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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陈寅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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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陈寅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为以后出国留学作了准备。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女儿陈小从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陈寅恪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着作？”梁答：“也没有什么着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着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着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联语
伉俪
多舛
困囿
命运
晚景
评誉
陈寅恪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着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干、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着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等待陈寅恪。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说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然而，陈寅恪抵港未久，二战的战火烧到欧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无奈中只能准备返回昆明，这一次，陈寅恪再一次耽误了治疗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无奈地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陈寅恪没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他被困香港，差一点客死异乡。
陈寅恪身体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终于得赴英就医，但两次手术均无明显效果。当时陈寅恪还抱着最后一线奢望，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只好托人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57年反右开始，陈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196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寅恪。面对故人来访，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
完成《柳如是别传》后，陈寅恪用尽残力，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寅恪去世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
珍珠港战争爆发后，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设法营救。由于港岛被围困，重庆国民政府只能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着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时，英港督杨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经沦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陈寅恪也在“抢运”之列。当陈寅恪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的还有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着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陈济棠怒不可遏，当场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着人多势众，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陈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济棠身边的几个卫兵一看，立即掏枪护卫。由于陈济棠的人马太少，在这场对决中，陈济棠明显处于下风。陈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测，流着眼泪示意保镖服软认输。最后陈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
而这位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条黑贝，甚至自用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命令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日军便进驻了这座机场。
而在重庆，国民党的党国要员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看见走下飞机的孔祥熙家人及他们携带的仆佣、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之后，重庆《大公报》不指名地揭露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飞机的恶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消息见报后，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已经在战乱中去世，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着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西南联大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力主师生起来反抗。于是，联大学生联名起草“讨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游行沿途陆续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一直反对学生运动的蒋梦麟此次默许行动，他与梅贻琦乘车尾随游行队伍，对师生加以保护。之后，联大举行了悼念活动。
傅斯年听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着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着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干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杂谈 2013-11-28 21: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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