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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3)02-0016-10
　　　　　　一
　　什么是“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只有相似的答案，却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每年世界上都会出一些《哲学导论》、《哲学通论》或《什么是哲学》之类的书，但任何对哲学的看法始终没有真正统一。我国学者对此的看法也不统一。按一般教科书上的讲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一些学者则根据philosphy一词的希腊原意，将它看做是求智慧的学问。也有些学者认为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无意于在此提供一种新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将哲学视为人类主观活动的结果或方式，而未能看到哲学的存在论性质。
　　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从存在论角度来看哲学的人。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由此，哲学的存在论地位第一次得到了确立。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后来在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时说：“哲学的秘密现在被无情地揭示了。”[2]哲学首先不是人主观的思维活动、思维形式或其结果，而是在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在此思想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甚至说：“哲学已经成了报纸记者”。[3]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常常被当作他认可现状的证据来理解。可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当然不是对现实或时代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时代的反思；反思就意味着批判。哲学的反思，是批判的反思，哲学所呈现的时代，是经过批判了的时代。换言之，哲学是时代的批判。这样，被许多人理解为保守甚至反动的黑格尔哲学，却是对现代和现代性第一个真正系统深刻的批判。
　　其实，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哲学就与其时代紧密相关。在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形而上学语言叙述的往往是博大深邃的现实关怀。哲学问题只是时代问题曲折抽象的变型，在哲学家艰深晦涩的文字底下，却是对现实深沉的思索与批判。哲学史上的大家，无一不是对时代和人类的问题有深切的了解与关心，他们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揭示了时代的本质。柏拉图、黑格尔是这样，尼采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即使是皮尔士或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工作也与纯粹逻辑学家的工作有根本区别。他们的工作有时代的、生存论的内容，而后者全然没有。他们的工作同样打上了时代的明显烙印。
　　因此，要了解一种哲学，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现代。这个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它始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它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经济标志是市场；社会标志是个人；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在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凭借市场的杠杆，在地球的一部分地方，产生了空前的富足与繁荣。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满足。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各种社会组织层出不穷，人权与人的尊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伸张与承认。人类似乎依靠自己的理性在不断地向着富裕、自由和幸福迈进。着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来描述现代的表面特征：
　　“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任意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的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和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斥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4]
　　然而，这个表面看来十分合理的时代实际上却并不那么合理。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始那段着名的描述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那是最昌明的时代；那是最衰微的时代，那是理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径直奔向天堂，我们都径直奔向另一条路。”极端相反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例如，在工具理性日益控制一切的同时，社会的非理性也日益明显。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民主的同步发展，相反，市场的专横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系统所支配，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齿轮和螺丝钉。幸福只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自由只是这种满足的不受干扰。与此同时，是价值和意义的丧失。虚无主义成了现代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正是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前提发生了根本动摇，西方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现代西方哲学，既是这危机的忠实记录，也是这危机的凄厉警号。
　　国内学者一般都将黑格尔去世看做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理由主要有二。较早的一种观点是，黑格尔去世之后，西方哲学走向了没落，再也不可能产生积极进步的成果了。从此以后，只有与黑格尔去世同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惟一进步的哲学。另一种观点是，黑格尔是近代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现代西方哲学的阶段。这种说法有相当的道理。不过还要指出的是，黑格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不仅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现代西方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倾向，滥觞于黑格尔。黑格尔也是最早试图克服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对立困境的西方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不仅存在着断裂，更存在着连续。即使在像尼采与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仍然找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资源。而一度声势浩大的实证主义思潮，与其说是现代西方哲学，不如说更接近近代西方哲学的思路。
