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科兹洛夫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报告评估（之一）

簡體傳統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其间，6月24日至26日，出席罗党三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两次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两次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6月24日上午8时至晚8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月25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30分的51国兄弟党会议，中心议题为讨论中国党关于当前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6月26日就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又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修正草案和书面声明问题，先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兄弟党代表会议。[1]
　　会后，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的报告。[2]这份材料已在1990年代解密。该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关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缺乏党性的活动手段”。指责中国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密切联系，着重报告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中国代表的立场和活动，及其促使苏共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背景情况。二、关于中共领导人的主要错误。全面辨析苏中两党在时代特征、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涉及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裁军、中印冲突及对中立国家态度等各项问题。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党会议总结。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宣布，中国领导人现在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还有所有兄弟党的政策，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提出：“造成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行为，他们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观点的根源”在于“中共着名的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民族局限性，浮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对共产主义粗陋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左’倾幼稚病，不善于正确地确定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任务”。而发生“这些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尤其是近来这种个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险的形式。”
　　面对近年来俄国陆续解密和公布的相当丰富的有关苏中关系的档案文献材料，中国学者在利用时应当尽可能地将这些材料与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比较、鉴别和评估，这其实是档案利用的一项基础工作。通过比较，弥补双方材料的缺漏，鉴别和评估双方记载有出入的地方，以求尽量客观地勾勒出历史事件、过程的全貌，做出更为客观、公允地评说。[3]本文即试以科兹洛夫的这篇报告为本，结合相应的中方材料做一番比较分析。限于篇幅，先择取报告第一部分中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情况进行考察。
　　1960年6月5-9日
　　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方认为，中方在这次会议上对苏联采取了“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中方则认为苏共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双方分歧实际上已公开化，使得会议成为中苏争论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苏分裂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科兹洛夫的报告（摘录）
　　去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4]
　　中央主席团向全会通报了中共领导人近来滋生并日趋严重的骄傲自大的缺点和过高估计自己成绩的危险倾向。
　　当时使我们吃惊的是，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黩武主义和宗派主义，明显地不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利益，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团认为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协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利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从与中国同志们的会谈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表面上他们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崇高目标，苏共中央为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苏共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待中共领导人，我们遵守同志分寸，不公开批评他们，不在两党之外暴露我们的分歧，希望中国同志不再继续采取违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步骤。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大体从1958年开始，一步一步地在加深这种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所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
　　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努力宣扬自己同会议[5]宣言和和平宣言相违背的特殊观点。
　　很清楚，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断加大分歧。
　　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中共中央理论杂志《红旗》上发表了题为《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与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6]
　　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作是在正统地扞卫列宁主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教条主义地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证列宁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近来苏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证明中共领导人非同志式行为的事实。乌拉圭共产党中央书记帕斯托里诺同志和巴拿马人民党书记迪克逊同志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在他们到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证明，必须重新看待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评价。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书记柯都维亚同志说，在北京召开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中国领导同志企图兜售他们的“左”倾方针，在当代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错误地指导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顺便说一下，现在彻底弄清楚了，近年来在北京一直在为外国共产党员办学习班，他们大部分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座谈中反对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则。他们在同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座谈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观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Л．贝利绍娃告诉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团会谈近6个小时。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这样，中国同志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此外，他们还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6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在总理事会开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在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的分歧。
　　正如后来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6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刘宁一同志再次论证中国的立场，要求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文件中反映中国人的观点。所有发言的工会领导人都一致地坚决地驳斥中国同志的企图，抗议他们非法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施加压力，宣布他们的路线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相违背。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刘宁一同志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总书邓小平同志讲话，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完全错误的论断，而且公开歪曲苏共的路线。邓小平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现在已抛弃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同志表面反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实质是在批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本原则。
　　在6月5日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还打算就其他一系列问题做类似的报告。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出席会议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们一致宣布不仅不同意中国人的批评实质，而且也不同意他们的批评方法——背着各兄弟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
　　料到自己的观点不会受到支持，中国同志重新宣布，在总理事会上他们不进行批评。但他们忘了自己所说的话，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展开了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错误观点表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的长篇讲话里。
　　在总理事会各委员会里，中国工会的代表们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干涉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他们采取措施，试图把中共中央对国际问题的提法写进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文件。正如外国工会活动家指出的，中国同志有点儿挑衅性，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
