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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价值论在中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原因。上世纪末叶，哲学价值论在德奥产生，不久传入英语国家，本世纪三十年代东渐日本，但在同为东方又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却未见有适当的反应。究其原因，较大者有如下几点：在西方，价值论本是作为近代的科学主义（确切地说应是科学至上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叛和对极而出现的，这无论在早期的洛采、尼采、布伦坦诺和舍勒那里，还是在后来英语语系的罗素、艾耶尔等人那里，都有明显的证据。而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更缺乏更迫切需要的却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论思潮被忽略被遗漏就在所难免。此其一。其二，价值论向来与伦理学联系紧密，至今仍有人将之视为伦理学一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是一大特色，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指向之一正是批判旧道德旧文化，崇尚科学，受此风影响，自难对价值论予以重视。其三，一般的文化排异性和中国特有的华夷之别的大国意识，潜在却又十分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虽然当时有所谓“中学与西学”之争，但西化论终为少数学者所持，大多数学人认同的是中体西用的观念，即使是留学西洋的人文学者，持此观念的也为数不少，故而几乎无人着意于价值论并予以绍介。凡此诸端，西方的价值论思潮就难以在中国登陆并立足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但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几近中断，使我们对西方思潮了解甚少，另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片面理解（有的甚至是误解）和对国情认识有误，导致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西方学说全贯之以资产阶级学说，唯心主义成了反动的别名。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价值论便无缘相识，更遑论吸取其合理因素。
　　我国的价值论是在七十年代末实践标准大讨论中诞生的。实践标准的重提和确认，直接的政治意义是反对“两个凡是”论，但由此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却十分巨大深远。实践标准大讨论把人们从对以往的各种迷信中解脱了出来，开始根据实践效果重新思考以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而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实践中原本就蕴藏的价值问题被相继触及渐次提出，如实践成功表明理论正确，但实践成功意味着什么，如何去判定？实践是认识的目的，那实践又为什么？实践作为人们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们在确立实践目的时仅有知识就够了吗？除了依靠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知识还要依靠什么？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同一个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好得很”，有人则认为“糟得很”，这又是怎么回事？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激发了中国哲学价值论的产生。当然，中国哲学价值论的产生也受到了西方价值论思想的一定影响，作为价值论开山之作的杜汝楫先生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其中就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于价值和事实关系的讨论，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价值论的发生主要是内源性因素的作用，根本的还是中国实践和理论中出现和提出的问题，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价值论思想对于促进中国价值论的发展和深化确也起了相当作用，但这毕竟是后来的事，若是比较一下弗洛伊德学说和存在主义等传入中国所形成的思潮，就更可明白这一点。
　　　　　　二
　　价值论作为哲学之一部，它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就是哲学的发展，它对其他热点问题研究的影响直接地就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价值论的影响，更重要更根本的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使得人们能够借此对哲学的本性和多年来已经定型的思维方式进行鉴照和反思，研讨和创设出更加合乎现代实践和认识水平、更加有助于人的发展的哲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在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意识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哲学却是在一个不很正常的政治和理论氛围中成长和发展着。前苏联哲学对中国哲学理论的影响，如同其社会发展理念和政治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影响一样，都是带有根本性整体性的。但这种哲学理论却有着严重的缺陷，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旨，用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于是，唯物主义被简单地当成了“对象决定主义”，认识的性质由认识对象决定，一门科学的性质由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决定，人的活动由活动对象的规律决定；于是，唯物主义变得排斥人了，不仅人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表现，而且几乎没有人的位置，即使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也只是社会规律自身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形成这种客体性思维方式的主要原因，是把当时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当作是唯一合理的认识模式，把人与对象的复杂关系抽象得仅剩下一种“理论关系”，把认识者设想成脱离了社会的、不受具体利益和立场制约的、甚至不受情感影响的“理论人”。这种思维方式是近代哲学的一大遗产，不独是前苏联，就是在西方也有相当的影响，问题是，在西方理论界开始用价值论的视界反思和批判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时，我们却在加固和强化这种思维方式。
　　中国价值论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客体对人的效用关系、利用关系和意义的方面，看到人对于对象除了认知这一理论关系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评估价值和选择对象的实践关系。而且，对象之成为人的对象，首先取决于它对人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在实践和生活中它对人作为什么而存在和人把它当作什么而看待。人存在其中的世界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这世界是因为有了人才具有了意义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为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也是意义世界生存和变动的最深刻的根源。客体性思维方式作为认知方式有自己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但把它夸大为唯一合理的思维方式无疑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
　　价值论的视界暴露出了长期被当作合理的客体性思维方式的不足，同时也促发了人们对哲学本性的重新思考。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并不是直接考察研究客观世界的结果，也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堆积，它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反思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果；它固然要依赖科学已发现和新发现的知识，但它的本性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梳理各门科学知识，以图从整个世界的高度重新展示客观的世界图景，揭示所谓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而是要从人和世界、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角度，立足于科学和人类实践所达到的最新成果，揭示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发现的最一般规律，更主要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最一般规律，从而为合理地设计和规范人类自身的活动提出一般性原则，提出一些预测和建议。所谓“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云云，不过是旧式形而上学本体论理念的遗迹，实质上是把一个时代人们所达到的认识结果当作是对世界的归根结底的认识从而也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规律和真理揭示的只是物的尺度，而人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实现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认识规律仅仅是为了利用规律为人服务，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既要以对象的客观规律为基础，又总是以对象对人的价值为目的，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依归的。因而，如同实践范畴一样，价值虽然说只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但它同样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世界观同时也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至于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更是不能离开价值问题。总之，不从实践和价值论角度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缺乏价值范畴的哲学，必然地也就是“缺乏价值”的哲学。如无外在的强制，人们对它的冷淡和疏远就是难以避免的。
