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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后现代哲学，无论哪一种形式或学派，都贯穿了共同的反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倾向，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意味着当今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刻危机，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现时代文明的空前冲突，从直接的意义来看，它也是西方古往今来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不断流变过程中学理论辩疑难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在后现代哲学家反本体论倾向中，似乎显现了经验理性、相对主义的膨胀、辩证理性式微，最终在本体论问题上，还是不自觉地倒向唯心主义。
　　　　　　一、本体论的流变及其在当代的历史命运
　　“本体论”和英语中的“ontology”相对应、亦称“存在论”，在远古时期属于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大概自从人类学会营建家园、开始定居生活之时，人类也就萌发了对世间万物本原或本体的沉思，正像田间耕作的实践产生了丈量土地的几何学、把握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歌一样，人类安身立命也需要寻觅万物万事动变之中的本体确定性。几千年来，人类关于本体问题的沉思与索解确实是一往情深，绞尽脑汁。
　　历史上的人类之所以在各个文明阶段都重视对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乃是由于本体论始终都是人类哲学体系的立论基石，是最能体现哲学高度抽象概括性和远大普遍性、最富于哲学意味的理论思维形态。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基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充当了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及科学等何以持存的理论论证的逻辑构架，并提供辨析真假、善恶、美丑的理性尺度。
　　在西方，关于本体问题的概念式运思源于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的始基说。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志者亚里士多德把本体论归结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西方哲学本体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论辩形式多种多样、立论基点各不相同，大体上经历了古代唯物素朴本体论与古代唯心玄想理念本体论、中世纪经院哲学本体论、近代唯物直观本体论和唯心思辩本体论及现代人文生存本体论和现代科学物质本体论这些相继流变的形态。总体上来看，古往今来不同形式的哲学本体论，就其根本性质来说，不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就是唯心主义的本体论。
　　本体论在古希腊很受推崇，但到了近代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无论西方近代直观本体论，还是唯心思辩本体论都难逃无情解体之命运。一方面，由费尔巴哈经尼采再经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过程中，开始了人与世界彼此不分，浑然一体的本体论重构工作，其中有些人企图拯救西方人类的价值沦丧，竭力推崇东方中国古典的“天人合一”命题及其义理，便是一种在现代重构人文生存本体论的感悟。另一方面，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世界科学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思辩玄想的模式，则致力立足于人类社会实践经验尤其是科学实验的顽强事实，创建并维系着现代科学形态的物质本体论，总体上阐明了人与世界、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之辩证的物质统一性，强调人、自然、社会的统一只能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然而，在人类世界历史的文化合流空前宽广、日渐高深的态势下，生活对于意识的挑战亦愈演愈烈。无论是西方现代人文生存本体论，还是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与现代世界科学界所维系的物质本体论，都由于时代人文境况的重大变迁而显出了各自本体论理论的缺憾，而不能切实地给西方当今人类与世界的依存状况以适宜的解释和导致有效变革的实践理性之启动。恰当西方世界人文生存与精神生活面临困扰，而哲学本体论反应贫乏困惑、进展迟缓、陷入危机之际，才发生了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异军突起。这一哲学思潮集中对西方传统本体论运思定式及其在现代的残余形态发起了轮番发难和抨击，大有将本体论扫个荡然无存的势头。后现代哲学中持反本体论取向的哲学派别主要有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和新实用主义等等。
