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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北部，突然爆发了所谓“割蛋”谣言，造成民间广泛的恐慌。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缺乏学术研究，而且现有的政府文献和相关资料均将其简单归因为一.贯.道造谣破坏，事情的真相如何，有待进一步分析。

谣言本身是荒诞的，但是透过对谣言的分析，有几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是谣言与文化传统；二是民众对政府宣传的解读，三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华北的“割蛋”谣言与华东的“毛人水怪”谣言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其差异，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两大谣言作比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导致在网络上不时有一些真假难分的信息传播，也因此产生了认真研究谣言的需求。为什么有谣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人们为什么传播谣言？虽然本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却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大规模谣言研究的视角

谣言是荒谬的，但是谣言不会是空穴来风。一般说来，大规模谣言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谣言也是一种民间话语。

（一）集体记忆的研究视角

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集体记忆的明确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后人整理出版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的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这一定义。根据科塞的定义，本文把“过去”的范围，具体化为两方面内容：民间习俗、传说。

因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是无法让人相信，也是无法传播的，所以没有一个谣言可以完全脱离现实。与谣言相关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这一个问题或许比谣言本身更加有研究价值。笔者曾经对1953—1954年涉及华东地区江苏、安徽、山东三省的“毛人水怪”谣言作过研究，指出“毛人水怪”谣言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些事件激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对于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笔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在此观点下，剖析这一谣言。

（二）民间话语的研究视角

戴维阿诺德在研究十九世纪末期印度瘟疫期间的谣言时指出，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这一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民间话语没有渠道得到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

（三）研究的理论框架

根据上述的两个研究视角，笔者认为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实质是：潜在的集体记忆与一些民间话语，构成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在一些突发事件的诱发下，同时在一些对新政权不满分子的利用下，多因素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其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二、谣言的内容与传播

回顾谣言的内容与传播过程，是探索谣言背后社会变迁的前提。然而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对当年谣言客观和清晰的记录，因此本文只能用拼图式的拼接方法，尝试恢复当年的事实。

（一）谣言的内容

1、基本情节

根据各地的资料，大体上可以把谣言的主要内容复原如下：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有的说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

关于“割蛋”人的描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政府背景，有的说法是“多是穿八路的那种黄衣服”。其次是外来性，“割蛋”人一般是外地人，这与明朝的“叫魂”、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是相同的。

2、政治倾向

反.政府、反苏联是谣言的基本政治倾向。谣言明确说“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当政府派干部宣传辟谣，又被说成是“共.产、.党是为了欺骗麻痹你们，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开刀。”对于政府的辟谣解释工作，群众甚至基层干部，认为这是向他们放烟幕，搞欺骗。有的谣言说，因为“割蛋”人是政府派来的，是毛泽东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绍信就放了。因为民间认为“割蛋”者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命令，送政府也不管，所以民众捉到被认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无辜者因此被打死。

3、影响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的资料来看，民众的反应基本一致：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单独走路。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幻视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会。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同期在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割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民众的恐慌情况与1953—1954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传播时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4、平息

绝大部分的谣言是很难查到源头的，因此一些人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政府明确把造谣者指向一贯道，一些道徒因此被捕和枪决。被枪决的还包含其他散布谣言的人，有商人因此被处死。

谣言爆发后，张家口地区的各级政府反应比较快，组织了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组，深入各地揭谣捕特，安定群众情绪。1950年7月24日后连续发出十余道关于镇压匪特、追谣灭谣、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生产建设等命令、指示，并令各县县大队以一连兵力分散配备，协助公安部门剿匪肃特。到8月下旬，各地先后共捕获造谣、投毒、暗杀、施放毒弹者数百名，谣言基本平息。为了平息谣言，河北赤城县组织民兵巡逻，对道会门、烟民、流氓、反动地主、富农及敌伪还乡人员加强管制，强令他们白天生产，夜间集体住宿，不给他们留活动空隙。蔚县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展追谣加强剿匪反持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区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区宣传，先后逮捕了首要分子17人。怀安县逮捕了16人，处决了2人。

