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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3)03-0026-05
　　民族素质结构是由三个相互关联要素构成的，即智能素质结构、体能素质结构和心理·意识素质结构。在这三个素质要素中，智能素质处于核心位置，对其他两个要素起着决定作用，或者说，其他两个要素都受智能素质的强性制约。
　　　　一、民族素质与国民素质的关系
　　与民族素质最为接近的概念是国民素质。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民族素质，十分有必要首先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内涵上看，国民素质的概念与民族素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国民素质也是由智能素质、体能素质和心理·意识素质构成的。只是在心理·意识素质方面，两者有一定的区别，即民族的心理·意识素质是某一个民族长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载体是民族体，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如果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那么国民的心理·意识素质的载体是国家体，其内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且受到国家发展状况的制约。比如民族凝聚力，在民族危亡时力度反而更强，而在国家衰败时，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则会趋弱。在智能素质和体能素质方面，多民族国家国民素质的总和，实则是各民族素质的总和，只是在心理·意识素质方面存在着区别。从分析和判断的有效性来说，在单一民族国家，国民素质的资料已经足够，而多民族国家则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国民素质的数据外，从各个民族的素质数据中，可以发现它们的差异性。
　　　　二、智能素质在民族素质结构中居核心的地位
　　智能素质是民族素质的核心，它决定着民族素质的发展趋势及状况，对民族素质发展水平所作的评价，主要是以智能素质的数据为主。
　　智能素质主要由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创新能力、知识获取能力、知识传播能力构成。[1]
　　　　（一）知识吸收能力
　　指民族成员吸收知识的机会及吸收知识的能力。即，国家为民族成员创造了接受教育的条件，而民族成员则有能力承受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是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普及知识的基础和关键，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核心因素，教育指标同时也是构成智能素质指标的重要因素。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实用教育）构成了教育分类的主要部分。
　　基础教育是指小学和中学教育，传授的是最基本的知识，可以使人们具备认识和解释一般信息并将所掌握的知识加以适当的应用，为个人创造必要的生存条件。基础教育能使人们应用一般的知识为自己创造必要的生存条件，但不具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一般而言是如此），所以不可能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核心部门起主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强调高等教育重要性的原因。
　　如果说基础教育为接受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人们利用知识的能力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则培养了大批用所学到的知识，不仅能够利用知识，而且还能解释和传播知识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还是培养知识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智能素质的核心部分，就是由这部分人才组成的。“这些人才能够追踪技术发展的趋势，评估这些技术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意义，并能够帮助制定适宜的国家技术战略。处于或接近于技术发展前沿的国家须加强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利于在新知识的创造方面与别的国家开展竞争。”[2]在以信息、通信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化时代（或称后工业化时代），拥有大批的知识创新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大多数利润将被不断进行知识创新的产业所占据，而留给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则会越来越小。
　　除了正规的教育之外，非正规的职业教育也很重要。职业教育投资较少，易于普及和推广，而且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设置学习内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职业教育是利用工作之余或生产和工作周期的空隙进行的，这种在工作实践中继续学习的方式，由于经验的丰富而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将会迅速提高人们的工作业绩。职业教育是人们增加新知识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工作实践中边干边学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处于知识化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极快，只有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终身学习环境和体系的形成，是提高一个民族智能素质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知识创新能力
　　知识创新能力是指一个民族创造出新的知识的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的能力。在知识化时代，只有具备不断创造新知识能力的民族，才能处于发展的前沿。由于知识化时代的特殊性，使各个民族丧失了普遍获取发展机会的概率，因此，未来的人类财富只能向少数具备较强知识创新能力的民族集中，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还将会进一步扩大。在知识化时代，所有的民族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创新能力，否则，连吸收新知识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都会受到限制，更谈不上在使用知识过程中的创新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强弱的衡量标准，主要由三项指标构成：一是在全球范围重大科学创造和发明的数量；二是人均获得专利的数量，它反映目前发明活动的水平；三是人均从国外收到的版税和专利费，它反映过去留下来但现在仍然有用，因而仍具有市场价值的成功创新的数量。后两项指标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三）知识获取和利用能力
