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抢”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瑰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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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其面世之年来看,孙悟空400岁,米老鼠78岁。从动画史来看,米老鼠和孙悟空的可爱形象都曾经在其创始国和世界范围产生过巨大影响,都曾成为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的动画形象。然而,现在78岁的米老鼠仍活蹦乱跳,400岁的孙悟空则无声无息。一篇《400岁的孙悟空何以输给78岁的米老鼠》探讨的不仅是两个卡通形象的一盛一衰,还有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再生利用,文化产业如何创新本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问题。

● 日本

·全面开发《三国》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资源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古典名着之一,数百年来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还先后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广泛流传,尤其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喜爱。在韩国,《三国演义》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三国演义》的方略已经运用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之中;在泰国,初中课本长期选用《草船借箭》等精彩片段,并衍生出《资本家版三国》、《医生版三国》、《凡夫版三国》,甚至《卖国版三国》等诸多版本;在日本,着名历史小说家北方谦三按照中国小说原文改编的全套13册的《三国志》,自2001年6月面世以来已再版33次;在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三国演义》也流传很广。

韩国:不要和没读过“三国”的人说话

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日前在北京望京社区与民众对话时表示,韩国小孩从小就开始读中国的四大古典名着,感受中国文化和历史,其中《三国演义》最受欢迎。初到韩国时,记者发现许多韩国朋友往往很容易就把话题转到了三国的故事上,他们对三国人物和故事情节了如指掌,有时甚至让记者自愧不如。韩国有句话,叫“不要和没读过‘三国’的人说话”,“三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到韩国各地旅行时,人们会发现不少地方都建有关帝庙。韩国朋友说“没看过《三国志》就不算男人”,其实不只是男人,韩国男女老幼都喜欢《三国志》,不知道《三国志》的人很难找到。韩国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数十种,其中以李文烈的评译本最为流行,迄今销量已达数十万套(每套10册)。此外,各种形式的三国游戏在韩国也大受欢迎。《三国志》游戏曾风靡整个韩国,《三国志―赵子龙传》又于2006年2月面世,许多玩家表示,玩三国游戏就像读三国小说。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朴胜俊告诉记者,三国书籍的普及离不开着名小说家李文烈和漫画家李嬉宰。李嬉宰从2000年10月开始对李文烈的畅销书《三国志》进行漫画改编,每月出版1卷,共出版了10卷《漫画三国志》。《朝鲜日报》称他们为挽救被日本的《漫画三国志》占据的国内市场,普及韩国版《漫画三国志》而“桃园结义”。他们表示:“《三国志》是让孩子们熟悉英雄们的雄心、智慧、人格及信念的重要教材,如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未来人生坐标,我们将心满意足。”

记者日前去仁川采访时发现,仁川市中区的唐人街上出现了“三国志壁画”,许多人驻足围观。中区厅观光开发科组长崔占镐说:“这幅壁画是中区政府为建设唐人街景点而设的,昔日冷清的街道现在每到周末都有人慕名而来,该壁画将会成为仁川的一大景观。”135米长的壁画展现了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到三国的统一共77个场景。为方便观众理解,还同时展示了50名主要人物的肖像画。当地居民洪姬子说:“在赤壁之战的场面中,我能看到诸葛亮,并能很快找出吴国的周瑜和黄盖来。我花了30分钟才看了一半,感觉就像重读了一遍《三国志》。”

韩国企业更是把《三国演义》中的方略运用于企业管理。韩国现代炼油公司的金先生告诉记者,该公司去年出台了一份长达94页的《伦理经营指南》,其中指出:“诸葛亮、关羽、曹操,Yes;刘备、张飞,No。”他说,该手册将诸葛亮、关羽和曹操推为实践伦理经营的优秀人物,是因为诸葛亮光明正大、公私分明;关羽则是忠诚度高、固守公平竞争原则的代表;曹操被视为推行开放经营和人才经营的第一人。至于刘备和张飞,手册认为刘备虽然懂得谦虚恭让,但过于功利;张飞的下场说明了领导不尊重下属会招致怎样的后果。该公司表示,计划向职员与合作企业分发3000本该手册,将伦理经营落实为企业文化。

泰国:“三国”看三遍,此人不可交

一位中国作家说过,泰国人对“三国”的熟知程度,在中国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家。记者就此向泰国学者求证时,得到了非常肯定的回答。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专业主任在中国获得了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并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吴琼。她告诉记者,“三国”流传到泰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在拉玛一世(1782年至1809年在位)时,国王就委托大诗人兼贸易大臣昭披耶·帕康(本名洪)主持翻译《三国演义》。“洪版三国”意译多于直译,很多细节被改得符合泰国人的欣赏习惯,1802年问世后,很快就妇孺皆知。“洪版三国”形成了泰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体――“三国体”。泰国通用的初中课本长期选用《草船借箭》等精彩片段,寺庙里也有很多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壁画。吴琼博士的一位泰国同行就专门研究“三国”对泰国寺庙文化的影响。目前,“三国”已出现了许多新版本,如《资本家版三国》、《医生版三国》、《发展版三国》、《喽啰版三国》、《咖啡版三国》、《凡夫版三国》、《艳情版三国》,以及最新的《卖国版三国》等。

《三国演义》是泰国引进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最初是手抄本,1865年才首次出现铅印本。当时,老百姓犹如吃饭一样迷上了“三国”,印刷中国小说成为各印刷厂的重要财源。由于翻译速度无法满足出版的需求,一度出现了泰国人写的假“三国”。《西汉演义》、《封神演义》和《包公案》等的知名度现在也比较高。泰国库鲁萨帕出版社出版了包括《三国演义》、《西汉演义》、《封神演义》和《隋唐演义》等35部中国小说的“中国历史演义丛书”。