山西省应县将一贯道的道首8人判处死刑，召开群众大会，将犯人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至此“割蛋”谣言才平息下来。山西省忻县打击和处理道首323名，其中处决32名，判处徒刑的137名，判处管制63名。山西省浑源县1950年将一贯道道首薄某等3人镇压，平息了谣言。估计在平息谣言过程中被镇压者过百人。

（二）传播

1、传播的时间

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谣言的雏形是在1950年4月出现。在当时的绥远省陶林县（今天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主要道首聚会，散布说打台湾“苏联做了三十万胶皮人，需要人心、人眼、人蛋（指睾丸）”，“还要用人心、人眼、人蛋偿还苏联的贷款”，“制造原子弹”，“凡移民都有割蛋的任务。掏心割蛋的都是侉子（指河北、山东人）干的，是毛主席派来的，都带有政府命令。某村干部捉住两个割蛋人、见有毛主席的命令，就放了”。这一谣言最迟到1950年9月还在北京市昌平县传播，在查出61名造谣者之后，到10月底才平息。

不过从各地资料的记载，谣言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间在各地突然爆发，与一般谣言有一个空间传递的过程明显不同。特别是谣言的传播地区是地广人稀的华北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是非常奇特的。这个现象暗示着谣言突然爆发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策划在同一时间点，同时散布谣言；二是，在发生谣言的地区，共同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这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集体记忆。前者是政府对谣言爆发的解释，认为是一贯道组织策划了这一谣言。尽管这一解释不无根据，但是一贯道是一个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团体，虽然其成员在谣言传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认定谣言传播是一种有预谋和计划的事情。再有，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除了京（北京）包（包头）铁路沿线之外，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很难想象会道门如何能够短期内，让谣言散布开。因此后一种解释就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谣言并不是精心策划有预谋的结果，而是由一件在谣言传播地区都共同发生的事件引起。

2、传播的区域

有一种说法是谣言波及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等地区。但是目前笔者所见资料，这一谣言的传播区域基本上是北到内蒙古包头，南到北京，西到山西大同，东到天津，这一个范围内（基本上是当年的绥远、察哈尔两省）。这一地区有几个特点：

（1）大部分地区处于长城以北的塞外高寒区域，介于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并且是近代历史中汉族大量迁入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除了会道门势力庞大之外，形形色色的越轨者人数众多。1949年底察哈尔省全省有会道门50余种，道徒达20万人。—贯道占80％。全省有流氓、惯愉、惯盗、娼妓、烟鬼等5.1万人（1952年这一地区人口只有457万人）。

（2）社会治安混乱，土匪活动猖獗。例如谣言传播地区之一的山西省大同市周边地区的匪患到1953年才基本平息。同时在和平解放后，一些起义后的国民党军队叛变，成为流窜的匪帮，更加深这一地区的复杂性。

（3）会道门势力大。民众当中参加会道门的数量庞大，一贯道在五花八门的会道门中影响最大。

（4）共产党的控制还不深入。这一地区大部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以没有经过大规模战斗的和平解放区域为主。旧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传统性依然比较强。当年山西的官方文件中指出，在部分地区民兵严重不纯。有民兵拱手供敌武器或参加反政府的暴动，有民兵组织抢劫。

本文把社会控制分成两类：一类是由正式社会组织，如政府、军队、警察、宗族实行的社会控制，在本文中称之为显性社会控制；另一类由非正式社会组织，如会道门、土匪、黑社会实行的社会控制，本文称之为隐性社会控制。从谣言传播主要区域看，在过去大体上是一个隐性社会控制色彩浓厚的地区。在1950年夏天，虽然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新政府还不能非常有效地控制社会，介于从隐性社会控制转向显性社会控制的过渡时期。

