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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价值危机问题，是关系到哲学发展前景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哲学界近年来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二战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语言游戏”和“文本解构”为武器，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从语言学角度否定了语言意义的外在性和传统的符合真理论，使得哲学面临着严峻的价值危机。下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代哲学的价值危机
　　在当代，哲学的价值危机是与形而上学的价值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哲学的危机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于形而上学的价值危机造成的。后现代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价值批判，也是从此入手的。
　　考虑到“形而上学”一词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为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后现代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我们有必要在具体探讨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之前，首先探讨一下该词的具体语义。
　　从语义学的角度讲，“形而上学”一词在当代哲学界虽然具有多种含义，但大致可以区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形而上学是指一切有关终极关切的理论，这既包括对终极实体、终极原因的本体论研究，也包括对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关切的价值论研究。狭义的形而上学是指哲学中超验的、无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自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在广义的形而上学上，哲学成为“文化之王”，成为一切具体科学的科学，成为终极真理的代言人。这种哲学的典型就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和罗蒂所反对的形而上学是那种广义的形而上学，且主要是指其中的本体论理论。
　　坦率地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非自后现代哲学才开始，早在近代时就已开始了，如休谟就从经验论的角度对形而上学展开过批判。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出现以前，哲学家们大多数是从经验角度反对或限制形而上学，所以，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狭义的“形而上学”。批判广义的“形而上学”，是从马克思、叔本华和尼采等人开始的，他们所批判的靶子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企图把哲学变成包容各门具体科学在内的绝对真理体系，其中以马克思的批判最彻底，影响也最大。海德格尔对此曾这样总结到：“综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其有所变化的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的哲学标识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载《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德文版，第63页。）。
　　不过，与以往的形而上学批判相比，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无论在彻底性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致来说，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在理论上具有多元论特征。在后现代哲学之前，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作为统一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前提不对，所以，他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寻找一个新的、可靠的理论前提或逻辑起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与此不同，后现代哲学家们批判形而上学，是针对它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进行的，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统一理论体系，而是要建立一个容纳多元范式的学说。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范式的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按照他们的看法，“一切围绕一个太阳旋转的古老模式已不再有效，即使是真理、正义、人性和理性也是多元的”（注：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7页。）。对于同一种现象、同一件事物，人们用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导致相异甚至相悖的结论和结果。因此，任何建立统一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尝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其次，它在本体论上具有非决定论的特征。后现代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是以其本体论上的非决定论为基础的。它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所信奉的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表明，用这种观念去看待自然和社会，许多现象无法得到解释。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注：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6页。）。所以，它在本体论上重视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
　　再次，它在认识论上具有反基础主义的特征。按照罗蒂的看法，传统哲学自柏拉图、尤其是自笛卡尔开创的近代认识论以来，都建立在一个隐喻“心灵是自然之镜”基础上的，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面可以精确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哲学家的工作就是磨试和检查这面镜子，为人类认识寻找共同的、永恒的理论基础。然而，人类认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共同基础，心灵也不是自然之镜，因为“事实上，只要你停留在表象的思想方式上，你就仍受着怀疑主义的威胁，因为一个人无法回答是否知道我们的表象符合不符合实在这一问题，除非他诉诸于康德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注：“罗蒂谈当代西方哲学”，载《哲学动态》，周晓亮译，1990年第8期，第31页。）。