可能是因为泰国百姓很热爱皇族,对《水浒传》没有感情共鸣,看过《西游记》一书的人虽然不多,但很多人看过连续剧。四大名着中,“唯独《红楼梦》没有全文翻译”,吴琼博士指出,曾经有人尝试过翻译其中的故事情节,“简直就是讲三角恋爱的小说”,让一个泰国人来欣赏林黛玉“葬花词”真的很难。

泰国人从来就没有把《三国演义》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看待,而更注重书中的谋略。泰国有句俗语,“‘三国’看三遍,此人不可交”,意思是此书计谋太多,熟读就会变得狡诈起来。泰国学者研究《三国演义》的作品很多,他们主要关注该书所蕴涵的领导与管理艺术。如何在商业、人事管理、领导艺术上运用《三国演义》谋略的书卖得很火,如正在热销的《三国:商业圣经》一书还配有讲座光盘。此外,泰国还有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网站。吴琼博士认为,《三国演义》的传播与影响是中泰文化交流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能在另一个国家这样落地生根、长盛不衰,十分罕见。

日本:民众对桃园三结义印象最深刻

日本与韩国相同,以“三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统称“三国志”,《三国演义》也被称为《三国志演义》。日本人非常喜欢三国系列书籍,在书店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三国演义》的正史,还可以看到有关三国的小说、漫画、研究着作,甚至录像带、光盘、游戏卡等都有“三国”的印记。横山光辉出版的漫画《三国志》一套就多达40多册,《三国志》系列游戏有《三国无双》、《真三国无双》、《三国志英杰传》等10多个版本。有的网站以三国人物、兵器图案等为素材,设计出T恤衫、提包和装饰品出售。一家叫“赤兔马”的网站销售的孔明扇、赤兔马、孔明灯和青龙偃月刀等饰品都是热门商品,尽管价格不菲,但是卖得很火。

在江户时代(约17世纪初―19世纪中叶),日本出版了以图说为主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受到平民的广泛喜爱。三国的故事从此在民间广为人知。近现代三国作品的第一人当属吉川英治,他略去了冗长的战斗描写,并将人物加以日本化,获得了很高评价。日本着名历史小说家北方谦三最新出版的《三国志》,全套13册,已再版了33次。日本的“三国迷”遍布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日本人对“三国”乃至中国古典作品的喜爱十分热烈也十分直白,其狂热可能并不亚于中国人。今年2月,第33版上市不久,一位铁杆“三国迷”告诉记者:看了这么多版本的《三国志》,就数这套书写得最精彩,主要是人物写得太好了,他边看边流泪,一口气就全都看完了。

一名日本记者说,部分企业家认为通过《三国志》可以学到很多在用人和经营上的宝贵经验,这也是它在日本受到普遍喜爱的重要原因。一位在软件公司工作的日本朋友告诉记者,《三国志》表现的忠君思想最让他感动;对于桃园三结义,不仅他本人,而且大多数日本人的印象都很深刻。

 

 

 

 

 


 


上帝在哪儿 (2006-6-09 00:19:22)
·日本动漫公司“抢食”四大名着

2005年网络游戏的销售收入达37.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52.6%,并直接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2005年游戏产业对相关行业的总体贡献已远超过300亿元。在如此高的利润诱惑之下,日本公司在抢注了《三国志战记》后,继续抢注了《三国志-驰骋沙场》、《三国志网络》、《三国志无双》、《孔明传》等商标。不仅如此,其还抢注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麻将》、《巨摩三国志麻将》等商标。一直以来,对日本抢注中国古典名着名称商标,还没有中国企业站出来说“不”。

  日前,温州某公司委托浙江博弈商标事务所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日本公司在我国抢注商标的《水浒传》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中华民族,它不应该成为任何个人或企业,特别是外国企业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

  日企注册成功将引发很多纠纷

  据“2005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国内网络游戏表现为高速增长,增长率远远超过原有的预计。这一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随着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出台,一旦日本公司获得注册,国内游戏公司关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衍生的网络游戏将面临被诉侵权全面封杀的危险,中国动漫游戏业正面临一场大灾难。”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资深会员、北京红徽国际知识产权事务所董事长廖俊铭表示了他的担忧:“国内动漫产业界对此事件无动于衷则是太令国人痛心和汗颜了。”据了解,国内动漫产业界大多对自己的公司商号进行了商标注册,注册一个商标只需2000元左右,对一个经过初审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申请也只不过三五千元的费用,但目前,只有这家温州公司提出了异议申请。

  廖俊铭的表述进一步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一旦日本公司成功抢注中国四大名着游戏商标后,毫无疑问会在适当时候扬起WTO规则“大棒”,横扫国内动漫界所有有关《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衍生的网络游戏予以“清场”。之前个别中国四大名着游戏商标已被日本公司抢注成功,而相关日本公司仍按兵不动,显然是只待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实施后发起总攻势对国内动漫界“一窝端”。古典名着知识产权的保护事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后代教育,不可漠视和掉以轻心。我国不少青少年网民通过网络游戏汲取知识,这已是一种趋势。如果国外公司把一些名着中压根没有,或者相反的内容放进游戏传播,由于拥有合法的商标,对青少年教育的不良影响不言而喻。

