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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075-07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龙彼德19951995　着名台湾诗人洛夫的精神世界既错综复杂，又绚丽多姿。其精神张力由感性和知性、无序和有序、负面和正面、现代和古典等四对矛盾构成，这四对矛盾构成的精神张力，展现了洛夫的精神世界。　　精神是个人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具体的统一。精神只存在于个人之中，每个人的精神都是唯一的。人通过精神活动，不仅能使环境对象化，从而把自在的世界构成一个自为的世界；也能使自身的生理及心理状态对象化，即将它们作为思考、体验、爱恋的对象，通过向自己提问而超越自身的自然存在，具备开放性的品格。　　着名台湾诗人洛夫的精神世界既错综复杂，又绚丽多姿。它由这样四对相互矛盾的牵引力组成——　　　　一、感性与知性　　西方素有将感觉与智力、诗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传统。意大利哲学家杨巴蒂斯塔·维柯在《新科学》第二卷《诗性智慧》里阐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诗人可以看作人类的感官，哲学家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灵从感官那里拖开来，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具体事物（殊相）里去。”中国古诗也有强调纯粹抒情不重知性的倾向，认为诗就是透过具体而鲜活的意象，以表现一种纯粹心灵感应，以及一种超越文意的观照式的境界，谈不上什么主题不主题。将感觉与智力、理性与非理性、诗情与哲理这些矛盾的力量融合起来，则是现代诗的追求，亦是洛夫的目标。　　在《诗的欣赏方法》中，洛夫写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跟许多青年朋友一样，经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泡一杯浓茶，点一支香烟，在落着小雨的窗下，一个人就开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写起诗来，但一个诗人总不能老停留在这种强说愁的稚嫩阶段。他必须成长起来。诗人可以具有童稚的心灵或气质。但他的心智（mind）必须是成熟的。思想成熟的诗人才有成为大诗人的可能。一个民族中有些诗是花朵。有些是树，花朵没有什么不好，但没有大树的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中就显得单薄。我始终觉得我们是一个情感过浓的民族，所以抒情诗特别发达。当然，例外的也有，譬如杜甫、李白、王维、陶潜、孟浩然……等，他们在诗中除了抒情外，也能表现个人的思想。和诗人透过静观所抓住的事物背后的永恒性。所以我认为中国诗的纯粹抒情性，和诗人透过静观所抓住的事物背后的永恒性，所以我认为中国诗的纯粹抒情性，和诗中缺乏知性，是构成中国文学纤弱的基本因素。各位不要因此误会我反对抒情诗，事实上，诗中的抒情性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诗中的感怀可以决定它是不是一首诗。不过，我们理想中的诗，应该是抒情的、感性的，同时也是思想的、知性的、不应太偏。　　在《中国现代诗的成长》中，洛夫更明确地说：诗人不但是一个为万物“命名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建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人，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使主体与客体予以新的融合。使他终生委身以事的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征服什么（除了语言），更不是为了取悦什么，而是统摄他的知能与直感两种力量来显示出人的真实存在，并使此一存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得以扩展与融洽。因此，把现代诗人解释为一个美学的理想主义亦无不可。　　洛夫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抒情时期。这时的洛夫年轻、热情、纯真、爱美且易于激动，作品偏于感性，在诗中抒发的多是个人之情。代表作是处女诗集《灵河》。　　探索时期。由于与大陆母体的融断，洛夫的精神充满了孤绝感；也由于他身在金门前线，每天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对生命缺乏信心，因此将写诗当作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再加上当时他正在读“存在主义”与尼采的哲学着作，并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故而很自然的关怀起人类的命运，集中精力创作探讨与诠释现代人存在的境况的现代诗，而不再以写抒情诗为满足，视野与胸襟都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作品也带上了明显的哲学意味与浓厚的知性色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石室之死亡》、《外外集》与《西贡诗抄》（见《无岸之河》）。　　