　　西方哲学之所以在黑格尔之后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折，不能仅仅归结为黑格尔已经穷尽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一切可能性，西方哲学必须从此走上新路了。哲学史的发展，不是一个机械的线性进化过程，我们完全不能说，现代西方哲学家，无论是谁，就一定比黑格尔或柏拉图高明。哲学史不是以时间先后来制定的排行榜。每一个哲学家都有所见，也有所蔽。现代西方哲学的转折，固然有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原因，时代的原因却是同样重要的。
　　如上所述，西方文明在现代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内外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危机。危机之深刻，也是史无前例的。狄尔泰感觉欧洲的情况就像一艘航行在浪急风高海上的船，风暴正在周围咆哮。[5]他觉得大难就要临头，因为从希腊—罗马世界没落以来还未见过人类社会及其基础被如此动摇过。[5]狄尔泰的这种感觉在他那一代的西方哲学家中绝不是孤立的。“危机”一词几乎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流行词。而反思这危机和解决危机则成了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工作目的和动力。狄尔泰是这样，胡塞尔也是这样。到了20世纪，尤其是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更是暴露无遗，哲学家不可能对此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绝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这种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方向，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揭示非理性的因素，突出意义问题，强调人的存在，均与此有关。即使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可以从这种批判的方向上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家并不想改变社会，而是首先要理解和揭示他们的时代。西方文化空前的危机使他们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批判，而试图在西方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上找到危机的根源。所以他们的思考更多地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一些基本成见与倾向上。但是，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也时时迫使他们对之进行反思，揭示它的根本荒谬与内在原因。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应该看做是哲学家对于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与现代问题的激发有极大的关系。正是现代问题本身，促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变。
　　　　　　二
　　但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绝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哲学的发展，也不能仅归结为外部社会问题的刺激使然。哲学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理路。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问题的逼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近代西方哲学本身的困境所致。
　　自然科学在近代的飞速发展，对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哲学家来说，自然科学之令人信服与向往，主要还不在于它们产生的实际结果，而在于它们及其结果的可靠性与确定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文里说自然科学及逻辑和数学都已走上科学可靠的阳关大道，惟独哲学还没有走上一条同样可靠的道路，实际上表达了大部分近代西方哲学家的共同感觉。哲学的不可靠，首先表现在它基础的不可靠，其次是它方法的不可靠。这基础与方法的不可靠则必然使它产生的结果也不可靠。
　　基于这种认识，通过怀疑达到确定可靠的知识，成了近代西方哲学自觉的追求，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这种主要特征在它的两个奠基者培根和笛卡尔那里就已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个人都将自己哲学关注的目光主要放在获得知识的可靠基础和方法上。培根反对经院哲学，是因为它是“不会生育的尼姑”，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而要使知识进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必须清除自己头脑里的种种成见，以自然经验为基础，以理性为工具。
　　在追求知识的可靠性方面，笛卡尔比培根更自觉。虽然他受过经院哲学的教育，也受到它的影响，但他和培根一样，认为经院哲学无法提供可靠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为知识找到一个确定可靠的基础或基点。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将陷于无穷的荒谬和怀疑之中而无法自拔。笛卡尔自信他通过“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或基点，这就是“我”，或主体。从此，主体这个概念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轴心，虽然它是经院哲学的发明。
　　主体这个概念之所以被人们迅速接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它的自明性。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建立在逻辑推论上的命题，而不是从经验的心理事实推出。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知识的可靠基础或基点的概念，实际是建立在理性而不是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的，理性，而不是感性，才是它的主导性内容。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如休谟，不但怀疑知识的可靠性，甚至都怀疑自己的同一性，但他的怀疑没有理性是根本办不到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理性主义的许多口号也都是从英国的土壤上冒出来的。”[6]经验只是知识的来源，理性才是真理的裁判；人是理性的动物，必须受理性的指导；在这些问题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立场并无二致。就此而言，称近代西方哲学为“理性的时代”并不为过。主体和理性互为表里，撑起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大厦。