  异议申请能否奏效尚无定论

  《商标法》第31条“申请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和第30条“对初步审定的商标,自公告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规定,允许对被抢先申请的商标在公告期内提出异议申请。对于已核准的商标也可依据《商标法》第41条的有关规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争议申请,请求撤销其注册。

  3月3日,温州某公司委托浙江博弈商标事务所向国家商标局对该商标的注册提出,“‘水浒传'这种文化遗产属于全中华民族,它不应该成为任何个人或企业,特别是外国企业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的异议。

  国务院曾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对非物质性文化遗产进一步加强保护。但是,对类似本文提及的这类事件没有明确指示。日本企业抢注“水浒传”商标的事件,无疑给中国古典名着知识产权的保护敲响了警钟。

  有商标代理业内人士担心,按规定,温州企业提出异议需要提交异议理由书等资料,并经过一系列程序,此外异议费还要到位,国家商标局才会正式依法受理。而现在,离日本企业获得注册的日子已不远了。

  “越多的行业单位提出异议或争议申请越好,而且要对所有外国企业抢注的、与四大名着有关的商标都要提出异议或争议,请求商标局撤销其申请和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其注册,以断后患。”廖俊铭说,“即便温州企业提出的异议未能生效,我也将向这些被外国企业抢注的中国名着游戏商标提出异议和争议申请,但愿日后不再是‘孤军作战’。”

  新闻延伸

  商标反抢注招式全解

  相对日本企业到家门口抢注“四大名着”而言,国内企业商标在海外遭恶意抢注的情况更为严重。花适当的钱,办恰当的事,这便是商标反抢注的精髓所在。

  反抢注第一式:警惕

  经验一:警惕要求独家代理权的人。一些海外商人往往提出独家代理权要求,而一旦遭到拒绝,他们便会以自己的名义在其本国注册我国产品,利用商标权破坏我国企业在其地区的产品市场,或阻止他人代理我国产品。

  经验二:警惕展览会上详细了解产品市场的人。企业参加展览会时,如果发现有人详细了解产品市场情况,但又没有合作意向,那企业就要注意了。近几年来,东南亚或韩、日投机商人曾多次利用我国企业在参加展览会时的疏忽,掌握我国产品的海外市场情况,在重要销售市场抢注商标。

  经验三:警惕企业目标市场的竞争对手。通过商标抢注制造知识产权纠纷,近年来日渐成为欧美公司向我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一种新手段。

  经验四:警惕商标注册的巧合性。我国企业往往重视中文商标的塑造与保护,而与之相对应的外文标志则简单地使用外文常用单词,增大了自身商标被抢注的几率。

  反抢注第二式:防御

  世界各国有三种商标确认制度:使用优先制、注册优先制和使用与注册并用制。“使用优先制”凭商标的原始凭证认定权利人:“注册优先制”依据商标在该国的注册记录确定权利人:“并用制”则兼顾使用与注册两种情况。

  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取得了一定的国内业务,偶有产品销往海外,可不急于海外注册,特别是在“使用优先制”国家,只需委托国内商标事务所监测企业海外潜在市场的商标注册情况,同时保留商标原始凭证(广告、发票、合同、公证材料、报关单等)即可。商标事务所将定期监测目标国家的商标注册公告,一旦发现有雷同或近似商标,便可提起商标异议。

  国内市场领先企业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已成为主流,伴有较大数额出口业务,企业应该开始考虑“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是一种注册人仅提交一件申请即可确保其商标在多国受到保护的国际条约体系。该体系优点在于:费用较低,注册费用只包括“基础注册费”、“指定国家注册费”、“本国商标主管机关费用”三部分;节省时间,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人从向中国商标局提交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书之日起,一般6个月左右即可取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局颁发的商标国际注册证明;手续简单,申请人向本国商标局递交一份申请即可指定众多国家进行申请保护。

  有明确海外发展计划的大型企业最好的商标保护措施就是针对目标市场,委托当地专业事务所,以逐一注册的方式进行海外商标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并不提供各国的商标检索服务,有可能出现因商标近似或雷同注册申请被驳回的情况。而当地专业事务所熟悉本国或本地区法律,可为商标注册提供准确的申请建议,保证商标注册申请的成功率。

  反抢注第三式:应对

  如果商标已被海外抢注,那就只得尽力挽回了。

  法律手段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有关规定,如果企业能够提供商标的原始凭证及公证材料,被抢注企业是有可能依靠法律夺回商标的。

  商标谈判抢注者的动机万变不外乎一个“利”字,如果企业可以坐下来与抢注者谈判,未尝不会得到一个兼顾市场和效益周全之策。

  商标换标假使企业无法通过谈判拿回自己的商标,又无心力应对法律程序,那就只有换标了。国外市场对我国企业的中文标志往往缺乏认知度,此时推出全新英文标志对既有市场不会形成颠覆性冲击。

 

 
·借用中国历史人物写小说

日本的这些畅销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非常实用。

日本可以称得上是个“出版大国”,大大小小约4000家出版社每年新出图书达7万种。在书店逛上一圈,满目皆是林林总总的新书,确实会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那么,身处书海中的日本人究竟又在读什么书呢?


