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双重话语权力的形成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是一股被人们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所引起的震荡。对这股小说创作潮流的性质认定和价值评价，众说纷纭。尽管各种意见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复杂，但我们却不难看到，隐含在这些分歧和对立的意见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现实主义话语权力的角逐。虽然二者基本的出发点和共同的话语资源都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但一者是源于十九世纪原创的经典现实主义，一者是源于二十世纪发展了的现代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时间域也是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即是众多论者对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所持的评价依据，所有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无疑都不能不置于这样的双重话语权力的逼视之下。
　　如果我们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派别和创作潮流的兴起，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来认定现实主义的历史起点的话，那么，这个起点无疑是始于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欧洲各国（特别是法、英、俄）取代浪漫主义文学之后，不但涌现了例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而且对他们以及众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成就的评价、创作经验的总结（包括他们自己的自我阐释），也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原则。这个理论原则的核心观念，众所周知，主要是对于客观真实性的强调，以及对于艺术的典型化和理性法则的重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有限的文学批评活动中，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巴尔扎克的创作）的创作经验作了更为集中明确的概括，从而也使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原则，开始由一个派别的理论主张，提升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普遍性高度。其中特别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着名论断，即“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135页。），更成了众所公认的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所谓经典现实主义，亦即是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的成熟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中确立的这些普遍的理论原则的共名。
　　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原则在二十世纪无疑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现实主义文学内外的质疑和挑战。就现实主义文学内部而言，自从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和批评原则，并把这种理论原则提到—元独尊的高度之后，这种理论原则本身所存在的矛盾和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就不断招来各种批评和修正的意见。最重要的批评和修正意见，除了五十年代前苏联作家协会对这一理论原则所作的实质性的修改之外，就是六十年代由法国共产党人罗杰·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七十年代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德·马尔科夫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理论。这两种有关现实主义的新的理论观点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有差别，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同时注意到了二十世纪兴起的各种新的文学创作流派（主要是现代主义）对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所提出的挑战。对这种挑战的回应，“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最大限度地开放现实主义的边界，以便把像卡夫卡、圣琼·佩斯、毕加索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也接纳进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庭。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理论虽然比较强调现实主义体系与其他体系（主要是现代主义）的区别和对立，但同时也承认“其他体系的诗学成分进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一般地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可能的”（注：德·马尔科夫：《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开放体系》，《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经典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在二十世纪的扩大和开放，是现实主义体系内部所发生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性的变化，不管人们对上述现实主义新的理论观点作何评价，这种变化无疑是现实主义从经典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艺术上所发生的各种革新变化，无不与现实主义由经典向现代转变这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虽然迄今为止，现代现实主义尚无一个如经典现实主义那样为众所公认的比较确切的理论界定，它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原则也人言言殊，缺乏一种科学的、系统的理论表述，但它的存在和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影响，却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我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自“五四”以降，迄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基本上是属于经典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虽然这期间现实主义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越出经典规范的艺术表现，但从总体上说，经典现实主义在我国新文学中经历了从原生形态的批判现实主义到经过了改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不同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巨大变化之后，不但在理论上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在实践中也成了主导的潮流。经典现实主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在创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逐渐使它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不仅表现在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已然成了创作和批评的圭臬，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决定着作家的创作选择和批评的价值判断，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于读者公众的文学阅读的巨大的影响力，通过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内化为读者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阅读期待。