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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当代中国的婚恋伦理小说创作，之所以从禁区走向误区，既有深远的历史成因，也有现实的环境影响，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的素养追求。
　　关键词　当代　小说　婚恋伦理　审视
　　婚姻爱情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但凡涉及婚恋内容的文学作品，无不有意无意、或强或弱地折射出社会伦理的光晕，尤其是在中国这一具有悠久的封建传统和独特的性文化秩序的国度里，这一情形更为显彰。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文学艺术家通过婚恋题材作品的创作，来探索社会伦理道德、婚姻家庭关系，以及人情人性等问题，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婚恋伦理小说的创作，出现过一个由萧索落寞到寻觅失落、从禁区走向误区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与社会的环境气候、人们的思想观念、作者的素养追求不无关系。
　　　　一、传统婚恋伦理作品的局限及影响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虽然不少的作品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美满的婚姻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诗经》第一首就以睢鸠之鸣起兴，表达出主人公在爱情追求上的热切大胆；《西厢记》以一曲“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绝唱，歌颂了男女青年自由恋爱、违礼任性的坚决果敢；悲金悼玉的旷世之作《红楼梦》，则公开抨击了封建礼法扼杀自由爱情的罪恶。但即使是描写了情爱、性爱可以突破天地、生死之阻隔，跨越人神、异类之界限的优秀作品，亦仍然难以突破重视名教、囿于宗法、男权至上等封建樊篱。女性虽因深居简出的生活环境，具有深刻的性苦闷、性压迫的感受，但终因囿于自身的礼教因素、而常常处于被动地位；男性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的主动精神，但一见钟情的基础则是对方具有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之娇容美貌，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猎艳心理，追求的多是窃玉偷香式的肌肤之亲。这种爱情就不能不常常授人以“淫佚之诗”、“淫奔之辞”等把柄和留下男尊女卑的深刻烙印。至于明显属于狎妓和玩弄女性的艳情作品，则很难说清它们能在批判封建伦常道德方面具有多少积极意义。
　　中国的婚恋伦理是一座构建、矗立了数千年并具有独特的性秩序的城堡。这一以男尊女卑为特征、以传宗承嗣为宗旨的性秩序所派生出来的一整套封建礼教、伦常、道德，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与生命！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虽然对这一婚恋伦理、性秩序提出过怀疑，进行过反叛，但终因封建统治者数千年的压制，特别是清王朝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扫荡，从而使这种怀疑和反叛，充其量不过是几声根本无法穿越封建礼教城堡的厚壁垒的哀鸣、悲泣而已。
　　真正向着这座古老的婚恋秩序堡垒发出强烈呐喊和巨吼并动摇其根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新思潮的激励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宗法思想、宗法制度的束缚，要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这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思潮，体现在“五四”前后涌现的一大批以婚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则明显地呈现出四种理想层次：
　　一是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例如罗家伦的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写“我”屈服于“父母之命”，与一个不曾相爱的姑娘结婚。婚后很痛苦，却没有勇气反抗，只得以“尽人道”来平衡自己的心理，最后发出了“我一生的幸福，一半送给了家庭，一半送给了人道”的哀叹。作品明显地表露出对不道德的包办婚姻的谴责和对自由婚姻的向往。
　　二是倾吐“性的苦闷”和“生的悲哀”。当时许多女作家都接受了世纪末的颓废思想及日本新感觉派“私小说”的影响，以自叙、自传式的作品，一泄无余地倾吐“性的苦闷”和“生的悲哀”。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均为代表作。
　　三是宣扬闲情逸致和游戏消遣。代表这一层次的文学流派是形成于１９０８年前后，风靡于１９２１年左右的鸳鸯蝴蝶派。这一流派共同追求的社会效果是“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看起来不费劲，作起来又容易”。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才子佳人的哀艳悲剧。虽然许多作品也揭露了封建家庭的专制和包办婚姻的不自由，但更多的是平庸无聊的男女私情和无法排遣的颓废情调。
