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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也是世界着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
　　1997年，保加利亚“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 София,1997）。全书794页，正文591页，照片90幅。
　　日记记载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经历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国法西斯诬告参与“国会纵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后开始写日记。1934年2月，季米特洛夫获救后来到苏联，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共产国际解散后成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人[1]。1945年11月回到保加利亚，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工作。1949年2月重病住院和去苏联治病后，停止记日记。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病逝后，其12本日记一直秘密保存在原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党务档案馆。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发生剧变后，随着大量档案解密和公诸于世，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开始出现在地摊小报和书市上。为维护着作权利益和保存日记的完整性，季米特洛夫的养子鲍伊科·季米特洛夫作为继承人倡议并筹划公开出版这部日记。自1991年起，由4位专家组成的编审小组开始工作。鲍伊科写了致读者序言，编委会作了编审说明，伊尔乔·季米特洛夫院士撰写了长篇文章《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日记》。
　　这部日记反映了30-40年代季米特洛夫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情况，及其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记录了他同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交往的情况，同世界各地社会活动家和共产党领导人的通讯和谈话。毫无疑问，这部日记是了解和研究此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特别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在季米特洛夫这部日记中，有相当篇幅反映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情况。日记中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张国焘、林彪、蒋介石等近30个中国历史人物的活动，收录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党领导人的文件和材料，共产国际同毛泽东、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季米特洛夫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以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革命的情况等，其中对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延安整风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较详细反映。尤其是关于中共党史和近代史中一些颇有争论或疑义的问题，例如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指示，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共军队的物质援助，苏共对皖南事变的立场和对策，中国是否向苏联提供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等等，日记中都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因此，这部日记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历程的研究，也是十分珍贵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故从中选编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此，供研究者参考。[2]
　　1936年8月31日
　　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文章。[3]
　　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宫。
　　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1936年9月11日
　　1、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事先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将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做准备。”
　　1936年9月20日
　　与乌里茨基[4]、阿格拉诺夫[5]等开会讨论对中国的援助问题。
　　（向政治局写关于贷款等的书面报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国防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决定。
　　1166吨箱装货物。[6]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
　　50万美元，
　　5000卢布
　　（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列入新疆政府服役。
　　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
　　1936年12月9日
　　博戈莫洛夫[7]来见，谈到：
　　1）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继续下去；
　　2）南京不会再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3）中国将对日作战；
　　4）统一战线运动正在迅速发展；
　　5）蒋介石将在对日本开战前夕并同苏联协商后才下决心同共产党和解；6）蒋介石不会在西北追剿红军。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1936年12月13日
　　有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
　　斯托马尼亚科夫[8]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936年12月14日
　　2. 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
　　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12点，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9]，别人不用来！”
　　1936年12月15日
