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晚年政治改革的背景第貳章蔣經國崛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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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贰章蒋经国崛起的背景
蒋经国在晚年推动了台湾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身为党政最高領导人的蒋经国，为何要推动影响国民党、影响中华民国政府甚钜的政治改革，我们可以从他担任領导人前的背景先行探讨。第一节俄国时期──从布尔什维克到颠沛流離
一、生长背景
蒋经国於 1910 年农曆的 3 月 18 日，出生於中国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亲
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蒋中正，母亲为毛福梅。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有九百余户，蒋姓是大姓，占了约五百余户。蒋中正於 1901 年在母亲王采玉的安排下，与大自己四岁的毛福梅结婚，蒋中正为了让毛福梅缩短与自己的文化差距，还让毛福梅进入新女校启蒙，并请家教老师教导。蒋中正婚後於 1908 年赴日本留学，夫妻俩感情逐渐疏離。隔年（1909 年）的暑假，蒋中正归国後待在上海未回家乡，蒋母王太夫人抱孙心切，带着媳妇毛福梅到上海与蒋中正相聚。婆媳俩回到溪口镇後，即於 1910 年农曆的 3 月 18 日生下
蒋经国。
蒋经国乳名建丰，学名经国，当时的蒋中正在日本新泻当兵，系由王太夫人
的來信得知消息，但是没有文件能显示当时蒋中正的心情。
蒋中正身为革命党人，即使在民国建立後，依然四处奔波、參与军事行动，
而蒋经国则是在溪口由宠爱孙子的王太夫人与母亲抚养长大。蒋经国於 1916 年 3 月进入溪口当地，由蒋氏宗亲会借当地寺庙所开办的武山学校就讀（後來扩大成武嶺农校）。启蒙老师是周东，学习的是旧式教育裡撷取经典文章以教导方块字为主的那一套。第二年，蒋中正请顾清廉教导蒋经国，顾清廉曾教过蒋中正，是具有现代观念的儒者。蒋中正在同年（1917 年）2 月 9 日写给蒋经国的信裡，有提到顾清廉向他报告蒋经国「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讀」，他自称，「闻之略慰」。在武山学校念了几年後，蒋中正在 1920 年命蒋经国转学至奉化龍津学校，并请了一位老师王欧声，教蒋经国诵讀古籍和四书。蒋中正甚至亲自规定蒋经国应该讀的书目，让蒋经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知識教育。在蒋经国的回忆裡也提到：「父亲指示我讀书，最重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於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後來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
1921 年 6 月 14 日，蒋中正的母亲王太夫人病逝，蒋中正返乡料理後事，并与毛福梅正式提出離婚，但仍让毛福梅住在蒋家。原因是当时蒋中正已经看上了年轻女子陈洁如，於是在当年的 12 月 5 日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她当时十五岁，只比蒋经国大四岁，蒋经国称她为「上海姆妈」。二、離乡求学
1922 年 3 月，蒋中正为了让蒋经国及早接触现代化的教育，蒋中正带着蒋经国來到上海，由蒋经国的姑丈竺芝珊、姑母蒋瑞蓮监护，进入万竹小学就讀，王欧声仍继续教导蒋经国的国文。蒋中正对蒋经国教育的关心依旧，即使在 1923 年 9 月他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至苏聯考察三个月期间，亦不断写信给蒋经国，提醒他要认真讀书。1924 年蒋经国自万竹小学毕业後，於 1925 年初进入浦东中学。在茅家琦，所写的《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中表示：

蒋经国的思想成长受着兩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蒋介石教育要他写方块字，熟讀四书，学好英文、算学；另一方面，当时上海的形势又给他以另一种思想影响。

二十世纪二零年代开始的上海，思想与政治方面风云激荡。继「五四」、「六三」运动蓬勃发展以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随後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蒋经国受到革命思潮和革命实践的影响，爱国热情高涨，并同情贫苦大众。

另外，在劉宜良（江南）所写的《蒋经国传》裡面提到当时的作家马彬在其《转形期的知識份子》一书中，描写了当时上海的情形：「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战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論都公开地推陈出來，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而漆高儒的《蒋经国评传──我是台湾人》一书中，记载了蒋经国讲述他在上海讀书的情形，他說：

我还记得自己在上海讀书的时候，内心裡最感到耻辱和愤恨的，就是当时许多外国人对我们中国青年的讥讽和嘲笑。他们說：「中国青年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是說中国人没有恒心和毅力。又說我们是「冷血动物」── 就是說中国人没有勇气和正义感；再說我们是「一盘散沙」──就是說中国人不能够团结；再說我们是「东亚病夫」──就是說中国人是衰弱的民族。今天想起來，这些都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如果我们反省检讨一下，中国青年半世纪以來，究竟改变了多少呢？自然这一代中国青年确实比半世纪以前进步了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也仍然有一部份青年人，依旧没有勇气，缺乏毅力，不顾团体，不是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结结实实的现代青年。难道我们就让这种情形再延续下去吗？不！我们绝不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应当成为时代的创造者。我们应当下定最大的决心，从自身开始作脱胎换骨的改变。每个人都要練成坚强的体魄，养成宽容的气度，从大处想，从远处看，向下紮根，向上结果。

在上海这样的环境下受教育、成长，对蒋经国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加上
年方十五岁的热情和对未來的憧憬，都让蒋经国不断追求未來的目标。1925 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造成多名学生、市民死伤，6 月 1 日至 3 日亦陸续有枪殺事件发生，造成全国大罢工、罢市、罢课，并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蒋经国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向示威学生开枪，民情因此变得非常激愤。「打倒帝国主义者」以及「收回租界」等口号传遍了全国各地。当时，我还是上海浦东中学的一个学生，參加了四次示威活动。每逢示威，或者进行抵制洋货运动，我都被推为浦东中学的領队。

因为蒋经国的上街头游行抗议，以及热情地展现爱国心，导致他被浦东中学以「行为不轨」的名义，开除了学籍。蒋中正觉得上海对蒋经国來說有着不良的影响，於是将蒋经国送到北京，在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讀书，多少带有要吴稚晖帮忙管教一下的意味。
來到北京，接触的人与事更广了，也被当时聯俄容共气氛浓厚的环境感染。当时在卲力子的介绍下，认識了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也透过李大钊认識不少俄国人。在朋友的建议下，蒋经国为了想了解苏聯的政治组织，有了到苏聯中山大学（亦称孙逸仙大学）留学的念头。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斯大林（亦称史达林，Joseph Stalin，1879-1953）在孙中山死後，为了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替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由苏聯政府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创办以孙中山为名的大学，全称是孙中山国际勞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通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国、共兩党各自推荐若干学生就讀。1925 年 10 月 7 日，鲍羅廷（Михаи́ л Бороди́ н，1884-1951）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宣布创校的消息，并建议中国国民党派学生去学习。这个提议通过後，选拔委员会立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进行选拔工作。选拔後产生 350 人的名单，其中有 20 人是由鲍羅廷直接推荐的，蒋经国正是其中之一。
蒋经国在得知有选拔後，决定前往莫斯科就讀。他请吴稚晖帮他推荐，吴稚晖认为蒋经国趁年轻多去尝试是不错的体验，因此同意他去，但是要他先去跟父亲蒋中正谈谈。蒋经国在 1925 年的夏天到黄埔見父亲，并讨論赴俄国讀书的计画。蒋中正对蒋经国的想法有什麽反应呢？在劉宜良的《蒋经国传》裡，劉宜良提到自陈洁如外孙陈忠人所写的《纪念外婆──陈洁如》中，陈忠人表示蒋中正对儿子要去苏聯留学一事大加反对，系陈洁如枕边细语，才使蒋中正转而答应。劉宜良本身对这种說法存疑，表示蒋中正当时与鲍羅廷关系不错，又自苏聯得到不少援助，不可能不喜欢苏聯到反对儿子前往；再者，蒋中正固执到非得一再劝說才勉强答应，实在与蒋中正个性不合。14而陶涵的《蒋经国传》中也有提到陈洁如的說法，陶涵则是以访问陈立夫时，「他当时需要苏聯的支持。」的說法，來表示蒋中正当时允许蒋经国赴俄的动机。中国近代史学者王克文认为，蒋中正同意蒋经国前往苏聯，一方面藉此与国民党实力人物的第二代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苏聯保持密切聯系，以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而蒋中正亦在 1925 年 10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下：「我再次提醒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不过蒋中正也不忘提醒蒋经国要先加入中国国民党。於是在 1925 年十月初，由林焕庭介绍在上海环龍路 44 号的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誓入党，但那算是秘密入党。三、留学苏聯
1925 年 10 月 19 日，蒋经国搭船自上海启程前往苏聯。同行大约 90 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聊天、讀书、用餐，蒋经国首次的团体生活让他觉得有趣和愉快。在船上他也看了他第一本共产主义思想书籍──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Nikolai Bukharin’s ABC of Communism）。到了海參崴後，蒋经国一行人在 10 月 31 日改搭火車至莫斯科。在火車停靠在西伯利亚某站时，学生们还參加了当地一个纪念苏聯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型集会，蒋经国形容当时的情形是：「工人和农民代表举起『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中俄合作万岁！』等标语，热烈接待我们。集会後，我们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游行时，苏聯人唱了好些歌，有人给我们翻译，說他们唱的是『前进，黎明就在前面……』。」由此可見当时苏聯对这批留苏学生是热烈欢迎的。11 月底，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後，校方给每个学生取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的名字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中山大学采取小班制上课，全部课程兩年内修完，内容有俄文、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经济地理、哲学、资本論、马列主义等。蒋经国的俄文是他特别苦練出來的，从 1926 年後半，他曾经參加莫斯科的一个群众大会，以流利的俄语向群众发表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後的成功」为题的演說，获得满堂彩一事可以知道。他說：「此後，我经常获邀发表演說，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蒋经国还是学校壁报《红墙》的编辑，负责稿件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也自己写稿，发表在刊物上，其中兩篇还特别提出來表示自己写的不错，分别是〈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是一间研究学术的大学，它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而成立的，因此，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論第二。」每天早上有会、作息时间内有会、午夜也有会，会没开完不能上课、吃饭。劉宜良在
《蒋经国传》裡說道：

这种训練被称为「行动学习」，包含：一、自我批评：个人要从家世、出身、经歷、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二、連环监视：參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連环式的互不脱节，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三、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四、參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練方式，後來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復兴岗［按：政工干校］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

从後來蒋经国在中国、台湾的各种训練班以及他的做事方式等來看，留苏这
段时期的训練与学习，对他後來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879-1940）
的追随者，是托洛斯基理論的宣传者，而董事会的成员也和托洛斯基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因此，托洛斯基的思想在中山大学的影响较大，不少学生都成为他的信徒。托洛斯基的理論是「不断革命論」。他是苏聯左派的首領，担忧苏聯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惡劣影响，因此要在苏聯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开发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蒋经国的观点与托洛斯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对於托洛斯基的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特别感兴趣，後來还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領导人。
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裡，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间常有冲突，而中国共产党在
莫斯科有支部，组织和训練方法都很严密，一般人也对共产党员有较多的好感。蒋经国曾对他们的活动产生兴趣，甚至在 1925 年 1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李松林、陈太先兩人所写的《蒋经国大传》裡提到他当时写过一篇文章〈革命先革心〉有着这样的句子：「大家站在一条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从这几句话看來当时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聯共产党的教育。
1926 年 6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臨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 7 月 9 日，蒋中正誓师北伐，在苏聯的武器和顾问协助下，战事顺利进展。斯大林在十月份将托洛斯基逐出苏共政治局，谴责托洛斯基及追随者是社会民主党偏離份子。接着在十一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上，引用北伐成功作为他政策得当的证明，他相信国民党成功後，中国将会回应他的政策和回应，因为国民党将会由勞工阶级接手。蒋经国也对一連串北伐战事的成功感到高兴，也认为他的父亲将会击败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完成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四、与父亲决裂
然而到了 1927 年，情势有了改变。面对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共产党的势力坐
大，蒋中正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结合，打算取得領导权。1927 年 4 月 12 日，国民党部队开使执行清党任务。进占总工会会所，射殺反抗的工人，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接下來便是大肆搜捕，动刑殺人。
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学生立刻举行会议，蒋经国走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中正儿子的身分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他谴责他的父亲，赢得听众的如雷掌声。接下來他发表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後來被翻译成數种语言，公开在各国的报刊。俄国报纸所载为：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說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26