新表现时期。以写《魔歌》这本集子的作品为标志，洛夫的诗观和表现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觉悟到探讨生命奥义的诗，其力量应该出于多层次、多方向的结合，诗人不仅要走向内心，也要走向世界，求得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在与外在一致，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统一。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酿酒的石头》、《月光房子》。　　回归时期。洛夫的“回归”决非退缩到旧的传统中去，也不是什么“新古典”，而是回到中国人文精神的本位上来。一般人所谓的“新古典”，实际上是只讲形式（旧诗词的改革与加工）的“假古典主义”，因为它缺乏现代人的精神与知性的探索。洛夫的“回归”，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怀与深度的探索，一是以现代形式（语言、意象）表现一种中国人的灵视和东方智慧，这便形成了洛夫的“禅境”与“禅趣”诗。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时间之伤》、《天使的涅ｐáｎ＠①》及重返故国诗。　　以上四个时期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新表现”与“回归”时期都很长而且是在交叉重叠中进行。由情（抒情）而思（探索、新表现）而灵性（禅），是洛夫一生诗歌发展的轨迹。感性与知性便是在这个轨迹中，对立统一起来的。　　　　二、无序与有序　　什么是精神的最本质的特征？法国思想家与诗人瓦雷里用“无序与有序”加以概括。他说：“我们的精神是由一种无秩序加上一种建立秩序的需要构成的。”［（１）］“……精神创造秩序，也创造无秩序，因为它的功能是引起变化。”［（２）］通过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考察，瓦雷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秩序化固然是创造，而精神的无秩序由于经常不断地提供大量为建立秩序所必需的成分，也表现出一种创造力。是抛开“秩序”的考虑，纯粹凭自动的感官性能和自发的精神活动去创作呢？还是以精妙的构思、妥善的安排，体现出精神的自我驾驭能力呢？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也代表了两种对立的艺术观。瓦雷里的做法，是将二者统一起来：“我们的思维必须发展。同时也应当保持。唯有极端催促它前进，然而只有适度才能使它复活。过分的秩序化，成为机械性，会丧失思维；但极端的无秩序会使它很快地堕入深渊。”［（３）］　　洛夫也有类似的考虑。他曾将现代诗的特性之一表述为“从混沌中建立秩序”。他说：　　现代诗人为了追求诗的真挚性，往往视潜意识为诗的重要根源，但潜意识本身一团混沌，并不就等于诗，它必须通过适度的意识的自我批评后始完成诗。自我批评注意语言的清澈性（非一般所谓的明朗性）。一首好诗，内在经验与外射形式应是全等式，诗中相当程度的晦涩与相当程度的清澈同样重要。迦叶尊者在灵山会上拈花一笑，就艺术的表现论而言，这一笑不正是一种晦涩不过也清澈不过的语言吗？因此，拨云见日，在混沌中建立秩序乃是诗人必具的能力之一。［（４）］　　洛夫还说：秩序是必要的，尽管这种秩序不必限于一般的诗律，甚至可能反诗律，但仍须有一种个人制定的秩序，那怕是“不被承认的秩序”。完成此一秩序最艰苦的工作可能是“寻言”。［（４）］　　在《诗的探险》这本评论集的“自序”中，洛夫讲得更清楚：　　诗贵含蓄，而重意境，意境就是诗中的秩序。它是极端个人的，也是极富包含性的。换言之，诗中的秩序，纯以个人为基点，而又能超越个人，由主观化为客观，由独特过渡到普遍，而达到此一效果的最佳方法就是暗示。这是通向诗的秘门，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却又构成了欣赏上的障碍。他们希望诗人都有一扇“方便之门”，最好没有门。可是，没有门的诗又如何谈得上有秩序，有意境呢？　　洛夫从混沌中建立秩序的设想与实践，正确处理了复杂与单纯的关系。就意象组织而言，他的诗相当复杂，但就透露的哲理而言，他的诗又十分单纯，因此我们可以称洛夫的诗为一种“意象的思考”。　　目前，国际上流行“混沌理论”，且把它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列为“本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如同“模糊理论”一样，“混沌理论”也是人类的认识水平和能力精确到一定层次时应运而生的。借助这一理论，人们在纷繁世界的千头万绪中，发现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简单性。