从“五四”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即是置身于经典现实主义所构造的这种话语权力的制约和影响之下。只是因为这种经典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从五、六十年代起就因为政治的原因开始发生异变，并在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文革”期间进一步发展到极端状态，成为不仅是反经典现实主义同时也是反现实主义的政治权力话语，这种绝对权威的经典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才开始逐步趋于瓦解。我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由此而开始逐步从经典向现代发生转化。这种转化的发生虽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学自身的原因，但由于它一开始便置身于一个新的开放的文化环境，不得不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艺术挑战，并为着改善自身的功能和结构，又不得不对这些异质的艺术因素有所借鉴和吸收，因而就其实践形态而言，这种转变又如整个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由经典向现代的转变一样，是对于现代主义的挑战所作出的艺术回应。正因为如此，这种转变的结果无疑也带有如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现实主义所具有的那些有别于经典现实主义的新的艺术特征。从八十年代以来，虽然经典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文学的各个阶段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代有传人，但就其发展的趋向来说，这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现实主义毕竟是当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基本的和主要的表现形态。而且，这种新的现代形态的现实主义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也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世界。虽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这种新的现实主义话语重新推到如同经典现实主义话语那样的霸权地位，但也不必否认它事实上正以其独具的开放性和先锋性对创作和批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力量。这种影响和制约力量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当今中国文学正是以这种新的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与经典现实主义的话语权力相抗衡，并且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抵牾发生着嬗递和蜕变，构造了当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语境。考察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不能不注意到这种双重的现实主义文学语境的特殊作用。
　　　　　　双重话语写作的困境
　　对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论者大都比较注意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赖以产生的现实情境，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九十年代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诸多社会人生问题。这是对文学现象作社会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起点，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据此便认为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的全部艺术问题，也都可以从推行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境得到解释和说明，那无疑是忽略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资源除了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即现实情境）之外，还有它自身的活动所造就的文学语境。这种文学语境以现实主义文学活动的历史所积累的一整套观念和方法、经验和传统、技巧和形式，乃至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影响，将每一个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都纳入其所构造的话语体系之下，使之接受其规范和制约或获得质的规定，成为这一语境的产物和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发，探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程度，但是，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何以采取这样的叙述和描写方法而不采取别样的叙述和描写方法、何以追求这样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效果而不追求别样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效果。包括作家何以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不选择别样的创作方法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以及在实践中将他所选择的创作方法贯彻到何种程度，都不能仅仅从生活本身而必须同时从作家置身其中的文学语境得到解释和说明。
　　就世界范围而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和兴起的数百年间，包括它的全球化发展时期，各国文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并非仅止于现实主义。当今中国作家之所以选择现实主义，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因推行市场经济而起的社会人生问题迫在眉睫，文学无法坐视（这是这些作家的创作谈之类的文字表白最多的一种创作动因），另一方面则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作家对经典现实主义仍然怀有一个未了的艺术情结。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由经典向现代的转变，是始于一个向经典回归的前奏，由于经典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异变和在“文革”中出现的反常状态，现实主义如果不回归正常轨道，就谈不上继承和发扬经典的艺术传统。但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如同五、六十年代那样单纯的文化和文学背景，足以使现实主义文学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回归经典的全部过程。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涌入，各种外来的哲学和文化思潮的渗透，通俗文学和商业文化的冲击，乃至文化和文学体制改革的影响，等等，都使得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得不作出应对和调整。这种应对和调整的结果，便使得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回归经典的行程尚未完成之时，又不得不开始无穷无尽的新变追求。这种新变追求因为迄今为止尚未臻于一个如同经典那样的理想境界，因而同样成了当今中国作家的一个未尽的梦想。一方面是经典的未了的情结，一方面是新的未尽的梦想，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这股小说创作潮流，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处在这两种无形的心理力量的撕扯和支配之下。
