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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序言：苏南冲突与解密档案文献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
　　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结语：斯大林暗杀铁托的未遂计划
　　有关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
　　序言：苏南冲突与解密档案文献
　　1948年上半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在刚刚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便出现了继苏联30年代大清洗之后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的第二次大清洗运动，而这次清洗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国界，在东欧各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被撤职、被逮捕、被枪毙。从此，各国社会主义便纳入了统一的斯大林模式。
　　苏南冲突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以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场冲突究竟缘何而起？隐藏在意识形态方面舌枪唇战背后的真实原因何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是如何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分裂的？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置及对东欧国家“铁托主义分子”的清洗对于当时刚刚形成的冷战格局又起到了何种作用？囿于当时的立场和历史条件，苏南双方所发表的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在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报告说：“近来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斯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1]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2]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以至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战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3]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特殊政策不满。[4]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5]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历史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冲突就是这种长期以来双方分歧的延续和结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长时段内，事物的发展总是互为因果的。然而，这并不排除在历史上一定的短暂的时期内——比如说几年之内，就事态变化的本质而言，原因和结果是两个可以分开而且必须分开的逻辑概念。换句话说，究竟是南斯拉夫执行的背离莫斯科的独立路线导致了苏南冲突，还是苏南分裂促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需要通过历史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不过，由于苏南冲突这段历史公案的历史真相一直封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秘密档案之中，历史研究者似乎很难依据当事各方以往出于政治目的所发表的文件，对此做出准确的和冷静的判断。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终于有大批历史档案文献抹去尘埃，得见天日了。[6]记得一位美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过去档案文献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文献又成为历史的见证。以此来描述苏南冲突历史真相与档案文献的关系也许是恰当的。随着档案文献的披露，历史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和阐释。9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通报》、《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俄文刊物陆续公布了一批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后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公布的档案中，也有不少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俄国和美国学者在其论着中引用了他们自己在档案馆发现的有关文献。这就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梳理比较全面的原始材料来看清苏南冲突起因及其结果的历史真相。[7]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将南共开除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8]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里首先需要回答：是不是如苏联领导人所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南共执行了一条背离莫斯科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或者如南共领导人所说，其原因在于南斯拉夫早就对斯大林的政策和方针采取了抵制的立场？
　　历史文献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直到1948年初，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虽说是心存芥蒂，但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如南共领导人后来回忆所说，在与南斯拉夫国王逃亡政府联合作战、与德国军队交换战俘以求得到喘息、承认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以及接受国王回国等问题上，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有不同意见，甚至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和密切的。
　　按照德迪耶尔的说法，铁托与斯大林之间在战时所发生的“最严重的分歧”涉及到1943年11月29日南共在雅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并且做出了关于剥夺王国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和禁止彼得国王回国的决议。关于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决定，铁托事前没有同斯大林协商，莫斯科是在决议通过之后，也即是从南共中央11月30日的电报中获悉的。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是在苏联和德黑兰决定的背后捅了一刀”。位于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奉命不得发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关于不让彼得国王返回南斯拉夫的决议，甚至南共驻莫斯科代表弗拉霍维奇还受到警告，他为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编排的全部节目都将受到检查。直到英国电台广播了这些决议，莫洛托夫才同意让步。[9]
　　不过，被南斯拉夫人着力渲染的这次分歧，并没有给苏南关系带来值得记载的直接后果。几个月后，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访问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热情接待。据吉拉斯回忆，在会谈中，“斯大林虽然没有许诺承认民族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加强这个政府是很关心的。……显然，如果时机适宜，即如果苏联和英国之间，确切地说民族委员会和王国政府之间能够寻找出临时妥协的办法的话，苏联政府会立即承认民族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援助南斯拉夫军队的问题上，当吉拉斯按照铁托的要求提出借贷20万美元时，斯大林表现得极为慷慨大度，不仅认为所要数字太少，而且答应立即予以提供，甚至表示援助是无偿的。斯大林说：“你们在流血，而我为提供给你们的武器还要向你们要钱吗！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斯大林所要求的只是南共应当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新代表舒巴希奇——他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同占领军斗争的主要力量——搞好关系，争取达成某种协议。[10]莫洛托夫在单独会见吉拉斯时向他解释说，苏联政府与开罗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纯粹是形式上”，苏联“正在进行与在开罗的政府断绝关系的有关准备工作”。至于对铁托政权的承认问题，莫洛托夫说莫斯科已经为此“采取了准备措施”，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莫洛托夫还做出保证，苏联将在军事装备和技术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11]
　　至于在其他细小问题上的矛盾和磨擦，也都得到了及时解决。无论如何，根本上讲，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理念和感情上与莫斯科是相通的，他们“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南共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他们总是“想办法说服自己”，并“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实从自己的记忆中排挤出去”。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12]