诚如“混沌理论”的早期研究者、牛津大学的梅埃教授所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学科，它对解决老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指导现代诗创作，值得我们大胆实践，深入研究。　　　　三、负面与正面　　人生有正面，也有负面，正面中也含有负面，负面中也含有正面。有的诗人对人生正面的感受特别深刻，洛夫则对人生负面的感受特别深刻。这是因为他生于乱世，从小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来又逃难，接着只身一人到台湾，参加过金门炮战，在西贡亲身体验过越战，一直都是在炮火与苦难的阴影中长大，因此作品的内容、风格与他人不同。《石室之死亡》在表现上的悲壮与冷酷自不待言，就是《西贡诗抄》写的也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是对战争中的人性和人类本身价值的反省。洛夫的诗，一直到现在，虽然在风格、语言上有所转变，但那种冷涩的咸味，那种经历战争和死亡边缘的黑色环境中所产生的心境，一直以各种不同的题材和形式，不断地在诗里出现。即使是很平常的题材，到洛夫的手里，都会写得那么沉郁苦涩。如《剔牙》：　　中午／全世界的人都在剔牙／以洁白的牙签／安详地在／剔他们／洁白的牙齿／／依索匹亚的一群兀鹰／从一堆尸体中／飞起／排排蹲在／疏朗的枯树上／也在剔牙／以一根根瘦小的／肋骨　　所以，洛夫说：“我的性格本身带有悲剧性，所以我的诗，即使以温柔敦厚的手法表现，还是免不了那种苦涩感。对我来说，那种悲剧意识，如附骨之蛆，永远蛊惑着我的情感、生命，乃至灵魂。”洛夫对此还作了进一步解释：“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比较不容易在很安定、很耽乐的环境中呈现出来，只有在最痛苦的时刻里，人性的光辉才会彰显出来，所以我诗的语言和意象，表面上很冷隽，但情感非常强烈，心永远是热的。”［（５）］　　洛夫的观点，与法国帕斯卡尔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帕斯卡尔将人与自然界、身体与思想进行了比较和对照，指出“人的伟大就在于思想”。“这样，思想由于它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６）］“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到他是可悲的又是伟大的。”［（７）］这种伟大与可悲、高贵与卑贱，就构成了人的悖论，人的矛盾。帕斯卡尔论述的重点是悲剧。人既有着对于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人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追求是人的宿命，可又有什么人达到那根本的目标？尽管徒劳无功，却仍然要追求，这就是人的悲剧。伟大是与悲剧相对照的，甚至于伟大就在于认识到这种悲剧。正象许多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主要在表现了人的悲剧精神。如中国唐代的杜甫，现代爱尔兰诗人叶芝等。　　不过，笔者要说明一点，洛夫的心理原型，是他早年生活经验所累积的潜意识心理，是负面人生的阴影在心灵中烙下的印痕。尽管洛夫在创作时从未意识到自己要写一首悲剧性的诗，但诗中的沉郁、苦涩和压抑感却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作为一个诗人，他更未意识到自己有何“伟大”之处，反而有时想到自我处于一种有限的、无力的生命过程中，从而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卑微与无奈，一种悖逆心理由兹而生。洛夫认为诗的最高效应在“超越”，人的一切痛苦、悲剧、无常、无奈、卑微都可以通过诗而获得超越，或如佛家所谓获得解脱。所以，洛夫很早就为自己定了一个诗观：“以有限暗示无限，以小我暗示大我。”数十年来诗风数变，此一诗观却坚持不变。洛夫特别欣赏帕斯卡尔的一段话：“人们除了期望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过程中达到永恒，使有限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无限的意义，还能期望什么呢？”认为帕斯卡尔的话为自己的诗观作了最好的诠释。洛夫说：帕斯卡尔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可惜不是诗人，否则他一定会说：“唯有诗才能达到这种意义。”有不少诗评家都谈到了洛夫诗中的哲学意蕴，这是必要的，但更应该强调：“艺术”，才是洛夫最初的和最后的追求。洛夫穷其毕生之力，希望把诗写得接近完美，接近“化腐朽为神奇”的标准，希望给现在或后世读者的是一只鲜美可口的苹果，而不只是苹果里的维生素。千余年来，一般人都把杜甫的伟大归因于伟大的人道主义或社会思想，这是儒家的误导，有较大的片面性。忽略杜诗艺术上的成就（尤其他处理意象的手法），而单单凸显他的思想层次，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允的。　　