畅销书榜尽显世情

从日本最大的两家图书中盘商(代理图书批发流通业务的中间商)日贩和东贩评出的今年上半年度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可以看出,实用类图书最受读者的欢迎,而其中折射出的日本社会的世风民情更是耐人寻味。

位列第一的《智者与蠢人的说话方式》销量突破了200万册。这是一本“为了不被别人称为傻瓜的才智型实用书”,书中详细列举了充斥于街头巷尾的“愚蠢的说话方式”,教会人们用智者的语言立足于社会、占得人际关系中的先机。联想到另一本狂销400万册的畅销书《傻瓜的围墙》,可见时下日本人在把周围的人当成傻瓜的同时,也生怕自己被别人视为傻瓜。

名列第四、第五位的《个人情报保护》和《日语有问题》也属于实用书之列。前者畅销的背景是日本开始全面实施《个人情报保护法》,身处网络时代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也就成了人们必修的功课。《日语有问题》则从规范语言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日本当下愈演愈烈的语言误用现象,此书的畅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如今的日本人似乎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排名第七的《坏主意》就“实用”得有点离谱了。它自我标榜为“老实人的处世秘笈”,专门教授从学校和父母那里学不到的“做人技巧”,比方如何利用别人、如何洞察对方的本性与弱点等。此书如此畅销,日本社会的尔虞我诈也就可见一斑了。

“杂学”催生另类阅读

在崇尚“杂学”的今天,日本人的读书领域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厚重艰涩”的辞典成了蕴含着从社会常识到哲学等多种门类知识的“辞典读物”,正日益赢得读者的青睐。原本面目单一的地图世界也变得缤纷多彩,将人们带入了又一个“读图时代”。

小学馆出版的《计数辞典》选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4600个名词,详尽解说了与之相配的约600个量词及计数单位,从而教会人们如何计数。比如,在日语当中,小提琴的量词是“一挺”、恶魔的量词是“一匹”,天使的量词则是“一人”。就连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对此也会觉得饶有兴趣。这本辞典自面世以来,仅半年时间就卖出了10万册,足见人气之旺。

三省堂出版的《新明解国语辞典》因其讽刺世态炎凉的“观察眼”风格和紧跟时代的脚步,被读者亲切地称为“新解先生”。在分析当前“把辞典当书读”的热潮时,《“新解先生”读法》的作者夏石铃子认为,与过去相比,现代日本人提高自身语言修养的机会明显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每天使用的语言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迫切希望通过阅读辞典来加以验证。再加上人们对于“杂学”的追求,总想使自己的知识变得更渊博,“辞典读物”的畅销也就不足为怪了。

目前流行的“欣赏型地图”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在世界地图册或日本地图册中加入“杂学”内容,另一类则是将昔日的地图与现在的地图合二为一,给人以抚今忆昔的阅读感受。

前一类地图的“始作俑者”当推成美堂于2002年12月出版的《尽知天下世界地图》。该图册已推出最新的“2005年版”,累计销量达38万册,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尽知天下世界地图》由日本地理学家正井泰夫主编,其中的“杂学”内容包括国际争端所发生的地域、各国核武器拥有量、能源消费量、足球职业联赛一览等68个主题,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体育等各项领域,篇幅占到了整个地图册的一半以上。

日本地图出版界的“龙头老大”昭文社也推出了“原来如此知识地图系列”,包括《世界知图册》、《日本知图册》和《东京知图册》。其中《世界知图册》累计销量超过30万册,该图册除加入了时事内容外,还介绍了从日本可以直航到达的世界都市的风貌、各国血型分布等趣味盎然的“杂学”知识,令读者于“按图索骥”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昭文社地图编辑部负责人川村哲也认为,引发时下这波“读地图热”的原因,关键在于新款地图拥有前所未有的表现力,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天下大事。

引领另一波读图潮流的是日本人文社,该社前年借江户(现东京)开府400周年之际,推出了名为《江户东京散步》的地图册。书的左页为古朴的“江户切绘图(分区图)”,右页则是现在的东京地图,两相对照,岁月倥偬之感油然而生。该图册不仅可以鉴赏回顾,而且能够作为散步的向导,因而甫一面世,便受到爱好历史和健身的中老年读者的热烈追捧。

中国国粹引人关注

据前不久《读卖新闻》读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除健康、医疗、福利类图书之外,历史小说成为日本人最想读的书。而“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又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二度创作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眼下“日本版中国历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当推北方谦三,他对中国古典名着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赋予古代英雄以新的生命力。继《三国志》和《杨家将》之后,北方谦三目前正推出长达19卷的《水浒传》。诚如日本文艺评论家北上次郎所言,这些作品中出众的人物造型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已经超越了历史小说的范畴,给人以阅读冒险小说的乐趣。

最受日本人欢迎的“正宗中国书”莫过于经典古籍,其中《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就占到了中国书出口日本的大部分。在日本人眼中,这些中国的国粹本来就是“东洋人教养的根干”,通过中国古籍来提高自身的修养显得尤为重要。

近来,儒家经典更是引起了日本读书人的极大关注,就连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日本软银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北尾吉孝也将儒家经典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他着有《从中国古典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一书。他说,孔子的着作要反复阅读,不断加深理解,当一个人感到困惑的时候,就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日本舆论也认为,中国古籍对于当今社会精神文化的动摇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戴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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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

中韩“端午申遗”之争韩国胜出  

中韩“端午申遗”之争中国落败,专家认为不是坏事,无形遗产是全人类共享财富

韩国申遗成功

据韩国联合通讯25日报道,韩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称,由18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审查委员团21日至24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审查委员会,并[被屏蔽广告]

在江陵端午祭等64个申报遗产中选定43个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着作”。

据悉,“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着作”宣布制度是在认识到无形遗产在人类历史上所占价值和保存必要性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实行的制度。此次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宣布无形遗产名单。

专家认为不是坏事

“韩国申遗成功对我们的端午文化不会有什么冲击,无形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我们的文化传统被别国认同,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件坏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25日上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教授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无形遗产申报的要求是每个国家每两年才能申报一项,中国急需保护的无形遗产很多,所以才导致此次韩国抢先申报。