　　最后，它具有语义消解论特征。后现代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对哲学价值的消解，是通过语义学的解构为手段来进行的。他们以语言自足性与意义的内在性和自产性为基础，对真理、客观性等传统哲学概念及一些传统哲学问题的意义进行消解，并进而达到了对哲学本身的消解。针对德里达倡导的解构式阅读，罗蒂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德里达对哲学文本的阅读方式表明，我们也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但这种阅读方式所揭示的不是新批评所要求的‘有机整体’，而是正好相反的东西：一个无穷的自我解构、自我背叛、自我颠倒的过程”（注：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05-106页。）。
　　应当承认，后现代哲学家通过语言的自足性和意义的内在性与能产性观点达到了彻底否定当代各种形而上学体系或其倾向的目的，为说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找到了理论基础。它通过否定意义的唯一性为人们探寻对现实世界的重新把握和理解找到了语言学基础，通过语言意义的多样性说明了对世界的各种理解都是可能的和合理的，也否定了对世界做出唯一可能的客观把握的可能性。
　　但是，后现代哲学家在达到这个目的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使哲学陷入了严重的价值危机。它否认了语言系统的表征功能，由此达到了对真理符合论的否认，这就使得哲学的真理性与客观性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实际上，语言系统既是一符号系统，每个符号的意义由其符号间的内在差异确定，同时也是一表达系统，表达话语者的思想和概念，语言系统就是以一定的符号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概念，我们不能因为符号意义的内在性而否认符号系统的表征功能和外在指涉性。后现代哲学这样做的结果是，它不仅否认了当代形而上学观念，而且也否认了它自身存在的根据。因为如果语言系统不具有外在指涉性，不具有表征功能，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那么，后现代哲学语言也就不具有表征功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了，这样，连后现代哲学本身存在的价值也被否认了。换句话说，后现代哲学家在对传统哲学文本进行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它自身，在戏弄其他哲学家的同时，也戏弄了他们自己。
　　　　　　当代哲学价值危机的根源
　　后现代哲学家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虽然有些极端，但也有其合理性。不论怎么说，当代哲学毕竟已陷入了十分严峻的价值危机，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当前的重要任务并不在于如何评价后现代哲学观，而在于找到其陷入目前这种价值危机的根源，以便消除哲学的价值危机。
　　从总体上看，当代哲学陷入目前的价值危机，大致有如下根源：
　　首先，科学研究领域的日益扩大是哲学价值危机的文化根源。
　　科学与哲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虽有种种不同之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在于对人们所面对和遭遇的客观世界作出诠释，以便人类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必然会逐渐侵犯到哲学的地盘，以致引起哲学的价值危机。从哲学发展史角度看，也确实如此。
　　哲学在古代主要是研究本体论问题，到了近代，为适应哲学本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转而重点研究认识论问题，研究人类认识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实验心理学宣告诞生，作为人类心理活动一部分的认识活动成为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哲学家们在经验基础上的思辩与猜测已无法与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进行抗争，于是被迫从心理学领域退出，转而研究与人类心理活动有关的、而当时的语言学还没有研究的语义学和语用学问题。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五、六十年代，在现代信息科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现代语言学已从过去的语法学研究扩大到语义学、语用学的研究。在数理逻辑、模糊语义学、社会心理学、神经生理学、人类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下，现代语言学的范围已愈来愈大，对语义的形式化研究已愈来愈深入，走上了精确化和系统化的道路，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已使哲学家们对语义的思辩研究望尘莫及，哲学又面临着再次丧失其研究对象的危险。后现代哲学批判所引发的哲学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哲学的这种现实处境在理论上的反映。
　　其次，时代的变迁也是哲学价值危机的社会根源。
　　按照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看法，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六十年代就开始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时期，即后现代时期。这种时代性的巨大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被迫放弃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规模及其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后现代公众在抛弃了旧的观念体系后，并未及时地调整过来建立新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而是陷入了一种所谓的“丧失空间定位”的迷幻状态（注：《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28页。）。语言意义的陈旧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落后，又使得原有的人类文化体系丧失了整合和分割生活经验的能力，人们已不能用它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统一起来，于是，“怎么都行”成为六十年代以来西方青年人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为所欲为的一种生活准则，游戏人生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这就是哲学价值危机的社会根源。
　　再次，否认语言的指称与表征功能，是哲学陷入价值危机的语言学根源。
　　哲学的价值是由哲学对人们的需要满足程度所决定的，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功能在于满足人们对世界各个领域理解和把握的需要。可是，西方哲学自在本世纪初实现“语言学的转向”之后，就把研究对象转为人类的语言问题，尤其是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这样，语言意义的外在性就成了哲学存在的仅有的现实价值。可是，哲学存在的仅有的现实价值，也被德里达等人从语言意义的内在性和能产性角度否认了，哲学的价值危机于是油然而生。
