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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是当代思想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后现代。罗蒂曾把后现代解释为“后哲学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时代，我国学术界的不少人也接受这一看法。当然，仅就文化的层面看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多元文化得以可能的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顾名思义，所谓的后现代首先是指现代文明终结之后的时代。而理性主义是两千年西方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现代文明建基于理性主义哲学之上。因此，如果说后现代意味着现代文明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层面上的终结，那么这也意味着现代理性主义乃至于西方两千年的理性主义的终结。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这一悲剧性的命运，根源于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人类的生存根基以及人类生活的神圣向度的遮蔽。因此，后现代哲学始于理性以及理性主义理念论的本质的澄明、克服和超越。
　　　　　　一
　　亚里斯多德在谈及哲学的起源时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第5页）。那么，自然有什么“惊异”之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只有正确地领会古希腊哲人之“惊异”，才能把思运向形而上学的根源和本质领域。据海德格尔的考证和研究，在古希腊人那里，“自然”一词指的是存在者整体的“自身涌现”或“绽放”（《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15—16页）。赫拉克利特之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说的就是对这种“自身涌现”或“绽放”着的自然的理解。人们往往把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归结为流变论，而实际上他所讲的流变是一种不变中的变或作为不变者之展现的变。太阳虽然每天都在更新，但这一更新着的太阳仍是那个太阳，而不是月亮；河水虽然时时刻刻在流动，但这一流动着的河水仍是河水，而不是森林。同样，当我们面对一朵玫瑰花绽放时，看到的是一种变化，但这一变化不是使这一朵玫瑰变成另一朵玫瑰，更不是使一朵玫瑰变成一朵茉莉，一朵玫瑰在绽放过程中始终是它自己。因此，赫拉克利特以更新的太阳和流动的河流来比喻自然，古希腊人以“绽放”一词来称呼自然，这都表达同样的意思：即在自然中，变是不变者的变、不变是变者的不变；变与不变这两个相互排斥着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它们存在于对方之中。这就是古希腊人和赫拉克利特通过始原性经验（海德格尔叫“诗—思的经验”）所领会到的自然。海德格尔把古希腊人和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变与不变、有与无的辩证同一性叫“共属一体性”或自然的“共属一体境界”。自然的真正“惊异”之处就在于它的“共属一体性”。
　　古希腊理性主义始于巴门尼德。在巴门尼德看来，关于存在的哲学探索必须要符合逻辑确定性原则。即，就同一个对象而言“是”与“不是”、“存在”与“不存在”不能同时为真。而赫拉克利特从非确定的感性世界出发提出“存在者存在又不存在”的命题，这违背了逻辑确定性原则。于是巴门尼德脱离感性进入理性的领域提出了他的存在论的基本命题：“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感性自然不具有真正的实在性，真正实在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理智之中。实际上巴门尼德的运思是很清楚的：既然我们直觉中的自然处于不可思议（“惊异”）的“共属一体境界”中，那么这就意味着感性世界不具有实在性，真正的实在只能在理智中去寻找。巴门尼德从逻辑确定性原则出发寻求不同于自然的另一种实在，这对理性主义本体论具有奠基意义。柏拉图正是基于自然之“共属一体性”的非实在性出发提出概念实在论（理念论），开创了两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先河。就本质而言，理性主义也就是柏拉图主义。
　　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中世纪并没有被中断，其思维方式仍保存在作为中世纪主导学术的神学中。西方文明植根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传统：一是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二是古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因为在希伯莱人那里宗教信仰靠的是启示真理，因此在他们那里有先觉者而没有神学家。只是到了“希腊化时代”，由于理性传统根深蒂固的罗马人难以脱离表象——概念化思维获得启示真理，这才需要神学来沟通理性与信仰的隔阂。然而，神学作为“学”乃属于理性主义传统。它与其说化理性为信仰，倒不如说化信仰为理性。在中世纪，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神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最着名的有安瑟伦的先天论证和托马斯的后天论证：即或者根据上帝观念的普遍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根据经验的归纳来论证作为“自因”和“目的因”的上帝的存在。从论证中所显现的上帝的性质看，不管是安瑟伦还是托马斯，都把上帝理解为终极确定性根据或最高理念。这就是说，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中世纪自然神学的理论根据，中世纪神学本质上是柏拉图主义。
　　确定性真理的寻求也是现代哲学的出发点。但现代理念论的出发点是自明的：现代理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思”是确定性真理的最终根据。这就是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意义所在。“我思”之先在性的提出，把古代的本体论引向了现代的认识论。笛卡尔清楚地意识到，凡是人们能够清楚明白地谈及的实体——自然、灵魂和上帝，不过是显现于认知经验之中的观念，因而也即是“我思”之规定。从现代认识论的角度看，笛卡尔哲学的问题，就在于“思”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如果“思”不过是笛卡尔所说的那种个体人的“我”之“思”，那么这种“思”不具有普遍真理性和客观实在性。只有“思”被当成一般实体的“思”时，这个“思”才具有本体意义。于是，思存同一性问题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思存同一性指的是意识的绝对性。首先，意识是主体和客体得以显现的场所：即意识一方面通过表象把对象呈现于自身之内为客体，另一方面又通过反思把自身呈现于自身之内为主体，而且把这两者当作同一个意识内容的两个方面呈现出来。因此，意识也是绝对。他认为，所谓的意识与某物的区别本质上看是自在意识与自为意识的区别，因而也是意识所给予的。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绝对性也即概念的绝对性。即，意识在表象阶段乃处于不确定的相对性之中，只有达到概念的高度并通过概念的展开，意识才能彰显出确定性、绝对性、真理性和实在性。他把充分展开了的概念叫“绝对理念”。所谓的绝对理念，从主体的角度指的是确定性意识的原理和根据，而从本体的角度指的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原理和根据，这两者是一回事。通过黑格尔的辩证阐释，传统理性主义理念论达到了它的最高境地。