　　四是鼓吹纵欲主义和原欲力量。这一层次的文学作品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性爱学说的影响。例如穆时英的《南北极》中的多数小说都表现出一种流氓意识的疯狂性，强调的是人的兽性和野性。在刘纳鸥的《都市风景线》小说集里，剖析的都是人体内的强烈的潜在势力或称之为原始动力的“性”。
　　上述以婚恋、性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多程度不同地承继了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中的那种反对封建宗法礼教与婚姻制度的叛逆精神，从不同的层次上展开了对旧道德的批判和对新道德的寻求。这一优良传统无疑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给近年来的婚恋伦理小说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五四”时期的婚恋小说，确也存在如第三层次那种过分张扬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功能的不足和第四层次某些媚俗、猎艳、追求感官刺激的严重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同样给了中国当代婚恋小说以消极影响，而在近年兴起的性文学热中产生的某些作品，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二、“文革”前婚恋伦理小说禁区的形成
　　新中国诞生后的前十七年，我国的婚恋伦理小说走过的是一条颇为尴尬的、曲折的发展道路。
　　１９５０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从法律上肯定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原则，结束了男权至上、一夫多妻的历史，文坛上很快出现了一批欢呼、贯彻《婚姻法》的爱情作品。例如反对包办婚姻、向往恋爱自由的《登记》、《解约》，痛斥畸型婚姻“十八姐姐三岁郎”的《强扭的瓜不甜》，张扬寡妇再嫁权利的《李二嫂改嫁》，以及批评门当户对观念的《春种秋收》等作品，都是从一个侧面肯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性秩序的挑战，肯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解放的新价值观念。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较多地强调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因而婚恋小说的主要观照点并不是爱情、婚姻本身，更是侧重于作为宣传政策和中心工作的特殊载体出现在文坛上。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１月，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这场讨论虽未直接涉及到婚恋伦理问题，但在１９５１年前后，却引发了一场对所谓“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方纪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以及电影《柳堡的故事》。
　　《我们夫妇之间》透过一对青年夫妇（李克和张同志）进城之后一度发生矛盾最终又重新和好的故事，探索了全国解放后大批干部进城工作如何保持革命传统和劳动人民本色这一重大课题。李克出身学生，张同志出身工农，两人的爱情曾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可是进城之后，面对着街道两旁的灯红酒绿和舞厅里的摇曳的灯光，李克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重温一下学生时代那种浪漫生活的冲动。尤其是夫妻分居两处，星期天丈夫去看妻子，妻子却象打发一个问路的过客一样对丈夫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这种极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他们很快产生了隔膜和矛盾。小说的结尾虽然通过原则性的思想斗争批评了李克，挽救了业已动摇的婚姻，但还是招致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有人认为作品流露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渲泄的是“低级趣味”，因此作者肖也牧“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和电影《柳堡的故事》都因描写了在那战斗的岁月里，小战士与房东姑娘的彼此爱慕而受到责难。接着，《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这篇小说也因描写了在动员男青年应征服兵役过程中，漂亮姑娘的说服工作更具有号召力而受到批判。这些批判，将一批写爱情、写人性的作品统统斥之为不健康倾向、低级趣味，实质上为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的禁区的形成定下了框架。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和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一批敢于突破“人性”、“爱情”禁区的文艺作品，其中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通过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我”在爱情生活道路上走到了悬崖边的故事，批判了爱情上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思想，鞭挞了玩弄异性感情的“爱情骗子”，歌颂了爱情生活中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宗璞的小说《红豆》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江玖和齐虹在大革命的风暴来临之时对于爱情的痛苦抉择，表现了爱情生活的复杂性，揭示了祖国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主题。