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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文坛盛行过一个与左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立的言志派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和林语堂，他们一北一南，桴鼓相应，搅动了整个文坛。曹聚仁在其学术随笔《言志派的兴起》中，曾把他们称为“言志派”，不过并没有加以明确的界说①。迄今为止，这个名称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也自然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进一步的整合。然而，这个文学思潮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二氏有完整的言志文学理论，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阵地，在他们的麾下还各自集合了一个散文流派：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散文，周作人派的小品文，——主要人物除了周氏本人外，还有废名、沈启无等②。言志派与左翼相对立，与京派也存在着互动关系。言志派借重评晚明小品来倡导言志文学，引发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对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学术特别是现代散文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这场热潮中，有一个晚明小品选集不能不提，这就是沈启无(1902—1969)编选的《近代散文抄》。
　　一，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当时在大学讲课用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选本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该年的9月和12月。这本书大致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个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从《后记》中我们可以知道，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始作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启无看来，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个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于是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共六十四篇，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在山水中觅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所以能够反映长期为人诟病的晚明小品的总体特色。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名。林语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时曾经请他作过序，只是他答应了并没有交卷③。在《骆驼草》、《人间世》、《文饭小品》、《水星》和《世界日报·明珠》等报刊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他的读书小品和诗歌。他的散文，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闲步庵随笔》、《帝京景物略》、《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章。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少数几篇抒情言志，也简劲可观。
　　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的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④。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⑤。由此可知他把选本中最多的篇幅让给游记的原因。与标举文学史上言志派文脉的同时，他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观念，支撑了沈启无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选择。
　　要真正理解沈启无的文艺观与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标准，还需要把他的文学活动放在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周氏文艺思想的系统中去理解。读者可以从《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这种联系。因为书前有言志派最大的权威和精神导师周作人的两篇序言，书后有周门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几篇序跋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相比之下，沈启无的后记倒显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书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着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目录后有俞平伯一则简短的附记，讲明了这样的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⑥ 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
　　那么，沈启无与周作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沈启无，生于江苏淮阴。原名沈鐊，字伯龙。上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25年，沈启无从南京的金陵大学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中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讲的新文学课程，于是认识了这个他非常崇拜的老师。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一年后又调回燕大中文系，在中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在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他与俞平伯、废名和民俗学家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44年3月，因认定沈启无向日方检举他的所谓思想反动，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断绝与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关系。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在其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⑦。沈启无在文章中每每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经常引用周作人的话。
　　“周序”高度肯定小品文的文学史意义：“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这篇序言已经显示了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基本理论框架：“载道”与“言志”的对立。“周新序”又说：“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这里，他强调了公安、竟陵是当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他们的文章是“近代文”。他这两段话所表明的观点不断地在俞平伯、废名特别是沈启无的文章中得到回响。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梦忆序》中，他就点出了晚明小品的现代意义：“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⑧ 1928年5月，他又在《杂拌儿跋》中这样称赞公安派：“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⑨ 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等序跋继续申明其新文学源流观，到了《近代散文抄》的序言，便出现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二元对立的理论构架。其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反对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思，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在“言志”与“载道”的历史叙述中也渐渐增添了新的含义。到了1932年的春夏间在辅仁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观点连贯起来，成立了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报家门，抄录序跋中的内容，展示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1945年7月，周作人写了《关于近代散文》，对自己的新文学源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作了更为清楚的陈述。这时他已与沈启无断绝关系。1922年夏，周由胡适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的课。他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的人。最初的教案是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过作为教学资料的作品选⑩。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他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谈了一个编书的设想：“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11) 沈启无正是听过周作人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后又交往频繁。他应该是熟悉乃师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观点与周作人出于一辙，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构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体。学生代老师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