　　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存在两大缺陷。首先，理性主义者基于认知经验来否定诗——思的经验直觉，过分囿于理性的、逻辑的一面，因而他们对本体的逻辑构造恰恰遮蔽了真正本体。在理性主义视野中自然界不过是客体，而实际上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的母体、主体和本体。可悲的是：由于深受理性主义的熏染，现代人几乎失去了对自然整体的生命直觉。因此，一旦提及自然，所想到的乃是受必然性支配的物理学、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伴随理性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是，人的生命直觉的丧失以及对自然的疏远化。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生存危机得以可能的世界观根源。
　　其次，上帝的理念化遮蔽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据《圣经》讲，耶稣基督降生于希律王时期。他来到这为名利而结党成群、明争暗斗的人世间，以其博大胸怀扶弱济贫，医治苦弱众生的身心，劝说人们消除血缘、地缘的隔阂与冲突，实现互爱和平等。然而，他被世人唾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事件诉说着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真理。如果说，以色列人之所以信仰耶和华，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耶和华的神圣的呼唤，才能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那么，罗马人之所以信仰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的一生及其遭遇使人们意识到了人间的苦难和悲剧的根源以及人类生活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基督教信仰根基于这些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对个体所给予的启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或原理。从中世纪到现代，人们所谈论的上帝有两种：一种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活的上帝；另一种是神学家的理念的上帝。中世纪的自然神学的上帝的理念化，实际上遮蔽了信仰的上帝。
　　　　　　二
　　理性是属人的。因此，理性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人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本质。苏格拉底之所以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的罪名处以死刑，是因为他的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人本主义价值倾向直接与当时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但是，理性主义在古代还没能充分自觉到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只有到现代才逐渐彰显出它的人本主义本质。现代是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成为自然的主体，理性成为至上的原则和普遍的尺度。不管是思想观念还是宗教信仰，也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要受到理性的审视，并只有在理性的法庭上才能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笛卡尔的“我思”，就是现代哲学要弘扬的处于主体地位的人及其理性。
　　现代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要阐明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二要改变传统观念中的上帝与人的关系，而且在这两个问题当中第二个问题具有更重大意义。只要不改变传统观念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人性的否定性理解，那么阐释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变得毫无意义。于是，现代思想家们力图要把传统宗教改造成理性的宗教或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6—18世纪哲学思想家们从这种“理神论”的立场出发，一方面要把上帝解释成或是创造自然的巨匠，或是自然本身，或是精神实体；另一方面否定“原罪说”，把恶归咎于文明的结果（卢梭）；或人的善的本质得以发展的工具（莱布尼茨）和人的自律本性最终能够克服的对象（康德）。
　　现代理性——人本主义片面强调理性的能力，走到了启蒙的反面。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上帝有确定的可知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上帝有超越的、不可知的和神秘的一面。不用说上帝，连人和自然也有不可知的神秘的一面，否认这一事实便是独断论。现代理性主义的可知论把人们引向了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就是要以理性来构造出神或把理性当神来看待。“理神论”或理性的迷信受到了休谟的深刻的批判。他经过理性的反思之后指出：“在学术人士中，做一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健全的、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自然宗教对话录》，商务印书馆，第97页》）。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接受休谟对理性主义独断论的批判，承认了纯粹理性的限度。但他并没有放弃“理神论”的立场，而是把理性的无限性从认知领域转向了道德领域。他认为，理性在实践领域内的“立法”与认知领域内的“立法”不同，具有本体意义。即，人能够通过理性建立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个人自由等道德原则实现自我超越。