　　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有库西宁[10]、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11]、王明、邓发、爱尔科利[12]、曼达利扬[13]参加。）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4]。）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做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1937年1月13日
　　晚上同中国人在一起。
　　1937年1月16日
　　送给斯大林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草稿（修改党对于同国民党协同行动的路线。）
　　1937年1月19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15]、日丹诺夫[16]、叶若夫[17]）。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
　　2）询问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
　　1937年2月5日
　　答复中共的电报（关于告国民党中央全会书）。
　　莫洛托夫（用专线电话）——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
　　（我按此意思修改复电稿。）
　　1937年3月23日
　　关于中国的会议。
　　给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问题的电报！
　　1937年3月26日
　　同蒋介石之子谈话。
　　蒋介石之子启程回国去见其父。
　　1937年3月28日
　　蒋介石之子来电：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1937年4月13日
　　致斯大林的信，关于中国西路军问题。
　　1937年7月7日
　　与刚到达的中国同志谈话：王稼祥、王明、邓发。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
　　（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
　　“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
　　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
　　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
　　（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
　　还要生产坦克。
　　（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
　　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
　　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
　　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独吞猎物的可能。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1937年11月13日
　　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最后一次谈话。
　　[1] 在共产国际解散的同时，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为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猜疑，莫斯科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但该部的实际工作由季米特洛夫主持。
　　[2] 文中的黑体字为原文所加，注释除特别标出外为编者所加。
　　[3] 该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15周年》，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36年8月号。——原注
    [4] С.П.乌里茨基，时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
　　[5] 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1893-1938），时任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
　　[6] 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7] 德米特里·瓦西列维奇·博戈莫洛夫（1890-1937），时任驻中国公使。
　　[8] Б.С.斯托马尼亚科夫（1882-1941），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9]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马努伊尔斯基（1883-1959），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10] 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1881-1964），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11] М.А. 莫斯克文（1883-1940），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成员。
　　[12] 爱尔科利，即帕尔米罗·托利阿季（1893-1964），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13] 曼达利扬，季米特洛夫秘书处工作人员。
　　[14] 缺席者为伏罗希洛夫。
　　[15]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95-1971），时任苏联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农业人民委员。
　　[16] 安德列·亚历山得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1940），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我们决定把王稼祥暂时留下作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1937年11月14日
　　王明和康生动身。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国。
　　两个方案：（1）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2）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
　　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
　　1938年10月19日
　　邓发（通过耿丁[1]）1938年10月14日的来电：“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训练班将于11月5日结束。17名技师也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但是督办[2]只有已经超过飞行期限并在高速飞行时有危险的У-2型和Р-5型飞机。请拨给我们3架供高速飞行、轰炸和歼击训练的飞机。”
　　1938年10月20日
　　莫斯克文的来电：“有些国际纵队队员表示愿意去中国。爱尔科利和马尔蒂[3]同志自己很犹豫，问我们对此的意见。”
　　致莫斯克文的电报：（1）“我认为只能作为例外同意某些特别合适的国际纵队队员去中国。你们最好就此问题与伏罗希洛夫同志商量一下。”（2）“请与耿丁谈一下关于邓发577号电报的问题。最好能满足他对调拨教练机的请求。”（3）“关于耿丁邮件的问题，很明显是出了误会。你应该先把它们打开看看，把内容告知马努伊尔斯基，以便你们能立刻处理必要的问题，然后再给我转来。”
