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中苏经济关系研究之一(194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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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大体说来,一方面,这种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即是建国初期乃至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本文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材料,论证了1948-1949年中共与苏联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此期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主要是帮助修复中国长春铁路,并保证其正常运营,在这方面,苏联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于中共提出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需要大批苏联专家的要求,莫斯科则比较谨慎。随着中共政权的发展和中国局势明朗化,以及中共明确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迅速发展,并逐步公开化。苏联的经济援助对中共巩固东北解放区继而夺取全国政权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此期在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也存在着矛盾和摩擦,这主要表现在对中长铁路及部分东北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上。中长铁路及东北资源对苏联经济发展和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明显的。对此,中共既不能放弃中国主权,又急需莫斯科的经济援助,因而不便采取强硬态度,只能尽量拖延问题的解决。这一切便形成了建国初期中苏同盟关系的经济背景。
  关于中苏同盟起源的研究,各国学者以往大多都是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1]
  然而,对于中共与苏联之间在经济方面的联系,及其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者却较少论及。[2]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大体说来,这种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这一点毋庸讳言;同样不可置疑的是,在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中,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即是建国初期乃至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先者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同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实际上,能够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苏联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而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是支持还是限制,完全依苏联在中国与蒋介石以及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3]
  以至当时身在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都认识到,苏联在东北的政策是为“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服务的,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4]
  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在撤军之前可以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其后则只能依靠中共的力量来牵制国民党政府的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所以,东北苏军撤退前曾一再向中共东北局谈及“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5]
  苏联代表还建议中共可以在中长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在苏联撤军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6]
  苏军占领当局甚至同意将中长路以外地区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7]
  在南满,如沈阳、抚顺、吉林、四平、安东、本溪、辽阳等大部分城市和地区,苏联则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8]
  此外,苏联还给中共军队留下了大量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这主要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提供的3700门的大炮、迫击炮、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680座各种类型的弹药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9]
  不过,苏联虽然希望中共在东北地区发挥作用,但就整个对华政策而言,此时斯大林的基本方针还是与美国合作。即使在拒绝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尽管苏联在欧洲与美国进行对抗,但在亚洲仍需要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莫斯科一方面要通过加强中共的力量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一方面又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从而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因此,苏联在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又表示“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10]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应由苏联出面参与和谈,以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时的地位。[11]
  正是估计到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46年4月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12]
  因此,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13]
  到1948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一方面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稳定了与西方抗衡的阵脚。[14]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了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15]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则出现了令斯大林欣喜的局面。
  还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16]
  以后不久,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报告,中共军队在内战中“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动摇。“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报告还说,蒋介石奉行亲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则试图通过援蒋消灭民主力量,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17]
  形势的变化把莫斯科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1948年4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18]
  对于中共,由于其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地位的变化,苏联决定予以大力支持和援助。据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在台湾发现的档案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指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19]