由于洛夫诗的悲剧经验结合了民族的悲剧经验，因此大陆的许多读者比台湾的读者更喜欢他的诗。不过，晚近的洛夫已超越了这些经验，冷静的反思掩盖了那引进悲剧意识的反射，庄子式的东方智慧和禅的超现实审美观主宰了洛夫近年的创作心理，而这两三年来他对大中国文化、以及十一亿同胞命运的关怀，更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感，正面的人生感受极大地增强了。　　　　四、现代与古典　　具有现代思想的诗人，不一定留恋古典美学；留恋古典美学的诗人，不一定具有现代思想。“现代”与“古典”既是两个不同的时空概念，就其引伸意义而言，还代表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如何解决好这一组矛盾，是当代诗潮对所有诗人提出的挑战。洛夫成功的应战，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洛夫认为，诗是“对生命本性的体认，生命真谛的探索，这种本性与真谛唯有在残败的生命情境中发现。”［（８）］所以，他看到的只是“一只未死的茧，一个不被承认的圆”、“一段演了又演的悲剧过程”［（９）］；他感受的是“一开始就把我们弄成这付等死的样子，唯灰烬才是开始”［（１０）］。洛夫追求的是不和谐，从“床前明月光”想到的不是李白的诗句——如余光中等诗人那样进入唐诗的意境，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恰恰相反，“不是霜啊，而乡愁竟在我们的血肉中旋成年轮”［（１１）］是“一把雪亮的刀子”，“割断／明日喉管的／刀子”［（１２）］割断时间，也割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洛夫多是审丑，“不管大江东去或西去／那些浪涛中的风流人物无非滚滚浮尸／浮尸必肿胀／肿胀不见得就是伟大／昨日的辉煌／全都贬为今日沙滩上的夕阳”（《泡沫之歌》）……以上这些，都是极具有现代特色的现代思想。这是洛夫精神的一个侧面。　　洛夫的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对传统古典美学的迷恋与寻索。他说：“由于科技文明加重了对自然的污染，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日渐疏离，而且产生矛盾冲突。古人在诗中不论抒情或说理，都要透过自然主义观点来表达，古典诗大多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宁静的境界，使人心有一个安顿休息之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在今天，这种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心情已渐渐失落了，淡薄了。”［（１３）］所以，洛夫主动向古人学习接近自然，透过诗的艺术，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还说：“现代诗强调知性，而知性注重二分法的对待和分析，因此今天有些诗写来像散文。古典诗人的‘静观’，就是一种超知性与感性的直观法，他们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体，无你我，无主客之分，故诗中有时看不出主词，情感普遍性，在时间上无过去、现在、未来之分，故诗的世界有永恒性。”［（１３）］故他以“静观”的方法，写了大量的禅意、禅趣诗，如《金龙禅寺》、《有鸟飞过》、《寒江》、《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等。另外，洛夫诗中的意象经营，受古典律诗的影响十分明显。　　两个侧面既矛盾，又统一，统一的办法是“回归传统，拥抱现代”，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现代发现，冲破心灵的孤绝感，跨过文化的断裂层，将当代诗歌与自己的古代传统直接地衔接起来。于是西方的超现实主义找到了东方的妙语；中国古典美学的同物我、超时空与西方的主客融合、心理时空牵起了手……其实，洛夫所谓的“回归传统”，并非回到死的传统里去；而是为了更正确更深刻地拥抱现代，而“拥抱现代”已不仅仅限于时间的意义，而是对现实的反思、批判、探索等精神的深层表现。不管“拥抱现代”，还是“回归传统”，一切都是为了创新。“只要有创造的，必然是现代的，只要是纯粹的，必然是永久的。”［（１４）］　　就这样，现代与古典同感性与知性、无序与有序、负面与正面一起构成了洛夫的精神张力，展现了洛夫的精神世界。　　注释：　　（１）见瓦雷里《笔记》第一卷第１０１６页。　　（２）见《保尔·瓦雷里全集》第一卷第１０２７页。　　（３）同上第１００６页。　　（４）见《诗的探险》，黎明文化公司出版１９７９年６月初版，第５１页。　　（５）见《联合文学》１９８８．１２第５０期《因为风的缘故，午后书房记洛夫》。　　（６）见《思想录》布码第３６５页。　　（７）同上，第３９７页。　　（８）见《中国现代诗的成长》。　　（９）《石室之死亡》之４３。　　（１０）同上之５７。　　（１１）见《床前明月光》。　　（１２）见《月亮·一把雪亮的刀子》。　　（１３）见《华夏诗报》１９８８年总２８期《回归传统，拥抱现代》。　　（１４）见《诗人之镜》。　　　　　　　　　　　　　　　　　　　