　　显然，《近代散文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来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启无的后记一样，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针对的论敌的。俞平伯自称“新近被宣告‘没落’的”，“被宣告”的主语不言而喻。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整齐，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言志派思潮。
　　二，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风似乎一点也不比当下的出版界逊色。人们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叫“晚明小品”的富矿，一时洛阳纸贵。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最多的是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央书店，这两家书店分别推出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襟霞阁主人(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其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里的《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是由沈启无题签的。有的书一再重复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有不为斋丛书”，推出铅印线装的《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审阅，卷首有林语堂作《有不为斋丛书序》，另有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作的序言。
　　除了重刊旧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几本新编的选集因为适合了普通读者的需求，也风行一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从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上看，如果以《近代散文抄》为基准，更偏于闲适一边的是《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与沈编相近，而《晚明小品文库》更强调了晚明小品正经的一面。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热烈的反响，态度最为积极的要数林语堂。在晚明小品热衷，林氏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传家。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结识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介绍：“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12)《近代散文抄》首两篇是袁宗道的《论文上》、《论文下》，林语堂也作《论文(上篇)》、《论文(下篇)》，从《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谭元春、金圣叹等的话，与西方表现派文论相参证，重新表述自己的文论。林氏由《近代散文抄》进一步登堂入室，校阅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在《四十自叙》一诗中，他表达自己接触袁中郎后情不自禁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13)
　　胡适在回顾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时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看袁宗道的《论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袁中道的《花雪赋引》、《宋元诗序》。诸篇均见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他说：“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14)
　　时为清华外文系学生的钱钟书评论道：“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他还对《近代散文抄》题目中的“近代”一词提出了商榷(15)。
　　晚明小品对中国现代小品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推动形成了席卷整个文坛的小品热。从晚明开始，“小品”正式成为文类的概念，文人们以此来显示与正统古文的分道扬镳。30年代如同晚明一样，“小品”一词颇为流行，此时出现了大量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选本、理论批评着作，由康嗣群任编辑、施蛰存任发行人的杂志《文饭小品》干脆就袭用了王思任的同名文集的名字。其他带有显示“小品”文体特点的“闲话”、“随笔”、“杂记”、“散记”等更是不胜枚举。
　　晚明小品为论语派小品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当晚明小品热蔚然成风时，周作人和他的弟子们不满晚明文章过于清新流丽，转而推崇六朝文章。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近代散文抄〉新序》中已经肯定六朝文章的价值，追慕颜推之、陶渊明等六朝文人的通达、闲适和文采风流。沈启无、废名、俞平伯等与他彼此唱和。正如陈平原所言：“真正谈得上承继三袁衣钵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语堂。”(16)
　　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声称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他所说的“闲适”主要是指文章的语体，并非题材内容；然而闲适的题材当然更适合用这种语体说话。明清之际的名士派文章多闲适的题材，论语派作家也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现实移向自身，以审美的态度谛视日常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
　　明人文章对以林语堂为代表论语派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观念、题材，林氏还试图用晚明小品来改造现代散文和他自己文章的文体。他曾提倡“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的“语录体”，并举出袁中郎的尺牍作为“语录体”的范文(17)。他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语录体”，没有成功。阿英曾批评林氏的“语录体”：古今语言不同，没有必要刻意去模仿那种说话的腔调，这也违背了“信腕信口”的原则(18)；然而，林语堂意识到了白话小品文在文体上过于平滑和浮泛之病，力图矫正此弊。他文章的境界因此有了新的变化，更为凝练、切实，多了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新的文学观念导致了一些边缘性的散文文体向中心位移，如游记、日记与书信。阿英曾说：“伴着小品文的产生，一九三四年，游记文学也是很发展，几乎每一种杂志上，报纸上，都时时刊载着这一种的文字。”(19) 这一时期，游记文学走向繁荣，涌现出大批山水游记和海外游记。游记大家郁达夫笔下的山水游记清新洒脱，除去由于时代不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情调与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作品十分的相似(20)。施蛰存告诉我们：“在一九三○年代中期，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信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文稿。”(21) 书信直抒胸臆，自然随意，显然比别的文体更利于表现作者的性灵，所以在晚明颇为兴盛。这一文体得到过周作人、鲁迅等人的肯定，颇受现代作家的青睐，他们纷纷推出自己的书信集。
　　从周作人到林语堂，他们提倡晚明小品，心目中都是把左翼作家作为论敌，视之为与“言志派”对立的“载道派”。左翼作家则对他们兴起攻击之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个人与现实的关系，即“言志”与“载道”的关系问题。
