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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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04)11-0046-05
    综观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一国的技术水平、识字率或者政治制度的类型如何，在它内部都有相互竞争的而非单一的政治文化模式。因此，“所有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过每个政治体系中各种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对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1]。对于具有几千年文明史而又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来说，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和将长期存在的基本景观。
    　　　　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结构分析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正处于体制创新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早期发达国家而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任务更为艰巨，过程也更加错综复杂。它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血缘亲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向城镇社区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等多个方面，由此带来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摩擦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冲击与震荡。这种转型社会的特殊情势必然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也不过短短50多年，因而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荡涤有着两千多年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和在当代仍然具有巨大扩张力的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成分相当复杂，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即传统政治文化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历史的逻辑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结果；三是外来的尤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存在，这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
    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经济政治基础。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物质基础，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根来，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感。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北京人的社会政治心态做了调查，结果显示：91.0% 的被访者表示“对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充满信心”；94.5%的被访者“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感到自豪”；80.0%的被访者表示“我的价值观和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是非常一致的”；97.5%的人表示“拥护我国的社会制度是我应尽的义务”[2]。北京人的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政治态度，说明目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已成为主导型的政治文化。
    第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论述过传统政治文化的持久性。他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由此看来，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相当旺盛的，它并不随旧制度的湮灭而随之消失，没有哪一个民族、社会、国家能够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灰飞湮灭，相反它作为一种亚文化而长期存在，并不断地被主导政治文化所吸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曾采取过极端方式——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将其根除，但传统政治文化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今天的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革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革命所带来的激变可能会导致社会出现政治文化断裂等混乱状态，而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形成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革命很难在短时期内使人们建立新的政治取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依然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控制。因此，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际贯彻，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皇权、宗法、人治等观念仍然残留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政治亚文化而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次上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碰撞和互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严重的个人崇拜也使得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蒙上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在1997年的调查中，71.4%的北京人表示“国家搞的好不好，主要靠领导人，一般老百姓起不了什么作用”[3]。这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思想的延续。
    上述表明，在转型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亚政治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对我国政治生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王权主义为核心[4]；其二，经学方法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维特征[5]；其三，宗族观念是中国人形成认同感的基础[6]；其四，等级论和平均主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两极[7]。
    第三，外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西方文化的渗透始于西方诸国与中国的交流。起初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强者地位，一方面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另一方面对进入国门的西方文化进行同化。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大举进攻，西方文化开始以强者之势进行渗透。 “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8]。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界，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主导的意识形态，但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自由主义等西方的文化思潮以及兴起于民间的价值观念逐渐在同一时空得到了表达并弥散着各自的影响。它们的存在使一体化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分子的知识权力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冲击和挑战[9]。正是基于此，西方政治文化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结构内的一种亚文化对我国政治生活发生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持有这种政治文化观念的人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在政治上倡导多元政治，主张实行多党制和分权制，这是与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相适应的。但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中内涵的法治、民主、自由精神，则凝结着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和借鉴的政治文明成果。而在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时候，由于缺乏批判的精神，往往会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行为。全盘西化的主张作为一种政治亚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消解我国主导政治文化的功能，从而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对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由上可见，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外来政治文化是两种主要的政治亚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多元格局的形成是由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现实社会变迁实践以及中国政治文化本身的独特性铸就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多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分析
    找寻中国政治文化现状的根源，不能不涉及反映着其生存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有文化价值观念的育成与演化，以及人类主体精神活动的可能性空间都可以从其社会生态中找到答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结构来自于中国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归纳起来说，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现状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其二是传统文化的内敛性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扩张性；其三是中国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四是转型期的现状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它们结成互为依存、相互支持的政治生态系统，成为衍生和育化中国政治文化多元结构的肥沃土壤。