　　由于这两种心理力量的撕扯和支配作用，我们不难看到，在属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由上述双重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冲突、角逐所构成的龃龆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是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典现实主义在实践中，曾经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历史上，比较强调反映生活的本质而反对仅止于生活现象的客观描写（对自然主义的持续批评是一个重要的证明）。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现实主义在反对经典现实主义的本质论的同时，又把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现象由描摹客观存在的事实转向表现主观孕化的对象。不能说属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完全放弃了反映生活本质的追求，这些作家几乎众口一辞地表明自己的作品要反映这个变革的时代，就是追求本质地反映生活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就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而言，这种“反映时代”的本质论追求，又似乎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贯彻到底。最典型的表现便是这些作品的取材大多停留在现实问题的层面，尚未真正深入揭示这些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生活本质。不少论者把这些作品称之为新的“问题文学”，确实是切中肯綮。个中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除了作家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显然与作家刻意规避本质论在现实主义文学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极端偏向有关，另一方面又显然存在着作家对前此阶段的“新写实”潮流疏远本质、迷恋表象的创作倾向进行艺术反拨的痕迹（已有论者从肯定的方面论及这一问题）。由于这些制约和影响因素的存在，这股小说创作潮流中的作家既不可能刻意去挖掘生活的本质，使自己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达到如经典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的思想深度，又不可能大胆地反叛经典的原则，使自己的作品真正打上如二十世纪诸多现代现实主义派别那样先锋或前卫的艺术印记。这就使得这些作品注定要成为经典和现代之间的中间产品。无论是来自经典现实主义语境的阅读和批评，还是来自现代现实主义语境的阅读和批评，人们不满足于这股小说创作潮流的，大半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由追求经典现实主义本质地反映生活的原则出发，因为这些原因，却不意停留在“肤浅”地摹写生活现象的层面，这不能不说是这股“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普遍存在的一个创作的困境。
　　第二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典现实主义在其实践的历史上，同样也有过一些诸如注重典型的共性抹杀典型的个性，甚至“一个时代一个典型、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之类的极端化偏向。现代现实主义对它的反拨，不仅是这些极端化的艺术表现，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典型化原则。我国当代文学从五、六十年代到“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就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典型化（包括上述极端化的追求）到消解典型（包括反典型）的发展过程。这种转变过程所造就的双重的典型语境，同样也影响到属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表现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就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普遍存在着双重的艺术矛盾。这一重的矛盾是从表面上看，这股小说创作潮流中的作家，很少或基本上不在典型化的问题上作刻意的追求，这从他们的创作谈之类的创作反思文学中很少或基本上不涉及这类问题即可得到证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创作中就真的如前此时期的某些作家那样，完全放弃了典型形象的塑造，有意消解艺术典型。恰恰相反，由于经典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根深蒂固的作用，和在典型问题上当代中国作家同样怀有一个未了的经典情结，因而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经典现实主义有关典型化的一些主要的艺术原则仍然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存在，我们才会在有些论者所论说的那些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家的形象中读出一点典型意义。这些具有某种极为有限的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话语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所留下的一点文本的痕迹。第二重的矛盾是尽管如此，由于这种有限的典型化结果不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因而虽然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也确实是运用了一些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创作艺术典型的综合手法（例如综合众多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家的形象创造一个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家的典型等），但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经典现实主义对艺术典型的内在要求，即从本质或所谓“共性”的意义上对一种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作出深刻的艺术概括。由于缺乏一种内在的质的规定，因而这些人物形象在多数情况下就难免不流于平面化、类型化甚至是一种“恶劣的个性化”的艺术表演。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之所以很难在那些乡镇干部或乡镇企业家的形象身上，找到一种比较完整、比较稳定的性格特征，或一种性格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也大半是因为这些人物性格的生长和发展不是源自一个完整的时代背景和某种稳定的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是飘浮在这个时代河床表面的一些错综复杂的表象（即所谓“问题”）碎片的撞击，和在这些表象碎片构成的一些偶发性事件中重复发生的人格表演的结果。无意追求典型化却无法挣脱典型的语境，无意消解典型却背弃了典型化的精义，这同样是这股“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普遍存在的又一个创作的困境。