　　　　　　二、后现代哲学的反本体论倾向及其激进形式
　　后现代哲学中所贯穿的反本体论倾向，多带有朴朔迷离、难以捉摸的特点，不同的哲学派别反本体论倾向是以不同的论辩形式表现出来的。这里主要对几种激进形式加以述评。
　　（一）德里达在“解构”中削平本体论。与海德格尔对于传统本体论的“解析”、批判地克服相比较，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于传统哲学本体论表现了更为激进的态度。他极力主张以解构的“战略”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固有的二元对立，否定决定论思维模式，削平传统本体论。正是为了给实现这一宗旨提供依据，德里达才继承并含蓄地发挥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用“在场——不在场”的差异或“二重性”取代“在场——不在场”的二元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同时他又批判地吸取和发展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约定俗成原则和差异原则，即能指与所指的联结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而不是必然的和固定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总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比较中才得以显示。在德里达看来，由于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符号在差异系统中的位置所构成，而这种位置又不稳定，常出现基于差异的游移变动，因而意义也总是处于不断的漂移、滑动之中，所以并没有什么优先地位。由此德里达为削平传统本体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石——语言（本文）的差异游戏踪迹说，断言语言（本文）的本性是“延异”的，即在空间方面，语言（本文）是一个差异系统；在时间上，差异系统中的在场总是系于不在场，本文、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现时在场的，而总是被推迟、延宕，总是滞后的和待定的。延异就是在语言本文时空中的扩散、传播。正如德里达所言，延异“是一种不能根据在场——不在场的对立来看的结构和运动。延异（Différance）是差异的系统游戏， 是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那种使诸因素相互联系的间隙的系统游戏。”（注：德里达：《位置》，27页，芝加哥英文版，1981。）
　　由此可见，德里达倡导“解构主义”，诉诸语言的“延异本性”，其实质就在于，德里达否认人类的思想可以凭藉语言获得在场世界的本原实在性与确定性。他的哲学解构之肯定性的落脚点是，断定由语言世界所透露的差异系统的游戏特征，延异的踪迹化表明了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带有无限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巨系统，它是没有最终的本原和可靠的确定性的，是非决定论的。
　　（二）伽达默尔在“解释”中模糊本体论。本世纪6、70 年代以来，传统解释学实现了向后现代新解释学的嬗变，伽达默尔首当其冲。他所代表的后现代新解释学既不是认识论的释义规则体系，又不是传统本体论的溯源立论范式，而是步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之后尘的新解释学的语言本体论。从伽达默尔关于理解和解释者、解释要素、解释条件、解释文本、解释方式的论述来看，他的哲学解释学对世界万事万物不作物质和精神划分，更不涉及物质与精神、心与物何为本原及其关系如何的问题。由于他所谈论的解释学的一切要素，都淹没于人的语言之中，所以，他所言说的一切存在物，都是物质与精神融合一体的存在物，他眼里的世界同样也是一个物质与精神融合一体的世界，似乎他的哲学的使命，就是揭示进入人类语言中的无数样式的物质精神融合物如何通过人类的理解和解释创造性地展示其历史性的存在和意义的。因此，这是一个在理论表述形式上企图超越唯物与唯心的哲学变革的尝试，而在实质上，是温和地回避了终极地回答世界的本原及统一性的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他的语言解释学生存本体论、只是一种人类生存的直接本体论，而不是人类与世界的归根结底意义上的本体论。
　　海德格尔曾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题，与此相呼应，伽达默尔引发了“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的哲学论题。这就是说，真正的存在无不具有语言的性质，无不进入语言的王国。正是语言问题的哲学本体论定位方导致了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上的重大突破：他揭示了人的语言与传统、历史的统一，强调文化传统和历史都在语言中存身，成为解释活动的本体要素，他以非凡的胆识给解释者所处的历史情境和既有偏见以重要的历史地位，指出它们对于人的创造性和人的历史开放性的独特价值；他看到了理解和解释的历史实践作用，指出了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对于过去文本的恢复或重构的主观性活动，而是导致过去和当前不断交互调解、彼此转换的活动；他合理地引出了“视域融合说”，指出当前视域与历史视域，或新的视域与旧的视域，总是连续不断地汇合于活的价值之中，人为地将二者加以割断是不可能的；他更加强调，理解与解释并非一种复制的过程，由于日新月异的理解和解释必然导致日新月异的创造；他突破了传统解释学文本界定的狭隘性，使新解释学的文本涵盖人类世界的一切领域和方面。