　　最后，追求绝对精确性是哲学价值危机的方法论根源。
　　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家们一般都在寻求绝对可靠的基础范畴，企图通过逻辑的演绎来说明人类遭遇到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精神的困惑。但是，他们每个人所依据的都是自己的有限知识和经验，都是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过是对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感受的一种证明。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理论有局限性，后来的哲学家在颠覆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理论体系，他们注意的是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而忽略了说明现象的全面性。尽管每个时期都有人表示怀疑，但后人仍旧如此，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哲学越来越脱离生活，越来越晦涩，哲学的诠释功能日益衰退、思辩功能日益增强。哲学一旦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存根基，它的价值危机自是必然。
　　　　　　哲学价值的重新探索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哲学的价值。考虑到哲学的内在价值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下面，我们就结合它的功能来进行判断。
　　首先，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思辩功能来看，它具有超越科学局限于具体实证材料的理论价值，为科学理论的发展与突破进行思辩性的探索。这一点使科学与形而上学在思维方式的互补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自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以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当成人类文化体系中对立的两极，在理论上抬高前者，贬低后者，只看到后者的短处和前者的长处，忽略了后者的长处和前者的短处。其实，形而上学与科学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科学的长处是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具有可证实性，其短处是思路狭窄，容易局限于有限材料得出片面的结论；形而上学的长处是善于思辩，善于超越有限的材料作出更高层次、更为全面的概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善于在理性直觉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推理，其短处则是基础不扎实，推论的前提不可靠，缺乏可证实性。所以，形而上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对现有科学的局限性提出挑战，为科学革命进行思辩性的理论探索。
　　其次，从哲学的批判功能与综合功能讲，它具有探索未知领域、为科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进行前科学的理性探索、并兼有满足人类情感需求的理论价值，弥补科学在解决人类情感困惑和宗教在解决人类理性困惑方面的不足。科学解决的是人类在理性上的困惑，满足人类在理性上求知的需要，但无法满足人们的情感上的终极追求与关怀。宗教在这一领域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可是，宗教的解释往往是非理性的、直觉的和超验的，缺乏可证实性和理性的可信性。哲学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一种总体的、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既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又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使人类的精神需求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满足，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科学还存在着实证研究的局限，神学还坚持“权威的解释”，哲学就有存在的价值。由于实证研究与权威解释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存在的根基所在，是不可能被抛弃的，所以，哲学的存在价值是不容否认的。
　　再次，从哲学启迪的功能讲，它具有给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意义诠释的理论价值。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精神世界。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在于给人们提供整理各种生活经验的工具，给人们阐述生存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意义。当人类的社会生活因种种原因发生重大变化时，人们总会遇到许多难以理解、而又与人们以往的生活信念和价值体系发生冲突的新现象，哲学便创造出新的范畴把人们所遇到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现象统一起来，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诠释，所以，哲学总是在具体科学尚未进行研究、而人类生活又已涉及到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总是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
　　一句话，哲学的价值并不在于象实证科学那样给人类提供十分可靠的知识，也不在于象宗教、神学一样给人类提供精神的安慰和信仰的寄托，更不在于象数学那样给人类提供有关可能世界的种种形式的精神描述和概括，而在于给人们提供独特的、比较合理的（具有时代性的）、满足时代需要的新视角、新思路，以便探索性地解决具有时代性的、科学又无法解决的、与人类普遍的生活信念相冲突的精神困惑，哲学虽然不能提供正确的答案，但它可以在同时代的科学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提供比较合理的、而且新型的解释或观察视角，给人们以观念的启迪。
　　不过，哲学的价值虽然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哲学要想具有上述的价值，必须在价值目标、方法论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否则，仍然难以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危机。
　　首先，在价值目标上，它必须由过去的追求认识的精确性、真理的绝对性转变为对思想的启迪性、真理的多维性的追求。