　　1939年2月14日
　　中国同志林彪（此地的名字是李廷）——八路军115师师长、延安军政大学校长。
　　他带来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1938年11月）的材料。
　　中共七大预定5月召开。
　　全会有40人参加（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和政委）。
　　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军事学员等共有329000人。
　　每月从政府领取600000元。
　　需要：（1）钱；（2）武器；（3）干部。
　　在延安（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任弼时。出席全会：周恩来、博古。
　　1939年5月20日
　　晚上，任弼时、林彪来，谈中国问题！
　　对中共中央会议（5月末）的建议。
　　“主要火力集中对付投降派。
　　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要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
　　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
　　1939年9月13日
　　周恩来到达（作手术和治疗），带来王明的信。
　　1940年1月12日
　　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沃尔科[4]、列娜[5]和孩子们在家）。
　　1940年1月1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40年1月1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周恩来继续作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
　　1940年2月23日
　　向斯大林同志发了关于给中国共产党援助（35万美元）的信件。
　　1940年2月24日
　　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夫妇来我家。
　　1940年2月25日
　　和斯大林同志通话，斯大林称不能接见我去谈中国问题，因为他很忙。没有阅读送去的材料。他说：“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
　　1940年2月26日
　　和中国同志开会研究联络问题。
　　同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谈关于中国青年问题的决议。
　　1940年11月22日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铁木辛哥[6]处。
　　阐明了中国的战况以及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7]和情报局长戈利科夫[8]少将出席。
　　同从中国抵此的电影导演和作曲家谈制作有关中国的纪录片问题。
　　1940年11月23日
　　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复电。把草稿交给了斯大林。
　　1940年12月26日
　　去铁木辛哥处。
　　谈中国问题（援助八路军武器的可能性）。
　　1941年1月4日
　　潘菲洛夫[9]将军来我处谈中国东北（满洲）事务。
　　1941年1月13日
　　致铁木辛哥、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诸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问题
　　应准许国防人民委员部把一组中国共产党员共26人转移到延安。
　　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
　　1941年1月14日
　　中央委员会通知，关于把26名中共党员转移到延安去的决定已作废。
　　1941年1月16日
　　戈利科夫（情报局）、潘菲洛夫（情报局）。比留科夫（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来我处。开会商议了（中国）东北的事务（游击队伍和游击队组织）。
　　商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局和派遣党的工作者至东北。
　　……
　　国民党和在中国的我方部队之间的武装行动。令人不安的消息。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如下内容的密码电报：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我们新四军的万人以上部队在叶挺[10]的指挥下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推进，但受到蒋介石派来的7万人部队包围，双方已血战8昼夜。
　　在西北已集结了30万名士兵，他们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其周围建起了军事设施，封锁此边区几千里长的地方。
　　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与此同时，蒋介石派了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4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反革命气焰甚为嚣张。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实施的这种广泛进攻。”
　　1941年1月17日
　　打电话给莫洛托夫，告之中国发来的电报。莫洛托夫答应把问题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因同一事由还给铁木辛哥去电。
　　1941年1月18日
　　我把私人信件发送给斯大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到的两份密码电报和苏联现有的情报表明，蒋介石显然认为目前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总攻的适宜时机，因此，他手下的将领们卑鄙地袭击了新四军，并将进一步采取针对八路军和边区的侵略行动。
　　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
　　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当然，这种战争只会对日本人有利。
　　为了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我认为，这一运动应按下列两种方式开展：
　　（1）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报刊上揭露中国反动派破坏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罪行。
　　（2）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各种协会、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向蒋介石发出抗议信，并向他和中国人民呼吁不应允许爆发内战和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应允许日本人用“中国人的手”来征服中国。
　　我们有办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关组织这一运动的指示转达给我们的朋友们。
　　恳请告知您有关我们是否应采取这些步骤的意见。
　　顺致友好的问候
　　格·季米特洛夫”
　　深夜我得知此信已被转交给斯大林。
　　1941年1月20日
　　我同莫洛托夫谈了中国问题。他对我说：“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