3、传播者

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有资料说一贯道和其他道会门在京包铁路沿线各县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以卖货郎作掩护，走街串巷造谣煽动、恫吓说出现了“怪人”有三丈多高，行走快如风，来时首先出现“火弹”，晚上可逾墙入院、进家入户、“割鸡”、“割蛋”、“倒肠子”等。由于这一地区相当多人是一贯道徒，因此卖货郎与道徒的身份是很难区分的，不过从其他资料比照起来看，流动的商贩对谣言的传播是起了作用的。

有资料表明土匪也参与了装神弄鬼的行列。据当时政府文件，在大同市周边地区的匪特就是“在夜间，有的身穿黑衣装狗爬行；有的头戴防毒面具，声称猪神下界；有的反穿皮袄，胡嚎乱叫；有的涂脸持刀，吓唬群众。”

国民党是否参与谣言的制造与传播，没有确切的资料。谣言盛行之际，曾有民兵抓住一名国民党特务，据交代，与其一块派回来的共有三组，他这一组共六人，分头活动在张家口周围农村，白天潜伏在庄稼地里，夜晚装成狼、狗、熊等动物，并自备几套兽皮，学着各种怪叫声，制造紧张气氛。不过仅凭这一记载不足以证实国民党有计划地参与此事，因为1950年初期，在华北北部地区，依然有不少国民党的残余人员，这些人可能参与了谣言的传播，但是无法有组织地造谣。

三、相关的集体记忆与民间话语

谣言的产生是建立在相关的集体记忆之上的，而谣言的内容则渗入了当时的民间话语。同时，因为谣言爆发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加剧了谣言的扩散与影响。

（一）相关的集体记忆

大规模的谣言往往是一种集体记忆的重构，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就是建立在生殖器崇拜的基础上的。生殖器崇拜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许多民族中均可以找到其事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殖器崇拜的资料更加丰富。把与“割蛋”谣言有关的内容总结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1、作为惩罚

因为生.殖.器是重要的器官，因此以阉割生殖器为手段的宫刑是中国的传统酷刑之一。虽然真正的宫刑并不太多，但是西汉着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遭受宫刑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加剧了民间对阉.割生殖器的恐惧。

2、作为晋升

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有几个角色为了练成超级武功，自己割除了生殖器。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在现实中并非没有这种事情。一贯道徒中有人把“割蛋”作为升天的条件，并且自宫。山西天镇县曾有一道首为升天而自宫，结果当然是升不了天的。在镇反运动中，这位道首原拟定判处死刑，上级认为：被告割去自己双蛋，显系迷信思想浓所致；这类人不但杀之不好，判徒刑似亦不必，留下这样一个人作个活的标帜，好说服一些人。因此可不判罪，教育释放，并以之作为宣传教育材料。结果保住性命。这种宣传可以让民众对一贯道产生反感，同时也会增加民众对自宫的神秘感。

3、作为谋利

从历史的角度看，与“割蛋”类似的谣言早已有之，并且与外国人联系起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川省就有传说，有人割男女生.殖器、乳.头、胎儿卖与西药房转卖外国人，作造药之用，并因此引起民间恐慌。

甘肃省兰州市1950年3、4月间，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坏人乘机高呼“da/倒/解.放/军”、“打/dao/共产/党”口号。虽然没有证据说兰州的谣言与割蛋谣言有直接联系，但是利用人或者人体与前苏联交换东西，在这一点上是类似的。

1950年华北地区“割蛋”谣言后，还有1951年山东的沂水与临朐两县流传过“扒窑子”（掘墓）的谣言，时间长达3年之久。主要内容是：“沂水县有个专门扒窑子的组织，行动很神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他们把死人的眼睛、膝盖、生.殖器摘去，卖给国家制一种药，而且在100只眼睛中必须掺一只活人眼，才有灵性”，并且认为“政府保护扒窑子的”。