（责任编辑　李传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作者：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075-07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龙彼德19951995　着名台湾诗人洛夫的精神世界既错综复杂，又绚丽多姿。其精神张力由感性和知性、无序和有序、负面和正面、现代和古典等四对矛盾构成，这四对矛盾构成的精神张力，展现了洛夫的精神世界。　　精神是个人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具体的统一。精神只存在于个人之中，每个人的精神都是唯一的。人通过精神活动，不仅能使环境对象化，从而把自在的世界构成一个自为的世界；也能使自身的生理及心理状态对象化，即将它们作为思考、体验、爱恋的对象，通过向自己提问而超越自身的自然存在，具备开放性的品格。　　着名台湾诗人洛夫的精神世界既错综复杂，又绚丽多姿。它由这样四对相互矛盾的牵引力组成——　　　　一、感性与知性　　西方素有将感觉与智力、诗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传统。意大利哲学家杨巴蒂斯塔·维柯在《新科学》第二卷《诗性智慧》里阐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诗人可以看作人类的感官，哲学家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灵从感官那里拖开来，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具体事物（殊相）里去。”中国古诗也有强调纯粹抒情不重知性的倾向，认为诗就是透过具体而鲜活的意象，以表现一种纯粹心灵感应，以及一种超越文意的观照式的境界，谈不上什么主题不主题。将感觉与智力、理性与非理性、诗情与哲理这些矛盾的力量融合起来，则是现代诗的追求，亦是洛夫的目标。　　在《诗的欣赏方法》中，洛夫写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跟许多青年朋友一样，经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泡一杯浓茶，点一支香烟，在落着小雨的窗下，一个人就开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写起诗来，但一个诗人总不能老停留在这种强说愁的稚嫩阶段。他必须成长起来。诗人可以具有童稚的心灵或气质。但他的心智（mind）必须是成熟的。思想成熟的诗人才有成为大诗人的可能。一个民族中有些诗是花朵。有些是树，花朵没有什么不好，但没有大树的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中就显得单薄。我始终觉得我们是一个情感过浓的民族，所以抒情诗特别发达。当然，例外的也有，譬如杜甫、李白、王维、陶潜、孟浩然……等，他们在诗中除了抒情外，也能表现个人的思想。和诗人透过静观所抓住的事物背后的永恒性。所以我认为中国诗的纯粹抒情性，和诗人透过静观所抓住的事物背后的永恒性，所以我认为中国诗的纯粹抒情性，和诗中缺乏知性，是构成中国文学纤弱的基本因素。各位不要因此误会我反对抒情诗，事实上，诗中的抒情性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诗中的感怀可以决定它是不是一首诗。不过，我们理想中的诗，应该是抒情的、感性的，同时也是思想的、知性的、不应太偏。　　在《中国现代诗的成长》中，洛夫更明确地说：诗人不但是一个为万物“命名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建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人，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使主体与客体予以新的融合。使他终生委身以事的不是为了逃避什么，征服什么（除了语言），更不是为了取悦什么，而是统摄他的知能与直感两种力量来显示出人的真实存在，并使此一存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得以扩展与融洽。因此，把现代诗人解释为一个美学的理想主义亦无不可。　　洛夫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抒情时期。这时的洛夫年轻、热情、纯真、爱美且易于激动，作品偏于感性，在诗中抒发的多是个人之情。代表作是处女诗集《灵河》。　　探索时期。由于与大陆母体的融断，洛夫的精神充满了孤绝感；也由于他身在金门前线，每天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对生命缺乏信心，因此将写诗当作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再加上当时他正在读“存在主义”与尼采的哲学着作，并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故而很自然的关怀起人类的命运，集中精力创作探讨与诠释现代人存在的境况的现代诗，而不再以写抒情诗为满足，视野与胸襟都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作品也带上了明显的哲学意味与浓厚的知性色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石室之死亡》、《外外集》与《西贡诗抄》（见《无岸之河》）。　　