而在国内也被刊登在汉口的《人民論坛报》，报载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論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27

过了不久，苏聯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在 4 月 21 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父
与子〉的文章，摘錄蒋经国给父亲的公开信，他在公开信上說：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說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讀到它们。但是，不管你讀不讀到，我都要写出來。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经在信裡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說，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後我不再认你为父。28

这样的声明及公开信，蒋中正在国内都已经获知。传统中国倫理观念裡认定这样的行为已经是忤逆，但或许是对於未能先行通知蒋经国他将清党，又或许是不愿再回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蒋中正的文件或信件裡并没有反映出他对这些声明的想法。蒋经国日後回国，在他所写的〈我在苏聯的生活〉以及〈我在苏聯的日子〉裡亦未提到这些事件，但是官方說法是蒋经国迫於情势而发表了这些声明。
蒋经国在回忆錄裡表示他在 4 月自中山大学毕业，和其他同学一起要求回国，而中国国民党在清党後亦要求国民党员離开莫斯科中山大学。但是蒋经国回国的申请被驳回，他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认为我回国比留在莫斯科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更不利」29，而且他自其他共产党员得到的消息是：「假如蒋经国获

26 1927 年 4 月 25 日的《时报周刊》（Time），页 44。转引自陶涵着，林添贵译，《蒋经国传》，页 44。
27 汉口《人民論坛报》，1927 年 4 月 24 日，第 1 版。转引自李松林、陈太先，《蒋经国大传》，页 59。
28 1994 年俄羅斯 RTR 电视台纪錄片曾引述这封信的内容。转引自陶涵着，林添贵译，《蒋经国传》，页 44。
29 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一册，页 71。
准返国，他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聯。」而斯大林也深知蒋经国留下來的价值所在。蒋经国的同学盛岳在他的回忆錄裡写道：

斯大林很可能是把蒋经国抓到手裡，当成将來同蒋介石可能谈判时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蒋经国來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聯系，以便一旦有事将來可以加以利用。

於是蒋经国被留了下來。只是从蒋经国自己写下的文件裡，并不清楚他此时申请回国是因为思念家乡，想要回去父亲身边，亦或是想回国协助共产党进行革命事业。8 月 5 日，239 名中国学生经苏聯批准回国，大部分是国民党员。留下來的中国学生有 320 名，大部分则是共产党员。五、军旅生活
蒋经国在被留下之後，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通知他将核准他加入，但是必须放弃亲托洛斯基的活动和信念。托洛斯基自从被斯大林逐出政治局後，斯大林一再对托派进行斗争，蒋经国这时也认清作任何决定都必须出自理智。而斯大林在 5 月 13 日到中山大学的演讲裡称托洛斯基「事实上是拥护蒋中正」，蒋经国衡量当时的政治环境与自己未來的目标後，於是在 5 月底宣布放弃托洛斯基运动。之後他被核准进入红军第一师，驻紮地在莫斯科，他的身份是学员。
蒋经国在红军受训一年期间，各科成绩优異，在 1928 年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至列寧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校
（Central Tolmatchev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e）深造。学院课程是军事与政治并重：政治是红军的靈魂，政治工作是要确保红军战斗胜利。他在回忆錄裡写下他在学院学习期间，最喜欢的科目是战术和战略，而且在史学杂志上发表若干篇的哲学論文。在学院裡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蒋经国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共产党开会时都被摒除在外。直到 1929 年 12 月，中共向苏聯施加压力，才让蒋经国加入苏共，成为候补党员。而他也才得以了解共党内部组织，并且让身为学生的他给予诸多保护。不过，蒋经国的政治活动却受到中共的严密监视，甚至有「江浙同学会」假案的发生，显示蒋经国在清党行动後，身为蒋中正之子的蒋经国被中共仇视，甚至欲加害之。
1930 年 5 月，蒋经国自学院毕业，根据蒋经国的回忆，当时的他再度提出回国的申请，并且表示如果不能达成这个愿望，他的第二志愿则是要加入红军。而这些志愿都须由中共决定。但是最後没有回国，也没有加入红军，他被派为莫斯科列寧大学（中山大学此时已改名）的中国学生访问团之副指导员，带領学生參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回到莫斯科後大病一场，病中只有三个俄国朋友探望，蒋经国对於没有中国朋友來見他，颇感凄凉。但是当时中共对蒋经国监视之严密，中国学生为明哲保身，大都不敢对蒋经国多所接触。六、颠沛流離
10 月病癒後，被派至莫斯科的狄拿马电厂（Tinama Electrical Plant）当工人。
理由是要他「亲身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在这间工厂，蒋经国第一次体会到生活条件严苛的环境，以及繁重的体力勞动对人的折磨，但是他的精神层面仍是相当积极的。在回忆錄裡写道：

我以前没有从事过吃力的体力勞动，所以起初觉得工作非常辛苦。……在痛苦与疲乏中，我所持的信念是艰苦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磨練。但我月薪只有四十五盧布，如何维生呢？……我常常空着肚子工作。

蒋经国不止锻鍊自己，也积极寻找任何机会，他不但到夜校上课，想改善地位，也在工厂内教军事课以增加收入。他的表现良好，但是却卷入了莫斯科的政治风波：

在一次会议上，我公开抨击陈绍禹。共产国际因此要把我放逐到西伯利亚，叫我到艾尔它（Alta）。由於我健康欠佳，我向俄国总部申诉，要求他们不要让我到北方去。……不过，苏聯共党并没有把我送到艾尔它，只把我送到莫斯科区的石可夫村（Shekov Village）。

