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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文化(包括科学文化)的创新。正是文化的创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的不同，统治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文化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态度，从而使创新活动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在农业经济时代，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社会发展速度很慢，人们认为世界是恒定不变的，这样就形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因此，崇尚古制和传统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创新在内的一切创新活动被传统所压抑。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稳定，担心任何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最终会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有意将人的精神活动和身体活动都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任何思想上或行动上的创新只要有所逾越，便会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打压。例如，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将精神和身体活动的框架圈限于孔儒学说之内；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人的一切精神和肉体活动都要在宗教允许之内。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作用，在农业经济社会里，虽有不少文化创新的事例，但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与支持，社会所崇尚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尧舜之道”、“祖宗之法”，如果有较大的创新活动，还必须借“托古改制”，以争取社会的认同。
　　进入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创新为核心追求的科学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在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发展带来的文化创新却又与过去数千年历史所形成的固有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以创新、进步、科学、民主为主的科学价值观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作为文化传承、传播、生产的基地，这种矛盾和斗争在大学里就表现得特别鲜明。
　　18世纪以前，西方大学傲慢地拒绝了所有科学技术知识进入课堂。19世纪以后，虽然大学部分地进行科学研究，但主要任务仍然是传承文化而非创新文化。当时，洪堡将科学研究引进大学的教学过程，也只是作为培养人才的手段而已。“科学”仍然在大部分大学的门外徘徊，技术教育更被鄙薄。20世纪，虽然“科学”大举进入大学并取得了绝对优势，但保守的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体现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仍然贯穿于20世纪的大学之中。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曙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1]这一时代区别以前两个经济时代的典型特点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由过去的实物资产(土地或矿藏、机器等)逐渐让位于非实物的知识。知识成为经济的基础，科技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资源，谁就具有了竞争优势。而知识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知识，才能不断地占有资源，并赢得竞争优势。这样，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得世界各国都空前地重视科技发展和知识创新，对于新知识的追逐使得创新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很自然，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高新科技知识的大学，就逐步从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大学不仅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为己任，而且还直接从事知识的创新，并以其先进的研究成果投入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尽管文化创新是时代的强音，大学又处在科学技术创新的前沿，但大学内部的保守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2]可见，保守和创新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大学本身所固有的两面性。今天，大学既活跃在文化创新的前沿，又是保守传统的顽强堡垒。
　　从文化创新的方面来说，首先，作为引领社会思想的火车头，思想创新一直是大学群体的价值追求。在柏林大学把科研引入大学之前，大学中的许多学者就一直在进行思想创新。如牛顿在剑桥大学的物理研究，马丁·路德在维登贝格大学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等等。1810年柏林大学成立后，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职能，进行科学创新开始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里，社会的新形势要求大学步入社会的中心，并以创新知识、创新文化为己任，以适应、推动和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就将大学所具有的创新性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大学的创新特征更为凸显。其次，大学是社会中的大学，大学本身必须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适应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创新的过程。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从中世纪大学“进化”到现代大学形态，无论是从师生规模、学科数量、专业数量、课程数量等“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等“质”的方面来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表现出了很大的创新性。大学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封闭静止的“文化孤岛”，而是与时俱进、不断适应、不断创新的“弄潮儿”。即使是19世纪以前处于社会边缘的大学，它们也仍然是适应社会的产物。
　　大学之所以具有创新性，不仅是因为社会要求大学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且还是因为大学本身具有创新的诸多内部条件。第一，大学拥有大批学者、科学家、教授等高学术水平的人才，他们处于各学科发展的前沿，不仅拥有丰厚的知识，而且以提出新见解、发现新理论为己任。第二，大学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是思想敏捷、富有探索精神、追求真理的知识群体。第三，大学拥有尖端的仪器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和传递最新科技信息。第四，大学的学术环境和民主科学的气氛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创新空间。第五，大学还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激发出创新火花。由此，大学不仅必须创新，而且能够走在创新的前头。
