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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就是定位的失误。
　　　　（一）纯语言观的定位问题。
　　由于语言学家一般都是“专家”，而不是“通家”，由于对语言的偏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迷恋，他们往往将自己在语言规范化的位置定得太高，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语言达到纯洁化和完善化。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引来非语言学领域内的强烈批评，有时得不到语言运用者的共鸣，此时语言学工作者会产生一种不被人理解、接受和认同的孤独感。这种语言纯洁化走向极端，便产生纯语言观。与无限宽容的自然观相反，纯语言观夸大了人对语言的改造和控制能力。他们好以语言警察、语言法官的身份来裁决和纠正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语言现象，将纯洁化的立足点不自觉地定在了语言只是静态的共时的现实关系上了。这从根本上忽视了语言的发展，割断了语言和社会之间的联系，限制了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纯语言观的行为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
　　其一是语言的保守倾向。有语言保守倾向的人对新的语言现象往往判处死刑。他们往往更多地注重于语言形式和表达的语源根据、理性意义、惯用意义、权威解释和范型类化，而较少考虑到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常常成为语言使用者的自觉追求。他们评议、判断的标准通常是规定性的语典和各种规则、标准，实际上还包括自己感觉上的好恶。没见过、不了解、未理解、不熟悉、太新奇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指责和批判。如对新词的批评在不同时期都能听到呼声一片。有人曾写信给鲁迅批评那些“误用的”“时髦字眼”，主张“与其食古不化，何如禁用在先”，这些词是：“共鸣、对象、气压、温度、彻底、趋势、理智、下意识、相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鲁迅全集》第五集5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其实，这些词， 除了个别之外都已成为常见词了。在我们嘲笑这位先生的顽固和保守时，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支持了新的现象了呢？
　　其二是语言的贵族化倾向。我们反对滥用方言土语，反对滥用俚语俗话，然而我们同时又应该不断地从“下层”人使用的语言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是不矛盾的。语言创作不只是大作家、大学问家的事情，而是所有的语言使用者共同创造了语言，共同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但是有纯语言倾向的人对“下层”人的语言有时很反感。我们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过：“‘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大体还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提这个口号，一方面又说语言的创新一般是大学问家、大作家的事。造成一方面一些人学习并且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方言土语或者粗话，一方面不少人脱离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生活的实际，有某种贵族化的倾向。”（施春宏执笔《现代汉语规范回顾》，《学语文》1994年第5期）在掌握着“正确”标记的纯语言者那里， “高级人物说的话往往被看成是高级的语言”（鲍林杰《语言研究方法的演变》，赵世开译，《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2期）。 纯语言观试图创造一种高雅的语言氛围，运用的是高度完美的语言。然而，我们要基本估计到，语言是要为不同层次的人们服务的，是要为人们在任何交际的场合服务的，是要为人们长期的、短期的、简单的、复杂的多种需要服务的。语言的这种服务基本上是到位的，完成了交际功能的。
　　其三是语言的封闭倾向，或者说是孤立倾向。滥用外来语是任何主张语言规范的人都会反对的。在语言规范评议中，对“滥用”外来语的批评是随处可见的。可是使用外来语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何为滥用，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被判为滥用，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将有必要、用得准确、容易理解作为正确使用外来成分的标准应该是可行的。然而语言的民族情感和由于热爱而产生的高度赞美使有语言纯洁化倾向的人对外来成分形成一种潜在的排斥心理。我们从不反对汉语的要素被别的语言借用，因为这种借用并不意味着汉语自身特点和要素的失去；可是有时反对向别的语言借用要素，因为我们担心这种借用会使汉语的某些特点丧失。这是不易解决的矛盾。现实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有民族语言运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反对语言使用的崇洋心理，对那些后面跟着强制的文化、政治因素的外来表达要慎重；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合我所用的就拿来为我所用。对外来的表达，应该明确的是，根本上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在具体语境中有没有必要用和如何用的问题。历史上，汉语曾经历过开放地吸收佛教词语的漫长过程，其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由此可见，语言的信息的交流和能量的流动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一语言内部，也不是小范围的，它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总而言之，语言是不可能绝对纯洁和完善的，也从未存在过所谓纯洁和完善的语言。如果认为新的、下层的、外来的成分破坏了语言的纯洁和完善，现时的、知识分子的、自身就有的才是纯洁和完善的，那么没有哪种语言不是曾被破坏过和正在遭到破坏。有时我们深切地感到这种破坏的“无情”。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如何丰富语言功能和如何实现交际目的的角度，从如何使创造、引进、移用迅速有效地到位的角度，从合我所用并为我所用的角度来看待不断发展着的语言现象。语言使用要有主体意识。
　　　　（二）规范就是服务。
　　这实际就是群众观点。这也是语言观、规范观的基础部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定位在语言使用的对立面，而应该定位在与语言使用相和谐的位置上，亦即将自己定位在服务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上，定位在服务于语言的健康发展上。我们要充分认识语言、人、社会的关系。这三个变数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调节。语言、人、社会都是全息的，都在功能与价值上相互映衬。人是语言与社会传递信息的通道，语言是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社会是人与语言结合的组织。因此，服务一方，也就意味着服务其他。
　　要使服务更加有效、及时、到位，必须将发现、保护、介绍、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放在比批评指责更加重要的地位。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规范就是服务”是我们进行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立足点和根本目的；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创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语言生活是规范工作的首要任务。有没有使语言更好地为人民大众的交际、认知、思维服务好，有没有使人民大众的语言生活更加健康、丰富、活泼，是检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根本标准。为了有效快捷地服务于语言生活，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走在语言生活的前沿，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实践中去，做促进工作。做语言规范工作不能总是跟着语言现象跑，甚至语言现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工作还停留在原处，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和阻碍。我们应该将工作做在前头，将工作做在实处。我们要既善于发现一般的规律，也要重视那些特殊的现象；既要加深学术的研究，也要增广自己的见闻；既要动态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也要重视亲身的实践。为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服务需要既懂理论又能实践，视野开阔而又脚踏实地的语言学工作者。