　　以鲁迅、阿英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采取的策略是，把晚明小品作家和他们的现代追随者区别开来，凸现前者身上的反抗成分，从而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同样在《袁中郎全集》的序言中，阿英与刘大杰的观点就迥乎不同。在刘大杰的眼里，“中郎对于现实社会的态度，是逃避的，是消极的”。“因为中郎逃避了政治的路，所以他在文学上，得到了大大的成功。”(22) 阿英则针锋相对，他的《〈袁中郎全集〉序》通过袁中郎自己的诗文，力图说明正是作战的勇敢精神，才是“袁中郎一切事业的成功之源”(23)。鲁迅在《骂杀与捧杀》、《“招贴即扯”》等文中，指责袁中郎被他的自以为的“徒子徒孙们”画歪了脸孔，“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24)。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他提出警告：“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25) 这篇杂文可以说是一篇宣言，集中地代表了左翼作家对散文的态度和意见。诚然，公安派的反抗显而易见，晚明小品中不乏用世之言，甚至正统思想，但性灵和闲适毕竟是主调。
　　林语堂、周作人指责左翼作家不真诚，左翼作家也同样批评对方装腔作势来回敬。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26) 周作人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的，陈子展就说他，“好像是有‘方巾气’的‘伧夫俗子’出来争道统，想在现代文坛上建立一个什么言志派的文统”(27)。
　　三，在因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袭，近承宋人小品，远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众多的艺术成分，别立新宗，大大焕发出了中国散文的活力。然而，这一派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命运多舛。清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由王纲解纽时代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库书目提要》就骂人常说“明朝小品恶习”、“山人习气”。这些作家的着作大多被禁毁，流传下来的可谓秦火之余。这种命运一直到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28)。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扬了这本散文选的两点贡献：其一，中国人论文向来轻视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而沈的选本昭示了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其二，明人文章在当时极不易得，而此书荟萃了各家的精华。在晚明小品热的论争双方中，尽管观点和价值取向不一，但基本上都是肯定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30年代的前半期，是中国小品文(familiar essay)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民族化时期。在晚明小品热的鼓荡下，小品文作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民族化的尝试。明清之际的作者们在摆脱“文以载道”束缚以后，开始自信地以自己的眼睛来看社会和人生，大胆地表现性灵。他们笔下的序跋、题记、评点、尺牍等形式，文体特色颇似西方的家常体随笔，说明这一文体在中国传统中是有的，只是被正统观念和古文遮蔽了光芒。周作人则指出明清名士派的文章与现代文在思想、情趣上的一致，说明“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在文学革命初期，传统与现代处于一种尖锐的二元对立之中，而今通过找出传统中的异质因素，拆除了这种对立，为现代散文汲取传统的营养创造了心理条件。这种被钱钟书称之为“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9) 的情况，有效地帮助中国现代小品文作家克服了外来影响的焦虑。从这时开始，传统小品文的质素开始更多地融入现代散文，受英、法随笔影响、注重说理的现代小品文更多地融入了晚明小品和六朝文章的抒情等成分。这带来了小品文的繁荣，出现了周作人、林语堂这样的大家，为新文学下一个十年小品文在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王了一(力)等人手中走向成熟打下了基础，也遥启了90年代的小品热的产生。
　　自然，小品文热存在不少问题。最为人诟病的是在国事阽危的情况下提倡闲适的小品文，脱离现实。只是有的论者夸大了文学对世道人心的消极影响，道义上的正当性并不等于批评上的正确性。再者，任何文学一经模仿，不免成为一种滥调。晚明小品热也不例外。虽然言志派作家未必有心让天下人同习晚明小品，但过分张扬易造成弊端。
　　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以一方的是非为绝对的是非，不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的过程，那么就可以看到，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的主张和创作对立、竞争、互补，既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功利主义文学的偏失，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健康自由的发展。
　　注释：
　　①曹聚仁：《言志派的兴起》，《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9—268页。
　　②阿英曾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一流派的小品文，周作人而外，首先应该被忆起的，那是俞平伯”(阿英：《俞平伯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俞氏文章与周作人文章在思想上颇为一致，然而在质地上属于抒情散文，不同于周作人、废名(30年代)和沈启无的小品文(familiar essay)。
　　③沈启无：《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1935年7月5日《人间世》31期。
　　④沈启无：《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1934年4月20日《人间世》第2期。
　　⑤沈启无：《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1939年3月《朔风》第5期。
　　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⑦周作人：《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⑧周作人：《陶庵梦忆序》，《泽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⑨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⑩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1)《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12)林语堂：《论文》(上篇)，《我的话·下册——披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3)林语堂：《四十自叙》，1934年9月《论语》49期。
　　(14)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5)中书君(钱钟书)：《近代散文抄》，1933年6月《新月》第4卷第7期。
　　(16)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17)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我的话·下册——披荆集》，第55—61页。
　　(18)阿英：《明末的反山人文学》，《阿英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19)阿英：《小记二章》，《阿英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20)参阅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等文章。
　　(21)施蛰存：《〈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序》，《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51页。
　　(22)大杰：《袁中郎的诗文观》，《袁中郎全集》卷二，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
　　(23)阿英：《〈袁中郎全集〉序》，《袁中郎全集》卷四，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
　　(24)鲁迅：《“招贴即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25)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576页。
　　(26)鲁迅：《致郑振铎》(1934年6月2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43页。
　　(27)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吴承学、李光摩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28)参阅阿英：《评明文学史两种》，1935年11月《书报展望》创刊号。
　　(29)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版，第3页。

文学评论京125～13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开发20062006
在30年代中国文坛上兴起的言志派文学思潮中，沈启无编选的晚明小品集《近代散文抄》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理论一作品，相互配合，直接推动了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的形成。本文即由考察这个选本的产生、特点、所体现的观念、影响出发，剖析这次文学思潮，并试图对晚明小品热做出历史的评价。
作者：文学评论京125～13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开发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0: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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