1953~1954年在山东、江苏、安徽局部地区大规模爆发了“毛人水怪”（也称为“毛人水鬼”）的谣言，主要是说：有一种伤害人的怪物（毛人水怪），会伤害和割除人体的生殖.器官，并用于给前苏联制造原子弹。这一谣言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谣.言之一，谣言传播范围跨越了三省，涉及几十个县，上千万人口，从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结束延续的时间超过一年，有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为此被捕。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上述几个谣言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是其核心内容是类似的，就是割取生.殖器可以谋取利益。除了割取生殖器谋利的传说之外，用小孩子谋利也是一种传统传说，在历史上甚至于引发骚乱。“割蛋”、“毛人水怪”水怪等谣言中，受害者都包含儿童。

4、作为谋生

当太监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种谋生方式，华北地区是清朝宫廷太监的主要来源地。成为太监的前提是阉割男性.生殖器，因此“割蛋”行为是华北地区民间比较熟悉的行为。其实，除了阉割人之外，中国民间广泛存在阉割家畜和家禽的传统，有一些人以此为业，因此“割蛋”行为是民间熟悉的谋生技巧。

四、导火索：被误读的政治宣传

1950年华北的“割蛋”谣言与1953~1954年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在内容、民间的反应上非常类似，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在传播速度上。华北的“割蛋”谣言遍及内蒙古、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但是几乎同时爆发。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传播范围有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先在治淮工地爆发，然后在淮河流域扩散，最后进入长江流域，时间跨度近一年。“毛人水怪”谣言传播地区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谣言传播速度反而比“割蛋”谣言慢许多，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并且有助于了解谣言真相。

根据“割蛋”谣言在广泛地区基本同时爆发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是有一件在这些地区同时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民间的不安气氛，形成了突如其来的谣言。是什么事情变成了导火索？笔者认为当时发生的两件政治事件可能是导火索。

第一件事应该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实际上由于乘坐火车花费的时间长和在一些地方停留，毛泽东是1949年12月6日动身，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离开北京的时间接近4个月。毛泽东访问期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开创了两国关系的蜜月。传统的中国，是没有国家元首出访的，因此毛泽东的长时间出访，在民间引起种种猜疑也不足为奇。在前面提到甘肃兰州的用小孩换军火与“割蛋”两个谣言，其内容均涉及中苏之间的利益交换，民间对元首出访和条约的解读，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很容易演变为离奇的谣言。

第二件事就是一次被遗忘的签名运动，这一事件的影响可能更加重要。

1950年3月中旬，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发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国普遍发动一次和平签名运动，接着在东欧共产党国家这一运动迅速开展。这一运动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的宣传角力，因此中国政府也比较积极响应了这一运动。

同年4月2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妇女、文艺工作者、机关工作者，普遍地参加签名。5月14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在首都中山公园隆重举行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大会。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大会上讲了话，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号召200万市民，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宗教，全部发动起来参加签名运动。和平呼吁书的内容是：

我们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用作大规模毁灭人民的工具，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确保这一决定的执行。我们认为：任何第一个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是战争罪犯。我们导召全世界人民在这个呼吁书上签名。

第二天，就是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社论。紧接着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签名成为政治运动，浙江省磐安县的情况是由县委宣传部作为政治任务下达，要求达到农村30％人口签名，小市镇60％人口签名的目标，估计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在一些农村地区签名人口比重高得惊人，如山东德州地区签名占全区总人口58%。甘肃庆阳地区的比重更加高得离奇，达到总人口的80%。如此高的签名比重，只能说明两点，一是数据有假，二是绝大部分人是在稀里糊涂中签名的。爆发谣言的地区之一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张北县，有的签名是用举手就算数了，可能因为如此，当地签名人口占总人口的75%。

在“割蛋”谣言传播地区的签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绥远归绥市（呼和浩特，当年城市人口约11万人）各界人民热烈地响应了签名号召，自5月19日起至5月底止，该市签名人数已达3.5万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康北县，是爆发谣言的地区之一，1950年5月就开始签名运动，签字人口达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0%。签名运动就是“割蛋”谣言爆发的前夕的一件政治大事。

