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徐友渔:后极权研究文选 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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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

崔卫平

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说法,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这个词1925 年才出现,并且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 “totalitarianism”其词根“total”,即“总体的”、“全面的” 意思,墨索里尼曾用“总体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来表达他 的蓝图。1941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于其中分析了现代自由 所伴随的孤独,如何驱使人们站到一面极度权威的旗帜之下,从而滋 生出极权主义怪物。卡尔·波普尔于1943年写成并随后出版的《开 放社会及其敌人》,解剖了极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根源和脉络: 从“本质主义”(“整体论”)——“历史主义”——“乌托邦社会 工程”,完成了一个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及其展开封闭循环,剪除了人 类真实生活的所有偶然性及其未知的开放性质。1944 年哈耶克《通 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谓“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所存在的巨 大危险——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 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进入全面奴役的起点。

战争结束之前这些人们的着述,主要涉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行 为方式,尤其是对于某种理想主义或唯理主义的模式进行清算,而不 是针对暴力极权主义现象,实际上并没有将极权主义和任何一种实际 存在的政权形式联系起来,甚至没有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极权主义。波

普尔和哈耶克锋芒所向,是社会组织过分的人为设计,是过分信任所 谓人类理性能力,他们本人都比较推崇在长期人类实践中形成的自发 秩序。1948 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 何通过种种技术比如修辞术、认罪术,实现对于全部日常生活中人们 思想行为的严密控制。尽管这部小说后来更多地被认为是预言或者影 射了苏式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但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具有这 样的联想。

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 是极权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纳粹主义的成因。1958 年 的修订版,增加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在认定“极权主义政权” 时,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也算在内,由此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与批判 的具体对象,也开始有了“右的”极权主义和“左的”极权主义之分。 有关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的分析最具特色之点在于:全面恐怖的 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 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 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 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 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 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 上。在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 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

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假大空”的 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一个恶性循环就 是这样形成了:极权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 和虚无又在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在阿伦特的表述中,包含 了极权政权和这种政权之下的人们互相之间不可分割的看法。

 1953年一次会议之后,由弗里德利克编辑会议录《极权主义》 一书,1954 年出版。其中对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适用于包括 古代在内的所有时代,还是仅仅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同国家-社 会中国有的某种特征,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有自己一组特征的政治 制度,抑或仅仅是一种极权主义精神,做了辨析。弗里德利克本人认 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这样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 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 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

 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 一书。如果说阿伦特那本开山之作的主要对象是纳粹主义,那么,这 两位作者其主要特色在于成功地论述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由于纳粹 主义已成为过去,而斯大林主义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关于 极权主义的批判的重点便转移至斯大林主义政权。五十年代是极权主

义研究的鼎盛时期,当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苏联 和苏式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说出“极 权主义”这个词,就表明与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决裂,是取得了一个 制度之外的某种起点。而在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个词基本上 没有出现,很可能唯一使用这个概念的是那位年轻的女受难者林昭。 从这个角度看,林昭与那些被“冤枉”的右派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译“独裁主 义”),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 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治), 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 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 坏,而是它们各自的性质。“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 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 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 一个中心之内。就这一点而言,甚至纳粹主义都没有做到。纳粹德国 和意大利都不存在中央调控的经济制度。许多完成民主转型或有待完 成的地区或国家,比如当年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克的智 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

其次是对于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极权制 度,断然取消了所有自发的民间团体:行业联盟、宗教组织、研究学 会、工人和农民协会、青年或妇女联合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间党 派。如果这些组织存在的话,肯定是在接受一个核心领导的前提下, 名存实亡而已,并且实际上为核心服务而不是为各种民众服务。甚至 一个年轻人的阅读讨论小组,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种将人们置于 分而治之的黑暗当中的极端做法,恐怕是任何一个专制独裁政府乃至 外族入侵者所不可比拟的。取消各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切断所有人们 之间的自发联系,最终导致一个沙漠化的、枯萎的、从底部被抽空, 从而十分容易失去平衡的社会。

第三是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吃什 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服、与什么人来往、是否撕坏了一张画像或 者想要出国;到他的思想、日记、与朋友之间的通讯、恋爱婚姻家庭 生活等等,无一不在严密的监视、监控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侵犯,达到 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即使是《一九八四》的作者,也没有想到一个人 发辨的长短、裤管的大小,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实际上, 在压制了私人生活之后,所谓公共生活仅仅是徒具外表而已;它与自 由无关,而是一种高度强制的体现。

依笔者拙见,最好把“极权主义”这个词限制在苏式极权主义 制度这个范围之内。目前中文翻译的“极权主义”,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字面上带出了“极端”这个含义,它在权力的控制方面是非常 极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极权主义是程度上最坏的,萨达姆政权也是 恶劣透顶、残暴之至,但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及其手段方面, 比如群众性告密和互相揭发(称之为“群众专政”),和苏式极权主 义还是有区别的。在当今世界上还有极为残酷的种族战争和恐怖主 义,但是不能说它们是“极权主义的”。