  为了便于同中共开展经济关系,苏联在华外交人员曾多次询问中共东北局有无组织东北民主政府的意图及参加政府的人选。1948年4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约见高岗,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共应争取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马里宁表示,对于解放区政府,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一切民主国家和苏联都可以承认,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尽管苏联与蒋介石政府尚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也可以经过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援助。[20]
  不久,斯大林召见了即将带领技术人员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柯瓦廖夫,并对他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21]
  [1] 笔者近年看到的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Lewis, Xue Litai,Uncertain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1993;Chen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Confrontation,New York,1994;Brian Murray, Stalin, the Cold War, andthe Division o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5,No.12;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1996年1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Vladislav Zubok: Stalin's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Michael Sheng: Battling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7;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А.М.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сся Дж. Маршалла в Китай и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B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笔者所见专门论述此期苏联对中共援助的只有二十多年前苏联学者的专着:О.Борисов,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Mосква,1977。
  [3]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以前有中文和英文的大量文献,现在则可以在俄国档案解密中看到许多苏方的记录。中苏条约的具体内容可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第1327—1338页。至于笔者对此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详细论述,见拙着《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4]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4页。
  [5] 1946年3月18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
  [6] 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3月26日中共中央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电,4月3日彭真致李、黄并告中央电。
  [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8]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430页;科夫通-斯坦克维奇:《沈阳卫戍司令》,载《中俄关系问题》第28期(1990年10月),第43页。
  [9] 见Борисов前引书第185页。
  [10]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87页。
  [11] 关于此期苏联进行调和的材料参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160-168页,以及BrianMurray前引文。
  [12] 毛泽东为此而写的一篇短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84-1185页),但当时这个重要文件只是在少数人中传阅,直到1947年底召开中央12月全会,才在党内传达。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3页。
  [13] 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林彪电,载《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4-135页;194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72页。
  [14] 详见拙文:《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源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5] 关于柏林危机的最新研究成果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8-1949гг.(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г, No.3。
  [16] 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17] 1948年4月2日罗申致马立克电,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8,оп.10.п.24,д.21,лл.9-10。
  [18] 1948年4月外交部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АВПРФ,ф.018,оп.10.п.24,д.21,лл.11-14。
  [19] 见Brian  Murray前引文。据默里考察,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驻布鲁塞尔使馆人员从一名莫斯科信使那里获得的苏联秘密文件,尽管尚未在俄国档案中找到相应的俄文原件,但默里倾向于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
  [20] 1948年4月25日高岗致毛泽东、刘少奇电。
  [21] 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2г. No.1-3, л.77.
  (二)
  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是从与中共地方政权的贸易往来开始的。
  苏联与中共最初的贸易中心在哈尔滨市,1946年4月28日苏军撤离时将这座松花江省的中心城市交给了中共。随后中共北满分局、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便移驻哈尔滨,并在这里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应该说,中共政权在延安和其他关内解放区的建立还只是积累了治理农村和发动农民的经验,只有在稳固地占据了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之后,中共才开始真正尝试建立全社会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并着手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和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的情况下,北满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解放战争通向全国胜利的起点。为此,中共政权首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迅速改变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经济衰败的局面,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供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认为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出路就是开展对苏贸易。[1]
  当时苏联在哈尔滨设有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的分支机构,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和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主要股份为苏联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秋林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下属企业,从而得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向中共政权提供帮助。1946年12月21日,应中共的要求,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伏罗希洛夫斯克进行了初次贸易谈判,并签署了贸易合同。为了保证货物运输,1947年4月,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在松花江上开辟了一条航线,苏联阿穆尔河运轮船公司则拨出一批拖船和大驳船,在中国松花江的港口与苏联的港口——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共青城之间开始了定期的货运航线。于是,苏联贸易机构与东北民主政权的商务往来迅速开展起来,其贸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2]
