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結新盟：保證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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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结新盟：保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正在苏联试图与新疆地方当局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迫使苏联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
　　一个情况是，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遂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详细地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而后决定了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毛泽东则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议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具体事宜，并公开宣布了未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
　　另一个情况是，美国开始插手新疆事务，试图与当地反动力量勾结，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影响。1948年6月，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策划组织下，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反共反苏反三区革命委员会。[2]1948年10月间，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与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商议，为了保证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区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1949年5月，包懋勋进一步确定了新疆独立的具体方案，同时策动坚决反共的新二师师长叶成掌握新疆军权，还积极与马步芳、尧乐博斯和乌斯满等地方反动势力联络，妄图全面控制新疆。[3]
　　这时的新疆，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美国企图乘虚而入，而莫斯科碍于国际舆论又不便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显然是保证苏联利益的最佳方案。为此，莫斯科立即采取了积极措施。[4]
　　当时，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尚未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20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5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5]然而，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忧虑，使苏联不得不向中共提出及早进军新疆的迫切要求。根据俄国档案文献记载，在6月27日，即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并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6]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7]此后，毛泽东于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8]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并通告他，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9]8月4日毛泽东进一步通知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报告，“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10]
　　进疆的任务迅速提前，而中共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此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与三区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们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11]
　　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12]，但中共当时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与新疆当局也没有任何接触。而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已经通过与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即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13]这无疑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进，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于9月2日亲往伊宁，并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与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14]
　　当然，斯大林建议并帮助中共迅速占领新疆，也有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一面。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已经知道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是有所考虑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15]同时，这样做的结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苏联才一再坚持中国应把新疆的省会确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就曾向邓力群建议，新疆的省会应由迪化迁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经济上，伊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尽管邓力群表示兹事体大，个人不能表示意见，苏联方面还是坚持要他转告中共中央。全国解放以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又在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宴会上，公开提出这一建议。[16]
　　新疆对于苏联的特殊意义，在中苏最高领导人关于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也有明显体现。1949年底，毛泽东亲自前往莫斯科，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17]不过，引人注意的是，当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经先期抵达苏联，陪同的还有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质考察团团长斯图德尼科夫。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一个省组团参加，这只能说明苏联对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苏双方确定了同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后，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团就在莫斯科，当然是希望与新疆单独签约。毛泽东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18]至于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条约和协定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后来关于苏新贸易和在新疆开办两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为首席代表，议定书也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签署，只有文化协定是新疆代表团自已谈的。[19]

　　中苏谈判的结果，总的来说是苏联做出了重大让步，条约大体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见签署的。[20]为了保障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补救措施。在中苏谈判即将结束时，2月10日莫洛托夫送来一个《补充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参与经营活动。对此，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为了安抚莫斯科，周恩来甚至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21]虽然说苏联的这个要求确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其目的无非是消除西方势力对新疆和东北的渗透，而这在当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苏联以外，各国驻新疆的领事馆均已自行关闭，中国方面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侨民限期放弃双重国籍。[22]不过，《补充协定》的签订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国政权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纵观1944-1950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主张强硬，时而倾向缓和，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尽管在对华政策中，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排在外蒙和东北之后，但是，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10年以后才陆续消除。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 详见拙着《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条件和目标”。
　　[2]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73页。
　　[3] 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35、138-139页。
　　[4] 前面所引朱培民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苏联如何帮助加快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的，本文除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外，着重要说明斯大林此举的背景和初衷。
　　[5]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卷，第591-592页、625、645页。
　　[6]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7页。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的说法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徐则浩访问邓力群记录，1993年7月23日。笔者在此感谢徐则浩先生提供的经邓力群校正并签字的访问记录。
　　[7] 刘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51-55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页。
　　[9]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34-140页。
　　[10]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年8月4日。载中共新疆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11]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8月17日，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页码100、46。
　　[12]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4页。
　　[13] 《张治中回忆录》，第589页；《陶峙岳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5页。
　　[14]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2日、3日；9月11日、13日、16日、19日、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页码91-95；54-63。另见邓力群：“新疆往事回忆”，载《新疆和平解放》，第349-350页。
　　[15]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
　　[16]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10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3，页码6-7；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17] 关于这一看法，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18]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19]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20] 详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一文。
　　[21]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а，案宗18，卷宗234，第64-69页。这个材料说明以往人们认为中方坚决反对《补充协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