　　从保守传统的方面来说，首先，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大学的保守性还表现为对特定理想人格的永恒追求，表现在对自由教育的固守和坚持上。自由教育是一种古老的教育理念，从古希腊开始，历经博雅教育、文雅教育到今天的通识教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自由教育的理念要求培养理智健全、全面发展、思想自由的人，要求大学在适应社会的同时，不能陷入社会、政治、经济的旋涡，而应坚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就要求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历史上，每当社会对大学提出更多的要求之时，大学保守的自由教育理念就会被激活。如1828年《耶鲁报告》的发表、20世纪30年代永恒主义者赫钦斯的“百本名着”运动、1945年要素主义者科南特《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报告的发表，以及二战后的“核心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运动，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保守性的自由教育理念对社会“诱惑”的回击。[3]可以说，自由教育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在大学中消失过，而且它是大学保守性的重要源泉。
　　其次，大学作为社会的思想、文化机构，具有批判社会的责任和功能。大学教授作为社会的知识分子，当社会整体在沉沦的时候，他们是清醒的智者，坚守伦理、良知的底线，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对社会的沉沦进行批判、引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大学的保守性，才会使大学在稳定中发展，才会使大学不至于轻率、随意地迎合社会而丧失自己的本真。正确认识大学的保守性，我们才会按照大学规律办大学。而且，有了大学的保守性，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保持并发扬，社会文明才能不断进步。
　　再次，大学在适应社会环境、改变自身的过程中，又不能完全丧失自我。大学必须坚持它的完整性和培养人才的根本职能，否则，大学就无法完成其承担的社会职责，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并面临自身被“淘汰”的危险。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尽管伴随社会的变化，大学增加了不少的职能，但是其最根本的教学职能却一直没变，并且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可见，大学的保守性同样也是大学自我价值追求和社会的要求的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世界上在1520年之前成立且至今仍然存活、功能相似、历史没有中断的机构约有85个，这其中包括70所大学，而其他的统治帝王、封建君主和诸侯以及垄断的行会均已不复存在。这70所大学基本上仍然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建筑物里，教授和学生从事着基本相同的任务，学校的管理方式也与过去基本相同。[4]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社会机构不断产生和消失，但总的来看，社会机构消失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它们过于保守、不能创新、不能因应社会而惨遭淘汰；二是它们过于变动、不能保守稳定、盲目追随社会热点而丧失其自身。大学为什么历经如此之久而不消失，其原因就是，一方面它不断创新，伴随社会不断进化，适应社会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它又稳定保守，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本性和核心追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坚持自己根本职能的同时又通过增加或减少其他职能，以在一定范围内适应社会。大学在保守和创新的选择中保持平衡。所以，大学是保守和创新的统一。只有保守，大学才能保持其本真；只有创新，大学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中生存。两者都服务于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现实中，有的大学创新性表现得明显一些(如哈佛大学)[5]，有的大学保守性表现得明显一些(如耶鲁大学)[6]，但它们都既是保守的，又是创新的，是保守和创新的矛盾统一体。
　　大学是社会的文化机构，从本质上看，大学的保守性和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大学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一方面，大学要传承、守望传统文化。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珍贵宝藏，是人类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还是促进年轻一代社会化、凝聚社会精神力量、延续社会生命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大学要文化创新，只有文化创新，大学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也只有创新自身的大学文化，大学本身才能与时俱进。
　　大学教授是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职能的具体承担者，是大学学术人员中的最高层次。因而，大学的创新性和保守性、大学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承的矛盾也就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表现在他们对于学术文化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大学教授是学术文化的创新者。大学教授作为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自由地从事永无止境的高深学问的探究。在这种探究中，他们的活动只服从于真理的标准，而不是社会的其他因素。他们有权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而不存在任何的掣肘和局限。同时，作为自由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还是社会的批判者，他们以真理的名义来对世俗的偏见、权威进行抨击，对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习惯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大学教授是学术文化的保守者。大学教授不管是对自由教育和理想人格的坚持，或是作为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清醒的智者，坚守伦理、良知的底线，对社会进行批判、引导，还是主张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保持大学的完整性和人才培养的职能，其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他们作为学术文化的保守者。大学教授之所以成为学术文化的保守者，就是因为他们掌握各自学科的前人所积累的科学知识，甚至有些科学知识就是他们自己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保护和传承这些知识成为他们自然而然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大学传承文化的职能从外部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他们这样做还是“发自内心”的行为，因为传统的文化知识已经构成了他们的生存境界和思想框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很难逾越这一境界和框架。所以，呵护、传承各自学科的传统学术文化珍宝，是大学教授的“天性”，而作为“天性”的行动，既是有意的，也是无意的。
　　但是，有所创新往往意味着有所否定。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学术观点被否定了，必然要努力保护，尤其是要否定自己创造、发现的知识，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作为文化的保守者和创新者，大学教授处于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们在创新与保守的十字路口困惑、彷徨，面临艰难的选择：是致力于文化创新以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还是固守传统的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的宝藏，也维护自己学术权威，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文化创新的对立面？
　　三
