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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时期；女性小说；性别认同；局限性
　　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文学文坛上出现了以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她们的出现，给长期处于封建伦理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女性文学带来了一缕希望的曙光。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女性文学数千年被扼杀、被扭曲状态的结束。这批作家自觉地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以启蒙的意识思考那个时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而女性小说就是这批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小说，是指由女作家所创作的反映女性生活，表现女性自身世界，和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小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们，或出现于北京的高等学府（燕京大学的冰心、凌淑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或为留英留美的学生（陈衡哲），无一不是站在运动的潮头，得时代风气之先。她们一方面和众多男性作家一样，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了参予社会，关心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作为女性的特殊生活境遇，交织着她们所受到的、长期以来有关女性的一系列传统道德规范的熏陶，形成了她们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和独特感受；加之当时文坛上女性作家所处的少数派地位，更加强了她们作为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因此，以表现女性世界和传达妇女心声为己任也就成了这批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的一种自我暗示。这种思维定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五四时期女性小说对其性别的认同趋向。如何看待这种认同？这正是本文要予以探讨的问题。
　　　　一
　　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五四时期女性小说的这种性别认同现象，对丰富新文学的创作是有所裨益的。
　　正如这个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一样，文学创作所涉及的客体也必然由这两方面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不仅使许多热血男儿为之振奋，也使得一大批女作家走出了闺阁，投身于社会的变革之中。这批作家中的佼佼者冰心就不止一次地说过：“‘五四’运动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①］。身为女性，有感于同类于数千年间所遭受的屈辱和蒙昧，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虽然诸如鲁迅等男性作家也同样十分关注女性解放的创作主题，但广大女作家以其心灵的相通则感受更深。她们感之于心而见之于文，对于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主题有着更贴近的理解和更为迫切的要求。如果说男性作家普遍关注妇女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的话，那么，女性作家为之奔走呼告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说男性作家描写妇女题材小说尚需要一个情感的换位过程的话，那么，女性作家写来就称得上是明明白白的言为心声了。她们将自己的思考浓缩于作品之中，不仅是以切身的生活体验和见闻，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和压迫，而且还真实地表现了广大妇女渴求解放的躁动，表达了她们谋求自身解放的执着追求。从对生活和理想执着追求的时代女性亚茜，到勇于铲除“礼教之束缚，树立神圣爱情旗帜”的露莎，直至为“开拓一条为争取自由而死的血路”而殉情的ｚｕǎｎ＠①华，无一不以崭新的女性形象一改对旧式妇女的哀怨柔弱的形象定格，体现出她们关注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色彩和真率激昂的反叛情绪。
　　纵观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以表现女性的自身世界为指归的。在这些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作品中，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十篇小说就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反映下层妇女生活系列的小说《最后的安息》、《六一姊》、《冬儿姑娘》、《张嫂》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庐隐的小说具有自传和“他传”（指为石评梅而作的长篇《象牙戒指》）性质，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占她作品总数的８０％以上。凌淑华的小说集《花之寺》和《女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由殷实之家待字闺阁的小姐到福寿双全的老太太等众多女性形象构成的画廊。石评梅一半以上的作品与女性有关。冯沅君的小说中也仅有《林先生的信》等少数几篇没有将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她们大多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实现对女性自身世界的观照、体现出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五四时期文艺界、知识界出现的一些新的风尚，在客观上对女性小说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已直指了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主题，因此，当时的各类刊物都十分关注女作家的创作情况，所刊载的文章和小说都以男女杂座为荣，形成了一种推崇妇女作家作品的风尚，在女性作家的名下常常冠以“女士”的名称，以示与男作者的区别。如冰心，在她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之时，她的女性身份就已在读者中定格了。这种推崇女性作品的风尚，一方面促使更多的女作家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并为她们的作品发表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暗示她们在创作时必须注意到性别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性自我意识，使她们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与整个社会的性别判断相认同的创作倾向。
　　　　二
　　追溯女性文学的历史，五四时期女性小说所出现的这种性别认同现象就并非无源之水，它与长期以来女性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创作心理定势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五四则为女性文学的兴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使得众多的女作家及她们的创作在历经长期的沉寂下出现了一个高峰。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旧时代男性与女性在生活范畴上的区别，最简炼的莫过于六个字：男主外女主内。一道家庭的屏障隔开了女性与社会的接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女性作家的视线，使她们转而注重于内视与内省。于是，写自我，写自我经历乃至自我的情绪感怀就成了女性文学的一个显着特征，而长期幽闲的家居生活又给了她们强化这种独特细腻而又敏锐的感受能力的可能。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虽然都已走出了家门接受了教育，但当时她们大都还年轻，基本的生活轨迹仍旧是由家门到校门。对于开放的外界而言，她们的感知十分有限，因此，这些女作家们也就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我国女性文学的这一观照自我的传统。冰心的“爱的哲学”源于她所生长的那个充满爱的家庭；冯沅君笔下大胆反叛的形象中隐现着她的表姊的影子；庐隐的《海滨故人》中的女儿国折射出当时北师“四公子”的冰雪友谊；苏雪林的结婚纪念集《绿天》，事实上记载着她自己求学时代的种种经历。……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们，往往是集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于一身，她们大胆地写自我，写女人，将敏锐的目光投向女性自身生活的领域。或表现她们勇敢反抗传统婚姻，争取自主的爱情；或描绘她们在内心理想与亲情伦常交锋之下的苦闷与抉择；或倾吐知识女性面对事业与爱情矛盾的困惑；或生发女性对未来生活命运的担忧和思索，展示了为一般男性作家不易窥透的女性生活层面和不易察觉的情感变化。她们的这种对女性生活层面的展示和对妇女处境、地位以及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五四的文坛，使更多的人通过小说这种形式（阅读小说）了解了新文化运动给女性世界带来的震撼。