在他看来，上帝不过是道德的本体或实践理性的理念。康德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神学人学化、上帝人化。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本体论论证，到黑格尔那里神学和人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是上帝、自然和人同一的三位一体。即上帝在纯粹本质内的自我运动构成逻辑，而这一本质的外化显现为自然，然后从外化形态回到自身便是人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耶稣基督的本质在于神人同一性，他的一生就是这种神人同一性的感性显现，而他的死意味着神人同一性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黑格尔着：《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39页），通过这一过渡， 人类意识到上帝的内在性和精神的自由性。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通过神学和人学的解释循环实现了上帝的人化或人的上帝化，完成了现代哲学弘扬人及其理性的根本任务。
　　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的解放”运动，除了理性的解放之外还包括世俗生活的解放。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现实幸福的追求是合理的和无可非议的。就这一点说，中世纪教会对个人世俗生活的否定和过分的参与，的确扭曲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状况。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又把人的生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在现代，由于人们的生活日益沉溺于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中，正义、人格、良知、贞操等属人的神圣的东西也日益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权利和地位也日益成为腐败和堕落的象征。德国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黑格尔说道：人们的目光执着于世俗的事物，人们的精神显示出极度的贫乏状态，“仿佛人类已经忘记了神圣的东西而正象蠕虫一样以泥土和水来自足自娱似的”（《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第5页）。德国理性主义的上帝人化，就其本意说是为了实现神圣与世俗、彼岸与此岸的和解。但理性本身是给不出终极价值的中性的东西。因而它既可以促使人们提高道德修养、追求神圣价值，也可以促使人们陷入世俗情欲的满足之中。更要紧的是，现代理性主义把人当主体看待，这一方面使现代人丧失谦虚的美德狂傲起来，另一方面又使自然界失去神圣的价值沦落为人的欲望的对象。从客观效果看，理性——人本主义的上帝人化倒成全了世俗主义。
　　信仰与理性是人类生存的两个不同的向度。信仰的境遇使人敞开心灵倾听神圣的呼唤，领会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而理性之思使人对给定的直觉获得明晰的自觉。信仰与理性是相辅相承的：信仰通过理性打破迷信的障壁，而理性则通过信仰昭示自身运用的限度和方向。因此，这两者不能相互取代，健康向上的人类生活只有在这两者的张力所拓展的地平线上才得以可能。现代理性——人本主义的上帝人化遮蔽了人类的神圣的生活向度。
　　　　　　三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味着现代精神的终结，也意味着左右两千年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终结。“上帝死了！”尼采的这句话道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命运。海德格尔一针见血指出：“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第819 页。）“后现代主义”思潮义无反顾地去消解、解构、否定和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这实际上是为了迎接不同于理性——人本主义的思想的新纪元。
　　本世纪发生了关涉到人类生死存亡的两件大事：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生态危机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再一次诉说着十字架上的真理。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看法，法西斯主义是启蒙精神自我否定的结果。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理性的民族，但恰恰是这一民族被法西斯主义所愚弄，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理性一时误导的结果，那么生存危机在当代的到来是科学技术这一现代理性直接导致的必然的结果。只要不改变两千年来的理性——人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改变天空的领空化、大地的领地化、大海的领海化，不改变山川草木的资源化，仅靠“保护环境意识”和“有计划地开发资源”，就无法从根本上拯救生存危机。当我们真诚地面对人类的生存史就不难发现，人类始终处于生存与死亡、存在与虚无、善与恶的矛盾困境中。就这一点说，人类无历史，耶稣生活的时代如此，卢梭生活的时代如此，我们生活的时代也如此。在这人类生存的辩证法面前，所谓的发展不过是一种神话，不存在黑格尔意义上的那种“辩证综合”和超越。也许人类的真正的悲剧在于人要超越自身成为上帝。谦虚是人类的本己的品德和尊严，只有意识到自己的限度，人类的心灵才能向存在和上帝敞开。
　　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真理观的终结意味着终结意义和形上之道的真正的彰显。对于在概念之流的追逐中日益失去本真生活的人类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找回被认知经验所遮蔽了的诗——思的经验和信仰的经验。后现代意味着理性、信仰和直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意味着人类思想以最大的开放性和灵动性去领会那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可知又不可知的真理。后现代哲学的根本的任务就在于克服两千年形而上学对上帝、人和自然的概念化，使上帝成为上帝、使人成为人、使自然成为自然。唯当如此，人才能够“诗意地居栖在大地上”。
长白学刊长春15～19B6外国哲学元永浩19991999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长春市　130021 作者：长白学刊长春15～19B6外国哲学元永浩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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