於是在 1931 年冬天，蒋经国來到石可夫村，没有特殊任务，只被要求从事勞动改革。此时苏聯正推行集体农庄政策，乡村与城市都缺乏生活物资。该村是莫斯科区最落後的，与蒋经国先前參观的示范农庄不同，生活条件更是严峻。因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学生要求下调查此案，发现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明（陈绍禹）制造假案，进行诬陷。而在调查清楚之前，蒋经国被当作首要份子，依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是要遭到枪毙，而蒋经国本人直到後來调查清楚都不清楚自己险遭枪毙。見彭哲愚、严农，《蒋经国在莫斯科》（台北：中原，1987），页 26；邱路，〈蒋经国险遭枪毙〉，《百年潮》期 2（1997 年 3 月），页 67-72。
为蒋经国是外国人，到达石可夫村便被当作外人，当晚連床铺都没有办法借，只能在教堂的車房休息。隔天到农场去，农民还讥笑他，为了争取村民认同，於是开始加入勞动。在经歷五天的田间勞动後，他引起了农民的同情：一位老妇愿意收留他，村民也邀请他參加会议。十天後，蒋经国因为帮农民到城裡处理土地借款购置农具与税捐问题，都能让农民有利的解决，因此不用再进行田间工作。一个月後，甚至被选为农村苏维埃的副主席。於是他开始推动组织集体农庄，并且达成目标。苏共对他这时期的评语是：「堪为領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裡就担任了一个村的行政职务，让他深刻体会到若要成功，展露自身才华才是最有效的途径。只是这样的想法，在日後的政治发展与共党的重重限制下难以把持。
1932 年 10 月 19 日，蒋经国接到莫斯科來电要求他返回莫斯科。蒋经国回忆，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陈绍禹一直想将他送到西伯利亚，而苏聯共产党则是担心当时流亡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士会在蒋经国的領导下，发动反对陈绍禹的运动。於是苏共让他自己选择前往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但是蒋经国只想回家，於是苏共将他派往乌拉山区的斯弗朵夫斯基（Sverdovsky）。到了当地不久就病倒，而且在病床上躺了 25 天。1933 年病癒後即被送到艾尔它的金矿养病。当年 3 月才又回到斯弗朵夫斯基，并在乌拉（Uralmash）重型机械厂当技师，负责分配工作并且向工厂領导写建议书，而他除了工作亦在夜校继续课业。这一年，有一批工人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到乌拉机械厂工作，蒋经国认識了其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女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她就是後來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
1934 年 6 月，陈绍禹将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告诉他根据得到的消息，蒋中正在上海表示，如果蒋经国回国将会拘捕他。虽然蒋经国怀疑这个消息的可信度，但是他的情绪受到影响而愈发低落。然而实际情形是，蒋中正思念蒋经国。中国政府在此时与苏聯增进彼此的关系，并且向俄国提出交涉，提议恢復南京与莫斯科的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斯大林仔细盘算着蒋经国的价值，因此对於遣返的议题并不马上表态。8 月到 11 月，苏聯国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捕。而他也在此时被升为助理厂长，并且在当地的《重工业日报》（Heavy Machinery）担任主编。一般來說，被严重怀疑的人不可能担任重要职位，因此应该是为了检查蒋经国的忠诚度而这麽做。12 月，监视结束後，蒋经国被国家安全部乌拉分部主任李希托夫（Lishtov）召見，告知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遣返回中国，而李希托夫要蒋经国写个声明，表示自己不愿意回中国，蒋经国拒绝了这个作法。几天後，李希托夫又告诉他，中国大使馆一位书记要和他会谈。蒋经国在会谈前发现另外有兩个人在隔壁房间，於是不敢透露自己想回中国，只谈了当时中国的局势。而蒋中正在 12 月 14 日的日记裡写道：「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來，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因此，虽然现在无法从正式文件裡获得中俄兩国对蒋经国遣返一事的說法，但是看得出來蒋中正在无法与蒋经国取得聯系的情形下，判断蒋经国不愿回來中国一事系苏聯制造的假象。
1935 年 1 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和他就中国当时局势交换意見。而陈绍禹对他表示，中国谣传他在苏聯被捕，因此陈绍禹要他写信告诉他母亲，在苏聯工作完全自由。不过陈绍禹也已经先拟了一封信稿，内容充满了对蒋中正的愤恨、批评与不满，也說他不想回到中国，而他的祖国──苏聯亦将带領中国走向独立。蒋经国不愿署名，因此僵持了三天。最後在朋友劝說，以及可能的生命危险威胁下，他答应了要求，但是加上了要母亲到西欧去会面的话，以作为之後可以作为離开苏聯的藉口。後來蒋经国向国家安全部反应，表示这封信是被逼迫所写，因此蒋经国获准可以写第二封信；第二封信裡面虽然提到工作生活的环境和气候，但是一样没有提到他很想家，只用想念家乡的小菜來表达。这封信後來并没有被寄出去，反而是陈绍禹所拟的信被寄回国内，并交由公开的出版社发表。信的日期是 1935 年 1 月 23 日，苏俄共产党的《真理报》却是标记成 1936 年 1 月，《紐约时报》则是 1936 年 2 月 12 日，日期各不相同。这封信虽然寄回中国并发表，但是蒋中正并没有表达感想。对於当时声势日隆的蒋中正來說，虽有损其尊严，但是并不影响他对蒋经国的想法。蒋经国也想做个补救，於是托华侨陈甫玉（译音）带信回去中国，後來陈甫玉被捕，这封信也被拦了下來，没有机会越过边境。1935 年 3 月，蒋经国和芬娜结婚，并且在同年 12 月底生下长子蒋孝文。
1936 年的夏天，斯大林开始了整肃行动，许多蒋经国身边的人也被牵扯进去，而且不断地株連，国家安全部最终逮捕了 380 万人，处死犯人超过 78 万人。不过蒋经国的回忆錄裡只有一篇叙述他当主编时的日记，对於整肃行动没有表示看法。这与当时苏聯民众不敢批评、质疑的心态相同。而蒋经国在同年 9 月，被苏共乌拉党委免去乌拉重型机械厂助理厂长以及《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而且也被免去了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不得參加他们的会议，原因就在於前一年他托陈甫玉带回中国的信被苏共所拦获。於是蒋经国失业在家，朋友也不敢上门，深怕被牵連。直到十一月，苏共党委通知他恢復上班，并且要他填写表格，准备审理蒋经国候补党员转正的申请。蒋经国於 11 月 16 日地递交了申请书，并且在 12 月 15 日获得通过，接受蒋经国为第四類布尔什维克党员，也就是在这天，蒋经国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44中国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黼在这前後抵达莫斯科，他向苏聯政府提出希望得知蒋经国的下落，但是苏聯外交部仅表示这项要求虽然困难，但会尽力尝试。七、重返家乡
然而此时的中国发生了轰动的「西安事件」。蒋中正派张学良到陕西进行剿共的军事行动，然而受到中国共产党宣传国共聯合抗日的影响，张学良与杨虎城在 12 月 12 日凌晨将蒋中正拘禁起來。消息传开後震惊中外，南京方面立即决定集结重兵前往营救，延安中共方面则有人主张殺了蒋中正，和张学良合作。但是张学良在 12 日当天即电告各界他只想让蒋中正領导抗日。斯大林获知消息後立即盘算，蒋中正一死将可能爆发内战，无人領导抗日阵线，同时也将使苏聯面臨日本的威胁；而中共若能透过协商让事情平安落幕，不止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甚至能藉此发展势力。蒋经国在 12 月 14 日知道了他父亲被挟持的消息，他情急下写了一封信想寄回国内，希望能聯络上双亲，但是并没有成功。蒋经国也写信给共产国际的主席，以及斯大林，希望他们能准许他回到中国。
斯大林考量再三，决定透过《消息报》与《真理报》谴责挟持蒋中正的行为，并且认为全中国人民应该团结合作、一致对外，而唯有蒋中正能領导中国对抗日本。同时他也发电报到延安，告知他的决定。中共方面也认为蒋中正一死将出现亲日的国民党，於是毛泽东派周恩來到西安协商，蒋中正的妻子宋美龄亦亲自到西安谈判。张学良在讀到蒋中正的日记後，知道蒋中正在剿灭中共後将对日本作战，中国国内的舆論则是对蒋中正的被挟持充满同情，并纷纷谴责张学良等人，要求释放蒋中正。
12 月 16 日周恩來抵达西安，蒋中正原先要求必须放了他才肯谈判，但是周恩來提出中共将接受蒋中正的領导，一同对抗日本侵略，也担保蒋经国将会回到中国。在苏聯政府的公开态度、斯大林的指示与国内舆論的要求下，12 月 23 日，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中共代表周恩來，以及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 24 日达成协议，西安事件和平落幕。蒋中正判断，在当时日本不断侵略中国的情形下，若继续剿共将会引起政治上的危机。而且加强与苏聯的关系，将可以获得许多援助。因此中国国民党在 1937 年 2 月 15 日到 22 日召开第五届三中全会，确立了聯共抗日的方针和原则。至此，中苏兩国携手合作，苏聯和苏共援助国民党和蒋中正，同时也让蒋经国回到中国。
西安事件开启了蒋经国回到国的契机，在蒋经国的回忆錄裡有以下几段文字记载：
苏聯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Stemenikov）对我說：「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聯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領袖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你意下如何？」「中苏关系正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識。中国在近四、五年來，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來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
我要離开莫斯科那天，共产国际主席迪米塔洛夫（Dimitarov）邀我到他家。他对我說：「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來救中国』这說法是错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聯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及极出色的政治家。她是中国人民的伟大領袖。请向他转达我诚挚的问候。」
而在陶涵的《蒋经国传》裡，蒋经国被要求从斯弗朵夫斯基携带妻儿到莫斯科去时，厂裡的朋友为他送行，大家在寒风中唱歌、跳舞，举行茶会。蒋经国对朋友们宣称：「［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而且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後，斯大林亦接見他，表示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从苏聯政府官员、共产国际主席的谈话，蒋经国自己的說法，以及斯大林的会面，都可以知道，西安事件让蒋经国获得了一次回到中国的机会。而斯大林也知道如何让蒋经国──中国領导人之子，充分发挥功用。让蒋经国到蒋中正身边去影响蒋中正，促使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苏聯维持友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阻止日本的侵略，让苏聯东方边境能不被日本轻易突破。
因此，蒋经国在 1936 年 12 月就已经知道苏聯政府打算让他返回中国。1937
年的 3 月，蒋经国接获通知，要他带着妻儿前往莫斯科。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後，去見了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黼，并由蒋廷黼代为打理返国所需的物品。3 月 25 日，蒋经国启程離开苏聯，旅程由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就是後來中共的情报头子康生，全程陪同。到了海參崴，蒋经国和康生聯合署名发电报给苏共中央，表示将会尽力完成党交付给他的任务。 1937 年 4 月 19 日，蒋经国一家抵达上海。
第二节赣南与上海时期──勵精图治的「蒋青天」
一、家乡苦讀
蒋经国回国後，没有立刻見到父亲蒋中正，经陈立夫提醒後，蒋经国提笔写信给父亲，并且見了吴稚晖。蒋中正後來同意了見面，问了蒋经国打算如何。蒋经国表示想在政治与工业二者择一发展，蒋中正则要他先处理基本问题，首先要他先能用中文写东西，再來则是要他重拾古文，最後要他整理留俄的感想。蒋经国見到了宋美龄，而且让妻儿与蒋中正夫妻俩相見。蒋中正为芬娜取中文名字为「芳娘」，但是蒋经国日後将之改为同音的「方良」。蒋经国回到家乡溪口镇，蒋中正请徐道邻为蒋经国复习古文，并且常写信指导蒋经国应如何学习，并要他研讀《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三民主义》、《論语》、《孟子》等。蒋中正对蒋经国的要求，除了要让蒋经国能恢復中文的使用外，也希望透过古文的研讀，将蒋经国在苏聯时期所习得的思想给「导正」过來。然而蒋经国是在少年时期即去了苏聯，在学习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与训練方式都已深深烙印在蒋经国的思想与处事风格中。
1937 年 7 月 7 日，「蘆沟桥事变」爆发，蒋中正也正如斯大林的预期，領导中国军民对抗日本。出於本身的利益，苏聯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军用设备、飞机、飞行员与军事顾问等不断进入中国，而当时除了教会团体提供糧食与药品之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伸出援手。中国共产党则在毛泽东的「七分发展，兩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指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势力。
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於 10 月带着妻儿來到江西省的南昌。1938 年 1 月，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命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後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江西省保安处新兵督練处处长。
新兵督練处所在地是江西省的臨川温泉，主要任务是集中训練江西省征募的新兵。蒋经国认真的训練新兵，并且吸收在苏聯红军时的经验，亲近新兵、与士兵们互动，在士兵的立场为士兵解决问题。为了免除新兵的後顾之忧，蒋经国给予新兵家属优待，并组织慰问团去慰问家属。也因此，在蒋经国的训練下，新兵不但逃跑的很少，还「越训越多」。
在党内的职务方面，1938 年 4 月，国民党召开臨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最高領导人为蒋中正，蒋经国出任中央委员，并且兼任江西省支团干事，负责筹备江西省支团。三民主义青年团「负有组织并训練国家的青年（年龄界定在十六至二十五岁者），使其足以肩负起有关社会福利和精神拯救方面的职责。」然而在当时掌握国民党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眼裡，是蒋中正再一次展现「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并且有意让蒋经国以此为据点，在党内拓展势力。而蒋经国也想将江西省支团作为样版，与腐败的国民党组织作区隔。二、赣南展露头角
1939 年 3 月，日军逼近南昌，熊式辉将新兵督練处迁至赣州，蒋经国则被派至重庆參加中国国民党中央训練团党政训練班第二期受训。结训後，蒋经国在 6 月 11 日接受任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赣县县长、赣州伤兵管理分处少将处长。蒋中正写信告诉蒋经国：「你为有志於政治基本工作，则可先从事县政，多得社会经验，做一番切实工作，则以後对於政治，当更能认識也。」
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底下辖有十一个县：赣县、大庾、龍南、定南、虔南、上
犹、信丰、安远、寻邬、南康与崇义，位在江西省南部，因此称为赣南行政区，人口有一百六十万人，经济狀况落後，社会政治情势复杂。蒋经国担任的行政督察专员是虚级单位的主管，原本能发挥的有限，但是他身为蒋中正长子的特殊身份，使得他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并且在政治与财政方面获得助益。
蒋经国这个专员与一般专员不同：他有蒋介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兼任处长，使他除了徵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第四专区的徵兵征糧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來的壮丁充实专区的「自卫大队」及各县的「自卫队」；可以用征來的糧开办「交易公司」。他进行了社会的调查工作。他「每天走八十公里，不久便走遍一五○○公里，
到处与农民、商人、公务员、艺文人士和难民交谈。」调查的结果，在政治方面，他认为有以下问题：（一）地方政治表面化：官员们「贪、偷、拍、怕」；（二）虚伪政治；（三）封建政治：当地形容官员流传着一句俗语：「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在经济方面，他认为有下列的缺点：（一）原始经济制度的存在；（二）封建经济力量的存在；（三）人民得过且过的心裡浓厚；（四）工业技术落後。在建设方面，虽然工厂數量有增加，但是许多基础建设不但没增加反而有退步的迹象。在教育文化方面，赣南地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不到五成，社会上对宗教的热情远胜过政府的政令。在卫生方面，因为教育落後，加上卫生知識缺乏造成的疾病死亡率是需要注意的。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蒋经国也针对问题作处理。他主要的目标是除暴安良、
