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年前，一个台湾前辈说我晚生了几年，这不是个写评论的时代。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上世纪八零年代后期到九零年代中期，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的时期，正是台湾评论的黄金时代。彼时台湾刚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一方面媒体开放并获得更多自由，另一方面人们亟欲寻求更多的新知识与思潮，以理解或者批判那个仍然庞大的党国体制以及各种压迫的社会关系，并寻找台湾转型的出路。一时之间，百花齐放。

1986年，《当代》杂志创刊，成为八零年代以后最重要一份思想性刊物。两年后，一群具有学运经验的年轻人创办《南方》杂志，成为当时最具激进色彩的评论刊物。九零年代初，另一群宣称边缘、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成立了《岛屿边缘》，提出“假台湾人”、“酷儿专题”等新议题。有趣的是，《当代》创刊号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傅柯，《岛屿边缘》创刊号是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葛兰西。显然，那个时代，人们仍然借用西方左翼思想做为批判的武器。

在那个新历史出现的黎明时光，台湾出现一种新的文类：“文化评论”。和过往多为意见性的评论性文章或者政治评论不同，这类文化评论更以学术性理论（尤其是左翼批判理论或者文化研究理论）为基底，去揭开政治、文化或社会关系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意识形态。这些文章的战场除了上述那些杂志，也出现在部分报纸版面，如当时属于新锐力量的自立早报。

于是，刚出道不久的杨照把他的评论结集叫做“流离观点”，另一位在学院任教但经常在媒体上写文化评论的学者傅大为结集出书叫做《基进笔记》。这是那个时代的姿态：边缘、游离、激进、反体制。

我是在1991年进入台北的大学，这些文化评论成为我进入学术世界，或者分析正在剧烈变动的台湾，最重要的渠道。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文艺青年，我们也搞起自己的刊物，并在上面写满我们刚认识的世界，刚学到的理论：从抽象的民主理论，到学生运动的前景，到摇滚乐与政治。这份我们自己办的校园刊物，《萌芽》，仅此一期，却为我打开写作生涯的大门。

1995年我大学毕业，一位在《新新闻周刊》工作的前辈约了我和一起搞《萌芽》的女同学喝咖啡。《新新闻周刊》属于解严的时代产物，当历史刚刚从威权跨向民主，而主流媒体动作尚未能彻底掌握新时代气氛时，这份在1987年由几位新闻界的重要人士（现在都是巨人）创办的《新新闻周刊》，深入报导街头运动和政治幕后，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到九零年代中期，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禁忌越来越少，周刊越来越难和报纸竞争，新新闻因此遇到了瓶颈，而希望吸引年轻一代的读者。因为看到了我们在大学时代的刊物，他们邀请我和我的伙伴在这份当时最重要的周刊上开一个年轻人看世界的专栏，名称叫做“X世代说话”。于是，就在我开始读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1995年秋天，我也开始了我人生第一个媒体专栏。

那确实是一个青年文化正在爆发的时代。例如就是在1995年，想要作为台湾Village Voice（纽约知名另类媒体）的《破周报》创刊了；带着女性主义色彩、后来成为台北live house重镇的餐厅“女巫店”出现了。我们的专栏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私人原因），后来改成不定期帮《新新闻》写一些国际思想动态（他们那时还对方面议题有兴趣）。在这过程中，从小是摇滚乐迷但从来没想过写乐评的我，看到一些国际新闻是关于西方摇滚乐手如何介入现实政治的议题，引起了我巨大兴趣，并且在这样一个新闻周刊上发表。

同一时间，正在读政治学研究所的我，学到了许多政治经济理论，思考着如何把这些理论用在对台湾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彼时的台湾正被族群政治、金权民主，宪政改革等种种问题所纠缠。毕竟，我之所以继续研读政治学，就是希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且找到一条改革的明路。尤其做为一个大学参与过学运，并一直希望可以介入社会变迁的热血青年来说，深信的是知识不应该被闭锁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展现力量。

我投出第一篇政治评论给当时比较支持反对运动的《自立早报》，谈核能电厂的决策过程应纳入公民参与。第二篇文章登在《中国时报》，写台湾的政治转型强调忘却悲情时，不应真正遗忘过去的人权侵害事件（用后来流行的语言叫做“转型正义”）。幸运地，在那些通常只给着名专家学者或政治人物的论述版面，竟然篇幅不小地注销我一个年轻研究生的文章。这给了我很大信心，此后开始陆续不定期投稿政治评论。