  中共地方政权以粮食(后来又有煤炭)向苏联换取的军需物资、民用产品和原材料,解决了战争供给、民众生活、稳定物价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3]
  特别是到1949年,中方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4] 从而为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援助的另一个集中地区是包括大连、旅顺和金县在内的苏联军管区。1945年8月22日苏军根据中苏条约接管了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在这一地区,除外交方面不便让中共插手,以及铁路和两个港口直接由苏方管理外,地方政权和主要经济部门的实际权力完全交由中共掌握。中共不仅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以半隐蔽方式开展工作,而且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以此为部队的休整基地和庇护所。因此,旅大地区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5]
  自然,这些贡献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为了解决辽东半岛的居民生活问题和巩固地方政权,苏联军事当局向中共移交了大连钢铁厂、大连化工厂、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和几个机械厂,并在苏联外贸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4个苏中合营公司。其中辽东盐业股份公司仅1948年就生产了16万吨食盐、300万盒各种罐头、300万条麻袋,公司年总产值达到350亿元(东北币)。远东电业股份公司在恢复电站、电网、电话和通信线路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同时也生产日用品,该公司1948年总产值达250亿元。这两个公司成立两年后转交中方。船业公司和石油公司则以来料加工方式为苏联修造拖船和生产燃油,既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此外,苏联外贸机构还通过海运以及经北朝鲜港口中转的方式,从海参崴直接向大连港提供粮食、植物油、糖、罐头、糖果点心等食品。[6]
  新中国建立前夕苏联对中共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应属帮助东北民主政权修复东北铁路网的工程了。战争使得东北地区大约6000公里的铁路遭到摧毁和破坏,而日军撤退时又沿1500公里的铁路线炸毁了大量车站、机车库、桥梁、信号装置、供水设施等。苏军在占领期间,修复了中长铁路的东线和西线。苏军撤离后,在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局长茹拉夫廖夫领导下,苏方铁路员工继续铁路的修复工作。1946年底,苏联又派来了大约100名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到1947年春天,北满根据地的整个铁路主干线已经修复通车。[7]
  1948年3月,经过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东北全境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几座孤城外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大量调动部队围歼守敌,进而入关南下,以及迅速恢复东北经济,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的后方,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于是,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一要求。苏联政府很快商定,派交通部副部长柯瓦廖夫为全权代表,赶赴东北组织落实有关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措施。这一决定5月13日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通过,5月15日由斯大林签字批准。[8]
  1948年6月,柯瓦廖夫率领一个由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成的铁路专家小组抵达东北,还带来了必需的技术设备,包括修复车、起重机和其他机械设备,以及金属构件、铁轨、桥桩、钢梁等材料。修复工作在工程师多罗宁的领导下顺利展开。[9]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对于中共政权修复铁路的工作是全力支持,有求必应的。11月间,交通部报告,中共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厢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0节旅客车厢和10套给水机组供民主政权使用;外交部报告,中共请求向满洲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具体帮助组织已修复铁路的运营工作。对于这些要求,苏方均立即答应满足。[10]
  到12月上旬,柯瓦廖夫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柯瓦廖夫回莫斯科复命并欣然向斯大林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满洲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洲,梅河口-奉天-鞍山,锦洲-山海关路段。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在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有松花江大桥970米,饮马河大桥320米,伊通河大桥200米;在吉林至长春方向有吉林市附近的松花江大桥420米,饮马河大桥190米。至此,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和绥芬河至旅顺和大连已经全线通车。报告强调了上述铁路线及时修复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在长春市集结重兵,然后又在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歼灭这些城市的被围之敌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歼满洲国民党军。此外,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共成立了铁道兵部队(4个旅3万余人),培训各类技术专家4600多人;建立了修复工作必需的材料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桥梁基地,以及专门的军事仓库。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本人和东北局的请求,柯瓦廖夫小组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机务段的结构和编成,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修复和整顿交通的决议草案。[11]
  此后,为了保证东北铁路的正常运营,苏联部长会议又应中共的要求通过一项命令:一、批准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1)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满洲民主政权;(2)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满洲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利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3)在大连中长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满洲铁路的机车和车辆,信号装置和通讯仪器,以及道岔设备进行大修、中修;(4)从大连军管区调派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军管区以外中长路路段的修复工作。二、批准苏联交通部:(1)从苏联远东铁路抽调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满洲铁路北段;(2)增派170名苏联铁路技术人员交中长路苏方管理局指挥,帮助组织中长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三、前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500万卢布,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四、责成茹拉夫廖夫保证沿满洲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12]
  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长路全线通车对保证苏联控制旅顺军港和大连市、发展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苏联表现得极为大方,而对于中共进一步要求帮助全面恢复东北经济的问题,莫斯科则要慎重考虑了。