　　大学要引领社会创新文化的发展。[7]因为，文化功能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学的使命就是引领社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大学承担引领社会文化创新发展的重任，其原因除了上述大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创新性之外，作为社会的文化重镇，它还具有其他机构所不具有的诸多特点。第一，大学不仅具有传承文化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保存、选择、吸收、批判、创造文化的种种功能。第二，大学不仅进行文化工作，而且还将文化工作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并将文化工作的成果通过培养的人才而辐射到社会，而且这种辐射不仅影响当前的社会，还将影响到久远的将来。大学的这种辐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它传递给学生的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传递新知识过程中，把知识创新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也一起教给了学生，并通过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氛围。第三，大学的文化工作具有全面性、综合性。为了全面适应社会的需求，大学的学科比较齐全，文化工作的面非常广，几乎涉及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要比其他各种文化机构的影响都大。第四，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进了社会的中心，这为它引领社会文化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地位。
　　大学致力于文化的创新和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完全放弃自身的保守性，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坚持，这是因为大学的运行与发展需要大学的保守性。大学对传统文化的坚持是大学保守性的重要方面，因为传统文化往往也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大学既要进行文化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创新的发展，同时又要坚持优秀的传统文化，保证大学本位运行。正确处理文化创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
　　首先，文化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扬弃不同于放弃，它是有选择的保留。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意味着我们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珍宝，挖掘其中闪光的思想。从人类的思想史来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的先哲们的思想，一直是西方思想发展取之不竭的源泉。在东方，先秦百家，尤其是以孔子为宗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在中华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文化创新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和灵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思想进步的源泉。以赫钦斯为代表的西方永恒主义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类总有一些崇高的价值可以穿越时空而成为人类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应具有的坚定信仰和精神支柱。文化的扬弃正是要保留这些崇高、恒定的价值。
　　其次，文化创新对传统文化来说是复兴而不是复古。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的思想与今天的社会不合节拍。文化创新所进行的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就是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进行加工，让它在新的时空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正如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是民主、自由的精神与文艺繁荣，而不是古希腊时代的奴隶制；中国国学复兴所复兴的是“与时俱进”的自然观、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而不是回到封建社会。作为文化复兴的文化创新，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地促进民族的和国际的文化现代化。
　　传统优秀文化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升。这位“巨人”，既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也包含了被认同、容纳、吸收、消化了的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融合之后，也就成了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都是海纳百川，不断地吸收、消化外来文化而不断创新与发展的。
　　大学具有创新文化与保守文化的双重任务。在创新与保守的矛盾中，创新文化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但必须正确地处理创新文化与保守传统优秀文化的关系。处在创新与保守的十字路口的大学教授，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不断地探索前进。
教育研究京39～43G4高等教育潘懋元/刘小强20082008
创新/保守/文化传承/文化创新
　　innovation/preservation/cultural inheritance/cultural innov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University Professors' Difficult Choice　　Pan Maoyuan & Liu Xiaoqiang　　Pan Maoyuan,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Liu Xiaoqiang,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and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ultural innovation is the ictus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Guiding social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a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undertakes the dual functions of passing on culture, and university a is the unification of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University professors wonder at the crossroad of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facing the difficult choice. In this regard, university professors should establish attic faith, and take the guidance of social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their own obligation to step out of the difficulty. The ke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is to use the method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文化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强音，引领社会文化创新与发展成为大学的重要使命。大学承担着传承文化和创新文化的双重职能，大学是保守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大学教授徘徊在创新和保守的十字路口，面临艰难的选择。走出困境，要树立坚定的信念，以引领社会文化创新与发展为己任。化解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矛盾，关键在于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
作者：教育研究京39～43G4高等教育潘懋元/刘小强20082008
创新/保守/文化传承/文化创新
　　innovation/preservation/cultural inheritance/cultural innovation

网载 2013-09-10 20: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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