　　第三个方面也是一个较深层次的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本着各自的信仰和立场以及各自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和理解，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原则均有各自不同的追求。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莫不如此。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现实主义所受的影响则不完全是或完全不是影响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理性主义思潮，而是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其人文背景和哲学基础也并非全是或全然不是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所奉行的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是各种形式的现代人本主义，因而二者的精神向度并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别伴随着现实主义文学演变的历史，在当今中国文学中同样也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语境。这种不同语境的因素对这股小说创作潮流无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在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的人文背景或哲学基础的讨论中，有论者反对把这股小说创作潮流与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所受到的人道主义影响联系起来，虽然意在反对“使我们的文学再度回到‘人道’的主题结构中”（注：文理：《不敢苟同“回潮”论》，《文艺报》1997年4月1日。），但同时也表明这股小说创作潮流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把这股小说创作潮流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近似于人道主义的道德倾向与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作一对比，我们将不难看到，这种近似于人道主义的道德倾向不但缺少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赖以产生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而且，就其性质而言，事实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在普遍的人性范畴内所发生的一种道德同情的倾向。这种道德同情的倾向不仅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文学中有，同时也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的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种道德同情的倾向在这些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身上，又常常表现为一种即时性的情感反应或情绪冲动，缺少真正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所特有的深厚的理性内涵，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人性深度。这样的作品因而也就难免要被人以“肤浅”二字相讥了。既表现出对经典现实主义理性原则的认同，又把这种理性原则转换成一种即时性的情感反应或情绪冲动；这种即时性的情感反应或情绪冲动既非完全意义上的非理性主义，又显然是属于非理性的心理表现的范畴。由此可见，这种由双重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文背景和哲学基础所造成的矛盾，无疑也是这股小说创作潮流普遍存在的创作困境之一。
　　以上，我们从现实主义的三个普遍性的原则问题，辨析了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的主要创作特征。从这些创作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到，这股小说创作潮流就其表现形态而言，既非一种完全意义上经典现实主义的文本，也非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现实主义的文本，而是具有一种近似于法国结构主义者所说的“文本间性”的特征。有人对这种“文本间性”作了一个颇带“隐喻”性的表述，认为这种“文本间性”“就像将原有文字刮去后再度使用的羊皮纸，在新墨痕的字里行间还能看出早先的文本未擦净的痕迹”（注：罗杰·福勒：《语言学与小说》，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以上所论，不过是这股小说创作潮流中“文本间性”特征的一些主要表现而已。
　　　　　　走出双重话语的困境
　　在围绕“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展开的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有的论者不同意把这股小说创作潮流“说成是现实主义回潮，硬是往现实主义模子里套”，而且认定这股小说创作潮流“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非现实主义的，但却是我们时代需要的文学”（注：文理：《不敢苟同“回潮”论》，《文艺报》1997年4月1日。）。关于这一点，另有论者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这种看法无疑已经注意到了把这股小说潮流纳入现实主义话语体系给创作和批评所带来的局限，因而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走出现实主义话语困境的迫切要求。
　　如前所述，当今中国文学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既存在一个未了的经典情结，同时又有着一个未完的新变梦想，因而只要诸如现代主义之类的外部压力稍有减缓，或社会变革中的现实问题稍显突出，这种心理潜能就会把文学的思维（包括创作和批评）引向现实主义的惯性轨道。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浪潮对前此阶段现代主义实验的极端倾向所作的艺术反拨，尤其是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建设对文学的影响和冲击，现代主义的实验探索在当今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确实已日渐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自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然中断的回归经典的行程，和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未曾完结的新变的梦想，就不能不浮出思维的海面，由一种潜在的心理定势，一变而外化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和思想的潮流。这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潮流借助与现实主义有关的某些话语资源，如“关注现实”、“揭示矛盾”、“参与变革”、“反映时代”以及“现实性”、“真实性”、“生活化”等等，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便将这股文学潮流从创作到批评都纳入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以至于当作家和批评家包括普通读者一谈及这股小说创作潮流，就不能不在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之内，并借助这个体系已有的话语资源来进行创作和批评的思维运作。这是这股小说创作潮流陷入上述双重的话语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事实却是，对于当今中国作家来说，完全地回到经典现实主义，无疑已不可能。这不但是因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整个现实主义都在发生变化（甚至包括我们认定的经典现实主义某些组成部分，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要反映出今日的现实，十九世纪的小说绝不再是一个‘好工具’”（注：阿兰·罗伯—格里耶：《从现实主义到现实》，《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而且即使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的重提，也已经遭到了读者的激烈反对，有论者呼吁“摆脱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崇拜”就是典型的一例。同样，重续新变的梦想，虽然合乎理想的逻辑，但问题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当代中国小说从局部吸收现代主义技巧以改善现实主义的功能（如王蒙、茹志鹃等人的创作），到企图使现实主义完全地现代主义化（如“寻根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实验），再到在一个更新的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重新回到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实际上已经基本上囊括了现实主义新变可能存在的几种主要的思维向度和实践途径。更新的实验探索虽然并不一定非得在这几种主要的思维向度上重复这些主要的实践途径，但也很难在此之外另辟蹊径。而且，由于上述现实主义新变的历史最终并未导致一个理想的结果，因而，更新的实验探索就注定要小心翼翼地防止重蹈前此阶段的某些覆辙。既不可能完全回到经典的怀抱，又很难开辟新的艺术途径，还非得在二者之间前遮后挡、左冲右突，陷入这样的困境，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要取得艺术上的进展和突破，诚非一件易事。