　　如前所述，追求认识的精确性、真理的绝对性是当代哲学价值危机的根源。实际上，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面对一个具体的事物（如一头大象），我们固然可以通过观察活动比盲人作出相对科学、全面和客观的说明，但是，面对浩瀚无垠的世界，又有谁能够作出相对科学、全面和客观的说明呢？除了基督教假设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谁也不可能达到那永恒、无限的绝对真理。因此，借用罗蒂的话说，哲学应当把它的研究目标从追求“大写的真理”（即绝对的真理）、转变为追求“小写的真理”（即人类能够达到的有限的真理）。从世界本身来讲，真理固然是一元的，只有一个，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认识能力有限的人类来说，真理却是多元的、多维的。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认识是基本不同的观察角度获得的，其间虽然有差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相对于无限的世界本身来说，它们又是互补的，共同丰富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绝对真理固然达不到，相对真理却是可以达到的，对人类思维的启迪也是可以达到的。
　　其次，在方法论上，它必须实现从分析方法向系统方法转化。
　　有人把本世纪的哲学概括为“分析的时代”，这是很正确的。在本世纪，哲学家们大多使用的都是分析方法。对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实体存在及其运动变化现象，它们首先考虑这些现象的实体即载体是什么，然后对其进行分解、解剖，探讨构成这些实体的要素及其最基本的内在结构与运动方式，最后达到把握其运动规律的目的。这种方法固然有其明显的优点，即对事物的细节把握得很透彻、清晰，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即过于注重微观层次在事物宏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事物在宏观层次上对微观层次的影响，以致无法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系统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够兼顾二者，因此，哲学要想在方法上避免有关缺陷，就必须实行相应的转变。
　　再次，它在研究重心上必须实现从“语言学”向“心智学”的转向。
　　所谓心智学，就是关于心灵的本质及其与动物机体之间关系的科学。哲学之所以要在研究重心上发生这一变化，是因为心智问题有可能会成为哲学在下一世纪的研究重心，理由主要如下：第一，它是由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如前所述，哲学在本世纪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重点研究语言问题，而语言哲学在本质上又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正如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所说的：“如果你认真看待‘语言如何表示实在’的问题，那么你最终不得不回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怎样表示什么？’，而这把你引入心智哲学以及心智和语言的关系问题”（注：塞尔：《语言哲学》，载B·玛吉《思想家》，英文版，第195页。），语言学本身就可以简单地表征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第二，心与身的关系不仅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现代科学范式理论急需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按照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有机论者的看法，传统的机械论的科学范式理论在心是什么的问题上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看法，以至导致了物理主义与二元论的对立。第三，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科学的发展，为心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基础。第四，从文化学和人文哲学的角度讲，生态伦理问题是人类在未来世纪需要迫切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在本体论上也与心智问题有关。第五，从当代语言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讲，大量的语言哲学家都已在不同的程度上转向了语言学的研究，即使是那些仍然进行语言学形而上学的探索，把语言与人的行为与客观实在联系起来研究的人，如蒯因的行为主义语义理论、戴维森的实在论语义理论、达米特的反实在论语义理论、普特南的本质主义语义理论都是如此。从现象上说，欧洲哲学在本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新分支，其中有一个就是心灵哲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问题。
　　最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必须由“哲学的科学化模式”转变为“伙伴模式”。
　　自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哲学的发展出现了“科学化的趋势”。所谓哲学的科学化，也就是哲学的实证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精确化（邦格）和哲学的逻辑化（罗素）。这种模式因为消除了哲学思维所具有的思辩性、模糊性（或综合性）和直觉性三大特征，很容易导致哲学走向没落、衰亡。哲学的当代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从目前哲学发展趋势看，它与科学的关系必须由过去的“哲学科学化模式”转变为“伙伴模式”。哲学的科学化对哲学的发展固然会带来许多问题，但哲学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科学来进行。因为科学技术毕竟是第一生产力，它对当今及未来社会的发展影响都很大，哲学发展所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都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的。此外，如果把哲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在科学的基础上对其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进行思辩的研究。这样就既可以发挥哲学思维的长处，又可以避免哲学思维缺乏精确性、实证性和逻辑严密性的缺陷，因而充分地显示出哲学存在的价值。在这种模式里，哲学与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伙伴关系，相互启迪，相互促进。哲学虽以科学为基础，但它并不要求成为科学之王，而是去研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暴露出的、且科学本身一时又无法实证研究（或根本不可能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或是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这种哲学研究无疑也会对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云南社会科学昆明7～13B1哲学原理刘魁19981998刘魁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云南社会科学昆明7～13B1哲学原理刘魁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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