  (三)
  当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时,中共开始筹划经济恢复和未来建设的工作。
  1948年9月8日,林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苏联帮助制定在东北地区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林彪首先通报了解放战争顺利进展及解放区开始经济建设的情况,并对柯瓦廖夫专家组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讲述了在恢复经济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林彪报告,中共准备至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东北地区经济恢复的工作,为此需要制定一个全面计划,而中共缺少有经验的技术干部。林彪请求斯大林派来至少100名各部门的专家,“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运营计划”。信中列举了14个方面所需专家的具体人数。该信经马里宁转给莫洛托夫,10月6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说,经研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莫洛托夫等人的意见是:一、令中央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三、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为哈尔滨领事,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进行联系。四、以后向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再行商议。征得斯大林同意后,莫洛托夫于10月16日将答复发往哈尔滨。[13]
  莫洛托夫的建议显然是考虑到在中国局势尚未明朗化之前,避免因树大招风而给苏联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但莫斯科的答复的确无法满足中共的需要,于是柯瓦廖夫带着中共的要求回国后,又一次向斯大林提出了报告。柯瓦廖夫明确指出: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苏联未能给中共以全面帮助,为此毛泽东、林彪、高岗和陈云再次要求向斯大林报告,中共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一、派各种工业和财政计划专家来中国。二、修复满洲以外,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的铁路。恢复满洲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三、恢复奉天和满洲境内其他的军工厂并组织生产。尽快恢复抚顺煤矿及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完成吉林大型水电站建设并开始供电。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五、派出军队组织和训练及后勤建设方面的顾问。鉴于中共东北局特别要求应强调急需派来专家一项,柯瓦廖夫提出,至少应派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柯瓦廖夫还建议,应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其任务是:一、研究同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和交通有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二、研究中共的经济状况和原料来源,以及设备、材料和信贷方面的需求。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14]
  与此同时,葛罗米柯也向莫洛托夫报告,对于林彪信中请求往满洲派100名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经济计划的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此外,对于高岗提出的其他要求,如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为满洲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保证鸭绿江上已交朝鲜的电站也为满洲所用等,以及柯瓦廖夫报告中转述的要求,葛罗米柯认为均应该满足或给予重视。故而,葛罗米柯建议,除保证东北铁路运营的措施已经制定等待批准外,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和他本人把中共的请求整理成文件,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议草案。[15]
  对于中共要求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的要求,苏联立即答复同意。根据柯瓦廖夫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在华停留期限从原定的1949年1月1日延长至4月1日。[16]
  至于其他要求,特别是派出大量专家的问题,科瓦廖夫等人研究后于1949年1月5日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根据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计划而提出的请求苏联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援助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各类专家533名,以及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细目。报告认为,“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定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因此,除铁路设备和材料外,最好暂时先不要讨论中共的计划和申请,而是派出一个苏联专家组到东北进行实地考察。报告为联共(布)中央起草了有关决定: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带专家小组对东北冶金、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方案。报告还提出了赴东北进行考察的100人专家小组名单。[17]
  采取这样慎重的做法,如果说专家们是从科学和可行性角度出发的,那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则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共的一切援助,在形式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斯大林显然不愿与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公开唱对台戏。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中国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同时也表现得更加谨慎。[18]
  斯大林并未像马里宁说过的那样,正式承认中共的地方民主政权,他认为在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苏联在外交上需要保持与蒋介石的正常关系。为此,1949年2月斯大林借口“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通知毛泽东:苏联已下令“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而“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只保持非官方的关系”。[19]
  同样,斯大林最初考虑由苏联单独充当调停人促成国共和谈,也反映出莫斯科担心美国出面会导致中国局势复杂化的谨慎心理。[20]
  莫斯科迫切需要在确定苏联此期对华政策之前认真了解中共未来政权的性质和政治倾向,于是便有了米高扬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访问。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入谈话,除了在中苏条约问题上中共没有明确表态以外,莫斯科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并决定派专门代表团赴苏解决贷款和经济援助的问题。[21]
  米高扬访问的结果使斯大林对中共已经心中有数,1949年4月在柯瓦廖夫小组的直接参与下,中共起草了一项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形式的初步协议。[22]
  5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向中共派遣苏联专家。[23]
  同时,毛泽东也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中共中央2月16日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24]
  3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25]
  果然,当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以后,毛泽东发表了“一边倒”的着名宣言。此时,中共的立场和中国的形势都已经完全明朗化,斯大林也做出了他的最后决定。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非常成功,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所有要求。[26]