　　重庆消息（1941年1月17日）
　　“……今天蒋介石要求通过张冲将军[11]把他的一项请求转交给莫斯科，其内容如下：在第三区部队和新四军之间发生的事件应被看作地方性的军事事变，不应赋予其政治意义，不应对其做出广泛反响。他保证这一‘事变’绝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会影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继续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将被释放。”
　　1941年1月21日
　　我同斯大林谈了中国问题。
　　“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12]提供了借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
　　“看来，3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
　　我们商定以后几天讨论这一问题。
　　1941年2月5日
　　给毛泽东发了下面电报：
　　“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
　　1941年2月6日
　　把有关中国事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告之发给毛泽东的电文，请求他接见我，以便对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局势下的策略提出意见。
　　1941年2月7日
　　把林彪（八路军115师师长和中共中央委员）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
　　1941年2月15日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党组织书记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伊万诺沃州委会主席蕾舍托娃同志来我处。他们介绍了儿童院的情况。共有28个民族的儿童，中国组人数最多（39或41人），其次为德国组（21人）、保加利亚组（10人）等。
　　1941年2月22日
　　中国儿童抵达莫斯科（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子女）。
　　1941年2月24日
　　研究了中国东北问题。科甘、久津、普利舍夫斯基。向他们做了相应的指示。
　　1941年2月25日
　　情报局负责中国事务的戈利科夫称，蒋介石建议由苏联向八路军派遣顾问。
　　1941年3月5日
　　卡加诺夫（前驻中国武官）来我处。
　　通报了中国的局势、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
　　科甘[13]从重庆寄来由周恩来转来的材料的大邮包。
　　1941年3月17日
　　久津[14]谈有关中国东北的消息（关于游击队领导干部）。那里极不顺利。
　　1941年3月26日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阿尔菲罗夫上校（中国军事学习小组负责人）谈小组（6位中国同志）的工作。
　　久津和科兹洛夫[15]（校长）在座。
　　做了下列决定：
　　（1）课程延续至6月底；
　　（2）7月份放假；
　　（3）在8月初参加10天野营。
　　1941年4月3日
　　同中国的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
　　1941年4月7日
　　就中国问题同林彪详细交谈。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批评性意见。
　　1941年4月26日
　　同林彪谈中国问题。
　　（苏日条约[16]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1] 耿丁，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远东地区的联络员。
　　[2] 指新疆的盛世才。
　　[3] 安德列·马尔蒂（1886-1956），时任共产国际驻西班牙的代表。
　　[4] 沃尔科，季米特洛夫的姐夫。
　　[5] 列娜，季米特洛夫的姐姐。
　　[6] С.К.铁木辛哥（1895-1970），苏联元帅，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7] К.А.梅列茨科夫（1897-1968），时任苏军总参谋长。
　　[8] Ф.И.戈利科夫（1900-1980），时任苏军情报总局局长。
　　[9] 潘菲洛夫，在苏军情报总局工作。
　　[10] 此处原文音译为叶里海·霍尼纳，可能是密码的翻译问题。
　　[11] 张冲（1899-1980），云南泸西人，彝族。早年加入滇军，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政府六十军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新三军军长、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1946年到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即皖南事变。
　　[13] А.科甘，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
　　[14] А.Г.久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15] С.С.科兹洛夫，时任共产国际学校校长。
　　[16] 指1840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同时两国发表声明，苏联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1941年6月5日
　　给毛泽东发了以下电报：
　　“我们从这里难以提出任何军事性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决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我们觉得周恩来在他6月1日的电报中提出的有关此种具体积极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
　　1941年6月21日
　　在周恩来从重庆发给延安（毛泽东）的电报中曾指出，蒋介石坚定地宣布德国将进攻苏联，而且还说出了日期——1941年6月21日。
　　各方面关于进攻即将开始的传闻很多。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早晨致电莫洛托夫，请他们同斯大林谈谈局势以及对各国共产党做必要的指示。
　　莫洛托夫：“情况不清楚。在玩一个大把戏。并非一切取决于我们。我将同斯大林谈谈。假如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打电话。”
　　1941年7月2日
　　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送交了关于向中国同志援助款项的建议，由于当前我们的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具有特殊意义。请求提供200万美元。
　　1941年7月3日
　　收到通知，我们关于给中国同志100万美元援助的请求已获批准。
　　1941年7月7日
　　通知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
　　1941年7月9日
　　向中国发去我们的共同指示。建议中共中央讨论这一指示、做出有关中国党的结论并把有关此问题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1年7月16日
　　写信给莫洛托夫，谈给中国共产党秘密送援款事宜。
　　1941年7月18日
　　收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它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将尽全力反对日军从华北转移去进攻苏联的决定。