端午祭不同于端午节

“江陵端午祭其实与我们的端午节不是一回事。”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北大教授高丙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韩国的端午祭实际上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这与中国人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惟一的相同点是时间框架,都是在中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

高教授表示,韩国申遗成功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他们把传统的文化活动注入了现代的元素,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得到了国际认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借鉴意义。

围绕着端午节申遗之争,从去年开始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和民间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上帝在哪儿
·儒教在韩国欣欣向荣

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

儒教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一82年间在位)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以传授历史文化典籍,对士大夫们进行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育,以及为宗法社会制订各种礼仪制度、道德规范等为主要工作。汉武帝时,接受了当时儒生们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儒学从此取得了官方正统的地位,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国家宗法制度密切地连结在了一起,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①”。这部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考史籍,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德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313年)时,把《论语》、《干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比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公元568)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出自《论语·宪问》,是儒教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可见当时新罗受儒教思想影响已相当深。又,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人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新罗、高丽时期的儒教,除了体现于礼教制度方面外,还具有浓厚的三教融会的特征和强烈的文学性,它与丽末传入的性理学德教有很大的不同。

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着名儒者,如李穑、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②。

在丽末的儒者中,郑梦周是最值得提出一谈的。他不仅在讲解朱子学方面有过人之处,而且身体力行性理学的节义精神,义无反顾地为高丽王朝殉节。他的道德学问得到了丽末鲜初儒者们的高度崇敬,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甚至有言曰:“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③

柳承国教授把丽末儒学分为两大主流,指出两派的理论特点分别是:

“圃隐郑梦周一系的学问强调人间内在的本性,以开发万古不变的人间道

德意识为着眼点;但是,三峰郑道传系列与其说是对不变之人间性的开发,不

如说更强调对应当时状况的创意的变革,不重观念的义理道德,而以人间意志

之磨炼、知识的开发、鼓吹文化意识等为首务。”

同时,他认为:

“如言朝鲜儒学思想史之正统,比起郑道传一派,郑梦周一系则更能继承传

统学脉的渊源。此点可说是韩国朱子学的特色,对韩国精神史造成了极大影响,

此种影响并延及后世。”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郑道传一派在襄助朝鲜王朝确立以儒教思想为建国理念方面是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的。对于朝鲜王朝推行儒教建国理念,以及由此而取得的社会作用,柳承国教授是这样来描述的:

“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王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④

其中,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世宗大王(公元1419—1450年在位),他不仅创造了独特的韩国文字,并且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调和一致的模范而称颂之、效法之。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一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正的同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儒学“正德”、“利用”、“厚生”的传统学问中,性理学是更偏重于“正德”之学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末流不免陷于空疏、迂腐而脱离现实。朝鲜后期,在当时社会现实的刺激下,受清朝考证学的影响,儒学学风也有所变化。此时,一批儒者推崇阳明学、更注重于“利用”、“厚生”等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学问。他对于韩国社会向近现代的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上帝在哪儿

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洋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韩国也曾出现过一股激烈批判和否定儒教的所谓“儒教亡国论”的思潮,认为只有抛弃儒教,韩国才能走向近代化。而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儒教学者则认为,韩国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于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儒教的真理。所以,他们主张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去实践儒教,以匡救亡国之恨,并因此提出了“儒教勃兴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尚在一些人中争论不休。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超越了这两种极端论的思维模式,而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教思想,以现实的、可行的态度来继承儒教思想。

让我们暂时把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放在一边,看一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影响。在一本通俗的韩国观光指南的小册子中,对韩国的传统与习俗有如下简要的介绍:

“‘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达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主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吐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

又,在“宗教”栏中该小册子介绍说:

“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⑤

这本小册子的简要介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事实上,当前在原儒教文化圈内的东亚各国,对于儒学的推崇和儒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无过于韩国者③。以下,将就我所见,探析一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状况和实际影响。

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阙里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着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乃至于中国的阙里孔庙要在韩国成均馆的指导下,重新学回明代的释奠礼。除春秋两季盛大的释奠礼外,成均馆还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行焚香礼,以表达儒者们对先圣先师的崇敬之心。成均馆属下的地方组织是各地的“乡校”,各地“乡校”除实施一般中小学教育外,至今还专门设有一“明伦堂”,对学生进行经书教育和道义宣传活动。

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着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我参观过安东河回村柳承龙的故居,他的后代和族人们为缅怀他,自愿集资修建了纪念馆,陈列柳氏遗物事迹,供人瞻仰,其精神甚是感人。我还瞻仰过李朝两位最着名的儒者李退溪和李栗谷的故居和他们讲学的书院,乌竹轩和陶山书院中所陈列的文物事迹,无一不激发起人们对这两位先贤道德学问的崇敬和仰慕,是对今人,尤其是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附带需要提及的是,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10O0圆、5000圆、1O00O圆),而这三种纸币上的头像则分别为世宗大王、李退溪和李栗谷,即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儒教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儒教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东亚各国的学者中是见仁见智,争执不定,莫衷一是,韩国似乎也不例外。这里,我不想去评判这些不同意见的轨是孰非,而只想指出如下的事实。那就是,在韩国有许多企业积极支持或创办各类以着名儒者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着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栗谷文化院”、“圃隐思想研究院”、“阳邨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这些企业支持或创办此类研究院所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有关,而更多的是由于企业主是名儒的后裔、宗亲,为表彰先人的道德学问而设立此类研究院的。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些研究院所的创办,对于推进儒教的研究,造成社会尊崇儒教的气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也说明传统儒教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韩国学术界研究儒教的学会之多,也是东亚各国少见的。儒教学会、孔子学会、礼学会,以及众多的东洋文化、东洋哲学、东洋思想研究会、所、院等,都是以研究儒教为主的学术组织。这些学会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研究儒教的气氛十分热烈浓厚。