  专家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在第六次会谈时,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要求,同意分期分批向中国派遣200多名各方面的经济技术专家。8月2日,刘少奇又特意致函斯大林,要求让柯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走,并请求斯大林下令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27]
  8月25日刘少奇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同车到达沈阳。[28]
  苏联此后便加大了援助力度。据俄国档案记载,苏联部长会议9月19日做出决议,向中共提供除缴获的日本武器外最大的一次军事援助,总价值达2650万美元,其中包括334架飞机和360门高射炮。此后苏联政府又多次做出决议,向中国提供了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29]
  在双边关系中,斯大林与刘少奇唯一没有解决的是如何对待1945年中苏条约的问题。对于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三种处理方式,斯大林未置可否,只是在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批示:“这个问题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30]
  在斯大林心中,这是处理与新中国同盟关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苏联与中共经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
  [1] 东北贸易总公司:《1947年第一季度对外贸易工作总结与第二季度对外贸易意见》,辽宁档案馆东北财政委员会档案,卷号5065,第1-4页。转引自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
  [2] 见Борисов前引书,第187页。
  [3] 东北贸易总公司:《1947年第一季度对外贸易工作总结与第二季度对外贸易意见》,辽宁档案馆东北财政委员会档案,卷号5065,第4页。转引自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关于中苏贸易谈判的最初情况,参见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载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王首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主任。
  [4] 1947年进口物资中生产资料占7%,1948年上升为14%,1949年则高达61%。东北商业局:《东北解放区三年来对外贸易总结》,转引自云章、晓春:《试谈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对外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第239页。
  [5] 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笔者1996年5月对韩光的采访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6] Борисов前引书,第190-193页;《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35-340页。
  [7] Борисов前引书,第193页。
  [8] 1948年9月10日苏联交通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1。
  [9] Борисов前引书,第196页。
  [10] 1948年11月18日佐林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1月23日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л.2、3。
  [11] 1948年12月16日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8;Борисов前引书,第198页。
  [12] 1948年12月16日贝舍夫和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及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
  [13] 1948年9月12日哈尔滨总领事馆致莫洛托夫电,10月6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0月17日波采罗夫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л.6-11、2-5.
  [14] 1948年12月16日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8-9。
  [15] 1948年12月17日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 лл.16-17.
  [16] 1948年12月20日柯瓦廖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2月25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5;п.53,д.738,лл.19-20.
  [17] 1949年1月5日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ф.06,оп.11.п.15,д.231, лл.3-10.
  [18]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1949年初给柯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见Goncharov, Lewis , Xue Litai前引书,第20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19] 1949年2月16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00, лл.
  129-130。转引自С.Тихвинский, Путь Кита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1898-1949, Москва,  1996г., л.460.
  [20]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国共和谈问题上争论的俄国档案见С.Тихвинский, Переписка И.В.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г.
  No.4、5。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的观点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一书第107-113页。
  [21] 详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86页;А.М.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г., No.2、3。
  [22] 柯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见Goncharov , Lewis , Xue Litai前引书,第63页。
  [23]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2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6] 详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4-414页和列多夫斯基发表的有关俄国档案文献,见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Визит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г.
  No.4、5(中译文见《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第2期)。
  [27]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5页;1949年8月2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ф.3,оп.65,д.364, лл.1-2.
  [28] 1949年8月26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关于此时来华专家的数字,在苏联和俄国学者的论着中都说是250人,见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No.65,л7;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г. No.6,л.83。多出的30人,恐怕是把专家的随行工作人员也计算在内了。而师哲的回忆,即与刘少奇同车到沈阳的专家只有80人(《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5页),则显然有误。此外,据陈兼研究的结果,苏联还同意向中国派遣878名空军专家和90名海军专家。见ChenJian前引书,第77页。
  [29] Б.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г.
  No.6,л.75.
  [30]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ф.45,оп.1,д.328, лл.11-50.