 进入60年代之后,除了中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苏式极权制度都 起了比较大的变化,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据徐贲先 生介绍,卡索夫(Allen Kassof ) 于1964 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 林兹(Juan 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他 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 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华尔泽(Michael Walzer)在80 年代则 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 命之上的”。李慎之先生曾经引用苏联作家阿尔马克里的话来说,是 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在下面讨论“后极权主义”之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修正性的和描述性的概 念,指明一种延续之后的演变,并不是十分严格和统一。比如捷克的 哈维尔十分经常地运用“后极权主义”的概念,而波兰的米奇尼克却

没有用“后”这个缀词,他仍然沿用的是“极权主义”、“极权制度” 这样的表达,虽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向比较晚近的苏式极权制度。可 以说,米奇尼克的用法更为接近李慎之先生对于哈维尔“后极权主义” 提法的辩驳,李先生的意思是,用“后期极权制度” (late-totalitarian system) 比“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更为妥当。因为虽然在后期,极权主义的基本“道统”仍然 没有改变。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松动的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在 东欧争取民主的阵营里,用不用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是一个 分水岭。比如意欲赋予社会主义以人性面貌的“修正主义者”,基本 上不用这个词,他们仍然在体制的框架之内,寄希望于体制本身的改 革和制度的领袖。而七十年代起来走向反对前台的人们,才重新启用 这个词,表明他们在制度之外的不同起点。在这一点上,运用“后极 权主义”这个概念的李慎之先生,和前面说的林昭一样,走得比他的 同代人远得多。

 哈维尔描述捷克苏式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后极权”社会), 关键词有“恐惧”、“谎言”、“消费品”。他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 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不同于五十年代行刑室里的拷打叫 喊声,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 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生计、地位、 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之下,谎言盛行。为了 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人们随时随地准备撒谎,不仅不脸红甚至还会

理直气壮:“我想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有什么过错?”意识形态已经 完全堕落为不同的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但不是没有意义:维持着 一个极权社会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数人厌恶和当权者的争论而 把兴趣转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现出对于消费品空前高涨的热情,人 们忙于建立自己的安乐窝,知道如何不给自己和他人添加麻烦,而在 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是能量并非完全恰当的输出:人们是 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 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在 哈维尔的表述中,继承了阿伦特关于极权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人们互 相依存的观点。即所谓“合谋”或“共谋”。

但是与此相伴随,还有可以称之为“后极权社会中反抗策略” 的许多东西。匈牙利作家康诺德1982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反政治》, 其中包含了许多被后来的人们追踪的议题。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 “反政治的政治”和“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既 然极权的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全面扑灭来自生活的任何 自发性和自主性,是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那 么,从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起点、领域开始,都可能造成对于极权 制度的抵制和反抗。这就造成了与传统的反抗议题之间重大区别。

“反 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权力,不制定一种纲领反对另外一种纲领, 不试图以政治手段(更替领导人乃至改朝换代)解决问题。相反,“反

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哈维尔反复指出 的一个领域是“良心”的领域,在靠谎言维持的制度中,每一个人所 拥有的说真话的良心,拥有一个不仅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维度,即 有可能成为一个反抗的起点。诸如此类的起点和发端就和生活本身一 样丰富多彩,所谓“公民的首创精神”,即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 始,这就是所谓“无权者的权力”。实际上,后极权批判在东欧知识 分子那里,远远不是政治学者的工作,而是包括广大的作家、电影导 演、诗人在内的丰富复杂的表述,不同的艺术家拥有自己不同的与极 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话的方式和侧重之点。比如捷克小说家的米 兰·昆德拉、伊万·克里玛、博·赫拉巴尔、约瑟夫·斯可沃伦斯基 (68 年之后流亡加拿大,代表作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诗人赫 鲁伯等、文学评论家瓦苏里克;波兰有电影导演瓦依达、基斯洛夫斯 基、诗人巴兰察克、赫伯特、辛姆波斯卡,以及那位流亡多年仍然心 系波兰、最终死在故乡的切·米沃什。

这一套后极权批判的表述,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把反抗与价值 及生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先来一套“推翻”,然后再进行“建 设”,而是将两个过程并作同一个过程,更加具有后座力。反抗之后 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价值理念如何建设?实际上包含在反抗的理 念、方法当中,而不是事后再来设计和弥补。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 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

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而将政治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 返回生活领域,有可能提供一个更为妥当的政治基础。这是因为说到 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 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 的要求和机制。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 展他们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 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 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 条件和要求。这套并非来自书本、学院式的表述,其现实意义非常明 显、直接:它针对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生活的窒息,包括人心 中的虚无、道德力量的萎缩,想要从恢复生活、恢复个人的道德感、 尊严感开始(起点当然不是终点),展开一场全面(total)抵制极权 主义的斗争。