新表现时期。以写《魔歌》这本集子的作品为标志，洛夫的诗观和表现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觉悟到探讨生命奥义的诗，其力量应该出于多层次、多方向的结合，诗人不仅要走向内心，也要走向世界，求得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内在与外在一致，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统一。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酿酒的石头》、《月光房子》。　　回归时期。洛夫的“回归”决非退缩到旧的传统中去，也不是什么“新古典”，而是回到中国人文精神的本位上来。一般人所谓的“新古典”，实际上是只讲形式（旧诗词的改革与加工）的“假古典主义”，因为它缺乏现代人的精神与知性的探索。洛夫的“回归”，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怀与深度的探索，一是以现代形式（语言、意象）表现一种中国人的灵视和东方智慧，这便形成了洛夫的“禅境”与“禅趣”诗。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时间之伤》、《天使的涅ｐáｎ＠①》及重返故国诗。　　以上四个时期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新表现”与“回归”时期都很长而且是在交叉重叠中进行。由情（抒情）而思（探索、新表现）而灵性（禅），是洛夫一生诗歌发展的轨迹。感性与知性便是在这个轨迹中，对立统一起来的。　　　　二、无序与有序　　什么是精神的最本质的特征？法国思想家与诗人瓦雷里用“无序与有序”加以概括。他说：“我们的精神是由一种无秩序加上一种建立秩序的需要构成的。”［（１）］“……精神创造秩序，也创造无秩序，因为它的功能是引起变化。”［（２）］通过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考察，瓦雷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秩序化固然是创造，而精神的无秩序由于经常不断地提供大量为建立秩序所必需的成分，也表现出一种创造力。是抛开“秩序”的考虑，纯粹凭自动的感官性能和自发的精神活动去创作呢？还是以精妙的构思、妥善的安排，体现出精神的自我驾驭能力呢？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也代表了两种对立的艺术观。瓦雷里的做法，是将二者统一起来：“我们的思维必须发展。同时也应当保持。唯有极端催促它前进，然而只有适度才能使它复活。过分的秩序化，成为机械性，会丧失思维；但极端的无秩序会使它很快地堕入深渊。”［（３）］　　洛夫也有类似的考虑。他曾将现代诗的特性之一表述为“从混沌中建立秩序”。他说：　　现代诗人为了追求诗的真挚性，往往视潜意识为诗的重要根源，但潜意识本身一团混沌，并不就等于诗，它必须通过适度的意识的自我批评后始完成诗。自我批评注意语言的清澈性（非一般所谓的明朗性）。一首好诗，内在经验与外射形式应是全等式，诗中相当程度的晦涩与相当程度的清澈同样重要。迦叶尊者在灵山会上拈花一笑，就艺术的表现论而言，这一笑不正是一种晦涩不过也清澈不过的语言吗？因此，拨云见日，在混沌中建立秩序乃是诗人必具的能力之一。［（４）］　　洛夫还说：秩序是必要的，尽管这种秩序不必限于一般的诗律，甚至可能反诗律，但仍须有一种个人制定的秩序，那怕是“不被承认的秩序”。完成此一秩序最艰苦的工作可能是“寻言”。［（４）］　　在《诗的探险》这本评论集的“自序”中，洛夫讲得更清楚：　　诗贵含蓄，而重意境，意境就是诗中的秩序。它是极端个人的，也是极富包含性的。换言之，诗中的秩序，纯以个人为基点，而又能超越个人，由主观化为客观，由独特过渡到普遍，而达到此一效果的最佳方法就是暗示。这是通向诗的秘门，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却又构成了欣赏上的障碍。他们希望诗人都有一扇“方便之门”，最好没有门。可是，没有门的诗又如何谈得上有秩序，有意境呢？　　洛夫从混沌中建立秩序的设想与实践，正确处理了复杂与单纯的关系。就意象组织而言，他的诗相当复杂，但就透露的哲理而言，他的诗又十分单纯，因此我们可以称洛夫的诗为一种“意象的思考”。　　目前，国际上流行“混沌理论”，且把它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并列为“本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如同“模糊理论”一样，“混沌理论”也是人类的认识水平和能力精确到一定层次时应运而生的。借助这一理论，人们在纷繁世界的千头万绪中，发现了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简单性。