　　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兴盛在得益于女作家们的真情实感的同时，还直接受惠于女性文学所特有的率真的心灵抒写传统。长期以来，女性囿于家庭的圈子和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她们提笔为文，大多只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绪，排遣心中的郁结，无直接的功利目的，而这种情感性灵的真诚抒写，正契合了文学的本意。五四时代，是一个新旧交迭，破旧迎新的时代，而那些女作家们，生长于旧礼教和旧传统所主宰的社会，却要冲破这些枷锁，进而走向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的新时代，“自然有许多痛苦的经验和崭新的情感与意见，需要发表，需要尽情一泄以为快”［②］。正如第一位女性小说作家陈衡哲所说：“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③］。因此，强烈的抒情性就构成了五四女性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冰心的小说，在当时就已被冠以“冰心体”的称谓，从而引起了文坛的广泛重视。其风格清新隽丽，状物写人无处不传达出女性作家的细腻柔婉的情感世界。在冰心的创作中，女人是她聚焦的所在，她写女人，更热爱女性，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④］。庐隐仅仅三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中，其人生追求的痛苦与幸福、抗争的悲哀与困惑相伴而生。她的小说里，结构尽管跳跃，人物也许模糊，但主观情绪的流脉却清晰可辨。她广泛地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不只在五四时期女性作家中独树一帜，就是在整个五四作家群中也是首屈一指的。石评梅的作品较之庐隐是更为直露的精神自叙体，无论她写什么，那个主人公永远是她自己。在她的十二篇小说中，有十一篇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直抒胸臆的激越情绪让她避开了一切曲折的表达方式，让作品中带引号的“我”来直接指代生活中的真我，强烈的抒情意愿于此可见一斑。
　　　　三
　　尽管如上所说，五四时期女性小说创作中的这种性别认同现象在反映女性世界和抒发女性特有的思想情感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由此产生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局限首先表现在创作题材的相对狭窄上。妇女题材和儿童题材是五四时期女作家们关注的焦点，这其中又有一个较为突出的倾向，就是反映知识女性的情感纠葛及高门闺秀、富家内眷生活的作品明显多于反映下层劳动妇女生活之作，这和五四时期这一批女作家们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这批女作家大都出身官宦人家、书香门弟，她们家世的相近，在五四前后众多贫家女子无力获得学校教育的背景下是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但狭小的生活圈和较为单纯的个人生活经历使她们失去了许多深入接触广大劳动妇女的机会，使她们写自己、写身边的作品较多较好，而写其他各阶层的妇女的作品较少。即使在这少量的作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富家女子的角度去展开叙述的。这种叙述角度和视野带来的缺憾使我们失去了许多通过女性的眼光来了解五四那个特定的时代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世界及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机会。
　　性别认同的第二个局限表现在女性小说的总体风格上较为单一，即大多体现为女性的阴柔婉约之美。这些知识女性都有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带给她们的思想震荡之后，她们敏锐而精细的心灵感受更多地从唐诗中的缠绵之作和宋词中的婉约之风那里找到了沟通。翻阅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引用和化用古典诗词的例子俯拾皆是，而小说的作者们也大多是小说、诗歌、散文兼长。例如，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借用的是杜甫的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又如冯沅君《卷ｓｈī＠②》的题记，便是温庭筠《达摩支曲》的两句诗。（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
　　风格温柔细腻，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也许是其特点所在，而对于这一批女作家而言，这种大体相近的创作风格在形成的同时也显出了五四女性小说在探索小说形式和发展等方面的不足，而增强女性作家小说的广度和力度也就成为三十年代以后女性作家关注的问题。
　　女性小说局限性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女作家们在对小说内涵的探索方面存在着一些误区。她们注重现象的描绘，少于深层的挖掘，注重自身缺憾的找寻，少于对社会根源的分析。这除了女作家们在五四时期均入世未深，缺乏透过现象挖掘其深刻社会根源的能力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积淀，尤其是封建伦理纲常对妇女的束缚。在这批五四女作家的思想深处，在其集体无意识中，以及家庭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社会角色的认同，使得一些被她们认为是人之常情的行为或常理的行为规范，实质上包涵了旧传统、旧伦理观念而不为她们所察觉，或仅仅限于一些模糊的认识。这就直接妨碍了她们对小说社会内涵的挖掘。冰心的小说《两个家庭》通过新旧两种模式的家庭的比较告诉人们新式家庭幸福的根源在于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主人，以她所受的全部新式教育去更好地履行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职责。冯沅君的小说《隔绝之后》中的女主人公在为母尽孝与为爱出走的徘徊中无从选择，以一死而得以两全的结局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于女性出走家庭，告别传统角色的犹疑。庐隐更是在《何处是归程》中对已冲出自己家门的女性是否应走进另一个重归传统女性角色的家门发出了疑问，小说中所描述的“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的两难境遇，在我们当代的女性小说中仍然可以找到印证。可以这样说，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是女作家们在经历了动荡之后急于排遣，抒发个人情怀的产物，在中西两股文化血脉的交汇中，她们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出发，注重传达细腻而独特的心理感受，为其后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女性小说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也为其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①　谢冰心：《从“五四”到“四五”》，卓如编：《冰心着译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９页。
　　②　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转引自赵朕着：《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４—７５页。
　　③　陈衡哲：《小雨点·自序》，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页。
　　④　谢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冰心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一卷，第４０３页。
　　　　　　　　　　　　　　　　　　　　责任编辑　李显杰
　　［＊］　收稿日期：１９９５—０２—１８．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纟加携去
　　＠②原字艹加施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042-0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韩莓19951995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042-04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韩莓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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