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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重冲突、重个性、重悲剧等方面转向了西方，形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冲突。而这种中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这种冲突就是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不可能形成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直接对抗，因为那时不主张个性的张扬，不主张欲望的宣泄。那时讲“存天理，灭人欲”，讲情以制欲，理以制情，不具备个人与社会对抗的外在条件。只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醒以后，才有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在知识分子题材以外的小说中是否也存在这种中心冲突呢？比如农村题材、市民题材，这是除了知识分子题材以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有成绩的题材领域。我们看到，在农民题材、乡土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多是辛苦麻木、愚昧无知的弱者形象，他们往往是被旧的社会制度压扁的、摧毁的形象，是不知道也是无力向整个社会抗争的，他们在传统的、因袭的生活道路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繁衍着，安于现状，相信命运。偶有一些觉醒与抗争，也多属一种本能的或自发的反抗，是属于初步的觉醒。即使是到了现代文学的后期出现的翻身的新农民形象，作者也只是从阶级的对立、阶级的仇恨来塑造农民，展现他们的阶级觉悟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始终没有形成。市民题材与市民形象的塑造在现代小说史中也是较有成绩的，但市民形象的总体特点是保守、软弱、妥协、因循守旧、维护传统、狡黠圆滑。因此，除少数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构成了个人反抗社会、反抗命运的中心冲突外，多数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
　　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冲突只有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才得以整体显现，尤其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更得到了普遍表现，进入大革命及1930年代虽有所弱化，但仍然存在，到了1940年代再度构成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尽管冲突的内涵与“五四”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耐人寻味的。
　　一、表现形态：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
　　知识分子怎样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考验。我们从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中，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中，能够看清知识分子的行为表现和人格特征，在这里也就形成了知识者的诸种性格、多种形象：孤独者、软弱者、漂泊者、零余者、妥协者、罗曼谛克者……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在鲁迅的小说中体现得最为强烈，也最有价值。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率先写出了觉悟的知识者个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都属于觉醒的个人之列。惟其最先觉醒，而众人皆醉，所承受的压力最大，受到的迫害也最深，以至于成为“狂人”、“疯子”和“受伤的狼”，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鲁迅以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充分地写出了觉醒的、孤独的知识者个人与整个现实社会的对峙，最终又都以个人的失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这更折射出社会黑暗的深重，觉悟者战斗的艰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深刻的，解剖是无情的。他看透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看破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本性，他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和知识者本性的双重揭示，这使鲁迅和他的作品具有着无边的、深重的孤独感和悲怆感。
　　在个人反抗社会的中心冲突中，除了鲁迅展现了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以外，其他多数作家则多写社会对个人的制约。包括家庭对个人的制约，从而展现了知识分子与家庭的冲突。冰心与巴金的小说较集中地写出了这一点。冰心的《两个家庭》里的陈华民由一个满怀壮志的青年、留学生，因社会、家庭的困扰，而趋于消极、颓唐，最后郁郁而死。《去国》是冰心早期忧愤较深的作品，英士留美七载，学习名列前茅，心中充满希望，他满怀憧憬地回国。然而，他所看到的却是现实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和风气的污浊，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最后只能含愤去国。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主人公选择了逃避。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而又善于幻想的。在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中，也写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像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鲁迅的《幸福的家庭》、王统照的《沉思》以及叶绍钧早期的一些短篇都写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笔下的知识者往往把与社会现实对立的理想看得更重要，希望用理想化的东西来解决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可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反而成为自身的“十字架”。叶绍钧小说常见的冲突，由理想与现实的对照，转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社会、现实、环境对于知识者个体及其事业、理想构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这使许多知识分子败下阵来，成为妥协者。《城中》中知识者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不料却成为整个社会守旧势力攻击的对象，从而使知识者成为了强弩之末的孤独者、软弱者了。《倪焕之》中的蒋冰如、倪焕之的教育改革因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而归于失败。倪焕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法子，社会是那样的一种社会！任你抱定宗旨，不肯放松，社会好像一个无赖的流氓，总要出来兜拦，不让你舒舒服服走直径，一定要你去找那弯曲迂远的小路。”《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也以个人的方式对抗社会，但同样受到社会的严酷制约，最后只能一走了之。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文士，在现实社会中不断碰壁以后，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隐居。