如果说,捷克的哈维尔更多地运用道德的维度,提倡个人生活 在真实中和将道德的尺度放回到政治活动中去,那么波兰民主运动的 核心人物亚当·米奇尼克(最早的独立组织KOR的创始人、团结工会 的顾问)则把重心放到了社会的自我建设方面,“独立的社会运动” 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致力奔赴的。1988 年被问及当时的波兰拥 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教会、农业方面是私有制并且还有大量的文化自 由(地下出版、飞行大学等),为什么还要把波兰称之为“极权主义” 的?米奇尼克回答道: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

力,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强调极权主义的 一个基本规则:“党的领导作用”。米奇尼克认为当时的波兰可以称 之为“暗哑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 义”,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极权主义制度”,“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而且“极权 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这就十分接近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在道统 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的看法。

 完全可以说,对于苏式极权主义来说,尤其是这种制度的后期, “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它最为担心、最为防范的。在这之前,全能的 权力已经不得不放松对于经济活动和私人领域的严密控制,否则它自 己也无法延续,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把国家拖入灭顶之灾,对私人生 活的压抑既阻碍经济,同时制造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无端和无穷的对 立,影响了统治的基础。而任何统治都需要有统治的“基础”,否则 “统治”只是一句空话。尽管是十分不情愿也是十分不彻底地——经 济活动和私人生活的自主性仍然随时随地面临干预的危险,在许多时 刻面临许多困境和尴尬,但是这两个领域人们活动方式的性质,基本 上限制在个人之内,是个人行为而非团体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仍然 保持着“分而治之”的格局。阿伦特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有效:极权恐 怖的诉诸对象是隔绝的、原子化的个人。对一个发动群众造反起家、 并且声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权来说,看得见的人民群众的社会 力量和要求,是它必然十分顾忌的。这不仅使它落入自相矛盾之中,

而且它从自身的经验中,深知这种力量的危险。

必须考虑到“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距离。“社会的自我组 织”并不等于要求组织社会,更不等于夺取权力。即使用“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也不难得出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无处不在的看法。雇 主和被雇佣者之间、征用土地者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之间、房 屋拆迁者和住户之间、房屋管理者和住家之间、买家和卖家之间、法 院和打官司的人之间、退休人员和前雇主之间、开发商和环境受害者 之间、医院和病人之间、校方和学生之间等等,没有办法列出人们互 相之间可能发生矛盾的那些领域,不同的被雇佣者和同一个雇主之间 的矛盾也不尽相同。除非社会不开放,不开放也有不开放的矛盾。所 有这些矛盾,不可能全部由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很可能,与政府的矛 盾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那么,谁来保护劳动者自己?谁替那些 较少掌握资源的人们说话?替那些不能及时得到劳动报酬的人们说 话?凡事要等到中央领导来操心,必定是矛盾积累很深或者已经闹出 人命来。于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即人民的自我保护必然会被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1976 年波兰的库隆、里普斯基和米奇尼克做成的KOR 即“保卫工人委员会”,便是这样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联盟,他们 的主要工作和兴趣完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在经济、法律、医疗等方 面,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给予帮助。但是, 对于全能的权力来说,任何一个民间自发的组织,人和人之间的互相

联合和团结,都被潜在或公开地视为对于政府的一种挑战,是富有敌 意的,是要通过各种严格的审查,确保没有危险比如一个足球协会, 才能够成立。同样是一个贫困家庭急需的200块钱,由政府部分来发 放,可以;但是由一个工人自发的工会来发放,却不行。波兰KOR 的成员不断遇到骚扰、跟踪和逮捕。但是,矛盾的存在,必定打开了 通向解决矛盾道路的空间和前景。 ( 燕南,http://www.yannan.cn )

如果说,社会的自我组织的确给当局带来了某种压力,那么, 这样的压力正好有助于产生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全权的权力可以专断 任意地从一切方面给社会施加压力,制定仅仅对它有利的规则,它认 为必要的话,可以运用暴力手段,因而它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而社 会却没有一点还手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独立的社会组织,旨在反对 任何单方面施加压力,不管这压力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任何享有权 力或者资源的部门和人们。简单地说,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对手, 是谈判桌上的另一端,是可以看得见对方的眼睛和鼻子,于是就有了 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和斤斤计较的空间,有了在谈判中建立双方认可 的游戏规则的可能性,有了在对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遵守游戏规则的 局面。所谓“公民社会”并非理想社会,也并非知识分子头脑中构想 出来的美妙图景,米奇尼克说他们独立的社会运动给欧洲民主文化带 来的新鲜之点在于,他们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 完美”是指矛盾依旧存在,不同利益、兴趣人们之间对抗、冲突不可 避免,与极权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运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问题,

而是在讨论协商基础上,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裁决。在游戏规则面前, 在民主的机构和程序面前,持不同意见争论的各方都平等的,“每个 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按照这个逻 辑,即使在民主转型完成之后,对于前极权社会中的掌权者,也要给 予平等的地位。米奇尼克的表达是“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套与所谓后极权社会相适应的表述,已经从根本上清除了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有关“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 “正义”和“不义”等二元对立的摩尼教式的表达,对极权主义制度 和思维做了剔骨还肉式的彻底处理。

 2004年9月17日


崔卫平 2013-08-22 15: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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