扫除惡习。当地有几股土匪作亂，蒋经国扩编赣南保安队，以四个大队加上六百名的自卫队，督导清乡，收缴民间枪械，做为地方的自卫武力。1939 年底即逮捕兩千多名盗匪。除了剿灭外，蒋经国对付土匪也采取安抚的方法，蒋经国說：「我们希望用政法的力量，用教育的力量來消灭土匪。」其中最常被记载的是收服土匪周盛連的过程。漆高儒在《蒋经国评传──我是台湾人》一书中形容：
蒋专员只带了几个随员，并未佩带手枪之類的随身武器，这真是冒险之旅，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体认，因他以诚感人。……酒过數巡，然後周盛連站起來說话了，他說：「报告蒋专员，我本來作土匪，你应该办我殺我，轻则坐牢，重则殺头，没有话說。但你为了地方，想要治好地方，不要有人为匪，大家安居樂业，你是蒋委员长（做立正恭敬狀）的公子，有福不享，跑來向我这样的坏蛋說好话。我现在保证，只要你专员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大家都为地方求个好。……。」
赣南地区的盗匪经过蒋经国打击、安抚後，社会治安逐渐好转。而在扫除惡
习方面，主要是在烟、赌与娼：
烟就是鸦片，蒋经国宣布以 1 年为勒戒期，1 年之後任何人若被抓到吸食鸦片，一律判处死刑。赣州有一家布绸店的老板雷庆春被蒋经国捕获吸食鸦片。他的家属向熊式辉求情，并且答应捐献一架飞机。蒋经国原本正在考虑是否宽赦，但是获知雷庆春家属关說求情时，便立即下令执行雷庆春的死刑，然後电覆熊式辉「电到已枪决，无以挽回」。蒋经国下令禁止赌博，并且根据线报查禁赌博行为：
赣州利民百货公司，为广东军阀余孽季镇球独资开设，是当地數一、數二之巨富。在蒋开展禁赌之际，他们虽不敢公开抗拒，暗中却聚赌如常。他们有个办法，夜间赌博，把大门紧紧锁起來，稍有动静，即收拾牌局，伪装盘货、算帐，致使查禁人员三番四次扑空而归。蒋闻讯後，立即亲自化装为卖清汤元宵的小贩，深夜至该店叫卖，趁着赌徒开门出來买吃之际，率众一拥入，率将赌案破获。
赣南十一县有妓院 150 家，登记为公娼者有 687 人，传统上县库收入有一定比重來自於对妓院的课税。蒋经国下令禁娼，并且创办妇女习艺工厂，让娼妓能自食其力。在蒋经国的努力与彻底执行下，对外展现了他不畏权势、为民着想的一面，也让百姓知道他与以前的官员不同，使他的名声与事蹟在百姓间迅速传开，被穿凿附会後更是被称为现代「施公」、「包龍图」、「蒋青天」等。
除了调查与解决积弊外，蒋经国深知要推展他理想中的计画，便要有一批他可以信任、廉洁公正的干部。於是开办了许多训練班、讲习会、学习班等等。他曾经說过：「余亦不否认赣南有一特点，即有一大批肯吃苦能实干之青年，现正埋头於赣南深山穷谷中，从事建设工作，既无名利思想，亦不计较待遇。此种现象，实不易多得。」而在蒋经国担任三青团江西省支团干事时，便已筹办干部训練班。1939 年 12 月，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練班在江西赣州赤珠嶺开办。学员來源系包括了中央军校第 16 期政治训練班学生中排名前 72 名的学生，以及各大专院校招考选拔後的 72 名学生，共 144 名男女青年，军事和文职人员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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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从苏聯学來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帮江湖义气的精神揉合起來，在生活和训練中强调「效忠团长」、「作团长耳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肆宣传的「赤珠嶺精神」。…… 这个干部训練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練干部五○○多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这些干部後來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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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成为蒋经国得力助手的王昇，就是自第一期的青干班出來的，他回忆：
蒋经国的国语不很流利，每次讲话时讲得慢而短，是一个不很擅长讲话的人。可是，蒋经国在讲话时，却从來不带讲稿，在讲话中也不修饰辞句，甚至可以說是「想到那裡，就讲到那裡」，给予学员们以亲切的感觉。从蒋经国的讲话中及其表情中，王昇都感觉到蒋经国有一种炙人的感情，其对国家苦难的忧心，与对青年群众的关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掏心掏肺一般的诚恳、朴实，而且带有乡气。
蒋经国在赣南有了初步成果後，1940 年 1 月 27 日，蒋经国举行春节座谈会，
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的主张，计画在三年内「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居住，人人有书讀」的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并着手进行沟通与宣传的工作。5 月 29 日，颁布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画纲要〉。11 月
1 日，在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扩大行政会议通过了〈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画〉。建设新赣南的目的，蒋经国在演讲时提过：
赣南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建国，当从建设自己的家乡做起，建设新赣南的工作，就是抗战建国工作，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三三一个工厂，要开垦二万亩荒地，要办三一四个农场，要建筑二九九五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三千个合作社，要建筑六○四三个水利工程，要开辟三二一个果园，要建筑二五九个新的校舍。但是我们事业的目的，不是在於工厂、学校、农场及其他的物质建设，而是要用这许多物质建设，來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我们最後的目的，还是在於增加人的數量，和改造人的质量。我们要征服自然，利用万物來增益人類的生活。真正的做到，使赣南的同胞，能够在三年内人人有工做，人人有飯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讀。蒋经国自己說过：「我们建设新赣南，却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
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異於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於我们是有计画的。」 72
自苏聯归国的蒋经国，对於三民主义已有一定的认識，但是执行建设赣南三年计画的手段，与其留学苏聯有相当的影响。他不断在演讲与文件裡，向官员与人民强调建设的重要性与方法；用口号与行动展现他的决心；不断用革命的概念要求群众共同达成目标。这与蒋经国留学苏聯时，亲自体会苏聯的五年经济计画之经验有关。
〈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画〉的结果，蒋经国說道：
经过四年的奋斗，赣南的社会，总算是走上了新的光明的道路，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画，亦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这是大家最大的功勞。
我们的确铺了不少的路，修了不少的桥，造了很多的学校、建筑了很多的水利工程、造了许多的农林场、开垦了许多荒……，这都是人民的血汗所造成功的建设事业。漆高儒评断三年计画的成效：我看新赣南建设，有兩个重大的成就：
第一是清乡，使多如牛毛的盗匪，大都改邪归正，交通道路乡乡畅行，人民安居樂业。此諸蒋经国未來之前，完全改观，看到的人，再不是衣衫藍縷，面无表情，而是喜形於色，击壤而歌。
第二是教育收效，扫除了文盲，没有了文盲，便没有理盲，凡事都讲道理，而且教育成度也提高了，因为办了很多中学，以前十一个县，只有赣县、南康、信丰有中学，蒋治之後，总共增加了三十个中学，而且还有大学先修班设在赣州；以前人家认为赣南是械斗之区，如今教育文化发达，有立
竿見影的效果。劉宜良对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成效有以下分析：
1.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後面世。着眼於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2.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3.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制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盐、米等统制起來，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4.干部训練。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於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齐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來，发财的请出去！」陶涵在《蒋经国传》裡提到建设计画的成果：
扣除掉宣传和传闻的部分，蒋经国在赣南的治绩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殊为不易。他最可观的一项成绩是推动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关键诀窍在於他个人清廉正直的官声，真正与百姓同甘共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他的确为民服务。……撇开領导人独特的意志以及一批忠勤干部的努力不谈，在全中国要推动打造新赣南，还有其他原因，使得他困难重重，甚至寸步难行。譬如，地方上收缴的田赋，通常要上缴省政府，经国却可以保留而增添财源──这个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员就无法延用。……此外，经国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专区专员所无法企求的。…… 赣南经验提供蒋经国坚实的基础，发展他的前途。他挣得干練、有活力、有创意、清廉正直的領导人之名声，具有行政及地方发展的经验，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经验。他也累积起一批可信赖的部属追随左右，当然同样也树立若干政敌！然而也有反面的评价。
虽然蒋经国如此剀切交待外界对赣南的财政批评，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新政的推行不能彻底，新赣南计画也开了许多空头支票，无法兑现；蒋经国年轻气盛，好大喜功，又喜欢推出新花样，最後不免许諾的多，民众得到的少，反而增加人民许多负担。据官方统计，三年计画共需经费一千兩百万，而政府实有钱仅 75,404 元。差额如此钜大，靠徵收建设附加捐，把负担转嫁给民众來解决，加以无偿徵夫派役，徭役勞民，人民苦不堪言。所以最後在烽烟战火和民众的怨声载道，悄悄的结束。新赣南建设便成了一九四○年代中国政坛令人耳目一新，但又如过眼云烟般的一段记事。
茅家琦在《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中亦提到三年计画的弊病：推行「三年计画」造成的最大弊端是商业萧条、民众抱怨。
蒋经国对商业实行严格的统制政策。在赣南成立一个「平价委员会」，只准商人按规定价格出售商品，谋取合理利润，否则视为不法「奸商」，「按法惩办」。对民生必需品，如糧食、食油、食盐、煤油、白糖、肥皂则由公营的「赣南交易公司」平价供应。实行这种措施，必然造成商业萧条，民众抱怨。……蒋经国在赣南「除暴安良」、「扫荡惡习」是完全必要的；推行「建设新赣南三年计画」明显的是机械地模仿苏聯计画经济、统制经济模式的一次实践。
在〈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画〉完成之後，即使有着正反兩面不同的评价，蒋经国仍在 1943 年 8、9 月间，江西省第四区行政会议上提出了五年建设计画。会议中通过了〈各县各级学校普遍实施公费入学〉、〈规定阳明奖学金办法〉、〈成立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推行人民义务勞动力的办法〉及〈耕者有其田〉、〈实施公医制度免费供给医药以增进人民健康〉等提案。然而蒋经国在 1943 年 7 月担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时常往來赣州与重庆之间，不在赣州时则由杨明代行职务。因此，对於五年建设计画投注的心力不如三年建设计画，再加上日军於 1945 年 2 月占領赣南，五年建设计画遂被迫中断。三、中央干校教育长
三青团在成立後逐渐茁壮，1942 年公布的成员有 423,144 人，它已成为「一个在大多數方面都類似於国民党，并与其竞相吸收成员的全国性组织。」团员皆被鼓勵在各阶层担任領导。蒋经国担任三青团中央委员，一直期望三青团能成为国民党内的重要力量。1943 年 3 月，三青团举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经国提议扩大干部训練班，成立干部学校以培养青年領袖。这样的构想「源自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青年族群中的竞赛。」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件後积极扩张力量、吸收青年，喊出「到延安去！」的口号，蒋经国在赣南时即以提出「到赣南來！」的口号加以反制。於是在蒋中正支持下，会中通过了此提案。1943 年 7 月 9 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发布命令：「团长蒋介石兼任校长，蒋经国任教育长」，然而校长一职只是蒋中正众多头衔之一，真正主其事者是蒋经国。蒋经国在 1944 年 1 月正式接任，经过筹备与招考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於 1944 年 4 月 5 日正式开训，地点选在四川重庆市郊，原在马家寺，後來迁到復兴关，因而後來中央干部学校便被称为「復兴关」。
中央干校的体制分成专修科与研究部。专修科的招收对象是高中毕业生，研究部的招收对象则是国立大学的毕业生，兩者均经过考试入学，目的是培育未來担任政治領导的人才。课程「包含歷史、外文、三民主义等共同科目，也有教育、经济、政治等分科；其中最重视的是思想教育，培养学生对於三民主义的信仰。」 82
学习期限兩年，毕业後由学校分配工作。蒋经国十分重视中央干校的工作，他「每天領头上操、跑步，与学生一起听课，逐一约見谈话。」「住在学校一间小房子，与学生一起用餐、从事勞动。」中央干校的学员中，有许多毕业後长期追随蒋经国，例如前面提过的王昇、後來担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秘书的李焕以及易劲秋、楚崧秋、潘镇球等人。从名单中也可以看出來，蒋经国从自己培育的人才裡，挑选忠心干部的习惯。中央干校在战後，1947 年 3 月与国民党培育干部的中央政治学校一同并入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由蒋中正担任，蒋中正原本属意由蒋经国担任教育长，但是遭到国民党内C.C.派发动学生抗议，於是改由段锡朋担任教育长，C.C.派控制了政大，也结束了中央干校的歷史。四、青年军
1944 年初，日本为了将东南亚的资源，尤其是石油，安全地由陸路交通送往日本，遂集中兵力发动了「一号作战」（Operation Ichigo）。「一号作战」打下了赣南、长沙、衡阳，後方的重庆饱受威胁。在此情形下，1944 年 10 月 10 日蒋中正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識青年从军。此举不但让国民党政府建立起一支高素质部队，对於民心士气的提振与军事力量的提升有相当助益，同时也为军队现代化的建制与人力培育提供经验。 1944 年 11 月，蒋中正将这支新军取名为「青年远征军」，後來又将远征二字拿掉，成为「青年军」。蒋中正任命军政部长陈诚为总司令，蒋经国晋升为中将，担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为了让蒋经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中正将青年军政治部归属在军事委员会训練处，不隸属於总政治部。
1944 年底，已徵集到十四万人，从中组成九个师的兵力（大约十万人），番号为 201 师到 209 师，另外还有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战辅助大队。青年军的指挥官由蒋中正任命，政工人员则由蒋经国挑选。蒋经国於是在復兴关成立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練班，受训学员是军中的大学生以及中央干校第一期研究部学生加入青年军者，经过六个月训練後派往青年军担任政工干部。虽然青年军是国家军队，蒋经国却吸收在苏聯时学到的强化思想训練，向政工人员要求必须绝对效忠最高領袖蒋中正。 1945 年 2 月青年军开始训練工作，但是直到日军於 8 月投降，青年军都还没上过战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青年军原本面对的敌人是日本军，却转而成为了国民党的敌人──共产党。於是青年军被分到三个军，第 6、9、31 军，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攻击。然而美国介入了国共内战，於 1946 年，由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來与国民政府代表一同成立军事协调处，希望达成停战的共識。於是 1946 年 2 月，成立了青年军復员委员会，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蒋经国担任副主任委员，进行復员的工作，凡是不愿继续从军者皆可退役，反之亦可留在部队。4 月，更名为青年军復员管理处，名义上是陈诚负责，但是实际运作系蒋经国负责，因为青年军的復员工作，除了协助青年军返回社会生活外，另外亦可藉由復员工作，掌握青年军復员人员的动向，对於蒋经国是很有利的一个职位。後來管理处又改制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担任局长。復员工作主要提供退役青年四项安排：1.设置职业训練班，提供具有高中毕业程度者专技训練，以谋就业。2.成立青年中学，供高中未毕业者就讀。3.设立大学补习班，供有意升大学者补习之後报考大学。4.从军前具大学肄业资格者，復员後可以继续学业。五、与苏聯交手