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表现了新社会一代青年对于传统贞操观念的否定，歌颂了在旧社会里曾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女青年徐文霞的思想上的觉悟和道德上的解脱。这一类作品都是通过家庭关系或婚恋生活，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人们丰富的感情世界，歌颂了美好的青春爱情，鞭挞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和丑恶灵魂。由于这些作家创作的立足点偏离了当时社会上日益简单化、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将笔触探向了活生生的、复杂的人的感情世界，结果，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展开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夭折，这些作家连同他们的作品一起被打入了另册，一些作家还因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便一概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文艺界的运动式的批判和政治性的扼杀愈演愈烈。前一阶段在以婚恋伦理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的种种禁忌和束缚，逐步地被公开宣布为文学创作的“禁区”。一切涉及情爱、人性内容的作品，通通被贴上“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的标签而遭到围剿，爱情、性爱从此成为文学艺术家不敢问津的雷池。从“文革”前最后一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到“八亿人民八个戏”的“革命样板戏”，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寻觅不出一点男女爱情的蛛丝马迹了。这种性生态的荒芜，可以说，在“文革”十年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新时期婚恋伦理小说的探索与发展
　　新时期的爱情、婚姻伦理小说，发展于社会意识形态急遽变化，传统婚姻伦理观念发生动摇的总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一时期作家的思想活跃开放，作品涉及的命题也十分广泛，其中既有对“五四”以来反封建传统的继承，也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婚姻伦理的严肃探索，当然还有在探索的名义下夹带着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腐朽庸俗思想的反映，呈现出不同层次、不同水准以及不同倾向同时并存的局面。这是一个令人惊喜令人惶惑、色彩斑澜而又争议不断的创作领域，但就主流而言，则又是积极健康而又富有新意的创作领域。新时期的婚恋伦理小说，依据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品位层次：
　　一是打破禁区，从伦理道德角度探讨现代婚姻、恋爱、家庭问题。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充分肯定了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应占有的地位，从理论上阐发了革命者应有的爱情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恩格斯的名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作为其理论基础，充分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无爱的婚姻中的痛苦挣扎与呼喊。张弦的《银杏树》通过一对男女青年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揭示出这样一个主旨：道德毕竟不能替代爱情。航鹰的《东方女性》描写了在八十年代的时髦潮流中，一位二十岁的姑娘爱上一位有妇之夫的奇异爱情，提出了如何解决婚姻、爱情、家庭问题以及“第三者”插足问题。作品通过对富有东方女性美的知识女性林清芬的形象塑造，再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歌颂了婚恋生活中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严肃的人生态度，同时也表达了对爱情生活中的喜新厌旧者和插足者的谴责。