　　鉴于上述情况，看来，只有使我们的思维（包括创作和批评）走出这种双重的现实主义话语困境，才可望创作对现实的反映能够到达一个更加深广的程度。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说：“当一种写作形式失去了它最初的活力、气魄和冲击力，而成为一种平庸的方法和经院主义——它的后继者为习惯和惰性所左右，根本不考虑遵循这一主义的必要性——时，对现实的回归意味着否定僵死的形式和探索继往开来的新形式，而对现实的挖掘只有在扬弃旧有形式之后才能继续深入下去。”（注：阿兰·罗伯—格里耶：《从现实主义到现实》，《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不能说现实主义真的已经成了“平庸的方法和经院主义”，但它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毕竟已经没有它“最初的”那种“活力、气魄和冲击力”，尤其是当它的一些主要方面的理论原则（包括观念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阻碍了作家在更深广的程度上“对现实的挖掘”的时候，“对现实的回归”确实不失为一剂救治这种创作困境的良方。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创作中即已萌发了这种“回归现实”的趋向和要求。笔者在论及九十年代初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所显示的一种创作倾向时曾经说过，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因为是“对前此阶段小说创作中各种‘过激’的现代主义艺术实验所作的‘反拨’，因而它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更多地是回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不是回到现实生活本身”，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则“一方面承续了‘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回归趋向和创新追求，另一方面同时又把这种创作原则运用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入反映和热情关注，从而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正回到现实的家园而不是仅仅作为艺术禁苑中一件传世的摆设”（注：於可训：《小说界的新旗号与“人文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如果说九十年代初期小说界的种种新旗号所表示的这种创作的趋向和要求，还主要地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未能更多地见诸创作的实绩的话，那么，近期小说中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潮流则切切实实地回到了现实生活本身，因而真正在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说界对现实的回归趋向和要求。
　　通过“对现实的回归”使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走出双重现实主义的话语困境，显然不是主张放弃现实主义，而是要让文学在回归现实的过程中，通过对现实的深入反映，真正取得对既有的现实主义艺术模式的超越和突破，“探索继往开来的新形式”。这种“继往开来的新形式”也许仍然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却不是既有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形态；也许大大地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畴之外，是一种有别于现实主义的全新的艺术形态。这种全新的艺术形态当然也不可能是某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因为“对现实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新的艺术形态的观念背景和思想基础有别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凡此种种，也许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或与流行的观念不完全相符，但九十年代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深刻的社会变动，必然要孕育一种新的形态的文学，却应当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但是因为任何经济基础的变动，或迟或早地都要引起包括文学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最终必然要催生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学表现形态，而且也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这股被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已经露出了这种新的艺术因素的萌芽，为这种新的文学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创作的基础。
　　催生这种文学形态，当然不能靠某些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不是靠某种理论的引导就可以毕其事功，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使创作进一步朝向深入地反映现实的方向不断深化。就属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创作潮流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现状而言，他们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映，一般说来，不是缺少敏锐的独特的艺术感受，而是缺少切实的深入的理性思考；不是缺少道德的同情和道德的评判，而是缺少历史的审视和历史的观照；不是缺少对具体个别的社会问题的观察体验，而是缺少对整体的综合的时代特征的宏观把握；不是缺少新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而是缺少典型的足以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心人物；不是缺少艺术地反映现实的真诚和勇气，而是缺少艺术地“创造”现实的智慧和力量。而上述方面辩证的统一，正是创作回归现实，在深入地反映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形态的正确的追求途径和方向。厄瓜多尔作家豪·恩里克·阿道姆在论及拉丁美洲文学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的突破时曾说：“也许这些作品不符合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但它们是现实的”，它们“五彩缤纷的形态来自丰富多彩的、巴罗克式的现实状态，来自无数心灵的创造”（注：豪·恩里克·阿道姆：《模式的突破》，《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这样的断语毫无疑问将完全适用于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双重的现实主义话语困境，超越和突破既有的现实主义模式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崭新的结果。
江汉论坛武汉63～6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於可训19981998於可训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武汉　430072 作者：江汉论坛武汉63～6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於可训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42:5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