  (四)
  现在看来,中国政府被迫接受的1945年中苏条约显然属于不平等条约。撇开蒙古问题不说,单就苏联把已经卖给满洲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作为其战利品与中国合营,又强行租用旅顺港和开放大连市而言,已使中国主权受到侵害,当时国民对苏联的反感与此不无关系。[1]
  中共对此也有同感,虽没有明说,但确是心存芥蒂,并且在经济方面与苏方的接触中时有表现。
  苏联对经营中长铁路极为关注,因为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颇有经济价值。[2]
  但由于苏军撤退和东北内战的爆发,中苏共同经营中长路的工作实际并未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铁路南线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设备屡遭盗窃和破坏,大部分苏联员工被召回国。[3]
  即使在中共控制下的北线,双方也常有摩擦。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报告,中共当局把这一地区中长路及其附属企业的管理抓在自己手中,不遵守中苏条约关于中长路的协定,将苏方行政机构排挤出对铁路的管理,并大批解雇在中长路机构及企业中工作的苏联公民,而且时有暴行发生。为此,苏联驻哈尔宾总领事馆曾多次与林彪和高岗进行交涉。[4]
  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包括中长路全线在内的东北铁路实质上是由中方单独实行管理的,铁路财政也完全由中方支配,而苏方员工只是处于顾问和咨询的地位。[5]
  显然,毛泽东对1945年中苏条约是不满意的,也没有理睬关于中长路由中苏共同占有和经营的协定。苏联方面对此颇为担心,这突出表现在1948年底苏联外贸部给米高扬的报告中。斯拉德科夫斯基在报告里针对一封关于中长路和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给马林科夫的信发表了长篇议论。显然是出于为管理中长铁路准备干部队伍的考虑,他首先对中长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表示不满,建议在远东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扩大莫斯科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是中国系和朝鲜系),恢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特别提出了中长路的法律地位问题,即“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路的存在;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报告指出,由于中长路理事会和管理局的国民党代表逃离满洲,而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已经回国,致使苏方已停止参与对铁路的管理,目前整个铁路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东北铁路局)管理。苏方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人将独自经营这份“苏中共同财产”,苏联不仅从铁路运营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苏联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报告还认为,恢复苏方在中长路的租赁地和企业股权将为苏联带来很大利益,由于中长路问题尚未谈妥,目前应由某个苏联组织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国业主的权利。报告最后建议,成立专门从事满洲问题的科研机构,广泛收集和研究有关满洲的经济资料;设置领导中长路工作的专门机构,加强对满洲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统一领导。[6]
  实际上,对于中长路及所属企业的管理和东北资源的利用问题,中共的处境十分尴尬。既要依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保障铁路运营和经济发展,又担心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受到侵害,中共的矛盾心理和立场是可以想见的。同斯大林亲自处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一样,毛泽东对涉及与苏联经济关系的问题也极为重视。1948年5月,毛泽东要求东北局,以后对苏联“凡有借有还的协定”尽可能多签订,但在此之外的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一切商业性协定的详细内容及经营和偿还情形”,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7]
  对于通过合营方式迅速恢复工矿企业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共取积极态度,如瓦房店和复州煤矿的开采,[8]
  但涉及到产权归属问题,中共的处理则十分谨慎。例如,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报告,中长路苏方局长最近提出,海拉尔以东莫格图河畔发现褐煤炭层,确定其藏量约700万至1500万吨。苏方要求将上述地区及采矿权移交中长路管辖,归其开采。东北局的意见是,某些重工业矿产与苏方合作共同开发是需要的,但不划入中长路所辖范围,不扩大中苏条约上所规定的权利,而另外订立地方性的合作协定,且不对外宣布而实际进行。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希望东北局与苏联负责方面协商解决。[9]

  同样,1948年2月苏联人提出,在黑龙江等沿两国边界的航道,由苏方负责修建灯塔,其所有权属苏联。中共以所有权问题“用什么形式出现值得考虑”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一年以后,苏方再次通知,莫斯科来电要求解决这一问题。3月7日李富春答复,仍要苏方说清所有权问题。[10]
  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上则明确答复莫斯科,关于在黑龙江上设置界标事,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而界标属于中方所有。[11]
  5月14日,苏方又转告维辛斯基的请求,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苏联政府将派飞机和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对此,中共中央20日复电说,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12]
  东北解放以后,此类问题更加突出。1948年12月2日东北局报告,在对苏经济关系上首先遇到了关于中长路财产的界定问题。根据中长路协定第一条规定,南满铁路的财产,除1905年以前俄国所置者外,均不属于中长路,而属于中国政府。苏军占领时,把日本人所置的南满铁路附属财产大部分挂上了中长路的牌子。国民党进占沈阳后,又将苏军所划许多中长路财产属1905年以后者,统统改为中国政府所有。到沈阳解放时,中长路苏方代表派人非正式口头通知陈云说,这些财产均属中长路,应由中长路接收。因事关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及国人观感,林彪和陈云商定采取暂拖一时的办法,告诉苏方目前统一实行军管,将来再说。此外,对东北重工业恢复是采取向苏方借款方式,还是中苏合资经营方式,对苏方以战利品拆迁的设备可否提出请求归还一部分等,中共在处理时均颇为犹豫。[13]