　　是指一个民族获取全球知识并加以有效利用的能力。
　　任何一个民族，除了需要自己创造知识以外，都需要从外民族、外国获取有益的知识。特别是对于那些落后民族而言，由于其在研究等开发上投入有限，知识创新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其发展受到种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外来的知识甚为关键。对于落后民族来说，积极而有效地获取外来知识，就成为跨越式发展的惟一途径。现实的状况是十分严峻的，二战以后，落后民族赶上先进民族的例子极为罕见。中国56个民族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水平仍属落后民族之例；南美洲发展也很快，但近几年的经济危机使这些国家再度落伍；大产油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中等偏上，但人类发展指标较低，仍属落后民族。二战以后，惟一缩小了与发达民族发展差距的只有东亚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其中的韩国最为突出，是目前惟一能够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NP、科技创新能力、人类发展指标等赶超西方二流强国（英、法、意等）的国家。而韩国最初的发展，主要是靠从国外引进并成功地利用成熟的技术，现在我们看到三星公司在信息、通信领域已领先世界，但没有引进和吸收的过程，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发展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并使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获取知识的途径很多，主要有国际贸易（特别是高技术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人员流动和移民等。
　　　　（四）知识传播能力
　　知识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民族智能素质指标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它体现了知识的效率。传播的表现为覆盖面、速度和传播的成本。前两项反映了技术水平，后一项则反映出普及的可能性。最为传统的知识传播手段是印刷品，但其传播速度较缓慢，且成本极高。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发明了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和传真机，传播信息的能力出现飞跃，大大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但人类此时仍主要依靠印刷晶来传播知识，而近十几年来的信息和通信革命，则促成了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也就是知识化时代。数字存储和信息处理以及信息的卫星和光纤传输，创造了快速存储、处理、分布和访问信息的新方式，使得知识的传播在某些领域已完全打破了地域和国界概念，使知识在更大范围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再加之计算机计算能力的飞速发展（每18～24个月提高一倍），使得知识创新的能力和速度大幅度提高，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高速运转的知识化时代。现在，由计算机为主构筑了网络化的系统，它使个人、家庭和机构能够在极短的时间获取跨地域的知识和信息，并且能够相互联系，这大大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也成为现在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在知识化时代，如果不拥有发达的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必然无法改变其落后地位。
　　未来的知识传播能力，主要体现为由电话、因特网、电视和数据共用一套由互联的系统构成的通用化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这些系统包括有线、无线、分组交换、同轴系统和卫星，由这些系统传输给用户。人类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打破了阻碍人类进步的知识获取障碍、参与障碍和获得经济活动机会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传输成本不断下降，这也是知识化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一个民族的传播能力如何，已成为衡量民族智能素质状况的重要指标。在2001年联合国设计的4项技术成就指数中，有两项就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有关。在高收入（人均GNP10000万美元以上）国家中，目前韩国的增长最为强劲，而其人均宽带网上网率也居世界首位。
　　　　三、体能素质受到智能素质的制约
　　体能素质概念很容易理解，一是指健康状况，二是指人口的生产状况。出生时预期寿命、自出生起不能存活到40岁和60岁的概率（占同群组人口的百分比）、年度人口增长率、总和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数）、1岁儿童获得完全免疫的情况、患病率、婴儿死亡率（每千例活产）等指标，是构成体能素质状况的主要指标。
　　影响体能素质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营养状况很重要）、教育发展水平、医学医疗及卫生保健的发展水平（其中包括使用适当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使用改善的水源的人口比例、能获得基本药物的人口比例、医生拥有量、卫生保健支出等）、环境状况和遗传因素等。
　　从表面上看，似乎经济发展水平对体能素质的影响最大，但从本质上看，智能素质对体能素质起着更深刻的影响。它可以使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在预防爱滋病、癌症等对人类危胁极大的疾病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只有在智能素质较高的前提下，其医学、医疗水平才能处于较高的水平，也才有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而新药品的开发也有赖于整体智能素质的状况。
　　较高的智能素质可以促进家庭在医疗、保健、营养、计划生育等方面采用新技术，从而大大促进人类的健康水平。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随着父母教育程度的提高，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儿童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父母受过较好教育的家庭，其儿童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好的营养。据该报告图3.1《按母亲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婴儿的死亡率》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马里、玻利维亚、乌干达、菲律宾、尼泊尔、也门、摩洛哥的婴儿的死亡率随着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其中没受过任何教育和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之间，婴儿死亡率（指5岁以下儿重的死亡率）大多相差一倍以上，没受过任何教育和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母亲之间，婴儿死亡率也有明显的差距。