苏聯在抗战初期提供国民政府许多援助，但是在 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发生之後，苏聯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开始减少，同时更在 1941 年 4 月 13 日和日本签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经国此时「公开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报》上发表兩篇反共文章，也不再发表演說替苏聯辩护。」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发动闪电攻势进攻苏聯後，苏聯自身也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也加入了战局。美国、英国、苏聯，在欧洲战场即将击败德国之际，1945 年 2 月 4 日到 12 日，美国总统羅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聯主席斯大林举行了雅尔达会议（Yalta Conference）。会议中，由於美国评估日本虽已经歷多次挫折，但仍做最後的困兽之斗，攻下日本势将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让苏聯能够更积极地对日本作战，只能同意苏聯许多的条件。其中有许多损及中国的利益，更是都要迟至 6 月，才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中正通报。91蒋中正为避免中国权益受到更大的损害，1945 年 6 月 27 日派遣宋子文前往莫斯科，并派蒋经国随行。中国方面的最高指导原则在於维持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92蒋经国出席了宋子文与斯大林的会谈有兩次，但是蒋经国依照蒋中正的指示，与斯大林举行过一次密谈。密谈的部分内容，仅見於蒋经国所写的《我的父亲》一文中，有关外蒙古的问题。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密谈并没有帮助中国在条约的签订上取得优势。不过，在 1945 年 7 月 8 日蒋经国向蒋中正汇报当天与苏聯会谈的结果，有点值得注意：「协定成立後，苏方决将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巩固时其政权。」从这段文字看來，当时的蒋经国相信苏聯将会履行承諾，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1945 年 8 月 15 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经国也參与了签字的仪式。然而，苏聯已在日本投降前一周的 8 月 8 日，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为何在进入东北後的 8 月 15 日，中国仍须与苏聯订约？原因在於：
1.美国的压力。美国既已在雅尔达会议中同意苏聯的条件，自然希望能促成条约的成立，中国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援，只能消极配合；
2.苏聯军队已进入中国东北，退兵之日遥遥无期，若未能将协定条约化，在经过抗战摧毁後，以及中共的掣肘下，中国恐将在东北丧失更多权益。
8 月 25 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完成批准手续，条约及附件立即生效。蒋经国在这次參与订约的谈判过程中，既然被蒋中正赋予和斯大林秘密会谈的任务，这
                                                                                                                                            尔利本月 15 日将苏聯对中国的要求与斯大林的声明向蒋中正提出。見茅家琦，《蒋经国的一
生和他的思想演变》，页 114-115。
92 林桶法，《战後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页
64。
就表示身为蒋中正之子的他，已经足以做为蒋中正的代表，同时也是蒋中正身边最值得信任的人。
日本投降後，国民政府为了接收东北，派遣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945 年 10 月 10 日，蒋经国自重庆前往东北。当时的东北情势混亂，苏聯在日军投降後占領东北地区，将工业资源、设备运回苏聯，更将没收之日军武器转交中国共产党，鼓勵中国共产党占領东北。原因在於苏聯担心国民政府接受美国的大力支援後，美国藉由国民政府将影响力伸入中国，对苏聯在远东地区的势力造成挑战。於是，苏聯军队不断以各种理由阻挠国军与美军向东北进行接收的动作；在这种情形下，蒋经国向苏聯军队要求撤军的谈判自然进行得十分不顺利。
1945 年 12 月 30 日，蒋经国再次以蒋中正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讨論中苏关系的问题。对此，蒋经国曾经回忆道：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东北交涉发生最後一次困难的时候，父亲为了要解决东北和中、苏有关的许多问题，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资格再去访问史达林。当时史达林曾经对我說：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聯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車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聯。苏聯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來，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來，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見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後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聯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苏聯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因为美国也可能帮助中国作经济上的建设：但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要信赖他。」
蒋经国的会谈并没有特别的成果，在在蒋经国回忆的文字裡头可以看到斯大林对美国的介入十分在意，并且表示只要不让美国得利，就愿意让步。但是根据王玉麒摘辑自Dieter Heinzig所着《1945-1950 年间苏聯与中共关系》的文章内容判断，蒋经国在斯大林面前显得相当没有自信，斯大林对蒋经国說话更是显得咄咄逼人，换句话說蒋经国在会谈时处於绝对的弱势，根本不可能争取实质上的利益。甚至在会谈中答应，国民政府将不让美军进入东北。对於苏聯与中共的关系，则是只得到斯大林所回覆的，对中共完全无法影响。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至於蒋经国日记中提到的对美国的批评，苏聯方面的档案记载，则是仅提及美国人不懂被敌人占領的痛苦。因此王玉麒认为，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并没有让斯大林对国民党增添好感，在当时的苏聯副外长所做的备忘錄裡，蒋经国亦被认为并不如宋子文般地肯斗难缠。
然而国民党高层则对苏聯的态度与蒋中正派蒋经国前往苏聯寻求合作的态度感到不满。反苏声势逐渐强大，加上苏聯在东北迟不撤兵，以及中共与国军的激战，使蒋中正态度不得不改变。1946 年 1 月，在美国调停代表马歇尔的强力施压下，国、共双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停火协议。会中亦达成一项决议，停止谈判交涉「地方化」，将中苏谈判的权力由东北的长春交回中央外交部，也就是停止蒋经国的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任务。六、三青团的消失
1946 年 9 月 1 日，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廬山举行，会中讨論到三青团独立组党的议题。这个议题的产生据覃異之的回忆：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蒋经国由师政治部副主任洪剑鸣转给我一封信大意是希望我能出席九月中旬在廬山召开的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我到廬山後，首先去見蒋经国，他和韦永成（蒋介石的侄女婿）住在一起。蒋经国对我谈话的大意如下：「青年军集中了全国的许多优秀青年，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三青团团员。并且应该在三青团的组织中起积极作用。这次代表大会对三青团的改组有重大意义，我们青年军的代表应该以积极的态度參加这次会议。」後來韦永成私下告诉我：「有人建议把三青团改组成一个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代替暮气沉沉的国民党。这和孙总理於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道理一样。老先生（蒋介石）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蒋经国的旧部对於独立出來另外组党向蒋经国提出建言，由蒋中正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和新政党的領袖，而把新的政党交由蒋经国全权領导。蒋经国对此很有兴趣。原因在於 1945 年底，三青团的成员已经超过了百万之數，甚至在 1946 年底超过了一百五十万人，这样的影响力已经凌驾了国民党。另一方面，蒋经国自身也不甘国民党内CC派的打击与压制。蒋经国与部属写了一本《我们对团的建议》，交给蒋中正，因为蒋中正的态度将影响三青团的未來。而蒋中正「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後，嘱经国研
究具体办法。」
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後，会中讨論三青团的性质问题：
（一）团为致力文化经济建设之团体，应以军事教育方式巩固国防，并应培养生产技术，推广艺术生活。（二）团应正式确立为政治性之独立组织。（三）应重新改进党、整理团，向积极建设方面着手，不应独立成为政治性之团体。（四）党团不能分立成为兩个政党，但团之独立性应加强，团应有政治纲領，……团长乃就本日各发言人意見，做一总括之训示，希望此次大会中对加强团的独立性，应订立团纲与政策，力谋其实现。
蒋中正的发言，未显示出他是否同意三青团独立组党。而三青团在此次会议
中，亦改选中央人事，陈诚連任书记长，选出蒋经国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主管组织训練，同时蒋经国的人马也握有了中央团部的主导权。然而三青团地方支团则由首領为康泽之復兴社主导，亦即在三青团内也有太子系（蒋经国的人马）与復兴社的派系斗争。
蒋经国打算让三青团改组为新政党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内一阵譁然。陈立夫立刻到廬山阻止，党内CC派、元老派等也一致挞伐。身为国民党总裁与三青团团长的蒋中正，对於領导的兩个团体相互较劲、彼此视为政敌的情形感到无奈，同时也考虑到，当三青团攻击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时，蒋中正本人将如何自处？於是在 1947 年 6 月 30 日，蒋中正於国民党中常会上宣示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9 月 12 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届全委会时达成协议，保障青年团干部在国民党结构裡拥有同等地位，藉由党与团的合并，所有团员与党员均重新登记党籍，以便排除參加派系斗争、贪污腐败、言行反党的份子。同时另外组成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蒋经国则担任中央委员兼中央党部干部训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蒋中正。三青团自此消失。然而三青团的并入并没有解决兩派人马的纷争，只是由党与团的对立，转变为国民党内派系的斗争。蒋经国对此的检讨是：「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於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
抗争。」
七、上海打虎
中国经歷了八年的战亂，在日本投降後，国民政府着手进行接收与建设的工作。然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却在此时浮上台面，兩党为中国的領导权爆
发了激烈的内战。随着内战的扩大、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 1880-1959）调停的失败、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中国的财经狀况每下愈况，此时财经情势据茅家琦引自《民国社会经济史》數据後分析如下：
（一）财政赤字
一九四六年，财政支出为七‧五万余亿元，赤字近四‧七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收入一‧六倍，占整个支出的六二％。一九四七年，财政赤字达二九‧三万亿元，赤字率达六七‧六％。
一九四八年，到七月底，实际支出已达六五五万亿元，造成四三四万余亿元的赤字。
（二）惡性通货膨胀
一九四六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二一一七○亿，比上月增加一七‧九％；十二月为三七二六一亿元，比上半年前增加七八％。一九四七年底为三三一八八六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七‧九倍。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为六○四六四二八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一七‧二倍。
（三）惡性物价上涨
一九四七年全国物价经歷了四次涨风，第一次为年初至二月底，物价总指數上升六八％；第二次为四月下旬至七月中旬，上升一○○％；第三次为九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上升七四％；第四次为十一月中旬至年底，上升三十％。
（四）美元对法币的比价急速上升一九四六年二月的官价，一美元值法币二千零二○元。
一九四七年底，一美元值法币七万七千六三六元，比一九四六年二月的官价增加三七‧四倍。一九四八年八月，一美元值法币七○九万四千六二五元，比上年底增加九
○‧四倍，比一九四六年二月增加三五一一倍。
（五）黄金价格飞速上涨
一九四七年二月，每兩黄金的市价为六一万零六千元，到年底已涨到八五
○万元，上涨了一二‧九倍。一九四八年八月，每兩黄金五亿三九六○万元，比上年底增涨六十二倍。
为了解决这样的财经狀况，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以改革币制做为解决金融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1948 年 8 月 19 日，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聯合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紧急处分令系依照〈动员戡亂时期臨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权，不需经由立法院同意即可发布。内容系依照蒋中正与幕僚於会议中提出之决议：「1.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而颁布了四项办法：1.金圆券发行办法；2.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3.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4.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劉宜良分析，政府的决心，可以从《中央日报》於 8 月 20 日的社論得知：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數人的利益，而抑制少數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數人以过去藉国库券以为囤积來博取暴力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於尽。