    第一，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础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受经济基础的影响。现阶段，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50多年，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完全扫除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我国目前是三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时期。据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但笔者更赞同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断裂社会的界定[10]”。中国目前是三种文明方式并存的时期，也就是说三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新技术革命)同时存在。这样一种境况的出现，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多元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在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于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因此，反映在政治文化上就不可能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自然经济在农村的长期存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至少产生这样三种后果：一是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形成与之相关的封闭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二是对家族家庭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三是对男性家长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这种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约定习俗，塑造成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依附从属心理，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期延续。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化，使得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也包括外资公司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种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为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为具有巨大扩张力的西方政治文化在中国流行提供了合法的条件。所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为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第二，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方式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是中国现阶段政治文化多元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上看，对于政治变迁来说，革命的方式是有效的，但也是有限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革命的方式不仅未能消解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反而强化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东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是从中国自然经济内部自然生发出来的，相反是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伴随急剧的社会变革以一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革命虽然能在短期内摧毁一个旧的制度并建立一个新制度，但是它却不能在短期内消灭传统政治文化并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相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征，随着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展开不断强化，这就是在原来“老传统”基础上形成了“新传统”。这些“新传统”同今天距离更近，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生活习惯乃至行为模式，都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中国革命是在民众被压迫而不能利用合法斗争的时候展开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所以，“仇视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11]。其次，中国革命是在客观条件极其残酷和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展开的，通过政治动员发挥精神因素的作用，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再次，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展开的，各行各业，一切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实行一元化领导。军事化的组织和战斗化的行动，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事实上难以包容民主原则。至于白区的地下工作，上下级只能单线联系，更没有任何自由的余地。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领导的专断行为和服从意识。从短期来看，革命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文化的根本转变。革命带来的激变会导致该社会出现政治文化的断裂等混乱状态，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革命很难在短期内使人们建立新的价值取向。从长期的过程看，“革命的短期作用比长期作用要大”[12]。因为在短期内，革命性的强制性权力和法规还能引导人们的行为，而从长期来看，人们依然受传统政治文化的控制。可见，一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能经受得住巨大的压力而不会轻易发生变化。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是中国政治文化多元的另一个因素。正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时间短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尚未完全体现出来，许多新制度还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制度所内含的文化精神还未从本质上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哲学。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内含的政治文化。这一切都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不能顺利进行，从而形成政治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的内聚力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扩张力。中国目前多元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除了经济因素外，还与两种政治亚文化本身的特性有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内聚力的文化。一般来说，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固化。“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且具有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以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13]。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儒家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之一，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更是中国人生活和生存的政治哲学。这样一种具有巨大内聚力的政治文化是难以从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中祛除的。相反，以私有制为基石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具有巨大扩张力的政治文化。当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内生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以其世俗的态度席卷中国，不断侵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拥有强大的信息手段和信息资源。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发达国家加紧以经济、科技、信息为载体或渠道，向我国推行其自以为公正的法规，向我国国民扩散西方思想与价值观念。这种强势推进与顺势影响具有广泛性、直接性与不可回避性。因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和扩张性是中国转型期政治文化多元的另一个原因。
    第四，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种转型并非单单发生在经济或者政治领域，它还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在这种转型时期，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更，必然带来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而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又必然导致在同一时期多种观念并存的局面。
    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目前中国政治文化多元的格局。在目前的全球化中，资本和技术现代化的扩张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成为跨国文化交流的能力。全球化引起了多元政治文化的碰撞、沟通、互渗、融合和新的构建，导致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应承认、尊重、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共同标准，形成有关政治民主、政治平等、政治权利、政治价值、政治评价、政治秩序等方面的共识。政治文化的多元并存和多元联动，是推动全球政治文化进行新的组合和构建的强大动力。一方面，西方外来的政治文化在国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唤起了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一种寻根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号召力。正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政治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并存、互动、融合的格局。
    综上所述，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性，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以及当前国际国内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使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的多元并存、多元冲突、多元互动、多元融合的特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不仅基于体制内的因素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许多体制外的因素如转型的特殊时期、全球化等的影响。正是这些多元的因素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政治文化的特点。
