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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10-13
　　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同现代性密切相关。只有把形而上学及其命运置于现代性所构筑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深入而恰当地了解形而上学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它的实质。同样地，也只有真正理解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方能暴露那些为现代性的表象所掩盖着的秘密。
　　何谓现代性?下定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偏好。还是让我们先从现代性的展示开始吧。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人类的存在方式乃是由技术塑造而成的，毋宁说，今天的技术已经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而现代技术恰恰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表达形式。现代性使人由对“在”的领悟退回到对“在者”的占有和把持。现代技术的兴起就典型地表征着这一“退化”。海德格尔把它归结为人对大自然的占有这一对象性关系。他在《技术的追问》中分析了古代风车所显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顺应关系，比较了“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的莱茵河，与荷尔德林的同名赞美诗这件艺术作品中被道说的莱茵河”之间的差别，从而显示了现代技术因占有的功利性对诗意的剥夺。其实质就在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遗忘”。现代性危机的拯救之道有赖于重新找回失落的“在”，唤醒被遗忘的“在”，重返“在”的家园。唯其如此，才能使大自然“返魅”，使人的存在重新获得诗意，现代技术也才能因此成为一种真正的敞开与展现方式而不再是遮蔽方式，人们从而能够“诗意地栖居于世”。这就不能不使人重新回到对形而上学的召唤。
　　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只有形而上学才能疗治技术时代的人们的病痛，使人“诗意地栖居”。这不仅因为它的表征方式本身就是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更根本的也更深刻的在于，形而上学作为对经验存在的超越，其境界是绝对的，因而是超验的。这种立场使人们摆脱了对事物所采取的那种对象性的把握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实用和工具态度，而是采取一种非占有和非功利姿态。这种静观式的角度无疑是审美和艺术的，从而充满诗意。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拯救希望诉诸“技术”同“艺术”内在贯通，并非偶然。他指出：“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里进行，……这样一个领域乃是艺术”[1](P954)。
　　问题在于，假如现代性及其带来的所有麻烦都是出于历史的自然展现，都是“大道”的内在要求，即使现代技术也仍然是一种“解蔽”方式，那么，人类对自身历史处境的任何不满，对其做出改变的种种企图，岂不都是在企图反抗必然性吗?如此一来，人们只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语)。因为即使科学也“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马克思语)。这正是现代性境遇中的人们所面临的特有尴尬：一方面意识到现代文明的缺陷，从而“焦虑”于自我异化之命运；另一方面却又发现这不过是一种宿命，因而又“无奈”于它的命定性。卢梭当年就曾遇到过类似的尴尬。他向往早期人类的那种未经文明污染的原始状态，但同时又自知这一状态仅仅具有尺度的意义，他从不天真地相信该状态就是未来蓝图。因为卢梭知道人类不可能不“长大”，不可能不失掉“赤子之心”的纯贞。这是卢梭思想的悲剧性，也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悲剧性。现代性的陷阱在于，它构筑了一个自我辩护的逻辑前提，而这个逻辑前提同它的结论构成一种解释学循环。这个怪圈由于现代性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功，更是堵塞了人们反省的通道，消解了对它批判地加以清算的可能性。然而在形而上学的视野内，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却暴露无遗。以此言之，形而上学不啻是现代性的一付有效的清醒剂和解毒剂。
　　英国政治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一切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实质。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契约意味着法律和法治。它构成现代性及其运动的核心理念之一。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制度安排性质并且代表国家意志的契约，它的必要性来自道德的失效，所谓“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唐张怀灌语)。现代性对人的欲望和需求的人为塑造，使其得以无止境地放大和强化，从而使资源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由此造成了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同满足欲望的对象的有限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导致人们之间的竞争。竞争而有序，就需要设置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荀子那里，“礼”获得了“法”的含义，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它的道德意味。人的欲望何以会“无度量分界”?倘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无欲无执”，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而“知足者富”。因此，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个现代性事实。在“无度量分界”的情形下，道德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道德的失效使法律成为必要和可能。诚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
　　现代性所孕育的启蒙神话(科学与民主)是以“解放”为姿态的。在启蒙的意义上，人的“解放”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人的解放表现为人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统治的建立，它意味着人由受虐者转变为施虐者。然而，它带来的却是人的环境的恶化和生存危机。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人的解放则意味着从人身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主要表现为民主制度的建构。作为“众意”(注意，不是也不可能是“公意”，因为民主恰恰是为了消解这种在它看来是虚假的“公意”而设)之间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民主潜在着沦为“集体暴政”的危险。因为“在作为众意的国家中，是投票者的数目来决定共同意志”[2](P11)。从法国大革命到“纳粹现象”，使民主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这两种意义上的“解放”都是以“上帝之死”为其逻辑和历史前提的。与此相伴随的，乃是形而上学的式微和衰落。科学认知赖以成立的认识论框架所包含的基本结构，就是主客体二元分离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相对性对绝对本体的消解，乃是形而上学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认识论的经验论立场和原则对形而上学的超验性也具有遮蔽作用。民主制度的博弈特点所蕴含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同样对形而上学构成威胁。作为“主体”，现代性意义上的那个被“解放”出来的、“大写”的“人”，一方面使自然界变成了有用的、处在“为我关系”约束下的“对象”，另一方面同时也使得人本身沦为一个普通的在者、一种经验事实，从而成为知识论探究的“对象”。于是，人们面临着双重意义上的“祛魅”：首先，大自然变成了为人们所利用和控制的工具性和手段性的规定，它既不神秘也不具有尊严，而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的对象。其次，人的自我意识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知识论问题，人的自我追问不再是“人是谁”而是“人是什么”。