　　二是将争取婚姻自由与政治批判的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传统意识和极左思潮对青年爱情的残害、扼杀。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母女两代三个女性在不同年代的爱情遭遇，即母亲曾为自由恋爱而进行过的斗争，荒妹不敢接受爱情的愚昧，存妮不会驾驭爱情的悲剧，揭露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贫困的物质生活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疯狂地吞噬年轻的生命，扭曲善良的人性，压抑美好的感情，昭示了在我们这个拥有人类古老文明的国度里竟出现了爱情荒漠的根本原因。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和陆文夫的《清高》，分别从乡村和城镇两个角度，表现出贫困的物质生活和愚昧的精神意识对青年爱情的扼杀与制约。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通过由于畸形的政治造成子君有了两个丈夫的爱情故事，描述了年轻一代撕心裂肝的悲剧遭遇。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更是写出了黑暗、丑陋的传统观念对五个清纯、善良、痴情少女的无情吞噬，唱出了一曲中国妇女艳丽而又凄婉的哀歌。
　　三是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对有缺陷、很现实也很温馨的世俗婚姻的认可。陆星儿的《美的结构》写一现代女性，当她意识到自己以“第三者”插足将危及他人家庭与爱情的安全时，及时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让男女之情上升为一种“友谊”。作品喻示人们：由爱情和友谊所构筑的人生，才是“美的结构”。池莉的《烦恼人生》写一位钢铁厂的技术工人，虽然感情生活不尽如意，面对身旁年轻女性的温柔目光也会怅然若失，但他始终平静地面对着“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的老婆，品味着她给予他的质朴的爱、体贴和温暖。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描写了一对高矮相差十七厘米的知识分子夫妻，在世俗人们的好奇、嘲笑、猜疑甚至中伤中，仍然柔情绵绵，融融相爱。
　　四是宣扬人的自然属性，以放纵的笔触描写男女之间的性欲、情爱。这类创作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主观动机。一种是志在探索，但分寸把握不当。这类小说在表现当代青年蔑视传统、热烈追求理想爱情婚姻时，往往过分赞美男女主人公为了自身幸福而“无所顾及”的精神，忽视了爱情、婚姻中的义务、道德与责任。小说的矛头指向，的确包涵着传统的桎梏、世俗的观念，却也同时宣扬了实现自己理想时可以无视旁人的存在。例如《白涡》中的主人公高级知识分子周兆路，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假若说他第一次与一位“有奢望的女人”私通时还戴着沉重的传统精神枷锁的话，而当他争夺副院长位子成功后的再度幽会，却已经是了无耻感、无所顾忌了。另一种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美化利己主义者。作品艺术描写的侧重点是对现有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盲目反叛，将合法婚姻几乎都写成是对人性、爱情的压抑，而竭力渲染已婚男女之间的甜蜜的“婚外恋”。如《春天的童话》、《废都》等。这些宣扬“婚外恋”的小说，往往给这种暧昧感情涂上了一层合理的光泽，使其虽不合法却似乎合理；给一些伤害别人的婚外恋者制造种种美丽的借口，使其并不光彩的行为显得情有可原，有的甚至成为一种高尚侠义的举动；在艺术手段上或编写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读者，或制造缠绵悱恻的氛围感染读者。总之，用层层华丽的包装使其思想内涵变得隐蔽曲折，从而推动了婚恋伦理小说误区的形成。
　　　　四、婚恋伦理小说误区形成的原因
　　１９８５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丧失而又恢复的故事，完整地描述了性苦闷、性饥渴、性臆想、性发泄这一人生性体验的全过程，从而标志着新时期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将笔触正面地从性的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的层面推向了性心理、性行为的生理层面。稍后出现的《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玫瑰门》、《白涡》、《伏羲伏羲》等，更是把这种以性心理、性行为作为直接审美对象的描写推向了沸沸扬扬的地步。而到了１９９３年，《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热爱命运》、《骚土》、《苦界》、《无雨之城》等一批严肃性的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将描写的笔触伸向了人的隐秘世界，而且由抽象审美的虚写发展为具体细微的实写，甚至是全裸式的撕开来写，将性描写大潮迅速地推上了颠峰，从而导致了婚恋伦理小说误区的形成。
　　面对着这股骇世惊俗的性文学大潮，喝彩者有之，唾骂者有之，称之为探索者有之，斥之为堕落者亦有之。当然，更多的则是平静地观察和冷静地分析。平心而论，这一创作误区的形成，除了世界范围的大众性文化浪潮的冲击和商品经济市场效应下的文学自身的分流之外，主要的还在于作家们面临责任与价值、良知与媚俗的两难选择的心理素质与主观追求。婚恋伦理小说误区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五种：
　　１、游戏人生的生命态度。在许多新潮小说中，作者“以嬉皮士式的半是调侃半是悲酸的幽默，把人生扮一个鬼脸就算是文学的最时髦的创作”，或者以颓废的人生观、若无其事的态度、超脱道德的眼光来描述一群群青年男女之间开放的性观念和性关系。如王朔笔下的“顽主”们，他们嘲弄一切，蔑视一切，公开承认自己的庸俗，将传统美德中的高尚、道义、圣洁、美丽、尊严、友爱，一概化解成“一点正经也没有”的“玩”。至于众多的女“顽主”，要么是利用色相诈骗钱财的“痞子”，要么是犯罪团伙中男性的共同情妇。在他们眼里，所谓的爱情、婚姻，不过是对男女身体的相互借助和利用而已。