　　但是，当人把自己确立为一个知识出发点的主体时，他就把世界设定为在自己之外，与自己相对的客体了。知识的任务便是如何达到和认识这客体。但由于主体和客体根本属于不同的范畴，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这样，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并不能由于知识起点的可靠而得到保证，起点的可靠不等于结果的可靠。笛卡尔通过上帝来保证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但对于别的哲学家，尤其是经验主义哲学家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经验主义哲学家同样面临如何证明知识的可靠性问题。诉诸经验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要比独断地诉诸上帝更可靠些，实际上经验主义却导致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经验论者认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但知识不等于感性经验。感性经验原则上讲是或然的，因此，不能盲目相信感性经验。但我们所有的只是感觉印象或心理联想，既不能肯定外物的存在，也不能得到必然的知识。从踌躇满志地追求可靠的知识，到承认可靠的知识不可能，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在英国经验论那里拉响了第一声警报。
　　被休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的康德，试图通过他的批判哲学将西方哲学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既然知识离不开理性，那么，解决知识问题就必须从理性批判入手。具体而言，所谓理性批判就是要确定理性合法使用的范围与界限，肯定它产生的知识具有客观必然性。为此，他将世界区分为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前者是事物本身或物自体，为我们所不能知，因此，至少在认识论范围内，可以对它存而不论。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我们所有的知识只是现象界的知识，现象之外的东西我们只能加以思考，而不能认识。现象的知识虽然离不开外物的作用，但它不是客观的摹本，而是主观的构造，就是说，主体性因素是它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
　　康德认为，知识就是判断，但不是所有判断都是知识。传统判断分为两种：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分析判断的宾词阐明的只是主词已包括的东西，如一切孕妇都是女性，因此它们不产生知识。综合判断的宾词并不包含在主词中，例如，物体都有重量。综合判断能扩充人类的知识，但缺乏普遍性和必然性，也不能构成知识。问题是能不能有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综合判断。如果有，那么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普遍必然性的根源不在于经验知觉，而在人的理性(知性)，在于人普遍的认识能力。就其不靠经验而言，它是先验的。康德努力证明，先验综合判断是可能的，普遍必然性知识是可能的。
　　但这种知识只是现象的知识，是我们将先验的形式与范畴用于我们经验材料的结果。现象的秩序或自然依赖于这些理智的形式，而不是像实在论者或经验论者认为的那样，正好相反。这就是所谓人给自然立法，或知性将它的规律给予自然。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不是由于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是由于人普遍的认识能力(理性)。这样，康德就把近代哲学的内在理路推到了极致。世界的秩序出于理性，主体是认知者，也是立法者，理性给了主体认知的条件和能力，理性本身的普遍性保证了主体认知知识的可靠性。
　　然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却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他的“物自体”概念。一位英国哲学家把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称为“不可能的抽象物”和“一个绝对的自相矛盾”。[7]康德并未放弃事物客观存在的思想。并且，他认为，感觉需要有一个外部原因，而物自体就是这个外部原因。但根据康德自己的规定，“原因”是一个知性的范畴，它只能用于现象界，而不能用于本体，即不能用于物自体。即使我们不把物自体称为“原因”，而只是断言它存在，问题同样存在。因为“存在”也是知性的范畴，也不能用来指物自体。但康德却肯定物自体存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但物自体概念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自相矛盾，而在于本体现象的二分使得主客体的对立和隔绝更加尖锐和突出了。康德的二元论只是在现象范围内解决了主客体对立的问题，但真正的本质，绝对的本质，世界本身，还在主体之外。但现象与本体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世界，我们不能认识本体，但能思考它，说明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的关系。而康德恰恰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这种关系。他晚年虽然努力想沟通这两个世界，却未取得成功。主体如果只能够认识它心灵的产物的话，那么实际上等于是说世界本身反而成了彼岸世界。
　　因此，康德以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都致力于彻底打通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将二者最终统一起来。斯宾诺莎“实体就是主体”的思想给了黑格尔极大的启发。黑格尔看到：“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8](P1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客体的对立和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不但能有可靠的知识，而且我们也能有本质的知识。
　　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惟一的实体，是自身的原因，通过自身而被认识。因而它是自我规定，自我解释的。它当然也就是主体。思维和广延只是它无限属性中的两种。斯宾诺莎的上帝或自然的概念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主客体同一的思想。但是，当他说上帝无限的属性，包括思维和广延彼此独立，不能互相影响时，这种同一似乎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
　　黑格尔则不然。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不是谢林同一哲学“黑夜见牛牛皆黑”式的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包括了一切差别的有差别的同一。所以，他肯定康德区分现象与本体，但反对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反对他认为本体的知识不可能。对于黑格尔来说，本体的知识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知识必然是事物本身的知识。因为事物本身不但是客体，是实体，也是主体。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已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也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首先是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是表现为历史总体过程的大写的理性，即古希腊逻各斯意义上的存在理性。[9]人当然也是主体，但他的主体地位是相对的。相对于表现为理性过程的历史世界即绝对精神，他又是客体，是绝对精神这个绝对主体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或工具。