　　在个人与社会的中心冲突中，我们看到许多作品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在社会、家庭、舆论、旧势力等等的巨大压力下，总是十分软弱的，他们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他们得了一种“软骨病”，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我们从冰心、庐隐、王统照、郁达夫的作品里不难找到这样的人物。而巴金笔下的周如水（《雾》）更具有代表性，他徒有“新人”其表，却始终为封建道德所钳制，虽醉心于张若兰的东方女性的温淑风韵，但又不能离弃父母为他聘定的旧式发妻，性格优柔寡断，始终龟缩到礼教、良心的盾牌后面，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社会悲剧是和性格悲剧联系在一起的。
　　孤独的个人与世俗社会的对抗，造成年轻的、软弱的知识者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致出现性格的扭曲与变态。郁达夫通过笔下人物的寻求爱与被爱，通过主人公的性的苦闷和寻求两性关系的满足，将人物精神的孤独推向了极致。黑暗的社会、冷漠的人群、民族的歧视、性的压抑，使脆弱的知识者难以承受，而排斥个人、压迫个人的又不是“他”或“她”等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的世俗社会，这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反抗的对象、复仇的对手，仿佛是处在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更具有悲剧性质的。“社会是改造不好的，与其幻想着将它改造，不如努力着将它破毁！”这是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主人公曼英所确定了的思想。她觉得，“与其要改造这世界，不如破坏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于是，她开始向社会报复，“利用着自己的肉体所给予的权威，向敌人发泄自己的仇恨”。这同样是一种变态的反抗。
　　1940年代，由于现实生存的状况，知识者个体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问题。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再次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并与1920年代遥遥相对。不过，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192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虽然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在内涵上又稍有不同，1920年代的“社会”往往更具有抽象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具体的制度，或某一具体的政权的核心人物，而是多指更为广阔的宇宙、世界、现实，它往往是黑暗、反动、世俗，残忍、险恶的代名词。1940年代的社会更有具体性，它往往和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等的特定现象相联系，往往是指某一具体的制度、政权、统治或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巴金的《寒夜》意在揭示知识分子小人物、小家庭在旧时代、旧社会的命运，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使善良人受苦的黑暗的、腐败的、反动的社会，他们或许能生活得很好，是残酷的社会，把小人物挤扁了，压碎了。师陀的《结婚》、李劼人的《天魔舞》也是写个人反抗那个恶魔般的社会，暴露了罪恶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胡去恶是个人反抗社会的“于连”式的人物，为了实现个人的发展，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向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但由于力量的悬殊，这种反抗终以悲剧而告终。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194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还体现为个人与都市社会的冲突，个人对都市生活现实的厌倦。王西彦的《乡下朋友》、《病人》、《寻梦者》等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些知识者眼中，都市就是罪恶，都市里的人简直就是寄生虫，而田园生活则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农民是最可尊敬的劳动者。他们在都市里生活，感受到自己分明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海，所以，明智之举就是逃离，把乡下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这实际上是知识者对冲突的一种回避，一种精神的妥协。《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上，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安慰。蒋纯祖是在动乱中成长，在孤独中生存的，他憎恶自己所处的苦闷的现实生活，于是，他逃走、他漂泊、他流浪，他在内心强烈地做着工作，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有死才是真实的。他曾想到自杀，似乎不怕死，也就什么都不惧怕了。但他终究还是个软弱者，在这个冷酷、可怕的世界面前，他还是倒下去了，从此不再起来了，社会的悲剧也同时表现为性格的悲剧。
　　二、演变历程：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
　　在西方文学中，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小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小说和浪漫小说，以至到后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不乏对反抗社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肯定的，也曾昭示过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胜利。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社会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现代作家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对个性主义立场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这使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产生“拜伦式”的英雄，而对于“于连”式的个人反抗社会的人物也多持否定的态度。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走过的是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的发展历程。