　　因而，伽达默尔所推崇的“语言所导致的解释学本体论”转换，虽然是一种富于积极创新意义的理论突破，但不能否认其哲学解释学同时也意味着哲学本体论将蜕化变质为一种模糊或混沌的本体论。他和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一样，都是借古老的本体论之题加以发挥，但却不及哲学本体论应有的维度和本真性。因为，我们知道，伽达默尔的“理解和解释”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普遍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换句话说，没有了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真理性及其检验的普适的确证尺度，而且，理解和解释与社会实际创造的实践是原则同位的，彼此之间不是指导与被指导、确证与被确证的关系，而是一种耦合构成的协同一体化关系。因此，伽达默尔的“理解”和解释是带有明显的随机性和随意性的，人的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及其结局状况，全由彼此既定缘份，遭遇调解、抛射落点而定。尤其是伽达默尔确也流露过理解和解释乃个人心灵的展示之类的论调。这就不难明白，在伽达默尔那里，不同的理解者会得出不同的存在本体论。表面上看，伽达默尔十分注重本体论的作用，但由于他过分强调本体论的主观性、语言性，因而事实上动摇了哲学上本体论作为认识基础的地位，模糊了本体论与非本体论之间的关系。
　　（三）奎因在“许诺”中悬置本体论。奎因作为逻辑实用主义者，是采取语言逻辑的分析方法同实用主义原则相结合的方式，切入本体论问题的。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曾在西方哲学界引起过长期而反复的论争，其影响甚大。尤其是他的“本体论许诺”之说，表现了对于哲学本体论问题的一种复杂的态度，值得我们加以分析研究。
　　奎因认为，本体论问题虽然内容是简单的，但要被区分为两个领域里的问题：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问题，即实际存在领域有无本体的问题。另一个是理论上言说何物存在问题，即理论领域言说本体问题。这就是所谓“本体论的事实”问题与“本体论的许诺”的问题。
　　在奎因看来，科学家的理论学说，无不具有理论形态的本体论言说，都必会对于某种事物的肯定性言说或否定性言说，这就是某种本体论的前提，正如他所说“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注：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本体论的许诺”，大致意味着“一个理论的本体论许诺问题，就是按照那个理论有何物存在的问题。”概而言之，“本体论许诺”说之内涵及其立论基点在于：1、 理论言说中逻辑地肯定某种事物（包括世界的本体、本原）的存在，但事实上尚未给定、确证，即某物（包括世界的本体、本原）存在与否的问题在事实上是悬置尚未有确证性答案的。2、实际上要采取什么本体论为正当符实的问题仍未解决和定论。 为此而应当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宽容和实验精神。所谓“宽容原则”，即卡尔纳普哲学所主张的“在逻辑上，无道德可言。每人都有随意建立他自己的逻辑即他自己的语言形式的自由。”（注：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句法》，51～52页，伦敦英文版，1937。）所谓“实验精神”，就是实用主义精神，即选择哪一种概念系统或语言构架，视其能否更好地更有效地作为“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而定。3、 在《论何物存在》和《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与“本体论许诺”说一致，奎因本人选择的现象主义本体论倾向。4、奎因的实用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语言及其概念构架不是世界实在性的反映，它作为工具虽能使人和世界发生应付性的联系，但却又作为屏障将人与世界的实在性隔离，即人之使用语言和概念，如同有色眼镜，永远不能看到客观实在本身。由此可见，奎因的“本体论许诺”说等于永远悬置了“本体论事实”的确证性问题，永远排除了一切本体论的客观真理性检验的任何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体论许诺”说本质上就是实用主义的实在本体不可知论，选择认可一种本体论不过是为了科学理论家自己理论的语言逻辑上运思方便、有益于操作以致建构实用的概念体系或结构而已，但外界世界的实在本体问题，甚至经验之内的事实问题，都是悬置的。说到底，在奎因看来，人类的科学界与理论界可自由地建构本体论，选择认可某种本体论，但却永远无能自由认识和确证实物、本体的客观实在性。因而历史上一切传统哲学本体论都是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性的，更没有任何一种本体论理论是真正地映现外间世界的实在本体性状的。