　　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表明，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意识形态修辞——启蒙神话，造成了人的“自我迷失”。人因同器物相类比而被规定为类似于“机器”的存在物(拉美特利)、人因被纳入知识论框架而成为生物学所发现的“高级动物”(达尔文)、人因经验论视野而确立为以“肉体感受性”为尺度的“自爱”和“利益”的追求者(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人因市场逻辑的塑造而变成“经济人”(亚当·斯密)、人因市民社会的博弈和竞争而充当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的角色(黑格尔)、人因自我异化而遭遇了“物化”的命运(马克思)、人因现代制度所造成的被“凝视”处境而导致客体化(福柯)、人因工业社会的体制化因素而沦为所谓“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现代性语境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们因而构成现代性危机的种种症候和证据。总之，与商品经济和市场逻辑这一现代性历史前提相适应的“经济人”，作为利己动机至上的人格，只能是一种经验的存在，亦即服从肉体本性之要求的经验主体，进而构成知识论的探究对象。
　　从历史上看，现代性无疑是以“人的发现”为其标志的。但是人的自我意识经过现代性的知识论框架的“过滤”之后，它所发现的那个“自我”只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对象”。这正是现代性的悖谬之处。富有反讽意味的是，现代性在确立了主体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而这种颠覆恰恰内在地源于这种确立之中。这正是现代性的异化之所在，也是启蒙辩证法的悖论之所在。对此，福柯在他的《词与物》第10章“人文科学”中作了经典提示。确如福柯所言，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人，无论是孤立的还是集体的，都应成为科学的对象，……它[仅仅]是知识之序中的一个事件”[3](P450-451)。于是，福柯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呼号：“人也死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究竟“死于”什么?“人”归根结底死于知识论的把握方式。近代以来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就是人由主格变成了宾格。尽管人以主体性的姿态被确立起来，但在实质上却走向了它的反面。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在它所提供的参照系中，人变成了逻辑划分、知识切割、技术操纵的对象。它的目的无疑是人的健康，但它使人在获得健康的同时却丧失了真实的自我。当人的自我意识沦为一种知识论框架中的自我探究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消失了，但它却留下了一种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张扬的虚假外观，这正是现代性的惑人之处。启蒙的历史后果表明，人的解放的目标变成了人的解放的陷阱。这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吊诡”，恰恰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可以说，“人”的这一历史命运，既是形而上学失落的原因，同时也是形而上学失落的结果。
　　按照上述描述和分析，现代性及其危机的实质应当被归结为“在”的“在者”化，亦即海德格尔所一再批评的“在的遗忘”。“在”的“在者”化在人的存在层面带来的困境，一方面表达为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拒绝，这主要是通过近代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的所谓“认识论转向”，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以及后现代主义对所谓“元叙事”的解构和颠覆(这种解构和颠覆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的误解之上的)；另一方面则表达为人的现实处境的整体性的恶化和空前程度的危机，例如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
　　从根本上说，形而上学就是由“在者”向“在”本身的过渡。这一意蕴符合“形而上学”的词源学意义和哲学史含义。形而上学所实现的由“在者”到“在”的“过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作为过程，形而上学意味着人的生存境界的不断提升；作为结果，形而上学则意味着人的应然的存在方式之确立。“在者”作为知识论把握的对象，乃是相对之物和有限之物，因而不过是一种经验事实。而使“在者”成为可能，因而赋予其以合法性的那个“在”本身却只能是绝对和无限之规定，它因此无法被经验方式所捕捉，从而不可能构成知识论的对象。这正是形而上学之所以往往被认为是“神秘的”，有时甚至被贬义地说成是“神秘主义”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形而上学的这种绝对性，在现代性所制造的分裂中被遮蔽了。因此，可以说，“人”的消失与“形而上学”的遮蔽，不过是同一现代性事件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
　　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形而上学似乎变成了令人讨厌的“梦呓”。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敌视形而上学的。现代人所追求和信任的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是世俗的利益、经验的可能性、价值中立的制度安排和科学理性的必然逻辑。这些现代性的旨趣使人们执着于“在者”而遗忘了“在”本身。从学理上说，“在的遗忘”乃是形而上学失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遮蔽)的根本原因。然而，人作为“形而上学的动物”，正是对“在”的追问才使自己成其为“人”。就此而言，形而上学乃是人的宿命。它内在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因为只有超越“在者”而进入“在”，人才能够凸显自身及其存在方式的真正属人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来说，形而上学只能被遮蔽，但无法被抛弃。这正是拯救的希望所在。
　　总之，现代性“引诱”人们告别形而上学，亦即由“在”“退回”到“在者”。然而，吊诡的是，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却又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返”形而上学，也就是实现由“在者”向“在”本身的“复归”，以便从中获得足够的反省能力和拯救的希望。
　　收稿日期：2002-10-15
求是学刊哈尔滨10～22B1哲学原理何中华2003200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作者：求是学刊哈尔滨10～22B1哲学原理何中华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0: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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