诚如“混沌理论”的早期研究者、牛津大学的梅埃教授所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学科，它对解决老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指导现代诗创作，值得我们大胆实践，深入研究。　　　　三、负面与正面　　人生有正面，也有负面，正面中也含有负面，负面中也含有正面。有的诗人对人生正面的感受特别深刻，洛夫则对人生负面的感受特别深刻。这是因为他生于乱世，从小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来又逃难，接着只身一人到台湾，参加过金门炮战，在西贡亲身体验过越战，一直都是在炮火与苦难的阴影中长大，因此作品的内容、风格与他人不同。《石室之死亡》在表现上的悲壮与冷酷自不待言，就是《西贡诗抄》写的也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是对战争中的人性和人类本身价值的反省。洛夫的诗，一直到现在，虽然在风格、语言上有所转变，但那种冷涩的咸味，那种经历战争和死亡边缘的黑色环境中所产生的心境，一直以各种不同的题材和形式，不断地在诗里出现。即使是很平常的题材，到洛夫的手里，都会写得那么沉郁苦涩。如《剔牙》：　　中午／全世界的人都在剔牙／以洁白的牙签／安详地在／剔他们／洁白的牙齿／／依索匹亚的一群兀鹰／从一堆尸体中／飞起／排排蹲在／疏朗的枯树上／也在剔牙／以一根根瘦小的／肋骨　　所以，洛夫说：“我的性格本身带有悲剧性，所以我的诗，即使以温柔敦厚的手法表现，还是免不了那种苦涩感。对我来说，那种悲剧意识，如附骨之蛆，永远蛊惑着我的情感、生命，乃至灵魂。”洛夫对此还作了进一步解释：“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比较不容易在很安定、很耽乐的环境中呈现出来，只有在最痛苦的时刻里，人性的光辉才会彰显出来，所以我诗的语言和意象，表面上很冷隽，但情感非常强烈，心永远是热的。”［（５）］　　洛夫的观点，与法国帕斯卡尔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帕斯卡尔将人与自然界、身体与思想进行了比较和对照，指出“人的伟大就在于思想”。“这样，思想由于它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６）］“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到他是可悲的又是伟大的。”［（７）］这种伟大与可悲、高贵与卑贱，就构成了人的悖论，人的矛盾。帕斯卡尔论述的重点是悲剧。人既有着对于幸福的观念，而又不能达到幸福；人既感到真理的影子，而又只掌握了谎言；追求是人的宿命，可又有什么人达到那根本的目标？尽管徒劳无功，却仍然要追求，这就是人的悲剧。伟大是与悲剧相对照的，甚至于伟大就在于认识到这种悲剧。正象许多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主要在表现了人的悲剧精神。如中国唐代的杜甫，现代爱尔兰诗人叶芝等。　　不过，笔者要说明一点，洛夫的心理原型，是他早年生活经验所累积的潜意识心理，是负面人生的阴影在心灵中烙下的印痕。尽管洛夫在创作时从未意识到自己要写一首悲剧性的诗，但诗中的沉郁、苦涩和压抑感却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作为一个诗人，他更未意识到自己有何“伟大”之处，反而有时想到自我处于一种有限的、无力的生命过程中，从而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卑微与无奈，一种悖逆心理由兹而生。洛夫认为诗的最高效应在“超越”，人的一切痛苦、悲剧、无常、无奈、卑微都可以通过诗而获得超越，或如佛家所谓获得解脱。所以，洛夫很早就为自己定了一个诗观：“以有限暗示无限，以小我暗示大我。”数十年来诗风数变，此一诗观却坚持不变。洛夫特别欣赏帕斯卡尔的一段话：“人们除了期望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过程中达到永恒，使有限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无限的意义，还能期望什么呢？”认为帕斯卡尔的话为自己的诗观作了最好的诠释。洛夫说：帕斯卡尔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可惜不是诗人，否则他一定会说：“唯有诗才能达到这种意义。”有不少诗评家都谈到了洛夫诗中的哲学意蕴，这是必要的，但更应该强调：“艺术”，才是洛夫最初的和最后的追求。洛夫穷其毕生之力，希望把诗写得接近完美，接近“化腐朽为神奇”的标准，希望给现在或后世读者的是一只鲜美可口的苹果，而不只是苹果里的维生素。千余年来，一般人都把杜甫的伟大归因于伟大的人道主义或社会思想，这是儒家的误导，有较大的片面性。忽略杜诗艺术上的成就（尤其他处理意象的手法），而单单凸显他的思想层次，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允的。　　由于洛夫诗的悲剧经验结合了民族的悲剧经验，因此大陆的许多读者比台湾的读者更喜欢他的诗。不过，晚近的洛夫已超越了这些经验，冷静的反思掩盖了那引进悲剧意识的反射，庄子式的东方智慧和禅的超现实审美观主宰了洛夫近年的创作心理，而这两三年来他对大中国文化、以及十一亿同胞命运的关怀，更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感，正面的人生感受极大地增强了。　　　　