1950年谣言爆发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如何，今天不得而知。但是有人估计1949年中国人口中80%是文盲，还有人估计1949年河北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80%以上。从谣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这一地区的教育水平应该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如果用其他地区的资料来推测，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山东省临沭县是1953年流传“毛人水怪”谣言的地区之一，1950年这一个县文盲占总人口的98％，半文盲占1.4％，识1000字至高级小学程度的占0.58％。另外1950年8月内蒙古人民政府发出指示，决定对全区失业的知识分子统一登记，通过教育后，加以录用，为自治区建设事业服务。知识分子的标准是高小文化以上者。虽然爆发“割蛋”谣言地区人口教育程度未必如此之低，但是可以说好不了多少。根据上面的资料，笔者推断1950年谣言爆发地区（北京与天津除外），文盲人口占成年人的比重应在90%左右，甚至于更加高一些。

在这么一个高度文盲的地区，让根本不知核武器是什么东西的广大民众签名反对使用原子弹，非常容易让老百姓产生误解。特别是“弹”、“蛋”谐音，而且美国与苏联分别是当时两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在民众心目中都是“洋人”，把原子弹、生殖器的“蛋”、外国、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也不足为奇了。同时，这场签名运动本身就是从苏联和东欧国家那里传来的东西，民众把苏联与“割蛋”进一步联系起来也可以理解。

由于签名运动实质是一种“政治秀”，过后没有多少人去关注，所以今天已经看不到当年广大农村的签名运动是如何进行的，甚至于绝大多数地方志中，对此都不记载。但是大规模的签名运动，对当年的民众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为什么签名，签名有什么作用，签名与民间的画押（或者按手印，对于文盲居多地区，按手印多于签名）有什么不同，恐怕当年没有人向民众，特别是向农民说清楚，其实也不可能说清楚，因此民众对签名抱有怀疑态度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如果有人把签名与制造原子弹联系起来，然后互相传播，这就可以诞生谣言。大量民众刚刚经过一场莫名其妙的签名运动，疑惑的心态很容易接受这种谣言并加以传播。

因此华北地区“割蛋”谣言的导火索就是这场在政府统一部署下，各地同时铺开的政治宣传运动。在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民众用自己的集体记忆对政治宣传作了重新解读，这就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让许多人会相信谣言的社会基础。

五、点燃导火索的一贯道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有一部分人得到利益，也有一些人利益受损，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把这些利益受损者称为“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在本文中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在当年农村，一贯道的主要成员、地主、富农都是属于“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他们不同程度存在着对新政权的敌视，也有一些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反抗。因此，他们也容易被认为是对新政权不利事件的制造者。

至今为止，笔者所见的资料几乎都把造谣的矛头指向一贯道。关于一贯道制造谣言的资料很多，不过大多数都属于一贯道徒如何传播谣言，缺少关于谣言起点的资料。例如一些道徒利用谣言，进一步制造紧张恐怖气氛，用棉花球蘸上煤油或麻油，捆在麻雀腿上，在夜深人静时，将棉花球点着，让麻雀乱飞；或用麻纸、棉花卷上磷磺，在夜间突然窜到住户院内，把磷磺卷点燃，冒出火光，并在点火处放上特制的小白人、小黑人。群众不明真相，以为是怪物，愈感恐慌。除此之外，他们还用麻纸画上鬼怪脸谱，平时揣在身上，如在野外遇到妇女小孩，就把画好的脸谱戴在头上，发出种种怪叫，进行恐吓。

在谣言的主要传播地区之一的呼和浩特，有一则记载说，当年一贯道骨干分子买通匪徒，秘密杀害行人，开膛破肚，割掉生殖器。然后造谣说：“共产党政府雇来侉子，挖心割蛋抖肠子。”不过是否一贯道买凶杀人，有待更多的佐证。当年这一地区社会治安不好，土匪，甚至还有政治土匪，还比较活跃，如谣言传播地区之一的河北怀安县在当时应有一些流散的旧军官和地方上的人组织起“冀热察人民反共自卫军第三路军”抢劫伤人。很可能事实是，确实有一些匪徒抢劫杀人，手段残忍，产生一些恐慌性传说。而这些传说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渲染传播。这些人当中，不乏对新政权怀有敌意的一贯道道徒。