　　另外，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也是后现代哲学中反本体论的激进形式，由于文章篇幅所限，这里不作分析。
　　　　　　三、后现代哲学反本体论倾向评价
　　我们不能不看到，西方学人与东方学人相比，确实显出勇于学说突破、善于学思抛射的一种精神上的遒劲。西方后现代哲学家正是这样展现其在当代世界哲学中的造反精神倾向的。作为世纪之交的东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人，随着意味“东方睡狮猛醒”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与推进，我们的人文精神自然是空前觉醒，胆识也日益壮大，面对西方后现代哲学反本体论的激进倾向，我们虽不能盲目拒斥，但也不能盲目迎合之。
　　既然肯定后现代哲学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那么就难以否认其反本体论倾向的一定合理性所在。德里达、罗蒂等后现代哲学代表确实看到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在遭到马克思等人的毁灭性批判之后，虽然丧失了其理论上的统治地位，但其残余形态的存在乃至其新的变体的出现，仍然发挥着不良的人文精神导向作用，即传统哲学本体论僵化、思辩空洞的思维定式继续在束缚西方人类的心理思维和精神。尤其是他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给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上造成的利弊二重性的深刻反思，似乎表明他们已把这种二重性效应当作传统本体论固有精神意义的体证。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技术在超脱对人文生存境况的深远关注的情况下片面地获得空前发展，是与传统本体论过分强调世界本体追寻，凡事必以实在决定力量为依据的片面导向作用分不开的。当今西方世界所呈现的一方面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一方面人文生存状态每况愈下、社会价值沦丧，预示了传统本体论对于人类价值终极关注和承诺的彻底落空，预示了传统本体论最后危机或破产的到来。他们由此而对传统本体论的消极方面大加批驳，尽管形式激进，但确实有助于当今人类心理思维解放，放弃对传统陈腐的终极决定论的信仰，反对思想精神僵化，倡导多维度的自然观、历史观和人生观，鼓励多样性选择的生存模式（当然这种精神解放作用又为其不自觉的一定程度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所局限）。就其积极性而论，这确实表现了后现代哲学已具有了相当自觉的系统开放性思维品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当今边缘科学最新科学原则的有效坚持和应用，因而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西方世界重新振作的。同时，这对我们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的理论工作中破除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风也颇有启迪意义。但是，问题在于后现代哲学原则上明言是反对一切本体论的，因而尽管他们没人公开着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自然观和历史观——物质本体论，而是大加赞赏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本体论毁灭性批判的重大思想贡献。但是，他们毕竟已不自觉地在理论实质上构成了对科学物质本体论的拒斥和反动。而且，这些激进的后现代哲学派别共同具有的致命错误就是，或抛弃或否定或不理解彻底的辩证法，所以，最终都不自觉地以形式离奇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为归宿，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后现代哲学家只看到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及人文科学发展的误导作用，在预测、避免科学技术带给自然、社会的负效应方面表现出了无能与失职，而没有看到当今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负面社会效应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经济状况自来就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政治是影响社会科技及哲学人文精神状况最直接的重要力量。后现代哲学有心拯救当今人类的不幸、却没有胆识理论地实践地组织社会革命力量批判这种不幸的总根源——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顽固体系。