　　他们请求获得弹药，以便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
　　就上述问题我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1年7月20日
　　关于中共中央的电报莫洛托夫向我转达了下列意见：
　　“我们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关于弹药现暂勿做出许诺。”
　　按此意思向中共中央做了答复。
　　询问了毛泽东来自重庆的有关八路军和中央军之间发生新冲突的消息有何根据，以及在同国民政府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1941年7月21日
　　同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
　　1941年7月24日
　　同第二组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座谈。
　　1941年8月7日
　　卡尔加诺夫[1]少将（第五局）来我处谈中国东北问题。
　　（游击队“暂停活动”了；在哈巴罗夫斯克训练游击队员；从特区派遣人员搞侦察和破坏活动）。
　　在东北本地必须有党的领导。
　　1941年9月12日
　　基斯连科[2]已从中国被召回汇报工作。
　　他将派手下工作人员向我详细通报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情况。
　　1941年9月15日
　　（情报局的）赫尔岑什泰因少校通报日本和中国东北情况。
　　日本人有72个师（每个师20000至22000人）、4000架飞机，40个师在中国和东北。
　　他们的主力集结在滨海地区和赤塔。
　　他们正在加速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等待着同美国人谈判的结果。德国人对日本人十分不满。
　　在中国东北——游击队人数在1500至2000人以内。他们处于低潮。在东北本身没有领导机构。
　　1941年9月18日
　　把关于新疆（盛世才的行为）的材料送交索博列夫（外交人民委员部）。
　　1941年11月14日
　　莫洛托夫来电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必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例会。我给毛泽东寄出了指示。
　　1941年11月17日
　　收到毛泽东回电，称他们将参加会议。
　　1941的11月27日–30日
　　听取了（情报机关的）基斯连科关于延安和八路军情况的报告。
　　同科若夫商定在莫斯科应提出哪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加以解决。
　　1941年12月4日
　　索尔金[3]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通报各方情况，并传达了莫斯科委员会要求我们给他们派一位游击技术指导员，去工作一段时间。
　　1941年12月7日
　　潘菲洛夫和伊利乔夫（情报局）汇报：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侦察工作的问题，应当具体研究并把建议提交给斯大林同志。
　　1941年12月28日
　　讨论联络机构工作的组织问题。
　　苏哈列夫[4]、索尔金、卡茨[5]、科甘、戈杜诺夫[6]、格奥尔基耶夫[7]参加了会议。
　　我们确定了4位联络工作负责人：
　　（1）科甘（中国、印度）。
　　（2）戈杜诺夫（北美和南美）。
　　（3）卡茨（欧洲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
　　（4）格奥尔基耶夫（巴尔干地区和近东）。
　　批准了由人事部和机关其他部门和工作人员担任每一国家的顾问。
　　1941年12月3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电台编辑、评论员和其他政治工作者列席会议。
　　对我们的广播宣传工作和对外工作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了认真的回顾。
　　规定了我们在近期的具体任务：
　　（1）协助土耳其人抗击德国人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穿越土耳其到高加索的企图。
　　（2）阻止保加利亚军队被用来反对土耳其。
　　（3）争取在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芬兰掀起强大的运动，使希特勒得不到新的后备人力来为德国的春季攻势做准备；采取行动瓦解希特勒同盟。
　　（4）阻止西班牙军队被希特勒利用。
　　（5）关于中国，应促使中共和蒋介石处理好关系，目的在于为中国军队向日本人发动总反攻提供保证。
　　（6）协助被占领国的人民群众为采取反对占领者的决定性武装行动做准备，并为红军将在春天进行总反攻做协助工作。
　　（7）采用一切方式瓦解希特勒德国的后方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后方。
　　1942年1月11日（星期日）
　　就同中国、日本、满洲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商讨了具体的意见。
　1942年3月19日
　　斯大林同志来电话询问德国同志何时抵达，中国同志是否启程。“他们到后，请马上通知我，我现在关注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会见崔可夫少将（驻中国武官），他通报了中国的局势以及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2年3月30日至4月6日
　　生病，在家工作。
　　在此期间接见了费丁[8]、苏多普拉托夫[9]、崔可夫（前驻中国武官）、瓦西列夫（赴延安任苏联情报处处长）、索尔金、古里亚耶夫[10]、弗尤林伯格[11]、别洛夫[12]等。
　　1942年4月15日
　　给中国小组工作人员（久津、科甘、什巴诺夫[13]、达雪夫斯基[14]）下达任务，要他们搜集材料，调查日本在太平洋胜利后中国局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情况变化。
　　1942年6月16日
　　“向毛泽东发出以下电文：
　　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助长了挑衅者的气焰，他组织反蒋分子和反蒋外国记者召开秘密会议，而蒋介石当然会了解这一切并利用这一借口进行反共叫嚣，为自己的挑衅行为开脱。
　　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党驻重庆办事处要坚持一贯政策，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避免可能使相互关系尖锐化的一切作法，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
　　请把你们就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决定通知我们。”
　　1942年6月17日
　　潘菲洛夫少将和从（中国）延安来的两位情报局工作人员斯克里尼克中校和格尔马诺夫中校来我处，通报了边区的形势，我党的政策、八路军的状况，党和军队的领导等。
　　总的看法是，在党和军队的工作和领导中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变状况。
　　1942年6月25日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指1942年6月16日电报）并已采取了措施。
　　1942年7月15日
　　向毛泽东通报，苏联代表（杰卡诺佐夫[15]）正在新疆处理与盛世才的关系，为此，目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留在新疆。
　　1942年7月16日
　　（情报局）鲍尔沙科夫和基斯连科来谈新疆和中国问题。
　　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9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中国人认为，造成的原因是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使用了磺胺吡啶，此地专家的结论否定了磺胺吡啶的这种作用。