    第一，传统与现代——政治心理的杂糅性与互动性。当代中国人受传统和西方两种政治文化模式的影响，政治心理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特点。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有目的、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出现了动摇，即出现了自我文化认同危机。伴随着对自身文明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出现，中国传统的单一文化认同就开始向多元认同转变。与此相应，中国的文化认同结构的内在一致性也开始逐渐被异质性所取代。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规律却是“不管革新的冲击力多么无情，政治文化很少完全屈服于新来者”[14]。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强大的内聚力和结构上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它对外来威胁的强烈感受和迅速做出反应。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家政权结合得非常紧密，儒家文化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同时也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政治思维方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受到西方政治文明的猛烈冲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西方许多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价值观念也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等级观念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平等自由思想共存、传统人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共处、王权主义与三权分立思想并重的奇特现象。然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心理并非分别表现在不同的群体身上，而是同时共存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多层次矛盾而又相互认同的特点。较于英国而言，中国缺乏一种自始至终的具有延续性的政治文化。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政治文化移入的结果，是一种外生性的政治文化，这必然导致传统与现代共存于一时，出现政治心理的双重性的特点。这种政治心理的双重性的特点在中国政治生活的许多层次上都有体现。基层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和现代政治心理的杂糅。一方面它反映了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农民渴望民主，这是现代政治心理在中国农村最大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选举方式和选举程序以及选举的结果都折射出许多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例如，肖唐镖在《当前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与村级自治问题研究》一文中讲到，尽管目前在村委会选举中，选民的选择行为已趋于理性化，越来越多的选民能积极参与选举，并敢于在选举中公开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但是仍有将近23.5%的受访人认为候选人最好是自己家族的人、亲戚或同自己要好[15]。这种政治心理的双重性必须得到基本的协调而不能长久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因为严重的分裂状态必然导致认同的危机，进而危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这样，在异质文化激烈冲突和不断变异的时代，往往易于产生全社会的认同危机，或一个群体内部的认同分化，这必将给政治体系维持政治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第二，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换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尽管相对于主导政治文化而言，传统政治文化会随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长期的和复杂的。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不同于其他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在中国已经发生相当快速的政治及社会变迁，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本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重创，但是并没有发生列文森所言的“传统的断裂”，传统也不仅仅只是以“ 碎片”[16]的形式发生影响，相反，传统仍在许多方面弥散着影响。李泽厚指出，孔子创立的血缘心理、人道、人格组合的思维模式这一有机整体对中华民族起了其他任何思想难以与之匹敌的巨大作用。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文化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到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构成了民族的某种共同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由思想理论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17]。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使传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相应地缺少文化变革的机制，封闭与保守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这样一种封闭与保守的特性，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难与其他政治文化发生互动，发生变迁。相反，这种封闭与保守对于外来的政治文化还具有巨大的同化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政治信息的有限性和选择性。一般来说，政治文化对政治信息筛选的典型动因是政治文化对于不符合早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的信息可能形成心理上的抗拒，而对于符合其文化价值的信息则能够加强接受性，至少是不会抗拒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近现代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得到明证。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公有制观念、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大同社会”思想暗合，这些共同点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资本主义主张财产私有制，强调竞争和差别，这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是相矛盾的，因而很难激起国人接受的热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消解的长期性决定了它与其他政治文化融通的长期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生活影响的长期性。在转型期，一旦政治意识形态有所消减，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尤其是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就显现出来，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传统政治文化全面复归的局面。这种传统政治文化转换的长期性的特点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政治亚文化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冲突性与动态平衡性。目前，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同质性已逐步遭到解构。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时代：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冲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外来西方政治文化呈现一种相互冲突而又动态平衡的特性。虽然西方政治文化内部也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西方政治现代化内生于其体制内，因而它们的矛盾与冲突是一种同质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相反，在中国，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却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两种政治亚文化的各个层次上。例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人治、集权主义、天命、官僚主义等为内核；而外来西方政治文化则以法治、分权主义、理性等为特征。这样就导致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世俗秩序与超越秩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民族化与西方化、发展科技与反技术主义等在今天的中国都在一个时间纬度上同时出现。这种冲突使得中国很难结合传统与现代，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西方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是中国文化认同危机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人们在诸多选择面前感到困惑，甚至会出现无根的感觉。相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两种政治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国传统政治亚文化由于基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因而是一种内生的比较封闭和保守的政治文化，这种封闭和保守的政治文化虽然难以衍生出现代政治发展所需求的政治文化，难以为政治的现代化提供文化动力，但是这样一种封闭与保守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激进政治变革发生的可能性，平衡了政治改革过程中激进与保守的矛盾。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对民主制度的成功至关重要。所以，一方面当前中国政治文化体系内的两种政治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对政治体系的维持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正是实现稳定民主制度的一个原因。
    阿尔蒙德和维伯认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还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18]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外来政治文化并存的政治文化格局。后两种政治亚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带来了某种伤害，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造了某种内外条件。因此，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建构一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的，正确反映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国家权力配置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有灵活性、现实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体系。
    收稿日期：200学习论坛郑州46～50D4中国政治虞崇胜/李艳丽20052005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并非单一性或整合性的，而是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政治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外来西方政治文化是两种主要的政治亚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多元格局的存在，一方面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今中国两种典型的政治亚文化本身的特性紧密联系。转型期/政治文化/多元性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4&ZD016)滴石张长浩，西安政治学院武装冲突法方向硕士研究生Understanding Representative:Analy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Representative and the Legitimacy of Representative System
   ZHOU Guang-hui/PENG Bin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虞崇胜(1952-　)，湖北省黄石市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与政府；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李艳丽(1977-　)，湖北省襄樊市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与政府。作者：学习论坛郑州46～50D4中国政治虞崇胜/李艳丽20052005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并非单一性或整合性的，而是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政治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外来西方政治文化是两种主要的政治亚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多元格局的存在，一方面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今中国两种典型的政治亚文化本身的特性紧密联系。转型期/政治文化/多元性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4&ZD016)滴石

网载 2013-09-10 20: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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