四、现代与古典　　具有现代思想的诗人，不一定留恋古典美学；留恋古典美学的诗人，不一定具有现代思想。“现代”与“古典”既是两个不同的时空概念，就其引伸意义而言，还代表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两种不同的文学体系。如何解决好这一组矛盾，是当代诗潮对所有诗人提出的挑战。洛夫成功的应战，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洛夫认为，诗是“对生命本性的体认，生命真谛的探索，这种本性与真谛唯有在残败的生命情境中发现。”［（８）］所以，他看到的只是“一只未死的茧，一个不被承认的圆”、“一段演了又演的悲剧过程”［（９）］；他感受的是“一开始就把我们弄成这付等死的样子，唯灰烬才是开始”［（１０）］。洛夫追求的是不和谐，从“床前明月光”想到的不是李白的诗句——如余光中等诗人那样进入唐诗的意境，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恰恰相反，“不是霜啊，而乡愁竟在我们的血肉中旋成年轮”［（１１）］是“一把雪亮的刀子”，“割断／明日喉管的／刀子”［（１２）］割断时间，也割断现代与传统的联系。洛夫多是审丑，“不管大江东去或西去／那些浪涛中的风流人物无非滚滚浮尸／浮尸必肿胀／肿胀不见得就是伟大／昨日的辉煌／全都贬为今日沙滩上的夕阳”（《泡沫之歌》）……以上这些，都是极具有现代特色的现代思想。这是洛夫精神的一个侧面。　　洛夫的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对传统古典美学的迷恋与寻索。他说：“由于科技文明加重了对自然的污染，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日渐疏离，而且产生矛盾冲突。古人在诗中不论抒情或说理，都要透过自然主义观点来表达，古典诗大多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宁静的境界，使人心有一个安顿休息之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在今天，这种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心情已渐渐失落了，淡薄了。”［（１３）］所以，洛夫主动向古人学习接近自然，透过诗的艺术，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还说：“现代诗强调知性，而知性注重二分法的对待和分析，因此今天有些诗写来像散文。古典诗人的‘静观’，就是一种超知性与感性的直观法，他们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体，无你我，无主客之分，故诗中有时看不出主词，情感普遍性，在时间上无过去、现在、未来之分，故诗的世界有永恒性。”［（１３）］故他以“静观”的方法，写了大量的禅意、禅趣诗，如《金龙禅寺》、《有鸟飞过》、《寒江》、《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等。另外，洛夫诗中的意象经营，受古典律诗的影响十分明显。　　两个侧面既矛盾，又统一，统一的办法是“回归传统，拥抱现代”，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现代发现，冲破心灵的孤绝感，跨过文化的断裂层，将当代诗歌与自己的古代传统直接地衔接起来。于是西方的超现实主义找到了东方的妙语；中国古典美学的同物我、超时空与西方的主客融合、心理时空牵起了手……其实，洛夫所谓的“回归传统”，并非回到死的传统里去；而是为了更正确更深刻地拥抱现代，而“拥抱现代”已不仅仅限于时间的意义，而是对现实的反思、批判、探索等精神的深层表现。不管“拥抱现代”，还是“回归传统”，一切都是为了创新。“只要有创造的，必然是现代的，只要是纯粹的，必然是永久的。”［（１４）］　　就这样，现代与古典同感性与知性、无序与有序、负面与正面一起构成了洛夫的精神张力，展现了洛夫的精神世界。　　注释：　　（１）见瓦雷里《笔记》第一卷第１０１６页。　　（２）见《保尔·瓦雷里全集》第一卷第１０２７页。　　（３）同上第１００６页。　　（４）见《诗的探险》，黎明文化公司出版１９７９年６月初版，第５１页。　　（５）见《联合文学》１９８８．１２第５０期《因为风的缘故，午后书房记洛夫》。　　（６）见《思想录》布码第３６５页。　　（７）同上，第３９７页。　　（８）见《中国现代诗的成长》。　　（９）《石室之死亡》之４３。　　（１０）同上之５７。　　（１１）见《床前明月光》。　　（１２）见《月亮·一把雪亮的刀子》。　　（１３）见《华夏诗报》１９８８年总２８期《回归传统，拥抱现代》。　　（１４）见《诗人之镜》。　　　　　　　　　　　　　　　　　　　（责任编辑　李传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网载 2013-09-10 20: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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