　　与康德哲学不同，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和客体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既是绝对精神的工具，又是它的体现。精神对人而言是主体，又是他的目标和完成。客观世界或客体本身也不是绝对的客体，劳动将它们变成人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的中介。当对象由劳动产生和形成后，它们就成了主体的一部分，主体从它们那里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欲望。[10](P77)主体和客体统一于自在自为的历史过程，统一于绝对精神。知识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与客体相对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绝对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自我认识。这样，就根本取消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知识如何可能和是否可靠的问题。但这只是就知识本身的存在论性质而言，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则必须克服和超越知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理或知识的普遍性。
　　黑格尔说：“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遍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8](P48)可见，这种知识的普遍性，实际上就是理性的普遍性。虽然黑格尔由于把哲学本身看做存在的活动，而在许多方面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有所突破，如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但他并没有突破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立场；相反，通过将理性与存在同一(思有同一)，最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立场，因而也就将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极端化了。
　　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而这又与自然科学对西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分不开。与此同时，人是“理性动物”的传统想法通过启蒙运动，通过近代哲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扬。理性既是进步的标杆，也是真理的保证。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都是应该否定的不合理的东西。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在许多别的方面超越了它的时代，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这个时代忠实的代言人。理性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具有绝对的意义，它既是存在的本质形式，也是绝对精神的根本内容。思有同一，主客同一，实际上只是理性与自身的同一。
　　当然，黑格尔的理性不是近代流行的工具理性，也不是康德的认识理性或理论理性，而是存在理性，但仍与古希腊的逻各斯概念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宇宙论的成分，而后者有明显的近代主体性的因素。普遍性是追求的目标，而个体性与特殊性则是应该加以扬弃的东西。感性的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更是没有什么地位。所以，虽然黑格尔把社会历史过程引入哲学，但却最终把它变成了概念的体系，并且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理性在试图排斥和统治一切异己的因素的同时，也作茧自缚，把一个无法化约的真实的世界排斥在自己的彼岸。至此，以理性和主体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穷尽了它的一切可能性，等着它的批判者来逐步清算了。
　　但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还不仅在主客体分裂和日益独断的理性，更在其形而上学的危机方面。从古希腊开始，形而上学就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部分，以至于有时它甚至成了哲学的代名词，被称为“科学的女王”。形而上学关心的是超经验世界和超感性领域，研究事物的第一原则，研究作为整体的存在或实在。它并不等于存在论，但基本涵盖存在论的有关内容。近代西方哲学家虽然主要对认识论感兴趣，但并没有放弃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追求。即便是康德，他的批判哲学也不是要完全抛弃形而上学，而是要通过批判，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近代西方哲学家虽然在认识论上有许多创新，但在形而上学方面，基本上还是沿着传统的路子，主要关注根本的存在或实体。他们或是像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那样，挪用神学传统的资源，以上帝来解释实体。或是像莱布尼茨那样，发明一个精神的形式或实体。或是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以物质来解释形而上学问题。或像休谟和康德那样，认为最终的实体没有意义或不可知。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超越他的同侪，他煞费苦心地用“绝对精神”这个概念来作为他的形而上学的答案时，他也把传统形而上学带入了绝境。这当然不是由于黑格尔无能，而是由于传统形而上学产生的语境已不复存在。
　　近代自然科学在逐渐控制人类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同时，也逐渐控制了人的思想。它变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人们渐渐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以物质的相互作用和机械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才是可信的、合理的。终极实在的问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发言权。黑格尔那种公然藐视常识、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体系让一般的人们觉得，哲学应该寿终正寝了。哲学对世界的形而上学解释，似乎完全可以由科学的解释来取代。因此，形而上学的危机，必然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西方哲学本身已无力应对这个危机，因为这危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外在原因，而有它自身的原因。它对近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不仅毫无批判(黑格尔等少数人除外)，反而倚为效法的典型，使它根本无法抵御近代科学逻辑的诘问和质疑。这就造成了黑格尔之后哲学居然在肤浅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攻击下几乎溃不成军，丧失了几千年来的骄傲和自信，差点沦为科学的附庸。现代西方哲学一诞生，就注定了它必须走一条新路，否则哲学将毫无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是凌驾于近代西方哲学之上的更高发展阶段。哲学史不是一部线性进化史，后来的并不一定超过先前的。比方说，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德里达比康德高明，或罗蒂高过柏拉图。我们当然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但这“超越”的意思决不应该是“胜过”，而是“扬弃”。