　　２、孤独痛苦的悲观情怀。许多当代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叔本华的“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人生是在痛苦与无聊之中象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的人生哲学观点，其笔下的艺术世界充满孤独、痛苦、争斗和仇恨。《玫瑰房间》里的叶蓓，物质生活并不坏，可是精神生活却很沉闷、孤独和空虚，与丈夫晓明已无爱情可言。后来做服装生意中了服装老板的圈套失了身。可是这一切原来都是出于“她对自己空虚已久的生活的抗拒”和“对自己空虚生活恶作剧的报复心理”。
　　３、感情饥渴的反叛意识。在许多作品营造的婚恋世界里，既没有缠绵缱倦的柔情，也缺乏摄人心魄的炽情，更不见魂牵梦萦的纯情和赤诚挚爱的真情，美丽诱人的婚恋外壳里填充的是无穷的惆怅、酸楚、困厄与无奈。《施洗的河》中的刘浪，无论是初遇如玉还是等待小缎，女人都曾掀起过他内心的某种激情；然而当这些女人到手之后，激情便随着第一阵性欲的消褪而冰释。《伏羲伏羲》通过一场婶侄畸恋，深刻展示了人性扭曲过程和人生的困顿与无奈。他们长久忍受着性的饥渴与压抑，终于有一天越过了婶侄名分而结合在一块。他们偷偷体验着生命的欢乐，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品尝着恐惧。婶侄两人在情欲和伦理之间苦苦挣扎，却始终没能从丈夫与侄儿、亲爹与堂兄的尴尬处境中挣脱出来。
　　４、肉欲横溢的低级趣味。以婚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能不涉及到性与情，但描写性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揭示人的社会关系，而决不只是为了表现人的动物本能。穷形极相地描写性器官、性行为，只会是污人耳目，落入媚俗之末路。在“性大潮”中出现的一些作品，不能不被人斥之为肉欲横溢。《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曾因缺乏内涵的自然主义描写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废都》中的庄之蝶，一见女人就急于剥衣脱裤上床，刚与唐宛儿云雨未毕，又当着唐宛儿的面和柳月做爱；《光明的迷途》中的紫杉与其“哥哥”的乱伦；《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交媾，等等，这些都当属同一类恶俗描写。
　　５、商品社会的物化挤压。何顿的小说《生活无罪》写普通教师何夫，一次偶然碰到一个做生意的老同学，结果一条骆驼牌香烟和老同学家里的豪华摆设，马上就让他抛充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违法乱纪、黑吃黑便成了他“下海”后的基本生存之道。小说表现的是当今中国原始积累阶段的商场黑道，但是它无意中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个社会的最基础的文化秩序业已崩溃，而对金钱的奢望已经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梦想。小说描写的社会现象，不能说它已完全等同于当今文学领域的现状，但至少与婚恋伦理小说陷入误区后的某些情形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在汹涌的商品浪潮的冲刷下，人们抵御不住物欲的引诱，于是，牟利因素的写作动机便促使了作家和文学的分化。被物化的作家，便不再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和掂量自己的作品，相反地更加努力使其写作计划符合商业规范。被物化了的作品，便成了经纪人手中的用来竞价的一张变幻莫测的魔术牌，而且更加注重于如何去迎合低俗的消费性欲望。在这些人的笔下会生产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就可想而知了。
　　时代的推移，社会的变迁，势必引起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方式的改变，作为人学的文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位移，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创作的自由并不等同于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迷失和消解。顽强地恪守心灵的圣地，审美地观照社会人生，准确地把握历史脉搏，真实地反映时代主潮，以美好心灵熔铸的文学作品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始终应是作家、艺术家们安身立命的天职。只有如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所宣布的那样，高扬信念、责任和良知的旗帜，决不随波逐流，决不与世俗为伍，那么，新的婚恋伦理小说就一定会步出那片令人迷惘的“沼泽地”，就一定会产生为新时代增色的、具有永久艺术魅力和高度思想智慧的精品！
　　
　　
　　
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015-01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阳春19951995 作者：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015-01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阳春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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