　　1942年10月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林[16]报告说，盛世才拒绝了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疆起程的要求。
　　1942年11月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林打电话，要求我接见驻中国大使潘友新。我定在明天。
　　[1] 卡尔加诺夫，在苏军情报局工作。
　　[2] 基斯连科，苏军情报局工作人员。
　　[3] Г.З.索尔金，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4] К.П.苏哈列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5] З.Г.卡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6] 戈杜诺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7] 格奥尔基耶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8] П.М.费丁，时任内务部管理总局第10情报处处长。
　　[9] П.А.苏多普拉托夫，时任内务部处长。
　　[10] П.В.古里亚耶夫，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
　　[11] Ф. 弗尤林伯格，奥地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12] 别洛夫，即格奥尔基·达米亚诺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
　　[13] 什巴诺夫，青年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工作人员。
　　[14] 达雪夫斯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15] В.Г.杰卡诺佐夫，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驻德国公使。
　　[16] 西林，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
　　1942年11月5日
　　接见我驻中国大使潘友新。
　　他向我详细汇报了中国的局势、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2年12月9日
　　我要求毛泽东调查一下同我们联系使用的密码的可靠性，因为有信号表明，这套密码已被国民党人掌握。
　　1942年12月16日
　　我驻中国大使潘友新来我处，通报有关中国问题提出的建议和对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处理情况。关于蒋介石与中共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谈判协商的六条纲领：
　　（1）承认蒋介石对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共20万人）的最高指挥权并在自己直接指挥的条件下纳入中国军队。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武装力量为游击部队，听从蒋介石军事指挥部的军事指挥。
　　（2）向八路军提供各种武器和给养。
　　（3）八路军的代表参加所有军事指挥部和军区，任命中共代表为军队政治部副主任。
　　（4）解除对边区的包围，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追剿，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捕官兵。
　　（5）制定和公布同蒋介石政府达成的中国战后民主体制联合协议。
　　（6）共产党在中国全境公开化并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发行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
　　我们商定，在这一纲领得到上级批准后，他通过外交途径，我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类似解决蒋介石和中共之间关系问题给予协助。
　　1942年12月17日
　　潘友新电称，通过同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交谈了解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目前不打算处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必须暂时把原定计划往后拖延。
　　1942年12月26日
　　（我驻蒙古共和国大使）伊凡诺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瓦尔冯格来我处。
　　我们探讨了在蒙古共和国和（中国）延安之间建立“通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制定了具体措施。
　　1943年2月1日
　　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方面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
　　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
　　1943年2月3日
　　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
　　1943年5月12日
　　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介绍了决议草案。
　　马尔蒂，多列士和多洛雷斯[1]，皮克，乌布利希，柯普勒尼希[2]，拉科西和什维尔玛[3]。
　　波克[4]，莱赫蒂宁[5]，弗拉索夫[6]，科拉罗夫[7]，沃尔夫[8]。
　　大家认为，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的，关于解散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
　　决定明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决议草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准备把决议草案送：波立特[9]（通过费丁）。
　　还通过我们这条线送：
　　（1）毛泽东；（2）铁托；（3）芬德尔[10]；（4）杜克洛[11]；（5）白劳德（给拉丁美洲）；（6）林德罗特[12]（瑞典）。
　　1943年8月19日
　　伊利乔夫[13]中将和博利沙科夫[14]少将来谈关于向南斯拉夫和中国输送人员问题。
　　毛泽东的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
　　1943年12月22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延安）发去如下个人书信（密码）：
　　“1、关于您的儿子。我已把他安置在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将拥有马列主义和现代军事领域的丰富学识。他是有才干的青年，我相信您会得到他这么一个可靠而又优秀的助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问候。