　　　　　　三
　　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它不但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对哲学危机的反思，也是对当时一般的思想文化倾向的回答。
　　如上所述，近代西方哲学一方面对认识论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以致有人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可以用“认识论转向”来概括；另一方面，它又秉承形而上学的传统，追求超验的终极实体，对现实人生，尤其是个人生命的关注越来越少。实践哲学也只是停留在形式的、先验的层面，基本不落实到个人。这样，哲学就失去了它自古以来指导生活的功能。这也是导致西方哲学在黑格尔死后大不景气的一个主要原因。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曾这样描写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哲学形势：
　　“哲学精神指导生活的功能从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转移到实证研究的工作。从19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因素导致体系哲学对科学、文学、宗教生活和政治的影响离奇下降。1848年以来为人民自由的斗争，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巩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应的阶级力量的转变，最后还有国际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引起抽象思辨兴趣的消退。”[11]
　　从狄尔泰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黑格尔死后，人们的兴趣迅速从思辨转向实际，有外在的社会历史原因。黑格尔左派发起的“人类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外在的社会政治形势使然。费尔巴哈、鲍威尔、卢格、马克思、斯蒂纳都要人们从精神的思辨回到他们真实的世界和实在的自然。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思想先天的前提条件，而是生活的实际条件。近代哲学抽象的主体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具体人。最后，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成了改变现实的手段。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科学日益强大的影响下，思辨知识、直观知识、想象的知识和信仰的知识都失去了合法性。许多人就像培根当年看待经院哲学那样看待哲学。一个叫利别希的化学家甚至称哲学是科学的主要敌人，是“世纪的祸根”。而生命则被理解为是一种力学的特殊形式，可以根据物质和能量的规律来解释。不仅科学家，哲学家也加入了这样的鼓噪。就像胆囊产生胆汁一样，大脑产生思想。并且，似乎思想也可以用量的关系来描述。自然主义和机械唯物论成为一般人世界观的基础。庸俗唯物论的着作一版再版，形成了一种反哲学的“哲学热”。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庸俗唯物论联手，形成一种包罗万象的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60、70年代的影响超过了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20、30年代的影响，自然进化的观念对19世纪后期思想的支配可以与古典力学在17世纪的影响相比。
　　如果说庸俗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是一种世界观的话，那么，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思想是以自然科学和模式为范本来改造一切知识和知识活动，包括实验的方法和证实的原则。实证主义要以物理规律来解释人类心智和人的存在，必然导致实际取消哲学。经验主义是英国的特产。经验主义向来不喜欢抽象思辨和演绎推理，要求将一切真理、原则和证明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知识必须以普通经验和常识为根据。穆尔甚至试图从观察和归纳的一般化中得出一切逻辑和科学的命题。但是，19世纪的经验主义者与古典经验主义者(休谟)不同，他们并不接受和同意他的怀疑论。穆尔认为经验足以保证一切判断的确定性。感性经验包括一切可能的关系规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因果规律。在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看来，因果关系是宇宙间最基本的关系，无论是天体运动、市场交换还是政治决定、海洋潮汐，都可以用它来说明和解释。实证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者李普曼甚至认为，一切规范和根据都可以化为严格的原因，理性的科学没有自由的地位。[12]有人甚至鼓吹“诗学的自然科学基础”。而杜林等人则认为思维的规律与物理实在的规律是完全同一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实在哲学”。一切都应可还原为事实，除了事实之外，都是不足道的。在泰纳和波尔希关于艺术和伦理学的着作中，“美”、“善”和“正义”的字眼都没有出现过。[13]
　　总之，科学实在论和物理主义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功能”、“价值”、“自我”、“心灵”这些以往被人尊崇的概念，现在几乎成了“幻想”的代名词。人们只相信事实，但对于什么是事实却没有细细思量。人们将某一时期的科学想法变成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却把它变成了一种新的教条。有人曾这样来描述当时的思想状况：
　　“到了1860年或大约那时左右，启蒙运动根据一架简单机器的比拟感知世界，并以不同的方程式和万有引力定律描述其过程的思想在大众心里，在非科学和半科学领域探索的理论家中间，获得了正统的地位。机械模型解释一切现象，社会的和物理的胜利，是在天文学和几何学领域证实牛顿的分析原则，在化学中发现原子力学的结果。科学中反牛顿主义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是生物学，但达尔文主义的胜利不久就攻陷了那个堡垒，使得人们只用客观的、科学的术语来描述有生命的事物。事实上，到19世纪第3个25年时，一般相信，用物理化学过程满意地说明整个生命只是时间问题。”[14]