　　对哲学本性的反思无疑地涉及到对既有哲学体系的评价。既有的哲学体系是按照客体性思维方式建立的，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的集成，因而不仅其中没有价值论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对价值论具有不可兼容性。正因此，价值论出现以后，就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近年来哲学界对于如何重新构筑哲学体系，虽有几种意见，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价值论的成果，其中，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力图把主体性实践思维方式和价值论纳入其中从根本上转变哲学理念和改造既有哲学体系的一种新尝试，尽管目前还不具有较完备的体系形式，但其努力的方向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
　　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势，当然受多种因素制约，是一很复杂的问题，但指出以下几点也许是必要的。
　　第一，哲学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哲学理论的多样化，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
　　任何时代的哲学大发展，外源因素是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内源因素则都以哲学家们对前一时期或时代人们关于哲学本性的观念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形成新的哲学观为前提。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精致概括，总要依赖于哲学家们对已有的文明成果的深沉反思，对现实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的深刻洞见及独特体悟。缺了哲学家的洞见及体悟，许多社会问题就难以成为哲学问题，时代精神也难以进入到哲学中来，得到提炼升华和张扬。哲学家们的立场和视角不同，其坚持的理论和信念自然也有异，批判攻诘在所难免。因此，哲学必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多样性多色彩的，也必以互相批判和辩驳交锋为其特点。20世纪中期中国哲学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实乃是哲学政治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哲学政治化的倾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纠正，哲学科学化的理解方式也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抵制，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形势相适应，哲学界也正在逐步形成争鸣的态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政治的相对疏离，法制的完善和民主习惯的形成，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便会出现更为自由和宽松的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思想而存在，但由于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本文”的不同理解。对现实实践不同方面的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将会出现不同的派别和哲学体系。以传统哲学为本或直接导源于国外某种理论的哲学思想也将会有一定的市场，具有相当的信奉者和读者群。
　　第二，以往哲学的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将为吸引式的传播模式所替代，哲学家们的运思形式、关注重点和语言风格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中国缺乏西方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传统，向来是政府将领导者认为是正确合理的理论和信念通过行政和教育制度途径强制性半强制性地灌输给人民。此种政教合一的传统，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哲学的政治化，实乃是此一传统的继续延伸和极端表现。在这种形势下，哲学工作者被当作是政府的“宣传干事”，主要工作是注释和论证现行政策的合理性。久而久之，不少哲学工作者便失去了“自我”和批判能力。随着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人们选择和思想自由度的扩大，此种局面定会有较大的改观。哲学理论如何才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和人生教益，哲学文章和书刊怎样能够吸引读者从而具有一定的市场销量，文化思想界和同行们的评价如何，将成为哲人们首先关注的问题。相应地，以往“照着讲”即主要是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理论解释现实的运思方式将为“接着讲”即继往开来的发展式的运思方式所代替，哲学家们除了关注一些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之外，对现实生活和人类当代实践中出现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新问题更为着意，对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视，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哲学的灵感，从科学和文化发展新成果中寻找理论的支点。
　　第三，本世纪末出现的哲学热点将继续存在，同时也立足新的视界对已有的哲学成果作出新的诠释和整合，对人类命运和个人生活的关切成为哲学的主色调或主旋律。
　　本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认识能动性问题，历史选择性问题，人学问题，文化问题，等等，都贯穿着如何看待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仍将作为哲学的热点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也都会有更深的开拓和发现。视实践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把哲学视为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最精致概括，既改变了狭义的实践观而代之以“大实践观”，也改变了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模式。哲学既要以实践为基础，也要以实践为对象，更要以实践为目的。哲学将不再奢望揭示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而是着重于人类在实践中发现的最一般规律和人类实践的最一般规律，是现实对象包括人的各种活动对人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及意义生成和转化的规律。人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实践始终是哲学的最高目的，各种事物和对象，各种理论和方法，包括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最高目的的面前都只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意义。哲学的领域仍将是广阔的，热点问题仍将是众多的，但对人类命运、对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关注，对个人生存境遇及独特体验的意义的关注，将成为哲学的主旋律。
　　第四，哲学将综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传统和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矛盾和沟通中进行新的建构，国际间的哲学交流更为广泛，共同话题增多。
　　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发展，但科学主义的哲学理解确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哲学的人文意义，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科学技术发展在当代引起的负面效应，使工具理性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当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向传统文化的寻根倾向，都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主义的反叛。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精神，而是对科学作用的夸大和滥用，重视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强调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精神的重大意义，仍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统一中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合理综合，将成为当代哲学的重大的也是共同的话题。
人文杂志西安27～30B1哲学原理马俊峰19991999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邮政编码：100872 作者：人文杂志西安27～30B1哲学原理马俊峰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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