　　诚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P5)。这种对“个人”的发现，对自我的尊重，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在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按照西方现代哲学的观点，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只有每一个个体的欲望得以满足，目标得以实现，个性得以尊重，能力得以发挥，才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尺。而只有孤独的个体才是真正的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它的发轫阶段就写出了这种孤独的个体，这些个体常常被整个社会视为“极端”，视为“疯子”，视为脱离实际者。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甚至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就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发现了个体的孤独，郁达夫发现了个体的被压抑，郭沫若发现了个体的漂泊，叶绍钧则发现了个体的卑琐和不幸。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都写到了主人公和外部世界的冲突。
　　但是，即使在这时，作家对个性的张扬也是有所保留的，在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纵欲与禁欲、利己与利他等等的二律背反中，往往肯定后者，以后者为本位，批评前者，指出前者的局限性。鲁迅曾一再讲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郁达夫则着重表现知识者的孱弱和精神畸变。他的创作原本最具有“自我主义”、“个性主义”色彩，但如果我们把他的小说连贯起来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人物形象变化的趋向：在“个人”与“社会”这一对矛盾中，他是由“向个人”转向了“向社会”的。这也就是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虽然发现了“个人”，但还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个人本位论”。在中国，崇尚个性的价值观念，始终没有形成。“五四”以后发现了个人，但很快又被否定个人所代替。
　　随着思想革命的潮落和政治革命的潮起，随着启蒙的消隐和救亡的高涨，知识分子很快由个人本位转向了社会本位，政治革命成为第一要务，解放社会成为直接体现，而思想的革命，文化的冲突则退居其次。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亭子间，置身于十字街头，成为革命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最强音，“革命”成为知识分子作品的关键词。这时期的作品多写知识分子如何寻找正确的人生道路，或者干脆写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克服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的。茅盾的《虹》、洪灵菲的《转变》、华汉的《转换》、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无不昭示着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程，知识分子只有选择革命才不至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抗战以及其后的1940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又重返了个人反抗社会的问题上去，在此基础上，也注意展现个人与人民的关系。由于战争使“人”与“社会”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了一块儿，个体与群体、知识者与民众的关联突出起来。如何克服个体而适应集体、如何融入人民大众之中，成为摆在知识者面前的严峻课题。这种融入常常是以牺牲个人、牺牲个人的情感和意志作为代价的。个体越发渺小、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在医院中》里的陆萍要实现与世俗民众的融合，就必须削平个性棱角；《丽萍的烦恼》中的丽萍要与工农兵结合，就必须放弃个性情感；《一个人的烦恼》、《困兽记》、《故乡》、《财主底儿女们》等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也都暗含着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与民众怎样结合的问题。
　　总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在整体上经历了一个演变历程：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从对个性主义的肯定，到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否定，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而催生的，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以及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心态上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与西方文学有所不同。从总体上看，中国是社会本位论。而西方是个人本位论，从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开始就极力赞美个人英雄主义，中世纪有英雄史诗，到了文艺复兴，伴随着人的发现、人文主义思潮而诞生了人的文学时代。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高贵、人的理性的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视。到了浪漫主义文学则将人的自由看成其精髓，注重发挥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的“内宇宙”的潜力与作用，个性自由获得极度扩张。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全方位地展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同时，把人的自我解放发展为平民的解放，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左拉、莫泊桑、福楼拜、托尔斯泰、易卜生、司汤达、契诃夫等着名作家的笔下都得到了深度描写。到了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则全面展示了人与客观世界的极不协调，揭示了人在现实处境下的荒谬感和虚无感。他们的作品从人与社会游离的角度全面地反抗社会，向传统的价值观念挑战，个人反抗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来得广泛而强烈。
　　而在中国，由于儒家学说的社会本位论，使个人总是受到社会和理性道德的制约。“克己复礼”、“天道为贵”、“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国的传统，个体的人是为君、为道、为孝而存在、而效力的，而不是为了自我。因此，在中国难以产生拜伦式的英雄，尼采式的超人，于连式的个人奋斗。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如果说，西方文学多写个人改造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乃至疏离，那么，中国文学则多写社会如何制约个人，个人如何适应社会。作家所描写的知识者有一种近乎天生的渺小感、无力感、软弱感。在“五四”时期，知识者和工农无产者之间的差别在人们的眼中还不算很大，那时的“劳工神圣”，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涵盖工、农、商、教诸界。但是，从中国的政治革命高涨以来，知识分子就被边缘化了，即使你参加了革命，也不一定获得“革命者”的身份，激进的人们甚至喊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知识者从道德人格、阶级意识和情感方式等诸多层面认同工农民众，知识者与工农大众的对比描写也多了，现代作家对知识分子个体的描写走完了它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的历程。