　　　　四、心理·意识素质受智能素质和传统文化及民族历史积淀的双重影响
　　心理·意识素质由凝聚力、危机意识、民族意识、心理承受能力、心理包容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6项指标组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后3项指标来源于金炳镐教授的研究成果。[3]尽管笔者提出了这6项指标，但若想与智能素质和体能素质一样进行量化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我们很难对不同的民族进行有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比较明显的事实是，智能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心理·意识素质。二战后世界民族素质的发展状况证明，智能素质水平较高的民族，其心理·意识素质的积极效应更为突出。譬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技术成就指数(TAI)，比较接近智能素质指数的内容，在2001年的统计中，位居世界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美国、瑞典、日本、韩国、荷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4]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人均GNP超过了10000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且社会稳定，民族凝聚力较强。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技术成就指数(TAI)被边缘化的国家共有9个，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发展缓慢，贫困与爱滋病普遍盛行，内乱不断，且民心涣散，情绪低落，在这些国家，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美好前景和希望。因此，从总体上看，智能素质状况确实能够强烈地影响心理·意识的素质。除此之外，传统文化、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会对心理·意识素质形成影响，但这种影响对不同的民族在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对于那些开放的现代化的民族而言，传统与历史的负面影响较小，他们更多的会提炼那些于己有利的因素。对于那些保守、封闭或奉行极端准则的民族而言，某种类型的传统文化因素对心理·意识素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其发展。譬如那些奉行极端宗教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基本上拒绝现代文明的传入，心理·意识素质被极大地扭曲，落伍于知识化时代是必然的，在不久的将来，被完全边缘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对心理·意识的影响因素中，有一点是十分特殊的，这就是心理·意识的生理遗传因素。这是长期的历史过程积淀的结果，由单纯的社会性遗传逐步过渡到了社会性与生理性遗传相结合，而且这种遗传更具有稳定和持久的特点。比如在世界数千个民族中，其心理特点都是有差别的。从性格上来说，存在已被模式化的民族性格。譬如，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比较懒散、慢节奏；日本人严谨勤奋；朝鲜民族勤劳、冒险和急躁；美国的老移民事实已经融合成了新的民族体，实用主义、趋利、开创性是其主要特征；俄罗斯民族豪放、勇敢但不勤奋。民族性格的不同特点，对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是关键性的影响。
　　对于民族心理·意识素质的各项指标，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和数据进行分析，只能阐述其大概内涵。
　　1.凝聚力。指一个民族形成合力的强度。这种合力往往在涉及某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内外的压力直至危及民族存亡时进发出来，其主要特征是行动的相对一致和认知的大体相同上。在大多情况下，凝聚力对民族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但在个别情况下，也会产生反向作用。譬如，在恪守传统文化方面走向极端，这种一致性往往成为阻碍民族发展的致命因素。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盛行的民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2.危机意识。指对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压力和危胁等状况的过度或放大的反映。强烈的危机意识充分体现出某一民族不安于现状和对未来的谨慎预期，可以对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和困难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化解。同时，它也能增强民族成员的压力感，促使其更加高效率和勤奋的工作，使整个社会在压力下更快速和有效地运转。
　　3.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内涵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民族认同意识和自我意识，它产生的基础是一个人们共同体的主流历史、传统文化、血缘关系的趋同意识及由此形成的民族的特征和特点；二是民族分界意识，也就是在民族认同和自我意识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意识。从属性和范畴而言，民族意识又能划分为跨国籍民族意识和同国籍民族意识。跨国籍民族意识不属于政治学范畴，从它所包含内容的范围看，它属于跨国界居住的某个人们共同体的意识。它是一种民族学概念，对不同国籍的同一民族成员在政治、法律上不存在任何约束力。同一民族的不同国籍的成员要严格地对本国的宪法和法律负责，享受各自国家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同国籍民族意识即存在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意识，一方面有些内容与跨国籍民族意识重叠和交叉（但它的功能和作用要比跨国籍民族意识更强烈），另一方面与跨国籍民族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同国籍民族意识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譬如各民族平等权利的行使、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等。在单一民族国家（这种情况极少），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的内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多民族国家，两者则属于不同的意识层次。
