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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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别现象。本文以大量中国地方档案和俄国解密档案及当事人回忆为依据，讨论了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基本状况。作者认为，10年之间约2万名苏联专家来华，完全是中国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要求；中苏双方对短时间内大量专家来华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和严格的管理；1954-1956年是专家来华的高潮，受波兰事件影响，从1957年双方加强对专家来华的控制；1957-1960年中国实行少而精的原则，特别要求增加国防新技术专家，但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专家工作停顿。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对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以及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具有特别意义。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1]，时间最长[2]，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要谈到苏联专家问题，但专门的论着却极为少见。[3]笔者在考察中体会到，其原因主要是有关史料在以往研究着作中少而零乱，原始材料又分散在各地，特别是要了解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和实际的状况，则必须深入到社会基层。所以，为了收集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着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
　　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目的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及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以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4]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5]至于到1960年7月撤退专家前，究竟有多少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学术界没有考证。一般的说法是专家总数在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这一估计没有根据。[6]笔者以为，由于当时对专家这一概念没有确定的范围[7]，以及在华专家往来期限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延聘、新聘者之交叉），加之统计材料不全面，的确难以把握精确的数字。不过，大体情况还是可以了解的。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89%，[8]即约10260人。而1958-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915名、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9]相对来说，苏联教师来华人数有限，1948-1960年总计615名。[10]故1958年以后来华教师数字可以略去不计。这样，来华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应在12284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顾问（1957年后也称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余人，[11]再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有人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12]如此计算，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13]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14]
　　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15]
　　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16]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17]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18]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1953年已有1210人。[19]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20]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21]
　　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22]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23]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共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24]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年中国军队128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12%，还有27.21%的人是文盲。[25]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26]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27]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28]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以至苏联有时甚至不能完全满足中方的请求。如1950年8月苏联应邀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29]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30]同年9月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31]尽管中方一再坚持，苏联只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32]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33]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只能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34]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35]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诺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36]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403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37]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38]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39]1950年1月6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内派出4名苏联专家到中国。[40]195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一要求。[41]如此等等。
　　[1] 1947-1956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派出的专家总计14000多人（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而据俄国档案记载，1950-1956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有5092名(Sergei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5)。1957年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华专家则保留了几年而且还有新增者。
　　[2] 尽管1960年7月赫鲁晓夫撤退了在华专家，但1961年又向中国派出9名苏联专家，1962年派遣了10名。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No.65，л.49。
　　[3] 笔者只见到一篇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论文（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作者是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曾出版过一部有关中国如何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专着（Dream of A Red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和对专家本人的采访，而缺憾是没有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4] 详见沈志华着：“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中苏经济关系研究之一”，《党的文献》2001年第二期。
　　[5] 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1г. №6, л.84。
　　[6] Д.Кейпл（D.Kaple），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1949-1960)，Инститот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л.342。
　　[7] 这里需要对专家的称谓做一说明。波匈事件以前，中国对请来的苏联援助人员有各种称呼，一般来讲，在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及军事机构的称为顾问（总顾问），在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称为专家，在学校和教学单位的称为教授或教师，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工作人员，如技工和军士。1957年12月5日国务院通知，鉴于苏共中央提出“取消向我国派遣顾问的建议”，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的苏联专家仍称顾问外，其余统称为苏联专家（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239，页码45）。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通知：“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第94卷，页码46-47）。本文所说专家，除特别说明外，是对来华援助人员的统称，但所引史料中使用的称谓各异，需要仔细判别。
　　[8] 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页码96-106。
　　[9] Филатов，л.39。
　　[10] Филатов，л56。
　　[11] 肖劲光着：《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2] 2001年6-10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
　　[13] А.Ф.Носкова，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105；Zoltan Barany ，Soviet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V.28，№4，January 1995，pp.411-413。
　　[14] 1949年10月28日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л.58-62。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16] 1951年7月24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ф.100,оп.44,п.322,д.13,лл.44-51。
　　[17]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7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86-388页。
　　[19] Филатов，л.11。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21] Филатов，лл.7-8。
　　[22]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369、374页。
　　[24] 采访王亚志记录。
　　[25] 采访王亚志记录。
　　[26] AVPRF, f.0100, op.48, pap.410, d.9, p.9，Sergei Goncharenko，The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bo-Soviet Split，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p.7。
　　[27]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28]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8-49页。
　　[29] 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致科托夫电。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4。
　　[30] 1951年2月13日周恩来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п.337，лл.58-59；2月16日斯大林致周恩来电。АПРФ，ф.45，оп.1，п.337，л.60。
　　[31] 1951年9月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п.341，лл.98—99。
　　[32] 1951年9月10日、1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1，лл.109、120。
　　[33] 1951年11月13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2，лл.8-9。
　　[34] 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月27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3，лл.128、139。
　　[35] 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0,п.302,л100。Б.Кулик，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л.117。
　　[36] 在俄国解密档案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代表团请求到苏联对口部门或单位参观、学习的报告和批示。
　　[37] ЦХСД,ф.5,оп.28,д. 187,с.15-19。Кейпл，p.342。
　　[38] 1949年10月28日、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39] 1949年12月29日齐赫文斯基与张西畴谈话的报告。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л.50-52；1949年12月31日谢巴耶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л.47-49。
　　[40] 1950年1月6日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3,п.8,д.302,лл.1-5。
　　[41] 1953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28,д.38,р.5082,лл.34-35；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68、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