　　但是，就在人们坚信近代科学的某些观念是绝对真理时，科学自身却悄悄地发生了巨大的革命。首先是在心理学领域。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认为知识问题不关哲学什么事，交给心理学就行了，它可以科学地、经验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弗洛伊德的出现，不仅给实证主义的这个信念打上了问号，而且也改变了心理学本身的形象。虽然弗洛伊德是否建立了一门精确科学或他的工作是否是科学，至今仍有怀疑和争论，但他划时代的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指出了无意识，特别是性冲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粉碎了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流行西方的理性的世界图景。在他之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爱德华·冯·哈特曼都已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但是弗洛伊德指出了它对于人类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它不仅制约存在，也制约意识。不管人们会怎样评价弗洛伊德的工作，但是，弗洛伊德以后，人类已经无法回避无意识这个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世界的图像再也不可能是从前那样了。在此意义上，将他与马克思和达尔文并列为19世纪三大巨人丝毫也不过分。
　　几乎与此同时，在被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物理和化学领域，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而这革命的结果，也是使得启蒙以来的那种世界图景不再可能，并使得人们再一次有理由怀疑常识。在此之前，人们以为，实在是由物质的物体组成的，物体的基本成分是像微粒一样的叫做原子的小圆球；它们在客观存在的时空中运动，服从“科学规律”，如万有引力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然而，现在科学家却告诉我们，物质是由看不见的、也许纯粹是假设的叫做“电子”的单位组成，原子并不服从牛顿的定律。更让普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的，相对于某个任意的标准，整个宇宙并没有客观的标准。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不精确。宇宙并不像一架机器，宇宙中也没有任何容纳可以轻易称为“物质”的东西。后来罗素甚至说“物质”早已成了描述它不存在的地方发生的事的俗套话。[15]
　　另一方面，作为物质的微粒，电子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活动，它们根本就不按日常世界中普通事物那样活动。爱因斯坦、海森堡和布罗格里发现了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由于我们只能用电子观察电子，即不能直接观察电子，所以只能推断它们的性质。这就提醒人们，科学也有人类认识无法超越的界限。人和科学都不是万能的。同样，亚原子微粒的变化也只能在或然性的界限内预测。这样，近代物理学所声称的确定性和确切性就是不可能的目标。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实际上宣告了确定性的虚妄。詹姆斯·基恩斯爵士在他的《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曾以6个命题来总结量子理论的结果：(1)自然的统一性消失了；(2)外部世界的确切知识不可能；(3)自然的过程不能充分表现在时空架构中；(4)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区分不再可能；(5)因果性失去了其意义；(6)如果有一个基本的因果律，它在现象世界之外，为我们达不到。[10](P388-389)
　　这样一来，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的基本理论预设，以及它们追求的认识论目标——确切可靠的知识，都被颠覆了。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是以近代科学，尤其是近代数学物理学为其理论模范的。如果这个模范证明有很大的盲点和局限，那么近代哲学就被根本动摇了。从理论上讲，它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至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奉为真理最后上诉法院的感性经验，实际并不具有人们赋予它的认知特权地位。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承认科学的有限性。科学的有限性实际上是人本身的有限性。现代西方哲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各个不同层面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当然有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代西方哲学一般不再像近代西方哲学那样，以科学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也不再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是能自觉与科学保持批判的距离。但它们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现代科学的理论后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收稿日期：2002-12-12
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昆明16～25B6外国哲学张汝伦20032003哲学与其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现代与现代性。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西方哲学家把这种危机理解为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方向，使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现代西方哲学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困境的一个回应和克服。它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后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哲学/现代性/现代西方哲学张汝伦，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作者：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昆明16～25B6外国哲学张汝伦20032003哲学与其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现代与现代性。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现代西方哲学家把这种危机理解为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方向，使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现代西方哲学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困境的一个回应和克服。它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后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哲学/现代性/现代西方哲学

网载 2013-09-10 20: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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