　　三、冲突的结果：个人的失败和悲剧的性质
　　在西方文学所表现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中，是不乏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胜利的，从薄伽丘到伏尔泰再到乔治·桑，都是如此。而在中国，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总是以个人的失败而告终。
　　如前所述，人与社会的冲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对待这冲突，如何解决这冲突，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冰心想用“爱的哲学”来解决人世间的矛盾与纷争，使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牵连而不是互相遗弃”。早期的叶绍钧和王统照都曾将美与爱作为解决世间烦恼的药方，并看作是人生的最大意义，也是灰色人生转化为光明人生的必要条件。许地山以“听其自然”来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废名则以归隐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郁达夫的隐逸思想也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渐渐抬头。王西彦的小说在写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冲突中，主人公采取的是逃离和逃避的办法，从都市逃往乡村，希图寻找世外桃源。路翎笔下的知识者则选择了漂泊、流浪来解决其中心冲突。
　　只有鲁迅，面对无边的社会黑暗，敢于作绝望的抗争，鲁迅敢于正视世界的不完满，敢于正视在人与社会的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尴尬和无奈，敢于以先觉者的姿态，向整个社会作韧性的战斗，掮住黑暗的闸门。鲁迅并不希望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将如何解决，他无所希冀，但仍奋力前行，这是鲁迅的可贵之处和独特之处。鲁迅从不回避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对立，他在作品中最充分、最深刻地写出了社会对个人的制约和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在他的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觉醒的、孤独的知识者个人与整个社会现实的对峙，构成了小说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书写模式，最终多是以个人的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既是由于外在的挤压，也是由于内在的软弱，这使知识者退回内心，或精神妥协，咀嚼着失败的悲哀，也体现了鲁迅文学批判之特色。
　　寻求爱与美的理想也好，顺乎自然也好，逃避与归隐也好，都不是解决人世间冲突的办法，只能得到一时的安慰，获得暂时的安宁。与西方的一些作品不同，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知识者在对待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时表现出先天的脆弱性，他们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在战胜与超越自我的历程中，尽管经历了一番努力与抗争，也有过大胆与无畏，但最终无不以失败、妥协、颓唐乃至自我毁灭而结束。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大体经历了两种心路历程：一种是觉醒——抗争——妥协与复旧；另一种是追求——动摇——幻灭。前者以鲁迅、路翎的小说为代表，后者以茅盾、叶绍钧、柔石的小说为代表。而无论哪一种心路历程，最终都是失败，在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既是疯人，又是一个先觉者，然最后“赴某地候补矣”。孔乙己在世人的取笑中死去。《药》中的夏瑜被杀头。《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早年曾经觉醒，后来却消沉了。《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办法以至于打起来”，但后来却“敷敷衍衍，模模糊糊”，“麻木得多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更是一个败下阵来的人，“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旷野中嗥叫”，他用物质的丰裕掩饰精神的痛苦，用自我安慰来掩饰内心的孤寂，实际上，他的心在流血，是一个堕落者、失败者，最后孤独地死去。《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曾勇敢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最后也凄凉地死去，留给男主人公涓生的也只有无限的悔恨和悲哀。
　　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知识者多以自杀、死去、离开为结局。郭沫若笔下的知识分子主人公更是颠沛流离、穷困潦倒。茅盾的《蚀》、叶绍钧的《倪焕之》、柔石的《二月》、陈白尘的《归来》、沙汀的《困兽记》、艾芜的《故乡》等均写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幻灭、苦闷与无奈，最后都归于失败。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走的是典型的吕纬甫、魏连殳式的妥协与复旧的道路。蒋纯祖在反抗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但最后还是一个失败者。王西彦笔下的那些“乡村知识者”，如马立刚（《神的失落》）、成康农（《寻梦者》）等，都是现代都会生活的失败者，于是逃离都市，来到乡村，他们极力诅咒都市文明，赞赏乡村文化，把都市看成是“一个铁笼子”，“乡下才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然而，一旦离开都市来到乡野，他们还是失望，于是不得不重新回到那繁华的大都市去，《病人》中的欧洲史专家郝立明就是这样。
　　在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造成知识者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约略来说，主要有历史文化的原因、现实社会的原因和知识者本身的原因。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的统治与压迫，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敢于与现实社会制度相对立，更不可能与皇权相抗衡。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中和、中庸也影响着、制约着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而儒家思想使古代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纳入到“以道自任”的轨道，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这几乎造成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近乎先天的缺点：“无力感”，尽管他们也曾以“道”对抗专制统治的“势”。