　　民族意识不能用好与坏进行评价，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民族素质的一项内容。因为民族意识的状况，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促进发展，而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可以破坏发展的进程。在单一民族国家，较强的民族意识可以增强凝聚力和自信心，促进民族的发展，然而一旦民族意识过度膨胀，就会同自私、封闭、排外等联系在一起，在知识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状态必将损害发展环境。在多民族国家，除上述单一民族国家的情况外，民族意识还必须与国民意识保持相应的位置，国民意识是各民族共同意识和利益的集中反映，强烈的国民意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团结，而民族意识只有在不损害国民意识和国家利益、不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起良性的作用。总之，民族意识的作用是很难评估的，但是否有利于发展可以作为衡量其是否适宜的标准。
　　4.心理承受能力。指一个民族在心理上承受危机和困难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集中体现于经济、政治危机和战争状态，特别是在危及民族生死存亡之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心理承受能力不仅与智能素质状况相关，而且还受到传统文化和历史过程的积淀状况的影响。一般而言，智能素质水平高的民族，心理承受能力则相应强一些。
　　5.心理包容能力。一般指一个民族的开放度。比如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对外族、外国优秀文化的接纳能力和对外族侨居人口及迁入人口（一般指入籍）的接纳程度等。心理包容能力能够测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水平，是民族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
　　6.环境适应能力。指对周边地区及国际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指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环境适应能力是一个民族其他素质指标发展状况的具体反映，只有在智能与身体素质以及其他心理·意识素质水平较高的前提下，环境适应能力才能相应较强。
　　　　五、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得出智能素质是构成民族素质核心部分的结论。在历史上，智能素质对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渐进的和平缓的。而现在，人类开始进入知识化时代，智能素质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可以用命运攸关来评价，表现为强度大、渗透力深广、速度迅速等特点，智能素质已经取代人口、幅员、资源等传统的国家实力指标，成为体现国家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
　　从民族素质内部结构上看，智能素质对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既直接又强烈，智能素质水平影响着心理·意识素质状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智能素质对体能素质也有重要的影响，但强度弱于对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心理·意识素质对智能素质的发展可以产生作用，而且在某一时期十分明显。从影响力度来看，体能素质对智能和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力度相对弱一些，且表现得不明显。
　　〔收稿日期〕2003-02-18
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6～30D5民族问题研究都永浩20032003本文从智能素质在民族素质结构中的作用、体能素质与智能素质的关系、智能素质和传统文化及民族历史积淀对民族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等方面，对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现代民族素质/体能素质/心理·意识素质/结构/关系　　the modern national qulity/the body quality/the psychology and consciousness quality/structure/relationshipThe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Modern National Quality　　——No.3 of the national quality research　　DU Yong hao　　(Hei Long Jiang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This article researched on the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national quality,from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lligence quality in the national quality structure,the relationship of body quality and intelligence quality,the effect of the intelligence quality,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history to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nsciousness quality.都永浩(1960-)，男（朝鲜族），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作者：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6～30D5民族问题研究都永浩20032003本文从智能素质在民族素质结构中的作用、体能素质与智能素质的关系、智能素质和传统文化及民族历史积淀对民族心理、意识素质的影响等方面，对民族素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现代民族素质/体能素质/心理·意识素质/结构/关系　　the modern national qulity/the body quality/the psychology and consciousness quality/structure/relationship

网载 2013-09-10 20: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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