认识人和了解人，开拓人的内心世界，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亦即评估人的价值。所以，无论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痛苦型人格，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型人格，还是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和人格选择说，都是要说明或倡导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如何实现个人的价值，因而，研究人格精神不可不研究价值，人格精神论离不开价值论。
　　在现代西方价值论研究中，所谓价值问题，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进行评价的问题，讨论人格精神的价值，亦即是对人格精神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与评价。鲁迅韧性人格精神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促成了鲁迅自我的完成，“人格就是单个个人的个性特征，就是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并且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注：武斌《现代西方人格理论》第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鲁迅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其核心特质就在于“韧”，正是“韧”的精神锻造出“存在”着的鲁迅。
　　如果局限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史而加以考察，“鲁迅精神”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精神原型之一。鲁迅先生在世之时，其精神风骨就感染着同时代的中国人，在茫茫的暗夜中，鲁迅精神成为引导青年前行的火炬。鲁迅先生去世之后，鲁迅精神更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风范而启示着后代的中国人。鲁迅精神被作为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过程中的精神典范形式而确立下来。“民族魂”三字就是对作为民族精神的典范形式——鲁迅精神的极好概括。
　　“鲁迅精神”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系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韧”性人格精神在鲁迅的精神结构系统中居于核心位置，体现着鲁迅精神结构系统的稳定性特质，这是一种不息求索、百折不回、抗争到底的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是民族魂的核心所在，是中国脊梁人物的人格典范。
　　
　　
　　
鲁迅研究月刊京12～1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雷世文19991999雷世文　北京大学39楼518室　邮编100871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12～1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雷世文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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