　　　　　　结束语
　　在现代汉语规范评议中，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有的人谈理论谈得很正确，但一到举例就出现差错。也许是理论只有那么明明白白的几句，一到应用时就捉襟见肘；也许平时更多地注意了本体理论，不大注意应用理论，甚至认为应用没有什么理论。有人并没有研究就跟着说，举例时又不大选择新鲜一点的。有的评议在批评别人时自己又犯了同类错误；有的引例为据时其例证本身带有特殊性、或然性；有的例证本身就是不规范的；还有的人评改不是地方，没有对症下药，或者无疾而医。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思考。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由于我们对过去的现代汉语规范评议中的失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有时反而使我们变得谨小慎微起来。现在有不少谈规范的文章该举例说明的地方也不大举例了，也许是以前误评太多，现在开始反思，也许自己把握不准，也许这是在进行新的学习，也许是别的什么。然而，如果我们放弃对语言事实的评议，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语言学工作者的责任感。这些实际上都说明我们研究得不够，实践得不够。我们应该向语言评议工作者致敬，它们似乎一直在做一件“冒险”的工作。
　　从现代汉语规范评议失误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觉得要使“规范就是服务”的宗旨真正全面持久地贯彻下去，现代汉语规范化必须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理论研究要结合社会的需要，努力满足社会的需要。要将现代汉语规范作为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理论指导要坚持科学、稳妥、适用的原则。至今仍有人认为规范工作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在现代汉语规范的研究领域里，研究的人少，研究的队伍不健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规范化工作将永远滞后于语言生活，仍将出现反复出现的失误。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要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从实践调查中取得发言权。实践调查既包括对语言生活，即语言应用现状的调查，也包括对语言处理，即语言工作现状的调查。我们尤其要注意研究者自身的语言实践。要想真正做到发现、保护、推荐好的现象，必须走到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中去，走在语言生活的前沿。这一点往往不被人认识和看重。我们要充分重视语言实践对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的反馈作用。理论与实践是互动的，有个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过程。
　　这样，在规范研究中，我们要多方面占有语料，具体分析语料。没有比较全面的语言资料就难以有比较稳妥的观点，而没有新鲜的语言资料就很难得到新颖的见解。理论研究要有广泛的信息，实践调查能得到第一手材料，这都是我们需要的语言资料。要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必须将这两类语料结合起来，最终还得以语言实践作为检验我们的理论、检验我们的工作的根本的而且是严格的标准。
　　因此，我们在现代汉语规范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科学的方法论，提倡严谨的学风，加强队伍的建设。一方面，我们要真正将服务社会、服务语言作为我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一方面我们要对那些不知规范为何物、误解规范的人进行启蒙教育。我们要在发现规范失误时进行补课，进行新的学习。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获得科学的方法，才能培养严谨的学风。学习语言不只是学生和文盲的事，语言学工作者自身学习的好坏以及是否不断地学习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语言使用中的差错，减少规范评议中的偏颇，减少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失误，才能赢得民心，获得共鸣，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汉语规范队伍的扩大，人员素质的提高，规范层面的拓展，规范意识的增强，我国的语言规范化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后记〕本文是在我的导师于根元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的节略。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希杰、厉兵、仲哲明、袁晖等诸位先生的指点。在此谨致谢意。由于本文是评议别人评议的失误，这使得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一直怀着谨慎的心理。导师的鼓励才使我坚持下来。在广泛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选取着名语言学家的用例，主要原因是他们发现问题比较早，分析深入，见解独到，即使失误也往往是高层次的、一次性的，对分析语言现象认识语言本质具有启发性，因而更具代表性。更为可贵的是有不少人都对自己的失误作过自我批评，真正体现了大家风范。有意识地选取他们的个例只能更加表明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在分析中如有偏颇，诚请理解和指正。
　　　　　　　　　　　　　　1996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00037 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　华语教学出版社）
语言研究武汉127～154H1语言文字学施春宏19981998本文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规范化过程中语言评议的失误问题。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丰富的材料从词语运用、语法分析和逻辑表达三个大的方面归纳评议失误的类型；第二部分概括规范失误的评议依据；第三部分揭示评议失误的普遍原因；第四部分分析失误研究的价值，从而探讨现代汉语规范中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第五部分谈到了失误的一个根本原因：语言学工作者的定位问题，并指出我们应该定位在“规范就是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最后指出在现代汉语规范化过程中要重视科学的方法论，提倡严谨的学风。施春宏，华语教学出版社 作者：语言研究武汉127～154H1语言文字学施春宏19981998本文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规范化过程中语言评议的失误问题。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丰富的材料从词语运用、语法分析和逻辑表达三个大的方面归纳评议失误的类型；第二部分概括规范失误的评议依据；第三部分揭示评议失误的普遍原因；第四部分分析失误研究的价值，从而探讨现代汉语规范中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第五部分谈到了失误的一个根本原因：语言学工作者的定位问题，并指出我们应该定位在“规范就是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最后指出在现代汉语规范化过程中要重视科学的方法论，提倡严谨的学风。

网载 2013-09-10 20: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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