但时代正在退潮。随着台湾的形式民主慢慢落实，人们的政治热情从反抗转为党派对抗，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时代精神，媒体开始追求琐碎化与八卦化的新闻，并渴望更多吵杂的声音－－电视上开始出现名嘴谈话秀，放佛他们真的是意见领袖、民间喉舌。于是台湾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中期刚开始壮大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 在这个轻盈的时代，媒体追求更迅速的报导、更疯狂的声音，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

一切尚未坚固的事物，很快就烟消云散。

九零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期，我虽然偶尔给报纸写文章，但只能算是非常业余的写作者，心力主要还是在学术研究。2002年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前两年自然是如修道般潜心读书，只是偶尔看到新闻不吐不快时，给台湾报纸写文章 。

2004年五月，我考完博士资格考，在台湾出版第一本书《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书中讨论摇滚乐如何从诞生起，影响不同世代的青年，如何介入具体的政治社会斗争，议题涉及反战、同性恋、环保、第三世界贫穷、死刑、英国新工党等等。出版社和一些朋友都不太看好这本书的市场，他们认为这是好书，但是冷门。他们说，这不是八零年代末的台湾。

书出版的第二个月，我同时接到台湾两大报纸的专栏邀约，一个是《中国时报》时评版，另外是《联合报》文化副刊。同时，《声音与愤怒》竟然很快再版，成为热烈讨论的书。从这里，我才真正开始写作生涯。

但时代确实不同了。

在大陆的朋友很难想象到，在台湾的报纸要写一千五百字长度的评论文章，是几乎没有这个空间。曾经在九十年代影响我们这代青年的所谓“文化评论”文类，此时几乎已经消失了，因为没有空间，也不能孕育新一代的评论者。因此，我的那位前辈帮我发出了前述喟叹。但关键的问题不是我是否生不逢时，而是整个台湾的危机：民主化辛苦地前行二十年，但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却在成熟之前就已经苍白了。

我成为这个贫瘠时代的幸存者。

然而，那位前辈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历史很快来到新的转折点。

好像是在2007年，乐评人郝舫因为看过繁体版的《声音与愤怒》，邀我开始在当时他担任主编的还是《滚石》(Rolling Stone)中文版的《音乐时空》写文章；也好像是08年左右，我开始在广州的《城市画报》写文章；也是那一年下半年，通过诗人贝岭介绍，开始在“南方周末”副刊写不定期专栏。

此前，绝大多数台湾人如我都很难想象我们会有机会在大陆出版、写作，我们对大陆媒体公共领域（如谁是活跃的评论人）也十分陌生。此前我自己买大陆书多半是西方理论翻译，或者关于中国研究，或者是《读书》杂志。但当我在那时看到南都、新京报、东早的周日书评，看到南方周末，简直感动的要落泪：有这么多的版面是关于书评，有这么多思想性内容可以登在报纸上。这是台湾读者太难想象的事。

2008年，《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在北京贝贝特/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接着，我在许许多多中国重要刊物上写从政治到书评到音乐专栏：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南都周刊、凤凰周刊、读库、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新世纪、Q音乐杂志、周末画报iWeekly版，以及现在的腾讯大家。

不知道是否是时代的巧合，也正是我开始在大陆写作后的这几年，大陆文化圈兴起所谓的港台热，出版界出版更多台湾作者的书，更多台湾作者在大陆写专栏（但时评类倒是几乎没有别人）。

去年又到了新的转折点。年初，台湾的中国时报因为媒体垄断、老板发言不当，报纸追杀批评者等争议，台湾许多学者发动罢写中时运动。五月，因为他们恶性辞退时评版编辑，我辞去这个写了将近十年专栏、且是唯一可以让重要专栏作者撰写一千五百字长文的版面。在大陆那边，因为想缓缓脚步，也因为从去年十月开始担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我开始减少专栏写作。今年初在大陆出版的新书《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文化的想象》，算是对过去这几年的思索，尤其是台湾民主转型问题的一个总结。

这是2013年的夏天。台湾媒体的坠落速度让人难以想象，而大陆媒体的言论空间似乎更为紧缩，网络和社交媒体则不断对写作的风格、规范提出新的挑战。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无论如何不愿、也不敢放弃对于写作的信念：让书写去对抗时代的衰微，打开思维的边界，并为这个世界的苍白增添一份深刻的力量。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