但是劉宜良也找到当时民间的舆論：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对政府大泼冷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更是直接批评：「由於内战关系，军队的人數增加，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他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於希望的，莫过於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执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行政院设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并划出上海、广州、天津三个经济管制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管制区甚至涵盖了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可以說经济管制的成败，上海管制区扮演重要的关键。接着，在 8 月 21 日，蒋中正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权，蒋经国则以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担任俞鸿钧的副手。然而，蒋经国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俞鸿钧仅是挂名而已。蒋中正对自己的决定曾经表示：「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於其个人将为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尔。」蒋经国在 8 月 20 日便已來到上海，他回想当时的感受：
民国三十七年，我在上海担任管制经济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就深深感到责任的重大，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应该去担任这项工作。在《荒漠甘泉》九月九日那天的记载裡，有一段话說：「有一次，一位羅马的兵士决意要向某路前进，他的向导告诉他：『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一不当心，就会丧命。』这位羅马兵士回答說，『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这是多麽动人的记载，我始终认为，革命干部都应该抱着一种「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精神，打破自私的小我观念，为国家、为同胞，切实地负起责任來，做完自己应做的工作。劉宜良则分析当时蒋经国的思想狀态：
经国的信心來自他的潜意識，列寧十月革命以後的困难，不就被布尔希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的說：「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來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麽，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蒋经国为了执行经济管制工作，将中正学社五人領导小组 116和戡亂建国第
六大队 117调往上海。蒋经国在 8 月 23 日在上海对勘建大队演讲时表示：总统最近所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是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政策，这个政策，在应付当前经济局势，是必要而且正确的，它不仅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生活问题，而且足以决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拥护这个政策，就是拥护国家的利益，就是保护人民大众自己的利益。
蒋经国的作法是将勘建大队进驻各个治安机关，由勘建大队主导检查与执行
命令的工作，理由是当地的商人与官僚及治安机关皆相互勾结，互通声息。另外， 1948 年 9 月 25 日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目的是要强制执行改革措施，他们的成立宗旨是：「一、打祸国的败類；二、做艰巨的工作；三、救穷苦的同胞；四、尽最大的义务。」接着他贴出布告，接受密告，经查属实，可将没收之物资、外币、货币的三成酬谢检举属实者。他做宣传，鼓勵市民遵守政府的规定，将货币进行兑换，并且将不遵守规定所受的刑罚，公开让市民知道。他喊出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透过宣传大队四处宣传，藉此塑造出他控制经济的决心。他认为物价要稳定，就必须要做到下面四点：「一、政府预算收支平衡；二、增加生产，供求相称；三、实行节约，减少消费；四、取缔囤积，消灭黑市。」
他首先控制物价，将上海物价订在 8 月 19 日的价格，不准哄抬价格。禁止囤积货物，将货物全都投入市场，并且成立「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上海区检查委员会」、「上海区物价审议委员会」，对各商家的物价加以检查、管控。对上海的富商巨賈更是不假辞色，1948 年 9 月 12 日蒋经国在上海市体育馆对上海青年军聯谊会会员大会进行名为〈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他說：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兩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說不久将來还有類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
                                                                                                                                            人領导小组为书记：俞季虞、副书记：方庆延、组织干事：江国栋、训練干事：王昇、宣传干事：戴明震。资料來源：方庆延，〈蒋经国的秘密核心領导组织──中正学社〉，收錄於李敖编着，《論定蒋经国》，页 269。的命运，这就是对於身为官宦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兩大敌人，我们对於这兩个，绝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
蒋经国的措施在一个月间产生了效果，商家将囤积的货物依 8 月 19 日的物价出售；上海市民見蒋经国是玩真的，而愿意配合政府币制改革兑换金圆券；富商巨賈受制於蒋经国雷厉风行地执行命令，以及市民大众对其不满的情绪，而在表面上颇能配合政府政策，而使上海地区物价一时间呈现稳定的狀况。蒋经国统计这一个月间的成果：
上海市民在过去一月中，曾向国家兑换了一百一十万零五千六百五十二兩黄金，三千二百八十万零三千八百九十四元美钞，再加上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共合於金圆券三亿七千二百万圆。拿全国兑换总數來說，已占总數
百分之六十四。
不过随着战事的失利，金圆券的改革也呈现弊端：政府支出仍在无限扩大，
为了因应财政支出，金圆券开始大量发行，於是通货膨胀在 11 月达到了十倍。上海地区的物价被蒋经国用铁腕手段限制在 8 月 19 日的水平，其他地区却是不断飞涨。於是，上海地区的物资被抢购一空，造成许多货品有市无货，市民买不到物资，便产生恐慌的心理，愿意用更高的代价取得物资。加上商人开始迂回抵制，巧妙运用方式囤积货物，有些商人甚至「利用火車來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車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像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於是上海的物价开始蠢蠢欲动。蒋经国在日记中也写下自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十月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數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蒋经国对於限价、通货膨胀、抢购、物资缺乏等引起民怨的现象，打算用实施主要商品的全面配给作为因应。然而，当全国均陷入通货膨胀、囤积居奇的情形下，在上海这个人口众多的城市來进行配给制度是異想天开的。面对排山倒海而來的民怨，蒋经国依旧坚持管制政策的执行，并且打算打击黑市，但是没有見效。
让蒋经国受到更大打击的，是「扬子案」的不了了之。蒋经国到上海後，积极打击囤积货物、哄抬价格的「老虎」。杜维屏是上海青帮首領杜月笙之子，被蒋经国以投机炒作、非法在股市交易的罪名抓了起來。杜月笙气不过，「认为他们父子被挑出來刻意打击，他交给经国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蒋经国根据这份名单，搜索了这些公司，其中包含了宋美龄外甥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蒋经国在 9 月 30 日以囤积大宗物资的罪名逮捕了孔令侃，消息传到南京，宋美龄立刻赶到上海将孔令侃带走，去見蒋中正。最後，在蒋经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孔令侃做出和解，前往香港转赴紐约。杜月笙则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其子杜维屏亦在缴交罚款後前往香港与父亲会合。「扬子案」使得蒋经国的「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口号此时显得讽刺。
上海此时民生物资的缺乏已经造成人心惶惶。1948 年秋天，浙江、江苏谷物大丰收，上海却因物价低，反而缺糧；原物料的缺乏也使得工厂停工，无法生产。币制改革的苦果在此时发酵，没有照兑换金圆券政策去做的人，在此时反而能够在黑市换得生活必需品。南京政府在 10 月 27 日召开会议，讨論是否开放物价或继续限制物价。蒋经国坚持应当要继续限制物价：「问题不是在於限价不限价，而是表示政府的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但是行政院最後仍在 10 月 31 日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开放物价，自 11 月 1 日起取消限价。财政经济改革宣告失败。曹聚仁形容他在任内最後一个禮拜的情形：
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狂哭狂笑，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離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說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諒他，說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介石）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感想：十一月二日
限价已经开放，七十天來的努力，已一笔勾消。回想起來，真是惶恐万分，今日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并且在若干地方，在工作过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应向政府自请处分，而同时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决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张。这个文告，结束
了「上海工作」。
蒋经国的失败，林桶法归纳出四点：
其一，政府人员对於控制上海物价缺乏信心，以蒋经国一人之力对抗上海官商，成效自然有限；其二，少數的巨商根本不配合政府的决策，还是以各自利益为主要考量，无法将物价维持在「八一九」的价格标准；其三，由於「扬子公司」经报刊过度的渲染，使人心惶惶，对金圆券渐失信心，造成抢购物品之风潮，有些人开始以蒋经国为攻击对象，认为是限价的结果，经国愈感难为。其四，上海的物价并不能独立於全国之外，不全盘处理，仅从上海着手自不易成功。八、退守台湾
上海经济管制失败的同时，国共内战也产生变化，东北已经由中共取得胜利，华北、华中地区也将展开大规模会战。此时的蒋中正被副总统李宗仁要求下野，以利国共和谈；外在形势则是中共的军队不断进逼，国军无力反击，只能被动地困守甚至投降。蒋中正开始思考最後的布局，他在西撤与东撤的兩个方案中，选择了东撤台湾，原因在於当时担任蒋中正贴心幕僚的张其昀大力推动。他是地理学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认为台湾的气候适合作物生长，糧食足以供应去台兩百万人的需求；台湾岛有台湾海峡做为屏障，对缺乏海空军的中共是一道天然屏障；台湾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可以进一步发展；台湾地理位置在西太平洋岛链中央，美国为了在亚洲具有影响力，不会見死不救。於是蒋中正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 年 1 月 5 日在台北就职。另外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经国此时成为蒋中正最重要的左右手，跟随在蒋中正身边。蒋中正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弥战消兵，解人民倒悬於万一。」随後由陈仪、陈诚、汤恩伯、蒋经国陪同搭乘飞机前往杭州。蒋中正引退後回到家乡溪口，但是实际上仍操纵着国民党与军队。蒋经国在日记中记錄了许多党政军高层至溪口与蒋中正会見的情形。例如：「一月三十日。父亲接見黄少谷先生，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狀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二月十二日。奉父命电告顾总长墨三，建议其通知劉安琪将军，在未奉命令之前，暂勿撤離青岛。」「二月十七日。阎百川先生到溪口來，我奉命接他上妙高台过夜。他同父亲谈今後党、政、军改造的意見。」有时则是蒋中正交办蒋经国任务去做，如：「三月九日。奉父命赴沪访胡适先生，并劝吴国桢不辞市长职。」「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奉命飞往上海。」蒋经国在蒋中正引退後的第一个任务，是修筑定海机场。蒋经国在《我的父
亲》一书中有提到：
记得父亲引退之後，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來。……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
撤退到台湾。
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将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搬运至台湾。在蒋经国的日记中提到：「一月十日。今日父亲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望其将中央银行现今移存台湾，以策安全。」「一月十三日。白崇禧在汉口，强迫中央银行将运往广州之银元中途截回。」「二月十日。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於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兩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諸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惡。」「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这笔转运而來的黄金，对稳定台湾的财政经济有很大的功用，根据茅家琦自档案资料的推断，应该为三百六十万兩黄金，一兩黄金以当时折合五十美元计算，应价值一亿八千万美元。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共解放南京，蒋中正与蒋经国在 4 月 25 日離开溪口，乘船前往上海。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蒋中正於 5 月 12 日转移到舟山。5 月 17 日，蒋中正搭飞机前往澎湖马公；5 月 26 日，蒋中正自马公转赴高雄冈山再到寿山。6 月 21 日，蒋中正再自冈山飞往桃园大溪。6 月 24 日，蒋中正到台北參加东南区军事会议，并且迁居草山，决定成立总裁办公室。8 月 1 日，总裁办公室正式成立，并将草山更名为阳明山。总裁办公室设有九组一会：
第一组掌管党务，组长谷正纲、副组长蒋经国。第二组掌管经济，组长吴国桢、副组长缺。第三组掌管军事，组长王东原、副组长唐君铂。第四组掌管宣传，组长董显光、副组长沈昌焕。第五组掌管国际问题研究，组长陶希圣、副组长蒋君章。第六组掌管秘书业务，组长张其昀、副组长周宏涛、曹圣芬。第七组掌管情报，组长唐纵、副组长张师。第八组掌管警卫，组长施觉民、副组长樓秉国。第九组掌管总务，组长陈舜畊、副组长黄寄慈。一会是设计委员会。上述九组正副组长，除个别人员外，都位列设计委员。
138
总裁办公室成员取代了国民党中央領导核心，也取代了中央党部的工作。原本在 1949 年 7 月 16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委员会成立，政府施政要先经由此委员会同意後才能实施。由蒋中正担任主席，李宗仁担任副主席，洪蘭友为秘书长，程思远为副秘书长。然而随着战事失利，此非常委员会迁至重庆、成都等地，1949 年 12 月 11 日撤退至台北，1950 年 8 月 7 日结束。
总裁办公室的成立，除了显示蒋中正的引退只是表面动作外，更重要的是蒋中正希望透过总裁办公室來推动中国国民党的改造。早在 1949 年 1 月 22 日，蒋经国的日记中便有提到：
父亲对於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靈魂，但过去对於军政干部无思想領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於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於干部亦未能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領导与运用。於是，領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於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139
蒋经国自己也思考过党的改造问题，他在日记中提到：三月十九日
父亲认为：党的中心组织，应分：总务、财务、监察、人事、情报、行动、宣传、通信、设计研究、训練各组。
并准备召开党的中央全会。我的「组织意見书」亦於下午奉父亲批示，应该注意下列各点：
（一）应谨严而不狭小，应切实而不求速效。