此外,更具特色的是,在韩国历史上一直有一支从事社会舆论和教化活动、以弘扬和实践儒教精神为己任的儒林队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儒林的活动遭到严重的压迫和限制。韩国解放后,儒林们又重新恢复了有组织的集体活动。1945年10月间,25O0余名儒林代表,举行了“儒道会”成立大会,在成均馆内设立“儒道会”全国总本部,在道和市郡,以乡校为中心,组成地方支部。此外,还有“青年儒道会”、“妇女儒道会”等,把信奉儒教的各方面人士组织起来。据统计,197O年时韩国有“儒道会”地方支部263个,儒林人数约有486500O余名,这股力量在推进以儒教精神进行社会教化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⑦。

在当今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儒教的一些伦理观念还是很有影响的。韩国人十分注重血缘亲族关系,至今坚持同本同姓不得通婚的原则。韩国人也十分看重社会等级身份,朝鲜时代的两班身份,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崇洋,成为部分家长为子女择婚的一个门第条件。此外,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儒教注重亲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等组织同样随处可见,它又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当今韩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儒教伦理观也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那些上层社会的家庭和原来两班出身的家庭中,这种影响更为深刻。至今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家庭中,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帮子,恪守妇道。一位有相当身份的企业家曾和我谈到,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在国内也有各种的应酬,但他几乎从未带夫人参加过这些活动,原因就是婆婆不出门,儿媳妇就要在家侍候,而不能随便随丈夫外出。

为了提倡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韩国有关部门还对那些与老人同居,赡养老人的家庭,在课税制度上规定了优惠的政策。例如,报载一有关课税的消息中说到,子女为了赡养父母,与第一世老人合住时,那么一世一住宅是可以免税的。现在若是有了新居,即有了相当于一世一住宅的二个住宅时,如果能在一年内将老住宅退出,那么仍按一世一住宅计算,而免予课税⑧。这种措施,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的理念。

更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有一些儒教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在韩国刑事法的某些条款之中。例如,《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位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去告发。”孔子回答说:“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与你们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⑨这是儒教“孝”的伦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而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刑事法中有着类似的条款规定。查刑事法第9章第151条是关于窝藏犯人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罚款和罚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役或1万5千圆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的处罚。又,刑事法第10章第155条是关于毁灭罪证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①对于凡是毁灭、隐匿、伪造、捏造他人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据的人;②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人逃避的人,部将处以五年以下的劳役或2万5千圆以下的罚款;③对于以谋害被告人、嫌疑犯、或劳役嫌疑犯为目的而犯了以上两项罪的人,则将处以十年以下的劳役。但是,如果上述三项中所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各项处罚。而在关于杀害罪的刑法条款规定中则恰好与此相反,即对于杀害亲族、户主或同居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于杀害非亲族关系的犯人。

有一位韩国学者曾对我说,韩国人现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则仍然是儒教传统的。从以上所列状况看,这位学者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上帝在哪儿

儒教所以在现代韩国还有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与韩国从未中断过儒教教育事业和活动有关。韩国至今保留着一所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成均馆大学校。”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所儒教大学。他在维系儒教的传统和对社会(特别是青年)进行儒教教育起着特殊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教育系统进行专门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成均馆大学校远追高句丽小兽林王时期的大学为源起,近以李朝太祖六年(公元1398年)建置的成均馆为建校之始。所以,该大学校远求则有1600年的传统,近计亦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

我们说,成均馆大学校是一所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这在该大学的《定款》(章程)中,关于办学目的的条款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学校法人是根据大韩民国的教育理念和儒道精神实施高等教育为目的的。”⑩

而在该大学的《学则》(校规)中,则进一步具体说明道:

“本大学在教授和研究学术的深奥理论和应用方法的同时,以儒学精神为基础,陶冶民主教育理念和圆满的实践人格,从而达到育成国家指导人材的目的。”(11)

再有,在该校儒教大学院的《学则》中,则更提出了使传统思想现代化和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使命。如说:

“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材。”(12)

为达到以上目的,成均馆大学把儒学规定为全校学生的基本教养科目之一。每个进入成均馆大学的学生,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学科,在一、二年级内都必需修满3—4个学分的儒学课。此外,在一般教养科目中,还设有“韩国传统思想与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论语》与东洋思想”等课程,供全校本科学生选修。

成均馆大学对开设基本教养科目儒学课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儒学教育是为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设置的。在此设置儒学科目是为了能动地涵养圣贤的生活态度,宣扬成均人的意识,进而能够找到民族主体性的契机。”(13)

现用于基本教养科目的儒学教材,是由韩国当今最着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安炳周、李东俊等编写的《儒学原论》(14)一书。这是一本简明而全面讲述儒学历史发展与基本思想的优秀着作。本书分五章叙述,此外,前有一序说,后有一结论。

“叙说”部分分为两节,一是介绍儒学的形成,三代文化的渊源和孔子编纂五经;二是分析原始儒学思想的意义及儒学的历史变迁。

第一章也分为两节,分别介绍儒学的经典:“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与“五经”(《诗经》、《礼记》、《书经》、《易经》、《春秋》)。