　　其次，后现代哲学家竭力反叛传统哲学本体论，虽然揭露批判了其虚枉空洞、主观臆造玄想和思维封闭僵化等严重弊病这一阴暗面，但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传统哲学本体论，毕竟有失偏颇。几千年来，哲学本体论是随着人类社会实在的变化发展而展现其流变过程的。正像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既有其辉煌时段又难免受有陷入暂时危机的时期，呈波浪式前进一样，哲学本体论也有其漫漫发展历程中的几多辉煌灿烂和几多危机困惑，而且这两个演进过程在客观上表现了大体的一致性。如果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曾因有过无数次的冲突和危机而灭绝的话，那么有什么充足理由因哲学本体论落后于现时代文明的发展而在当今陷入暂时的危机和困惑，就高声呐喊让人类永远抛弃哲学本体论呢？恐怕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文明的冲突与危机的解决，都离不开哲学本体论的创意先导作用。因此，当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哲学本体论的行将灭亡，而是意味着哲学本体论必须基于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之上综合创新，才能得以高居于当代文明之巅，为新世纪的人类精神世界再显其导航明星的辉光。总之，古往今来，既没有十全十美的哲学本体论，也没有任何一无是处的哲学本体论，每一种形态的哲学本体论，都有其不同程度的真理性所在，对待历史上一切哲学本体论的正确态度唯有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
　　再次，后现代哲学家多在各自的学说中采纳了新解释学的立场，对人类世界不作严明的矛盾分析，不分物质与精神，不讲社会实在与社会意识，特别是不讲它们何者为源，何者为流；不讲矛盾的主次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把一切自然、社会、人生、历史和传统等存在界都消融于语言之中；理解与解释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杠杆，过去视界与当下视界融合创新一致成了唯一的存在和意义，矛盾差异的斗争性被取消了。后现代哲学这种高扬理解、融合和创新的原则，淡化寻根、溯源和本真的精神固然与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呼应，但是，即使在这种背景下，矛盾在不平衡的斗争中求得统一和发展，仍然是客观真理的必要原则，把和平、融合、统一的原则不适当地提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可谓是后现代哲学某些派别的极为显着的弱点。
　　最后，后现代哲学在反本体论中诉诸语言差异游戏踪迹说或语言游戏学、语言工具说、思想观念工具说等等，从根本上否认人的认识观念具有任何客观实在性，并借口“自我中心困境”、“语言屏障说”否认人的认识之真理性检验的客观可能性，最终在人的精神认识与外界客观本体及其实在性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其要害就在于：他们是以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为认知的唯一合法尺度，对思想观念和外部对象进行外在形式上的对比，最终以没有可比性为根据，得出外部实在不可知，世界本体问题只可悬置的消极哲学结论，甚至认为人类根本不要有关外部世界的实在说、本体论，也照样能够很好地应付或协同于世界的变化。这表明，后现代哲学家们已完全抛弃了在认识论中只能以辩证思维方式解决主客观统一这一高难问题的有效原则，而可悲地后退到了肤浅的感性经验主义的直观方法。因而难怪他们在客观真理问题上，世界万事万物之本体问题上往往表现为只是笨拙地直线地演绎推论之低等思维方式。这正如恩格斯所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2页。）“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6页。）总之，后现代哲学离开辩证思维，尽管它们都以反本体论为哲学宗旨，但最终都不自觉地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或主观经验论的认识论，进而又不自觉地陷入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40～44B6外国哲学刘宏勋19991999后现代哲学尽管具有不同的流派，但在反本体论问题上都是共同的。后现代哲学反本体论的激进倾向，虽然对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心理思维解放具有某种引发作用，但是，由于后现代哲学皆以不确定性、反客观性为第一原理，最终还是不自觉地在本体论问题上跌入唯心主义的樊篱之内。本体论/反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唯心本体论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100871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40～44B6外国哲学刘宏勋19991999后现代哲学尽管具有不同的流派，但在反本体论问题上都是共同的。后现代哲学反本体论的激进倾向，虽然对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心理思维解放具有某种引发作用，但是，由于后现代哲学皆以不确定性、反客观性为第一原理，最终还是不自觉地在本体论问题上跌入唯心主义的樊篱之内。本体论/反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唯心本体论

网载 2013-09-10 2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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