138 茅家琦，《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页 203。
139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收於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经国先生全集》，第一册，页 387-388。
（二）组织应以干部自动发起，不能由領袖命令行事。（三）青年运动之起点，在组训流亡学生。
我即又草拟《重整革命之初步组织的意見书》呈送父亲參考。父亲认为可以采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选不易物色为虑。
然而兵马倥偬，蒋中正必须烦心於大陸政军情势之剧烈改变，无法就国民党组织进行根本地改革；大陸上的情势对国民党政府而言已是无力阻止的。1949 年 12 月 10 日，蒋中正父子離开成都，飞往台北，国民党在大陸大势已去。

表 1-1 1937-1949 蒋经国担任之重要公职与党职
年份公职或党职职称
公职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兼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总队长、
1938   江西省保安处新兵督練处处长
党职中国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三青团中央委员，江西省支团干事，并兼筹备主任
1939 公职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赣县县长、赣州伤兵管理分处少将处长
1943 公职江西省政府委员
党职三青团创办中央干部学校，出任教育长
1944 公职青年军编練总监部政治部主任
1945 公职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1946 公职青年军復员管理处副处长，後改制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担任局长
1947 党职 6 月，三青团并入国民党。9 月，蒋经国第一次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党部干部训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8 公职上海地区经济管制委员
党职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9 党职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一组副组长，掌管党务
资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节台北时期──手握情治大权
一、台湾的情势
1945 年日本投降後，国民党政府进行接收台湾。然而接收官员的良莠不齐，贪污腐化，以及为因应大陸国共内战，而造成的物资缺乏与通货膨胀，爆发了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及之後的绥靖和清乡行动，造成了一万八千多人的死伤，同时也让台湾的民众对国民政府产生畏惧。二二八事件後，蒋中正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省主席为魏道明，1949 年 1 月 5 日由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後又於 2 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3 月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陈诚为了安定台湾内部情势的重要动作是 5 月 20 日的实行戒严令（附錄二），限制人民的自由。141同时为了避免大陸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到台湾，断然且强力地实施币制改革，6 月 15 日，陈诚停止台币与金圆券的汇兑，并且发行新台币，以旧台币四万元兑换新台币一元，同时为了吸收游资，将定存利率调高了四倍。而陈诚为了让国民党政府來台後能获得支持，宣布实施将佃农的地租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这就是後來被国民党政府不断宣扬的土地改革第一步，「三七五减租」。蒋中正同时也让陈诚统筹控制中央政府在台湾的机关，避免多头马車的情况发生。而军队的撤退來台，也由陈诚统一规定，先解除武装，经过淘汰与重新整编後，以蒋中正的直属部队优先撤退來台，这麽做大大加强了军队对蒋中正的忠诚度。
1949 年 8 月，美国的杜魯门政权发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认为国民党政权在大陸输掉内战的原因肇因於没有效率且无能的统治。同时也判断中国共产党将在 1950 年底前攻占台湾，於是在 1950 年 1 月又宣布：「美国政府不会提供军事协助或建议给在台湾的中国部队。」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紫禁城的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兩个政府此时开始了同时存在的狀态。10 月 25 日，中共发动对金门的攻势，但是由於潮汐与海流将船队吹向古寧头，使得中共军队失去自金门最狭处往东西兩岸进攻的契机，於是造成中共死亡 5000 余人，被俘者 3000 多人，也使中共渡海进攻台湾的作战策略稍作停顿。
而台湾在 1949 年 11 月底，已经涌进了 200 万人的军队与难民，其中军队占了 60 万人。这时候的国民党政权显得风雨飘摇，随时都有可能被中国共产党击败。1949 年 12 月 7 日，迁都台北确定，总统府与行政院官员 8 日抵达台北，9 日復事。12 月 10 日，蒋中正由蒋经国陪同，來到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则於 11 日來台復事。即使台湾的情势如此险峻，但是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韩开始进攻南韩，迫使杜魯门政权於 6 月 27 日宣布「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防阻任何对於台湾的攻击。」但是他亦表示他将要求台北停止对大陸进行军事行动，并且台湾的地位问题尚未解决。不过美国的军事与政治反应，已经让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台湾成为需要慎重考量的行动，国民党政权亦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二、中国国民党改造
蒋中正退守台湾之後，面对中国情势，一方面积极部署军力，准备反击；另一方面则是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国民党权力核心人物，因为战亂之故，拥有军事力量的仅剩下蒋中正的人马；摇摆不定的投机者不是选择倒向共产党一方，便是前往海外避难，这对蒋中正推动改造减少了阻力。1950 年 3 月 1 日，蒋中正宣布復行视事，恢復总统职位，大幅度进行军政人事的改组。
在党的方面，1950 年 7 月 22 日，蒋中正召开中常会，通过了〈本党改造案〉，
依据此案，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改由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改造委员由总裁遴选之。紧接着在 7 月 26 日，蒋中正宣布由陈诚、蒋经国等十六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
1952 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中正在会中发表了由蒋经国起草的〈反共抗俄基本論〉，将中国国民党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和苏聯共产党，这样的目的是将国民党的「反攻大陸」行动，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之中，以便从中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也让世人知道，蒋经国的态度已经转为反对苏聯、反对共产主义、靠向美国，这样的表态将让美国政府增加对蒋经国的信任。在大会上，确定由蒋中正連任总裁，通过党纲，「规定『本党为革命民主政党』的特殊定位，选出四十名中央评议委员，三十二名中央委员，完成程序上的『改造』。」由 32 人组成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取代原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而中央委员在 10 月 23 日选出蒋经国在内的十名中央常务委员。蒋经国在国民党内已经成为拥有实际地位的核心人物。原本担任掌握党机器之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被刻意排除，而兩兄弟的CC派也只能在立法院等民意机构内自成派阀延续政治生命。
三、掌握情治工作
蒋中正來台後，监於大陸内战时对情报掌握不足所造成的伤害，因此决定将
情治工作交给蒋经国负责。蒋经国对这个工作的认識是：大陸军事的挫折，未始不多由於情报的失败。
当时「共匪」军事活动的情形，我们得不到准确的情报，而「匪谍」则潜伏我们内部，到处活动，甚至我们军事首脑部，也有他们的踪迹。因此，我们的军事计画、军事配备、部队调动、「共匪」了如指掌，遂能运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把我们的部队分别孤立，一个一个的打倒。
血的教训给我们太大了。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再踏以往的覆辙，我们要看保密防谍的工作，比我们生命还要紧。无論如何，不要叫敌人得到我们一点一滴的消息，而使他们变成瞎子。这样，将來「反攻大陸」，拿我们坚强的部队，横扫过去，必有胜利的把握。
而蒋经国在 1951 年 9 月 1 日开办台湾情报人员训練班，在训練班上，他对学员演讲，表示「过去情报机关一般的缺点，不是磨擦倾轧，争功诿过；就是招摇撞骗，同流合污。……今後我们一定要健全组织，统一領导，划分权责，严明赏罚，务求分工合作，各尽所能。」情治工作对国民党而言，不只是对外的情报收集，更是对内的就政敌与反对阵营进行情报的收集、监视、监听与逮捕工作，因此被称为「特务」，也就是政治警察。
大陸时期的特务工作由兩大系统所组成，一是戴笠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一是由CC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但是内战的失败，造成兩大系统的瓦解，为了重建情治工作，蒋经国於 1949 年 8 月 20 日在台北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來到台湾的情报人员及秘密警察。政治行动委员会由国防部保密局（原本的军统，後改为国防部情报局，现在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内政部调查局（原本的中统，後改为司法行政部，现在则隸属於行政院法务部）、宪兵司令部、国防部第二厅、台湾省警务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後改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等情报治安机构的首长或次长组成。但是 1949 年的蒋经国跟随着父亲行动，对政治行动委员会主要委由王昇、郑介民、毛人凤三人主持，直到国民党政府撤退來台才由其直接參与。若林正丈对蒋经国的情治工作组织有以下描述：
委员会属秘密组织，指挥、聯络的必要公文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发函。根据後來退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孙家麒所述，在组织名称上「资料组」位阶虽低，但只要公文上盖有蒋经国印章，其效力便不受限特务系统，而能跨及党与行政系统运作。五○年代，蒋经国的这个「资料室」，跨党、行政院、军部门，掌控达二十四个单位，姿态尊如「小型行政院」，也是个「地下朝廷」。特务是蒋经国手中首次掌握的实权，「小型行政院」／「地下朝廷」的运作，正显影出蒋经国在五○年代运用特务全力大肆扩权的样貌。
其後，一九五四年，「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正名为国家安全局，辖属於国防会议（仿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而设计），蒋经国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正掌握其实权。
韩战爆发，促使美国进一步协助台湾防止中共的入侵，也因此需要收集中国大陸的情报。但是政府在大陸的情报系统业已破坏，因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的协助下，在台北近郊以无线电监听大陸地区通讯，成为重要的消息來源，有时也以国军飞行员进行飞行任务，到中国大陸上空记錄雷达通讯。美国在台的情报收集也由蒋经国负责协调与配合，宋美龄则扮演与中央情报局高层聯络的角色。另外，蒋经国亦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副主任，第六组主管安全、情报事务，使他在行政体系外亦多了一条指挥的途径，成为台湾的情报头子。四、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
蒋中正在败退至台湾之後，曾经检讨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军队中政工制度的取消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提出：「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积极优秀的干部來充任政工人员，务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要从改革政工制度做起。」 1950 年 3 月，国防部政工局改组为国防部政治部，蒋经国被任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1950 年 5 月 1 日，国防部政治部改称为国防部总政治部，组织不变，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而蒋经国被选为担任此一重建政工制度的责任，依照劉宏祥的观点，认为有以下几点：
1.蒋经国曾亲身学习过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
2.蒋经国在大陸时期曾有过训練青年的经验。
3.蒋经国所表现出的坚定反共的立场。在建立政工制度前，蒋经国首先为改革军中陋习建立制度：「军中四大公开」以及「军事主官任期制」。四大公开是指「人事公开」、「赏罚公开」、「财政公开」与「意見公开」，这四项均由「荣誉团结委员会」协助推动。而军事主官任期制，则是在美军顾问团的建议下，让军中各单位的主要官员有一定的任期，兩年变更一次，可連任一次。为的是避免主官培植党羽，不利军队国家化。
接着，为了培育政工人员，蒋经国於 1951 年 11 月 1 日，在北投復兴岗成立政工干部学校。政工干校毕业生分发到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工作，负责侦察官员兵忠心度以及是否涉及颠覆活动，这一切透过每位军官的政治考核报告呈现。到 1957 年，台湾军队中已经有了 17,139 名政工人员，即每 35 人就有 1 人是政工人员。蒋经国重视政工人员的养成，「和每一位政工人员都握过手，他们的晋阶也都由他亲自批示。……他们忠於党国、主义，对蒋总统父子忠心耿耿；他们与校长王昇的关系也十分深厚。」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在連队以上恢復设置国民党的小组，由党控制军队。1954 年，60 万名的军队中有 21 万是国民党员，每个常备军官都是党员，必须參加服役单位的党团会议。政工人员便可以在会议中对军队主官表达不同的意見。对此，劉宏祥的論文中提到了政工系统因此产生与指挥作战系统地位的高低问题，以及外界对军队国民党化的质疑。不过，政工人员对於加强军队对蒋中正的忠诚度，以及对反共復国立场坚持，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正是蒋经国在重建政工系统时的希望。1954 年，蒋经国離开总政治部的职位，转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中正还曾有一道亲笔的手令：『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一切任务，仍由蒋经国全权督导。』」这也显示蒋中正为巩固蒋经国在情治工作上的权力而不顾体制正常化的运作。五、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
国民政府在战後除了要面对国共内战与经济失序的问题外，学生运动的日益壮大，罢课、请愿、游行，形成反对政府势力的主战场，造成国民政府在处理上的困难。因此，蒋中正來台後，要求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工作。救国团的前身是「中国青年反共抗俄聯合会」，在 1950 年 4 月 27 日由各大学学生代表成立，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组总干事的李焕从旁协助辅导。中国青年反共抗俄聯合会的成员十分活跃，倡导节约、发起勞军等行动，引起蒋中正注意。於是在 1952 年青年节，蒋中正提议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8 月 1 日在北投復兴岗成立筹备处，10 月 31 日，正式成立，隸属於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李焕则担任主任秘书。蒋中正明确地指出了救国团的三点特质：