　　各个委员会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情况，委员会主席(洛姆巴尔多·托列达诺〈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向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报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报告精神的文件。多亏了不屈服于压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代表在统一的文件上签了字。
　　许多国家工会中央领导人在离京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进行会谈。这些会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同志的行动。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员Б．弗拉尚说，中国人轻浮地不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建议采取立即推翻资本主义、毫不迟缓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诺韦拉同志，保加利亚工会领导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会领导人祖普卡同志，波兰工会领导人洛加-萨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们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中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中方有关材料
　　关于这次会议，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材料比较缺乏，只有一些零星记述，好在有关的口述历史材料弥补了这种不足。
　　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召开前的一个背景情况。苏、美、英、法四国根据商定，将于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由于4月底发生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被击落的事件，5月10日，四国首脑齐集巴黎爱丽舍宫后，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苏联赔礼道歉，惩办罪犯和保证不再做这种飞行。但是艾森豪威尔只同意在他的总统任内（1961年1月届满）不做这种飞行，其余要求不予接受，会议因此而流产。[7]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一事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8]苏联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及赫鲁晓夫在四国首脑会见中的强硬态度，表现出了对中国论点的某种趋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共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促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6月初，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即已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6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苏双方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搀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国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9]
　　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作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马赛尔·布拉表示：世界工联谴责美国军国主义集团和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的侵略和伪善的政策，他们在花言巧语的掩盖之下事实上在奉行实力政策和“边缘”政策。提出：帝国主义的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危险，同时还要加上下列各种企图：在粗暴的和隐蔽的新的形式下永远进行或重新恢复殖民主义控制和种族压迫。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放弃它们准备和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它们依然对各国人民要求缩减战争预算、停止原子试验、禁止制造和使用热核武器等等要求充耳不闻；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加强全世界工人和工会为保卫和平的统一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格里申也指出：现在重要的是，提高各国人民的警惕性，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谋，力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巩固。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美国利用某些国家的领土作为美国间谍飞行的基地，这实际上把这些国家变成了美国挑衅的同谋者。美国这些行为破坏各国正常关系的基础，增加了军事武装冲突和新战争的危险。格里申同时强调说：在当前形势下，维护和巩固和平是各国人民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所指出的：苏联今后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主张和平共处，和平谈判争取达成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格里申还呼吁应当十分重视全面裁军。认为，随着裁军计划的实现和各国军备开支的缩减，由于裁军而腾出了的资金的一部分将用于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10]两位世界工联领导人的讲话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中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了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但当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谈完以后，格里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导致座谈会中断。此后，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11]
　　根据这一方针，翌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12]为了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的发言中，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明确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这个发言得到了亚非拉国家许多代表的发言支持。[13]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14]
　　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15]
　　[1] 参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6、78页；阎明复：《彭真与1960年国际共运的两次重要会议》，《百年潮》2002年第4期，第12-14页；杨尚昆着：《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516页。
　　[2] 数年来，沈志华自费收集、整理了俄国解密档案约1.5万件，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数百件。为便于广大学者使用，沈志华已将其中大部分文件复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五楼），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其中有些档案文件的原始馆藏号在辗转复印时缺失，为方便查找，以沈处存档编号（SD*****）标示。科兹洛夫的报告编号为SD08104。笔者能先得此文件，实属近水楼台。
　　[3] 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可参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 1959年12月18日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л.56-91。关于这一文件的评估，参见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40-154页。
　　[5] 指1957年11月的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6] 参见《红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23日。
　　[7]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8] 参见吴冷西着：《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2。
　　[9]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次会议的总报告文本。
　　[10] 《人民日报》，1960年6月6、7日。
　　[11] 参见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阎明复前引文，《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76页。书中所记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由刘宁一致词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应有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488页。
　　[12] 周文琪、褚良如编着：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页。
　　[13] 《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14]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
　　[15] 同上。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刘宁一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没有记述。参见刘宁一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简要评估
　　以上中俄两国的材料内容基本相符，其中关于当时中苏各自观点获与会者支持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问题，恰好可以互补，使得过去一直不甚明了的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苏双方交锋的实际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由此，也使笔者对当年的这场斗争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关于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活动的目的。
　　应该说，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次会议中采取积极展开活动的方针，对与会各国代表进行宣传鼓动，是有一定目的的，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借用国际社会群众性非党组织的力量，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国的方针政策靠拢。
　　1957年莫斯科会议，特别是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以来，苏共领导人大力宣传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提出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观点，[1]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愈益扩大之势。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对于中苏关系问题，会议确定了以团结为重，力争赫鲁晓夫变好的方针。决定中国方面不采取分裂的步骤，既使赫鲁晓夫要分裂，我们也不要分裂，硬是拖住他。毛泽东谈到，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会议并议定了落实这种方针的办法，即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支持民族独立运动。[2]总之，这种方针的先决条件是使赫鲁晓夫“变好”，也就是说中国党要坚持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原则立场，拉赫鲁晓夫向中国靠拢。事实上，在这里，苏联党向中国党的趋同是中苏继续团结的前提。
　　但是，在2月举行的莫斯科华约组织参加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这种状况促使中国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推行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月22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3]4月份，中国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之时，由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由《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不指明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继之，中国方面又试图借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事件，利用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于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希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逐渐向中国的立场趋同。