  中长路财产的归属实际涉及到中共对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认可问题,对此,斯大林特别关注,生怕毛泽东提出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柯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斯大林“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14]
  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含糊地回答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接着又指出: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最后,毛泽东表示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15]
  实际上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即使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双方对中长路问题也都避而不谈。既然斯大林已经从柯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16]
  那么,问题只能留待毛泽东亲自到莫斯科时再解决了。正如学者们已经看到的,在1950年中苏领导人的外交谈判中,中长铁路及旅顺和大连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结果是斯大林做出让步而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17]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在此期双方贸易往来中,苏方在经济利益上颇有计较,从而使中方遭受的损失也是明显的。如苏方要求进口煤炭的含灰量不得超过15-18%,但因中方口岸没有化验设备,只得听任苏方对抚顺、辽源、鹤岗等地优质煤按20%扣除灰分。1949年中方出口106万吨煤,仅此一项即损失东北币434亿元。再有,苏方进口货物因名称不对、规格不清或包装不善而造成的损失少则2%,多则高达7%,但由于中共缺乏经验和专家,此类损失完全由中方独自承担。[18]
  不过,总体说来,尽管存在着矛盾和摩擦,中共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还是主导方面。无论如何,面对40年代末远东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苏必须结成同盟,而这一点从中国经济状况的现实来看,对新生的中共政权尤为重要。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惜〕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19]
  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
  [1] 1949年9月4日《长江日报》发表了熊复的一篇短文《认识苏联》,其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对苏联的看法,如“外蒙古受苏联控制”,“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对旅顺大连有领土野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等等。见《熊复文集》第2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2] 据苏联交通部计算,仅南线路段在战前一年的利润就有1.63亿卢布。见1950年1月19日贝舍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48,д.20,лл.17-19.
  [3] 1946年12月2日彼得罗夫与甘乃光谈话记录,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 лл.7-9.
  [4] 1947年4月8日雷斯科夫给高岗的信,5月7日哈尔滨总领事馆给林彪的信,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9,д.69,лл.133-135,140-144。转引自 А.М.Ледовский,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No.6,лл.130-131.
  [5] 1950年1月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见Goncharov , Lewis , Xue Litai前引书,第247-248页。
  [6] 1948年12月31日斯拉德科夫斯基给米高扬的报告,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л.3-6.
  [7] 1948年5月28日毛泽东致林罗陈并东北局电。
  [8] 1948年10月18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0月21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
  [9] 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8月17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
  [10] 1949年3月5日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3月7日李富春致高岗、陈云电。
  [11] И.В.Ковалев前引文,第87页。
  [12] 1949年5月14日高岗致中共中央电,5月20日中共中央致高岗电。
  [13] 1948年12月2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
  [14] И.В.Ковалев前引文,第86页。
  [15] А.М.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г. No.3,л.101。
  [16] И.В.Ковалев前引文,第86页;Goncharov , Lewis , Xue Litai前引书,第63页。
  [17] 笔者在《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论述。
  [18] 云章、晓春前引文,第241-242页。
  [19]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72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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