　　2、关于政治性问题。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开始经常认真地直接处理中国事务。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感兴趣。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是值得怀疑的。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还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了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分子已决定向延安派去自己的奸细，其目的是促使王明同您和党的其他活动家发生纠纷，同时还制造一种反对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对国民党分子的这种险恶用心，我已预先及时地向您提出过警报。国民党分子的夙愿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这样的办法使他们能更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我不怀疑康生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些奸细助一臂之力。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请您按我寄送此信的同一途径作复。
　　紧握您的手！”
　　1944年1月10日
　　近日收到毛泽东（经伊利乔夫）对我1943年12月22日发信（密电）的答复：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斗争。相反，八路军的部队在1943年对日本人发动了几十次进攻性的战斗。其成果是夺回了一部分1940年和1942年丢失的地区。八路军的人数现在约为50万人。1943年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
　　（2）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1943年7月形成了非常紧张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才得以避免冲突的发生。1944年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措施的目标是避免武装冲突。
　　（3）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
　　（4）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
　　（5）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
　　（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15]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
　　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
　　毛泽东”
　　1月7日毛泽东发来第二份电报：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除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现拟再就这些问题陈述如下：我衷心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在同国民党相互谅解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我估计1944年这方面的局势会好些。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基本是和您一致的。
　　致以问候      毛泽东。”
　　1944年1月13日
　　接见毛泽东的儿子，他在军事学院学习。
　　1944年1月19日
　　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
　　1944年2月25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
　　“亲爱的毛同志！
　　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之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
　　兄弟般的问候。    紧握您的手。”
　　1944年2月29日
　　给毛泽东发去如下密电：
　　“请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10天给我们一份简报？这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是非常有益的。”
　　1944年3月7日
　　还接到王明（延安）的下述密电：
　　“尊敬的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12月至1月期间转给了我两份您的电报。
　　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
　　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
　　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
　　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在强调中共是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
　　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
　　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
　　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16]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
　　对可爱的米佳[17]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944年4月1日
　　通过伊利乔夫线路收到毛泽东的如下电报：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您的2月26日电报收悉。很高兴。
　　将以本电向您阐述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
　　1、去年8月、9月和10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广泛开展了要解散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与此同时，它在边界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开始威胁边区。
　　这时，蒋介石估计他的所有这些动作必定会在中共内部引起分裂。然而其结果却是我党的团结和巩固。
　　无论是对他开展的解散中共的运动，还是对他发动的军事威胁，我们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我们的这一立场迫使国民党在去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中央全会上做出决定，宣布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我们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国民党十一届中央全会的声明。
　　2、去年12月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了关于维护国共两党团结的必要性和两者之间的不容发生武装冲突的观点。
　　从去年8月3日到12月苏联和美国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实质是反对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发生分裂和武装冲突，主张它们之间的团结。
　　这一切合在一起，给我们以很大帮助。
　　3、蒋介石去年12月同我们驻重庆代表董必武会谈时表示了由延安派我们的代表赴重庆同他会晤和会谈的愿望。