（1）教育性：给予青年正确的革命教育。
（2）群众性：团结青年參加反共抗俄的战斗。
（3）战斗性：提高青年战斗精神，提倡战斗生活。
李焕在回忆中提到，蒋经国监於当年三青团过度政治化，造成党与团的对立
斗争，因此定下几项原则，以力求冲淡救国团的政治色彩。原则包括了：
（1）救国团的工作内容以服务、辅导青年为主，不參与实际政治活动。
（2）救国团不强调个人团员，以学校团体为团员，不发给团证。
（3）救国团工作人员若有意參选公职，选前三个月必须辞职，团的组织也不能为任何人助选。
（4）救国团不在海外发展组织，以免鞭长莫及，徒增政治纷扰。
另外，救国团的基本工作，是建立学校的军训制度。1954 年 11 月 2 日，蒋经国在救国团举办的学校军训干部训練班讲话中，以〈改造学校风气，变化学生气质〉为题提到：
学校裡的军训是我们救国团的基本工作，救国团所以成立，也就是因为政府研究讨論要如何实施学校的军训，而感觉到必须有一个专门组织來统一办理。所以才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而军训也成为我们救国团的一个
重要工作。
救国团成立初期，青年活动以「反共爱国」、「精神武装」为主调，例如：金
门马祖战斗营、战斗文艺营等热血奔腾的主题名称。而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缺乏，青年藉由救国团举办的活动，扩大休闲活动的參与范围，安定了台湾校园。蒋经国也提出了「寓教於樂」的方式增加科学性、文艺性活动。到了 1960、1970 年代，台湾经济成长，时局稳定，转而增加了知性、教育性的活动。蒋经国在 1973 年 5 月辞去救国团主任一职，而由李焕继任。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工作内容有以下 13 類：
（1）实施民族精神教育
（2）提倡青年文艺活动
（3）举办教师聯系服务
（4）扩大青年假期自强活动
（5）奖助优秀青年
（6）推展工农青年服务
（7）推展青少年辅导工作
（8）办理技艺训練和急难救助
（9）辅导青年展开社会服务
（10）推展海外青年服务
（11）促进国际青年聯谊
（12）推行青年反共教育
（13）支援大陸青年反共抗暴   然而在李伟松的論文中则提到救国团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正面部分
（1）救国团的存在提供了一套政府扩大为青年服务的机制。
（2）建立了一条青年政治菁英人才进入党政系统的管道。
（3）安定了六○年代的校园。负面部分
（1）救国团成为国民党政权掌控青年学生意識型态的统治工具。
（2）救国团成为蒋经国培植政治班底的重要机构。
（3）救国团系统进入校园後，无形中也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渗入了青年学的学习环境之中。
由此可知，救国团除了服务青年、安定校园外，依然在政治思想部分对校园进行渗透，同时也以救国团做为培育自己人马的场所与提供青年菁英投入政治的管道。六、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以下的原则内忍受有限度的政治異议：
（一）一九四七年的宪法章程依据国民党在台湾的权力与合法性基础，政府有权修改宪法条款，以适用於台湾对抗中共统治之大陸地区的非常狀况；（二）国民党成为一党支配体系的主要政党，并由兩个国家认可的政党提供反对代表，但是政府不允许组织强大的反对党；（三）政府推广有限度的民主化，始於地方省级公职的选举，随後扩大开放国家级公职的选举；以及（四）不允许公开发表政治演讲、推广共产主义思想与污蔑中央政府的强烈企图。
这样的原则是经过不断调整後所产生的，但是在 1950 年代，蒋中正父子基於台湾内部安全的考量，展开一連串的逮捕与处刑。在国家采取暴力手段对付不同於国民党政治思想之份子的这个时期，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
在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之後，为了颠覆政府，有许多中共间谍潜入台湾。在 1950 年 5 月 13 日，蒋经国宣布破获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同时要求委员会委员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人发表声明，解散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且要中国共产党员出面自首。而美国於韩战後对兩岸战争的介入，更造成共产党间谍对未來不抱希望，於是在 1950 年底才有官方宣布的五百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自首。这时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构成直接的威胁，但是当时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正在积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美国本土更是掀起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反共浪潮，台湾在这种环境下，除了加紧对共党份子的逮捕，情治安全工作更是扩大到反对国民党统治以及左翼运动份子。
逮捕机关有警察、宪兵、特务等，没有特定管辖范围，逮捕也不需要法定程序，侦讯手段残忍，甚至不必通知家属。而移送军事法庭後，在五○年代初期没有起诉狀、没有辩护律师，甚至直接宣讀判决书而不交给被告。审判手续到五○ 年代中期才稍有改善，有上诉权、起诉狀、判决书等。但是辩护律师虽然有，却都先肯定法官的論告，才替被告求情减刑。至於没有被处以死刑的，则在刑期满了之後，仍要面对被警察机关列管、定期报到、超过十天以上旅游须申请的待遇，甚至被规定特定职业将终生不得执业。
藍博州所写的《白色恐怖》一书中分析在 1950 至 1954 年间政府政治肃清的
对象不分本省籍、外省籍，包含了：
（1）日据时代參加了抗日民族民主运动的台湾左翼人士、工运和农运人士、中共地下党人。
（2）进步的知識分子［按：份子］、医师、律师、文艺工作者、教授、记者、学生和青年、市民。
（3）批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国民党统治下台湾劣政和惡政的市民、士绅、一般知識份子。
（4）日据时代从事抗日运动，光復後又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原住民精英。
（5）大量被羅织、诬陷的善良市民和民众…… 藍博州也分析了案件的性质：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案件以真实的和虚构的涉共案件为最多，「台独」案几乎不到百分之二。……一九六○年代以後，政治案件的性质开始复杂化。除了涉共案件之外，还有「亲美／反共／反蒋」的民主化运动和台湾独立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政府言論和行动。相较於五○年代，死刑的比率也大为降低，但刑期仍动辄在十年以上。
陶涵根据中央情报局、保安司令部的资料，以及蒋经国、吴国桢等人的声明來判断，「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因颠覆罪遭判决的个人大约五○○人，一九五四年约七五○人。还有更多人可能被抓，然後开释。这个數位在一九五五年开始下降。一九五○年代中期，綠岛关押的政治犯大约有一四○○○人。」不过陶涵在《蒋经国传》中也推算了可能遭到处死的人數，「台湾在一九八七年取消戒严，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官方宣布的抓人數是兩万九千四百零七人。如果王昇估计大约百分之十五被逮捕者遭到枪决是正确无误，这三十八年间，处死的总數是在四千五百人左右。」而蒋经国为了将未被处以死刑的政治犯加以改造，1951 年在綠岛设立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綠岛新生训导处」，这是赣南时期「新人学校」的翻版。新生训导处 1951 年 5 月 17 日收了第一批政治犯，直到 1965 年才解散，在这段时间，新生训导处对待政治犯是采用「感训」的方式，原因在於国民党是列寧式的政党，学习苏聯共产党以集中营方式管理人犯，用思想改造的办法，让人犯抛弃左翼思想，改信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犯人早上勞动下午上课，授课内容除了思想教育以外，亦有歷史、英文等，最要的是还有思想斗争。生活管理上是由政工系统负责，在日常生活中予以监视，评定受刑人思想是否已经被改造。藍博洲则提到了白色恐怖对民众产生慢性恐惧的影响：
自举发、株連、构陷、侦讯、审判、执行到刑满出狱，对叛亂案的一贯处理方式，再配合执拗煽情的群众宣传，确使整个社会陷於慢性的恐惧心态中。对政府反对者，甚至被认为是「潜在」的反对者的语言的、心理的、肉体的、社会的层层暴压措施，颇能产生当局所企图的大众生活中的恐怖效果。數十年來，台湾一般社会大众中的政治恐惧症、冷感症等，正是这种恐怖效应的具体结果，并且竟然形成了政权「防卫」战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台湾社会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後逐渐稳定下來，除了人们对政治产生恐惧、冷感的因素之外，政府推动土地改革，让农民生活安定，且将农业部门的多余人口往初步发展的勞力密集性工业部门转移，促使台湾工业成长，人民都能安居樂业，这才是台湾得以安定的最主要因素。然而戒严令实施之後，白色恐怖付出的代价是數千条人命，其中冤案、假案充斥，身为情治工作最高负责人的蒋经国要为此负最大责任，国民党也背着这沈重的歷史包袱。但是在当时，蒋经国确实认为这些工作是必要的：
在今天局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空谈民主，高唱自由是绝对不合时宜的。……统一意志，集中权力，乃是今天最重要的课题。
在那个时期，很多人……批评我们政府不够民主等等，不过我要请求諸位了解一点：一个跌到狂流裡而快要溺毙的人，他的真实感觉，只有他自己才完全知道，为了求生存，他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挣扎，而当时的情境，决不是站在岸上的人所能深切体会的。七、退辅会主任委员
国军撤退至台湾後，总计六十多万的官兵中，五十万名为无眷单身官兵，另外十多万有眷军官和士官。为解决 1950 年代中期呈现年龄偏高的「胡子兵」问题，行政院设置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任命严家淦为主委。1956 年 4 月，任命蒋经国为副主任委员兼任主任委员职务，於 1957 年 5 月正式就任。退辅会主要工作是以淘汰部队老化人员、增强军队战斗力为出发点，让退除役官兵能在退伍後，避免因为无谋生计能且无家可归所造成的社会与军队士气问题。在
1956 年 5 月 4 日，蒋经国在对退辅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时說：
退除役官兵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打了多少次仗，流了多少次血，现在因为体力上的关系不得不離开军队。他们过去功在国家，而现在无家可归，我们要时时刻刻去抚慰他们，用一切方法去安置他们，使他们在安定生活中随时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而 1956 年 11 月 1 日，蒋经国在退辅会成立兩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谈话时，
提到当时估计有 10 万名官兵要退役。蒋经国安置这 10 万名退除役官兵的方法有 4 种：就业、就医、就养和继续就学。而经费的來源则是由美国一次赠与 4000 多万美元因应。就业、工作方面，荣民被安置在公家单位、农场，例如台糖、林务局、警务处等，安置人數最多的是台湾合作管理处承办的大同合作农场，有 4,419 人，林务局亦有 4000 多人。而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则是蒋经国运用美援，以荣民勞动力开凿的东西向横贯公路。蒋经国亲自參与路线的勘测与组织施工，并且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21 次进入工地了解情形，甚至直接与工人们同住草棚裡。这样的亲身体验，自然与蒋经国性格中贴近人群的习惯相关。
除了开凿东西横贯公路，以及安置、辅导就业外。在就养部分，安置年过 60 岁的荣民在「荣民之家」生活，由专职管理人员协助安度晚年。而就医方面，同样运用美援，在台北创办荣民总医院，免费治療荣民，之後更在部分县市设立荣民医院，以方便就医。就学方面，则安排继续就学讀书，甚至到国外求学。
1964 年 3 月，蒋经国接任国防部副部长，於 7 月辞去退辅会主委职务，根据漆高儒的统计：综计辅导会创设至蒋经国逝世的那一年，所安置的荣民总數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八十余人。其中安置就业的有二十万八千五百余人，就医的有二十八万四千五百余人，就养的有十万六千二百余人，就学的有五千六百余人。在十三所荣家就养的荣民有七万三千六百余人，在十四所荣民医院住院就医的荣民有一万零一百余人。就学的都能各有所长，独立成家。就业的则有二千五百余人毕业於大专院校，出国留学的有三百余人，获硕士学位者二百余人，获博士学位者二十余人。
退辅会在稳定社会接受數十万退除役官兵的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效果，除
了美援的资金协助外，蒋经国的妥善规划才是成功的关键。八、国防部长
1965 年 1 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在国防部长任内，兩岸关系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大陸在 1966 年，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蒋经国对於大陸政治、社会情势大亂，也和国民党官员们一样，认为是「反攻大陸」的最佳时机，「这是我们十八年以來，最重要的关头」。但是美国并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想法。蒋经国或许迫於无奈，在 1969 年 2 月 6 日，蒋经国明确表明反攻大陸要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作法。他說：
总统的军事思想是七分政治、三分政治。……我们要明了今天大陸局势的发展，只有兩个可能性：第一，大陸反毛反共势力已经同我们取得聯系，一齐起來行动；第二，我们国军无論从海峡或者从西南方或者从北方进攻，只要踏上大陸，大陸就开始革命，所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重要性是在这裡。……我们反攻大陸一定要采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办法。
这样的方针改变也反应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於 1969 年 3 月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通过的政纲从强调「反攻復国」，转变为「全面展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群众、军事各种作战」，但是也强调要「把握时机，实施军事反共」。蒋中正逝世後，由蒋经国接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纲为「.发扬三民主义，光復大陸国土」。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案则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这样的变化，代表国民党已经认清军事上进行反攻大陸的动作已经不可能，但是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仍须主张对中国大陸地区拥有合法的主权，只是目前暂时无法实际统治罢了。九、蒋中正的接班人
1969 年 6 月，蒋经国由行政院长严家淦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1972 年 5 月，又从严家淦辞职後，接任了行政院长。这时的蒋经国，已经是蒋中正特意安排继任的接班人，并且代替他車祸生病的父亲控制着台湾的党政事务。蒋经国自苏聯归国後，便在政治上成为蒋中正刻意安排的继任人选之一。來台之後，蒋经国在台湾的社会稳定工作上做出很大的贡献，而竞争者在蒋中正有意地排除之下，也只剩下了陈诚一人。不过陈诚早逝，蒋经国在 1965 年 3 月陈诚逝世後，已经没有对手。
1975 年 4 月 5 日，蒋中正逝世。4 月 6 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4 月 28 日，国民党召开臨时全会，总裁名义保留予蒋中正，就如同总理名义留予孙中山一般，臨时全会上亦通过由蒋经国担任中央主席。这时的蒋经国，虽然只是行政院长，但是在国民党内，严家淦只是中常委，在党国体制之内，党的决策至上，加上严家淦本人对权位并不戀栈，因此蒋经国亦实质上成为党政的最高領导者。自此，蒋经国即将面对民主化浪潮带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