余英时先生分析得好：“中国知识分子在性格上所表现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由传统的政治权威造成的，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专制政治。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持‘道’与‘势’相抗，但是中国的‘道’是无形式、无组织的，不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可以通过有组织的教会和政治权威公然抗衡。除了极少数以外，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经不起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多数知识分子不但逐渐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同时还滋长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2](P129)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形成一种“合力”，极大地钳制着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和反抗的力量。从现实社会来看，由于现实的污浊，社会的黑暗，政治的反动，环境的险恶，大众的愚昧，使知识分子“四面楚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者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及其失败带有悲剧性质，是社会的悲剧，它折射出黑暗社会的强大压力。是金钱的社会将教员胡去恶（师陀的《结婚》）变得无情无义，抛弃了善良的未婚妻，终于扑向了万丈深渊。是险恶的现实使汪文宣（巴金的《寒夜》），竟至于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地步，这是怎样的令人悲哀的惨剧啊！
　　从知识分子自身来说，“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初类型是传统型的：他们通常是自由职业者，不依附于任何体制，不管是商业体制、知识体制、还是国家体制。他们在身份上是自由漂浮的，具有波希米亚人的气质”[3](P50)。知识分子的出身、职业和历史传统都决定了这一阶层是软弱无力的。在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常常显现出渺小和悲剧感来，他们中有的经过一番战斗，但终于败下阵来，有的未经战斗就先认输，很快就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可逃避的宿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诚然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命运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无力之力’所造成的。这是绝大的历史讽刺。”[2](P147)中国现代作家在表现社会对知识者的压抑、制约乃至迫害的同时，没有忘记对知识者自身问题的审视和批判，对他们的“无力之力”予以无情的鞭挞，这体现了作家深刻的自省意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洞察无疑是深邃的，其自我的生命体验、人生体验是深刻的。他在作品中从来不回避自我和自我反省，他总是将自我反思放置于作品中，他所操持的是讽刺、批判的双刃剑，既指向“他者”，也指向“自身”，这种讽刺、批判才是最深刻的，也是最刻骨铭心的。根据胡风先生的回忆，鲁迅当年在谈到《孤独者》时，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的。”[4](P66)其实，何止《孤独者》，其他小说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一件小事》中的“我”，《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涓生等，细心的读者都会在人物形象的背后，分明感受到鲁迅的自省意识。何止小说，在散文诗《野草》，在杂文《关于知识阶级》等篇什中，鲁迅都毫不留情地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解剖，或直接或隐含，都不回避自我。所以，鲁迅的文本才是最有力量的。除鲁迅外，郁达夫那种大胆的“自我暴露”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直接写“我”，或者干脆称为“郁先生”，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紧抱在了一块儿。“革命作家”中的蒋光慈、洪灵菲的自省意识自不待言。左翼作家中的茅盾、丁玲、柔石、胡也频等的自我反省意识也较强烈，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精神诉求。到了1940年代，更多的作家在战争年代，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省察知识分子自我的价值、作用与无用，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了自我的渺小、自我的漂泊和精神流浪，通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反映他们的灵魂状态。艾芜、王西彦、严文井的小说，为知识者自我造起了一面面镜子，作品在当时极具现实教育意义，“因为这是一面镜子——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镜子”[5](P1009)。严文井在1980年为《一个人的烦恼》所写的再版序言中还深情地说：“我要为一群软弱的，虚浮的，还没有定向的小知识分子立传，描绘他们那些形形色色的，实际是大同小异的肖像，窥见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可能面临的不同命运。”“这一切都跳不出知识分子的圈子。”“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向过去诀别的‘个人宣言书’。”[6](P2-3)当时的许多作家都有一种身份焦虑和角色焦虑，思考着、探索着怎样使知识分子自我融入时代，融入民众，从而完成角色、身份的转换，甚至还有一种原罪意识、自卑情结、自我贬抑的描写与表现。我们从丁玲的《入伍》，沙汀的《闯关》，艾芜的《江上行》，王西彦的《寻梦者》，许杰的《一个人的铸炼》，思基的《我的师傅》，韦君宜的《三个朋友》等等作品中都可以窥见一斑。《寒夜》中的汪文宣有着善良和美好品质的一面，但却被社会现实挤压得谨小慎微，其命运、不幸极其令人同情，但巴金也没有忘记对他过分懦弱一面的批判与鞭挞。他胆小怕事，软弱无力，心理极其卑微，这也是一种人格的扭曲、人性的扭曲。鲁迅曾深刻地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7](P225)尤其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实行的”、“行动的”在其首位，而思想的、个性的则在其次。在这样的外部世界、外部环境下，知识分子依靠个人主义的单枪匹马的努力、挣扎，对抗世俗社会，也就不可能是强有力的。从知识分子的主观来说，他们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中所显现的渺小感、无力感，也在促使知识者寻找新路、寻找新的力量。鲁迅曾经在知识分子以外寻求反封建思想的新力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新的力量的过程中，大体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是走向革命，最早的作品要算是张闻天的《旅途》，接着是茅盾的《虹》，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丁玲的《韦护》等。《韦护》中的韦护，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离开了整日和他厮守在一块儿的丽嘉，由上海到了广州，一心一意献身革命事业中去了，摆脱了个人情感乃至爱情的羁绊，这表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另一条路径是走向民间，走向人民。王统照《技艺》中的主人公，从下层人民顽强的求生欲望中受到启示。叶绍钧《抗争》中的郭先生在彷徨失望中把目光投向打铁人，认为“他们是神圣的”，“怎么能跟得上他们呢？”倪焕之也曾向工人赞叹：“你伟大，你刚强！”李广田的《引力》、夏衍的《春寒》也都描写了知识青年如何奔向人民的历程，人民的新天地对知识者具有极大的“引力”。即使“像蒋纯祖这样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绝对的孤独者，都感到了‘人民’的吸引，意识到他所寻求的力量在那些朴素而粗野的人们中间，那么这引力本身，该是何等强大！”[8](P333)
