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4-0060-012
　　“中国有无哲学”一直是中国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持中国有哲学论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哲学的成立，如胡适的“哲学问题”论证、冯友兰的“内容相似”论证、韦政通的“哲学起源”论证、牟宗三的“文化要素”论证等等（注：参见陈坚：《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证明》，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9期。）。反对者认为，中国无源自古希腊的那种能够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习惯和传统，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思想是肤浅的、不合格的，因为它缺少抽象和逻辑。这里仅仅试图从冯友兰的正负方法论入手，探讨中国哲学的特殊表征方式，从而确证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是中国近代哲学上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其中的方法论构成整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知言》一书中，冯先生明确提示了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按照冯先生的解释，“所谓正的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而上学，也就是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义。”其实质是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这里“逻辑底”意思是指“形式主义底”，是与科学实证的方法相对而言的。它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第一，它说到事实，“但对于事实，只作一种形式的说法，不能作一种积极的肯定。”（注：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页。）第二，它进行概念的推演，但“只能从分析内容多的概念，推出内容少的概念。”即是说，正的方法乃是一种“说到事实”，又进行概念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从第一方面看，正的方法也是一种由肯定达到肯定的方法，新理学“对于实际所作底第一肯定，也是唯一的肯定，就是：事物存在”。从这一前提出发，从中分析出道、气两观念，总结出道体与大全，形成新理学的逻辑架构。因此，正的方法是冯先生建立体系的最关键的方法。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采取正的方法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在冯先生看来，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哲学的以下特性决定了对正的方法的选择：第一，哲学中之观念、命题、以及推论，多是形式的和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和经验的。哲学的观念是最抽象的概括，不含或甚少实际内容。第二，哲学以“共相”或“真际”为对象。而对于“共相”或“真际”，只是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必肯定其内容。第三，形而上学的命题几乎都是分析命题，它对于实际所言甚少。所以哲学只能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而不能采取科学的方法。
　　在冯友兰看来，所谓“负的方法”就是讲形而上学不能讲。这种负的方法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其本质昭示了形而上学性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负的方法的实质，即是不说它。负的方法实际是直觉主义的方法。这种负的方法如传统的中国画中“烘云托月”的手法。画家本意是画月，却只在纸上画了一大片云彩，于画云彩处留一圆的空白，其空白即是月。其所画之月正是在他所未画的地方。负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由否定达于肯定的方法，对于形而上学，“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这就是负的方法的精髓。
　　那么，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两者的关系如何呢？正的方法是一种常规性的方法，它是由肯定达到肯定；负的方法是一种反常规性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在否定中肯定。两种方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从哲学的最后完成来说，“只有超越‘××是××’式的表达，才有可能走出哲学表征方式所面临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使哲学的话语由指称义过渡到象征义，从逻辑上说即由定义法转变为隐喻法。”（注：何中华：《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总是完成于不可说之境界。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清晰的思想”是一个哲学系统所必须具有的品格，它表现为理智功能的充分发挥和语言概念的合理运用。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形而上学系统所达到的境界又不止此。此时必须用负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去把握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对“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加以明确划界，他指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5页。）。如果说，正的方法是通过理性找出形而上学的对象，找出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东西，以便寻找形而上学的根据，因而是开端的方法，那么，负的方法就是用直觉去把握通过正的方法推出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即把握真正形而上学的最终问题，是形而上学结束的方法。从程序上讲，正的方法在先，负的方法在后，但负的方法绝对不是反理性的，而是超越理性的。这也就是说，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从西方哲学的情形看，正的方法在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被运用得最为典型。但冯先生对正的方法的承认同维也纳学派对这一方法的摧崇是有区别的。尽管冯先生赞同维也纳学派否认概念的客观意义，把逻辑分析单纯限定在语言逻辑的范围内，并由此出发而取消形而上学，但他认为逻辑分析方法对于哲学来说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所以，冯先生还揭示出形而上学不能讲的一面。为什么说形而上学不能讲？这归根到底是由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们的认识对象可分为三类：有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还有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第一类是具体的感性事物；第二类是抽象的共相；第三类冯先生把它称之为“大全”。大全的存在是用理智的方法不可把握的，所以只能用负的方法也就是直觉主义的方法。
　　从总体上说，正负两种方法分别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学传统。西方哲学以其文化中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则以其文化中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而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哲学的最一般定义是关于智慧的学问。那么何谓智慧？按《牛津哲学指南》的解释，智慧是“把反思的态度与实践的关切统一起来的一种理智(understanding)形式“。从这里不难看出，西方哲学具有理性主义的传统。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思辨性构成了哲学语言的根本特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西方哲学总是以正的方法作为最基本的表达途径。但是，与西方的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从表征方式说是隐喻性的，因而带有浓厚的诗意化特征。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诗化的文化，其隐喻表征方式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命题富于暗示，往往暗示有余而明晰不足。冯友兰先生所谓正的方法，正是针对这一哲学传统的弱点提出的。由于概念内涵不明确，各人理解不一致，容易产生歧义。就此而言，冯友兰重视辨名析理，强调概念的明确，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国哲学中善用负的方法者，当数道家和禅宗。在老庄那里，并没有说“道“实际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的特性正是不可言说只可体悟的。禅宗方法论的基本精神是主张不言之教，不道之道，所以冯先生称禅宗哲学为“静默的哲学”。不言之教仍然是教，既是教，总有使受教人可以受教的方法。禅宗的方法正是服从于此一目的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存在或方法仍须有方法表显之，不然就无所谓“第一义”。禅宗所强调的是，无论是何种方法表显第一义，都不过如以指指月，以筌得鱼。“以指指月”，既已见月，则需忘指；“以筌得鱼”，既已见鱼，则需忘筌。中国哲学家是善于用负的方法的范例，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极明显也极重要的特点。
　　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单纯性是非常素朴的。实际上，作为一般的哲学知识的问题，如哲学与科学和逻辑的关系、哲学的功用、哲学的对象是可以讲的，而且是必须讲的，必须用正的方法去讲清楚，以便确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依据。对正的方法的忽视导致了中国哲学的单纯和素朴。但另一方面，被正的方法所肯定和确立下来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则是不可讲的，但由于这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所以必须讲，但讲的方法是负的。冯友兰先生说：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而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此处所谓神秘主义，无非是指某些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思想所抉择或者不能够为人们的语言概念所表达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说肯定某种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的存在。
　　中西思想的不同表征方式的分野，不仅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反而更加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因为“差异正是事物显出特性和意义的前提”（海德格尔语）。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所提供的符号系统更适合于哲学的表达，来来哲学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结合才有可能产生出未来的世界哲学。
山东社会科学济南60～71B5中国哲学陈衍东20022002陈衍东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济南60～71B5中国哲学陈衍东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0:45:3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