第二章为论述儒学的哲学思想,共分四节。第一节讲儒学的形而上学,其中着重探讨了“天道与人性”的学说。第二节讲儒学的认识理论,其中着重探讨了“格物致知论”和“诚明论”。第三节讲儒学的价值哲学,作者以“人性论”为价值的本源,以“致中和”为价值的创造。第四节讲儒学哲学思想的展开,分别介绍了儒学思想在中、韩两国发展的概况。

第三章为论述儒学的伦理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善的问题,主要分析了“性与善恶”,“善与性情”等问题。第二节讲个人伦理,重点论述了“诚与敬”,“仁与行”等道德规范。第三节讲社会伦理,则突出了“信与义”,“忠与礼”等道德规范。第四节讲儒学伦理思想的变迁,分别介绍了中、韩两国的伦理思想。

第四章为论述儒学的教育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儒学教育的意义,其中高度评价了孔子对人类教育事业的贡献,论述了儒学教育的根本精神。第二节讲儒学的教育目的,作者通过对儒学理想的人文精神的分析,把“启发人性”与“教化社会”作为儒学教育的根本目的。第三节讲儒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第四节讲东方教育传统与儒学,分别分析了儒学教育思想对中、韩两国教育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为论述儒学的政治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儒学的政治理想,其中以人道的和平与大同思想为核心。第二节讲儒学的政治体制,作者着重强调了“人权”、“良本”、“德治”、“尊贤”等方面的内容。第三节讲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分别介绍了孔子的“正名论”和孟子的“革命论”。第四节则进一步分别论述了上述“名分论”和“革命论”在历史上的展开。

“结论”部分分为三节,探讨了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一节讲近代思想与传统精神,第二节讲儒学的现代的人文精神,第三节讲人道主义与现代社会。

以上所以对《儒学原理》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不嫌其繁地介绍,这是因为人们通过对本书主要内容的考察,不仅能了解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能了解现代韩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成均馆大学除规定各科学生都必需修儒学课以为基本教养科目外,更设有专门的儒学大学和儒学大学院,以培养儒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专门人材。儒学大学和大学院为此设立了大量的专门性课程,如专业必修课方面有:“学庸讲读”、“论语讲读”、“孟子讲读I”、“诗经讲义”、“书经讲义”、“春秋讲义”、“易经讲义”、“礼记讲义”等,而在专业选修课方面则有:“论语讲义”、“韩国儒学史”、“韩国性理学史”、“孟子讲读II”、“中国儒学史”、“儒教伦理学”、“儒教仪礼演习”、“礼乐论”、“经学史”、“先秦儒学特讲”、“儒教哲学演习”、“韩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特讲”、“实学思想特讲”、“诸子选读”、“现代儒学特讲”等。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将给青年儒学学者打下宽厚的专业基础。

在关于“现代儒学特讲”一课的说明中指出,本课程“以现代思想的视角考察儒学,分析其见解。在新的高度上展开儒学,并分析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差异之处”(15)。这样,课程又给予学生们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去了解、研究儒学,这是十分重要的。

韩国现有的儒学教育,不限于成均馆大学,上面提到的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也还承担着部分中小学学生中的儒学教育。此外,成均馆属下的“儒道会”等组织也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教思想。如,受幼儿园的委托,举办“儿童礼节学校”,对儿童进行尊敬父母、师长教育,并学习一些基本的礼节和行为规范等。类似的活动受到了社会和家长们的欢迎和支持,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化的作用。

日前,看到一位韩国国会议员金采谦先生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由于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学校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秀才,因而都愿意接受人文系统教育,形成了韩国的教育结构偏重于人文系统的局面。”(16)我觉得,这位议员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儒教教育思想确实强调学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强调为学与为人的一致,但这并不是说教育结构必需偏重于人文系统。如果说韩国的教育结构存在着偏重于人文系统的话,那么主要的责任也应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不应当推委于儒教思想的影响。

上帝在哪儿

儒教在现代韩国仍存在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这是无容争议的事实。如上所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复论争,目前大多数韩国学者都能正视这一事实,并以积极的态度提出整理、研究儒教思想和探讨儒教未来发展等问题。在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对于儒教文化是这样写的:

“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

“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

又如,同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中,也写道:

“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层。由于儒教仍然在起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大量的整理与批判。”(17)

对于如何在现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儒教思想,是东亚地区各国遇到的共同问题,各国的学者们也都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意见和建议。在这方面,我觉得韩国的柳承国教授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值得人们思考。如他说:

“生于现代的我们,须深深体会经传中内在的孔子精神,继承其肯定的、机能

的本质。对于过去社会中,因时代变迁而不合于现实的儒教思想与制度予以修正,将之再集合、再构成。”(18)

这是主张通过对儒教思想本质精神的把握,根据时代的变迁,重新整合儒教思想,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一原则是可取的。柳承国教授还说:

“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变迁的时候,儒教丧失了过去灿烂的业迹和影响力,

但儒教思想不会仅仅因为时代性的制约而终结。因为它包含着永恒的真理,以超时代的精神为依据,所以尽管暂时的社会剧变掩盖了它固有的真谛,但是它以崭新的精神放射光芒的端倪已经出现。……今天,在重新发掘、继承和阐明学术思想精华和真髓的同时,通过与外来思想的融合,创造新文化,就不能不成为韩国儒教的最大课题。”

“如果说,现代只有超越东西方思想的分歧,只有互相理解与合作,才能克服

东西方遇到的精神的、伦理的和社会危机的话,那么,我认为儒教当前的任务和课题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对韩国人来说,儒教是传统精神的中枢,应该用时代的光辉重新照耀它的固有精神,从意识内涵到外在行为和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发挥其恒常的影响,从多方面去探索可以发扬儒教精神的途径。”(19)