　　需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并不是也不可能体现在所有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之中，它只是从总体上体现在现代多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之中，特别是体现在描写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小说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它们并不注重描写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不注重借助知识分子题材展现社会的面貌、阶级的关系、时代的特征等等。它们的着力点在于开掘知识分子的“内宇宙”和灵魂世界，着重展现知识分子自我性格的矛盾、尴尬乃至分裂。鲁迅的《肥皂》、《高老夫子》，沈从文的《八骏图》，茅盾的《文人三部曲》，老舍的《文博士》，许地山的《三博士》，钱钟书的《人·兽·鬼》、《围城》，萧红的《马伯乐》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并不与现实社会发生根本的冲突，作家也没有写社会如何制约个人乃至酿成悲剧，而是着重清理知识分子自身的丑恶，这些人物与社会悲剧无缘，他们只能充当带有悲剧色彩的喜剧角色。如果说在中心冲突中的知识分子，最终体现为社会悲剧与性格悲剧的交织，那么，这类知识分子则体现为讽刺喜剧，他们构成的是讽刺与批判的世界。
　　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研究知识者个体与社会现实的诸种关系和演变历程，以及知识者个人失败的结局和悲剧的性质，会感受到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往往是一面面镜子，既反映时代，照见社会，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的阶层，折射出了“自我”。首先它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一般说来，知识分子是最敏感的一群，和其他阶级、阶层的人们相比，知识分子能更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神经，映照出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变迁、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文化的冲突与碰撞都可以在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形象史中烙下印痕。因此，我们由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可以辐射到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及其演进的趋势。纵观现代小说三十年的知识分子形象史，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形象体系以及与时代生活的内在联系。其次它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感。这是和强烈的时代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史不仅和时代、政治密切相关，而且与历史的演变密切相关，作家总是把人物放在历史的语境中来刻画，而且没有夸饰，没有浮华与虚假，也没有理想化的色彩。一切都追求生活的逼真性和历史的真实感，追求那种本色化的描写，因此，从总体上鲜明地体现出写实主义的风格。再次它体现了人生的苍凉感。这在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形象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它与知识分子的漂泊感、流浪感、无家可归感，与作家善于从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精神困境、存在困境来思考人生，探寻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出路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在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和知识分子形象中是最能体现作家的人生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也最能洞悉人生的本质和真谛。小说从来就不应该回避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伟大的小说常常是一本形象的人生哲学。中国现代文学，由于是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知识分子被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牵着鼻子走，打着屁股走，因此，无暇思索形而上的人生意义、终极追问等问题，再加上我们和西方文学相比，缺少哲学背景，所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哲学、人生哲学的意味是不突出的，这样，在知识分子形象中所蕴含的人生的苍凉感就特别值得珍视。通过分析，我们还发现，现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多的是自我反省，少的是自我塑造，“洗”的多，“铸”的少，这使作品具有了心灵的深度，但却缺少了理想的高度。知识分子完善人格的重建问题和人文精神的重铸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形象没有伟大，只有平凡。
　　收稿日期：2006-08-05
文史哲济南87～9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卫平20082008
现代知识分子/小说/中心冲突/表现形态/演变历程/悲剧性质
On the Central Conflict in Novels with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s Theme　　Wang Weiping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受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等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影响，较少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只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文学才形成了自己时代的中心冲突，即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才得以整体显现，并形成了自己的表现形态和演变历程，其结果多以个人的失败而告终，其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
作者：文史哲济南87～9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卫平20082008
现代知识分子/小说/中心冲突/表现形态/演变历程/悲剧性质

网载 2013-09-10 20: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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