　　这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的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4]
　　其二，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也有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的考虑。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国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毕竟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对于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策略更具有吸引力。中国工会代表团这次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活动，实际上已明显反映出了这种趋向，它预示了一种前景，即如果中国能够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者，苏联将陷于两难的境地，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也正是考虑到要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苏联方面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并且把中国在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的举措归入其中。[5]对此，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曾经否认并反驳苏方提出的此类指摘说：“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派别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在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派别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派别活动呢？”刘少奇并要求苏方把中方的这种意见转告其他各兄弟党。[6]
　　第二，关于此次会议的结果。
　　考察北京世界工联会议的过程，客观地说，这次会议造成了两个事实：
　　其一，率先在世界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说到中苏两党分歧公诸于众的问题，过去中国方面一直指责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保持中立，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是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声明，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歧”。[7]现在看来，这种认识似有失片面。应该说，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8]
　　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份。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双方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9]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
　　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府决定于是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有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康生在会上做了发言，重申国际局势出现某些和缓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指出美国修订政策的目的是想以“和平取胜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甚至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发言中，康生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康生的讲稿是在国内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2月6日，《人民日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康生的这篇讲话。[10]对此苏联方面非常不满，认为中国方面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这一举措导致了前述苏方宣读口头声明指责中共的政策，以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本人的影射攻击。不过，赫鲁晓夫的这个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苏联方面没有公开发表。[11]在这件事情上，尽管康生的讲话有一些具体内容，但原则上也不能说中国方面以此就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况且就表面上言之，“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是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
　　实际上，中苏双方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而这一点是从1960年初渐渐开始的，[12]到中共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发表，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了。[13]不过，第一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还应该算是中国党在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会议上的做法。
　　对于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联党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14]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15]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16]
　　可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17]
　　其二，直接导致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之后，苏联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辩驳说，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18]
　　另一方面就是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以及对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的计划，事先没有与苏方通气，这其实不啻于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在是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当彭真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为了交换意见，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时，米高扬当即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19]
　　总之，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议的结果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20]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继续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作者介绍：李丹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1] 1959年12月30日赫鲁晓夫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诺布勒问，1959年9月18日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
　　[2]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41-242页。
　　[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232-233页；《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51-253页。
　　[4] 1961年2月3日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7，第249卷，第1－13页。
　　[5] 参见上引科兹洛夫报告。
　　[6] 1960年11月26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АПРФ,ф.3,оп.65,д.610,лл.118-119.
　　这里与事实略有出入：6月5日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开幕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则均在京。刘少奇此处应指6月1-3日时他不在北京，但周恩来6月1日已从蒙古国返回京。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7]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83-284页；邓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 UK, 1985,
　　p.14；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1页。另外还可参见《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13-21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228-229页。
　　[8] 苏共中央1960年2月6日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的口头通报，参见Б.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л. 292.
　　[9]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0] 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2月4、6日；伍修权着：《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11] 参见1998年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2-233页。
　　[12] 参见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с.299。
　　[13] 这三篇文章发表后，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详见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3、3046、3059、3062号；Долинин，Как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14] 参见上引科兹洛夫报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15] 情况简报，АПРФ,ф.3,оп.65,д.597,лл.154. 转引自М.Ю.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提交1997年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16]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着，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4页。
　　[17] 中苏战略、军事、经济关系及前景，1960.8.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iche 64,Item 255, NIE 100-3-60;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控制，1961.8.8，National SecurityArchive, Fiche 84, Item 318, NIE 10-61.
　　[18] 参见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pp.18-19.
　　[19] 参见1960年11月26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АПРФ,ф.3,оп.65,д.610,лл.118-119。
　　[20] 《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