尽管柳承国教授强调儒教具有“永恒的真理”和“超时代的精神”,但他对儒教未来发展的设计却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开放性。而这正是柳承国教授从儒教精神中体会出来的一种辩证思维方法。他认为,孔子既讲“损益”,又讲“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是“将此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构造在历史上实现”。因而,他又进一步说:“即使在今日,孔子的‘时中之道’,在寻求历史意识与新的价值观方面,实为我们提示出一个新契机。”(20)这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善于体会儒教的精神,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那么即使在儒教思想中,也可以寻找到儒教与现代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对于柳承国教授上述意见,我是非常赞赏的。

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教授也认真研究了“韩国儒家思想应有的方向”这个课题,并且提出了一套十分具体的方案。首先,他也把适应时代看作是发展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原则。他说:

“任何思想都应当接受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应成

为特定的目的和对象,或为了将现实的矛盾合理化做论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要能提出解决该时代内在病理现象的新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因此,韩国儒家今后摸索的方向也应当由此出发才是。”

为此,梁承武教授提出了韩国儒家思想应走方向的四点建议:

第一是,儒家的体系化。梁教授认为,儒学本身重视实践,在理论研究上难免有不足之处。因此,“儒家思想的体系化研究,需要将范围细分,再整理做有广度、有深度的研究,以现代方法来达成体系化,成为人人可以接近的学问”。

第二是,儒家的现代化。梁教授认为,任何学问思想都不能脱离时代,否则即失去其意义。同样,儒家思想一旦脱离现代社会也就没有存在之意义。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想要履行儒家本然的道德创造、文化创造的功能,首先必得寻求儒家本身的现代化”。在此,梁教授特别强调方法论上的现代化。如他说:“要成为走在时代尖端,领导时代变化的儒学,不能不追求方法论上的现代化。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而已,在实际生活上、教化上如果能导入现代方法来展开义理,必能发展出与现实一起呼应的儒学。”

第三是,儒家的大众化。梁教授认为,儒学本来是重视实践力行的学问,透过日常生活来表现其德国。然而传统儒家文化主要是士大夫的学问,一般大众不易接近和了解。因此,梁教授建议:“透过有连续性的、平易的经传解释编纂作业、演讲、讲座、电视新闻、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体来接近一般大众,使其容易了解。亦即应当透过现代化方式的解释和教化,使儒家成为大众的儒家,活现在大众之中。”

第四是,儒家的组织化。梁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构成组织和运用组织。韩国儒家传统上也是有其组织机构的,如上文提到的从成均馆到地方乡校和“儒道会”等,但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组织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梁教授提出,为使儒家组织活性化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和吸收青年专门人材参加组织,“让他们在中央或地方所属的儒家组织机构中从事教化活动,以期活跃扩大儒家的基层”(21)。

梁承武教授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提出的建议也是相当完备的。然而,要实现它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据我粗粗的观察,在韩国学术界具有像柳承国、梁承武教授这样以开放精神、现代意识去审视和研究儒学的学者还不是很多,而抱有某种狭隘民族主义和守旧主义的学者却也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的压力,现代物质生活的吸引,要求当代青年接受儒学的思想也是相当困难的,韩国的青年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成为当今大众,尤其是青年能够接受的思想,尚须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综上所述,通过三个月的匆匆考察,对于现代韩国的儒学,给我留下了如下的印象:

第一,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儒教传统保留得最多的一个国家。

第二,流行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儒教,虽然也有不少内容和形式已随时变迁了,但总的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多于革新。

第三,韩国传统儒教的得以延续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韩国儒林的组织化和根植于地方、农村有关。

第四,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亲族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此外,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世人所注意。

第五,韩国有关部门开始进行的有关儒教思想对于官僚文化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而又有深远意义的课题(22)。

第六,经过韩国学者和一般大众的努力研究和实践,韩国很可能率先在东亚各国中创造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儒教理论和实践原则来。

*本课题研究获得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以及韩国国际退溪学会和退溪学研究院的大力协助。在此,请接受本人诚挚的谢意。

①(18)(20)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同上。

③宋时烈(1607—1689)启文,引自《圃隐郑先生文集》“续录卷之三”,1985年韩国回想社出版。

④同①。

⑤据韩国观光公社编印出版的“大韩民国旅游指南”。该书编者注曰:“这本小册的资料,均以1991年4月为准。”

⑥高丽大学编《韩国民俗大观》“序”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

⑦(19)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贺剑城、李东哲译),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1992年6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⑧据1992年12月15日韩国《朝鲜日报》第40版所载消息。

⑨《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⑩引自《学校法人成均馆大学定款》第1章第1条。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11)引自《成均馆大学学则》第1章第1条。同上。

(12)引自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学则》第1章第1条。同上。

(13)(15)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14)成均馆大学校儒学科教材编纂委员会编,1992年1月30日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发行。

(16)原载韩国《中央经济新闻》1993年5月2日,转引自中国《参考消息》1993年5月10日版。

(17)《朝鲜文化史大系》与《韩国民俗大观》两段引文的译文,转引自张敏撰《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一文,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三期,1991年9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21)梁承武:《韩国儒家思想发展之反思》,载《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992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2)1992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韩国行政研究院(汉城,卢贞铉院长)主持的一个课题论证会,该课题名即为:“儒教与官僚文化。”

*原载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徐来 2010-12-09 21: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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