　　4、今年1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缓和边区周围的形势。胡宗南为执行这一命令，于2月命其下属部队停止武装进攻边区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命令从边区边界撤走了4个最有战斗力的步兵师，为给他们换防，而部署了4个战斗力较差的步兵师。
　　5、我们已做出决定，派遣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后者表示欢迎。林伯渠于4月初启程。
　　6、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一系列有关边区，有关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如何，国民党对他们的政策如何等等。
　　2月，一批外国记者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他们去边区。
　　不管蒋介石对此信是怎样的满心不快，还是不得不对此行表示了同意。但是同时下令派一组他的人员随同这些记者去边区。
　　这批进行考察的外国记者中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共计10人。
　　我们方面表示欢迎这批记者来访。他们将在4月初到达延安。
　　7、罗斯福表示了派其军事代表到边区了解八路军状况的愿望。
　　蒋介石对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满意的。现在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8、去年在军事行动方面，国民党只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抗日战役：第一次在宜昌地区，第二次在常德地区。
　　但即使这两次，也是日本人强加给国民党军队的，是日本人首先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的战斗力日益减弱。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消极态度表示了不满。
　　中共的武装力量牵制住全部在华日军的58%，牵制住90%以上的伪军。
　　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想在反攻阶段利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打击日军。
　　9、我们方面很希望美国政府做出努力，以使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美国能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极感需要的。
　　如有可能，请您把此事告知白劳德并请他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中国希望对日本发动反攻。
　　毛泽东  1944年3月23日”
　　1944年7月25日
　　收到毛泽东有关中国，特别是有关边区的详细电报。
　　一批外国记者到达延安。美国军事使团将来到毛泽东的军队里。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美国人派出这类使团。
　　1944年7月29日
　　接见毛泽东之子。临时派他以中尉身份去前线。
　　1944年10月9日
　　召开本部人员会议（潘友新报告中国情况）。
　　1944年10月11日
　　召开本部工作人员会议讨论潘友新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
　　1944年11月2日
　　同波诺马廖夫研究我部出版报导国际消息的国际通报计划。
　　听取利西岑上校和鲁赞斯基上校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
　　1944年11月30日
　　涅斯托罗夫、莫罗佐夫[18]、普鲁德尼科夫[19]、潘友新讨论了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的联系线路问题。迄今的一切尝试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这条线路是需要的。
　　责成他们作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具体建议。
　　1944年12月2日
　　同费丁和朗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会研究建立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联系线路问题。
　　1944年12月19日
　　接见苏联驻蒙大使伊万诺夫，谈在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中国边区）之间建立联系通道问题。
　　1945年7月4日
　　见罗申少将（驻重庆军事代表）。我们谈论了他动身之前中国的情况。
　　1945年8月18日
　　与潘友新起草致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伊巴露丽·多洛雷斯（1895-1991），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2] 约翰·柯普勒尼希（1891-1968），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3] 扬·什维尔玛（1901-1944），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安娜·波克（1893-1960），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驻共产国际代表。
　　[5] И. 莱赫蒂宁，芬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6] В. 弗拉索夫，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家。
　　[7] В.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8] 法尔卡什·沃尔夫（1904-196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成员。
　　[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10] 芬德尔，葡萄牙共产党中央书记。
　　[11] 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2] 林德罗特，瑞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成员。
　　[13] И.伊利乔夫，苏军情报局负责人。
　　[14] 博利沙科夫，苏军情报部处长。
　　[15]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1939），共产国际活动家。1927年2-6月受联共（布）中央委派，率宣传小组访华并参加中共五大。1928年3月至1935年12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秋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直接控制和操纵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上台。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捕。
　　[16] 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
　　[17] 米佳，季米特洛夫7岁的儿子。
　　[18] 伊万·莫罗佐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100研究所所长。
     [19] 马克西姆·普鲁德尼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100研究所副所长。

华谱 2013-08-28 10: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