毫无疑问，面临着被取缔命运的一贯道对新政权是充满敌意的，因此一贯道徒在传播谣言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以一贯道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要在人烟稀少的大范围内，同步制造出这么一个谣言，可能性不大。而且至今也没有见到官方公布的一贯道高层如何策划谣言的证据。

笔者见到有一则资料说，1950年4月陶林县（今天的内蒙古察右中旗）各处的主要道首到集宁聚会，散布“割蛋”谣言。这是关于谣言的最早记录，也符合各地关于谣言最早从内蒙古地区传出的记载。如果这一资料是完全可信的话，谣言的起源确实和一贯道有关，问题是1950年5~6月间再没有见到关于谣言的记载，因此对此资料的时间是否准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一贯道在谣言传播地区人数众多，一个传播谣言的普通农民，在传播谣言时可以被当成村民，也可以被认为是道徒，取决于别人的主观判断。当一贯道作为一个敌视新政权组织时，这种判断可能更加倾向于认为是道徒，也因此夸大了一贯道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如何，一贯道在谣言的形成与传播中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果说签名运动是一根导火索，那么一贯道的一些成员就是点燃那根导火索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会道门成员，因为在传播谣言的成员中也有其他会道门的人。

六、讨论

最后提出两点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外来的恐慌。

从前面的分析中，大体上对谣言的产生原因、过程可以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希望今后学术界对此有更多的研究。在研究中，笔者有一些困惑，也借此提出讨论。就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汉族聚集地区有关巫术恐慌有一个特点，就是外来性。这种外来性的特点就是实施巫术的人是外来的。从历史上的“拍魂”到本文所研究的“割蛋”，再到后来的“毛人水怪”，无不如此。这与西方巫术的内在性（西方的巫婆多为本社区人）正好相反。

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被作为“割蛋”者而被打死的基本上是外来人。河北宣化一名乞丐被村民们认定是“割蛋”的，将其捉拿捆绑吊打，活活打死。甚至有下乡检查水利设施的国家干部被当成“割蛋”者，被活埋。山西省阳原县有在地里看瓜的人、外出找小孩子的人被民众打死。不少外省的行路小商，只要口音不对，就有被扣押和打死的危险。在乌兰察布盟就有7名外地商人被活活打死。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就是传统社区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事实上，当年发生在谣言传播地区的抢劫案件的犯罪人员多为无一定住所、流窜的人员，这不能不进一步加深了本地居民对外来者的怀疑和不信任。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因为西方中世纪烧女巫时代的社区，也是传统的社区。事实应如何得到更加合理的解读，有待深入探讨。

不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甚至于扩展到对自己所属群体之外人员的成员的不信任，由此产生一些失真，甚至于转变为谣言，这种情况今天也依然没有消失。

第二个问题是“割蛋”与“毛人水怪”谣言之间有何关系。

“割蛋”与“毛人水怪”两个谣言，主要的内容相似，并且在传播空间上比较接近，时间上相隔三年左右，由此可能引发两个谣言之间是否有联系的想象。不过笔者认为目前没有见到支持两个谣言之间有联系的证据。首先是两个谣言传播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距离，虽然谣言传播区域的河北省与山东省相邻，但是河北省的南部与山东省北部均没有见到传播谣言的记载，因此很难说“毛人水怪”与“割蛋”谣言有联系。其次是“割蛋”谣言发生在1950年夏天，“毛人水怪”则发生在1953年夏天，时间间隔也不算太短。

不能排除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或者说一群人，在华北北部地区听说“割蛋”谣言后回到华东地区，在1953年初有意无意的治淮水利工地上再说起这件事，结合淮河水系的现实，因此演变成“毛人水怪”谣言。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就是割生殖器的事实与传说，本身就是民间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这种记忆会被激活传播。事实真相如何，也许今后可能搞清楚，也可能永远是个谜。

燕南园爱思想 李若建 2015-08-23 08:4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