　　在斯大林看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游击队对于苏联的欧洲战场，特别是战后苏联安全的保障体系，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早在1943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13]尽管苏联本身还通过租借法案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但与此同时，莫斯科给予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援助与西方盟国提供的援助旗鼓相当。据卡德尔引用的资料，在1943年10月15日至1945年5月这段时期内，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从西方盟国得到了388门火炮，2660门迫击炮，107辆坦克，13447挺轻机枪以及137000支步枪；而在1944至1945年期间，从苏联得到了895门火炮，3364门迫击炮，65辆坦克，68000挺轻机枪和重机枪以及96000支步枪。[14]
　　战争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他在东欧国家中所能依靠的首先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国家政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而铁托也知道南斯拉夫的安全和发展必须依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此期，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年11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矿产——铜、汞、铝矾土。[15]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1945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只是建议由当地居民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请求，并希望南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16]1945年4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讨论了苏南友好条约问题，并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17]4月11日，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定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18]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
　　还在战争期间，当1944年9月苏联红军攻占罗马尼亚以后，留守后方的内务部部队接到命令说：“不得破坏罗马尼亚的国家制度”，不得废除地主所有制，“在我们的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等等。1945年3月28日，日丹诺夫针对芬兰共产党人在告选民书中表露的实行一党政府，以及“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批评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使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的话，你们就不能孤立于议会中的其他党团之外”，并指出，芬兰“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匈牙利共产党“脱离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都采取的共同路线。在那里，都建立了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这种符合我们政策的联盟在匈牙利只存在到市级选举时为止。共产党只有通过与民主政党的联盟才能巩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并指示他们说，“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19]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20]
　　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21]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南斯拉夫于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措施，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22]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年8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年7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年12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是，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23]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24]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25]同年12月14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尽管该宪法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内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未来阶级区化政策的基本路线”。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卡德尔在回答苏联大使关于社会主义提法的问题时说，南共将在该宪法的基础上“收拾资产阶级”，并且“势必要走上用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苏联大使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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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丹诺夫：“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报告”，1948年6月21日。见Г.М.Адибеков и т.д.，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Москва，1998，сс.407-417。
　　[2] 欧洲各国共产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的发言，见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с. 418-447。
　　[3]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2页。
　　[4]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和《铁托传》（三联书店1977年中文版）等着作。
　　[5]比较典型的论述可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一书的概论。
　　[6]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介绍了俄国档案的保管状况、解密过程以及国际学术界对这笔宝贵财富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7]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除引自笔者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收集的档案复印件外，还转引自俄文刊物、专集和国外学者的论着。至于东欧国家的档案，则全部转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8] 《南苏关系》，第377-386、123页。
　　[9] 《铁托传》，第5-7页；《苏南冲突经历》，第72-75页；《同斯大林的谈话》，第3-4页。
　　[10]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47-48、56-57页。1945年3月7日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成立时，在28名政府成员中，11人为共产党人，舒巴希奇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无疑是苏南两党意见取得一致的结果。
　　[11]莫洛托夫与吉拉斯谈话记录，1944年4月2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全宗6，目录6，案宗58，卷宗794，第1-9页。
　　[12]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5页。
　　[13] 《南苏关系》，第218页。
　　[14] 《卡德尔回忆录》，第47页。
　　[15]卡德尔与佐林会谈记录，1944年11月2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28，案宗114，卷宗4，第220-221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16页。
　　[16]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页。
　　[17]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谈话记录，1945年4月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72，第29-30页。
　　[18]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
　　[19]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全宗77，目录3c，卷宗60，第7、40页；卷宗63，第33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77，目录27，案宗121，卷宗11，第25页。转引自Г.П.穆拉什科、А.Ф.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1985）”（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85)），载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编：《“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й Воины"：1945-1985），莫斯科1995年版，第76-77、89-90、79页。
　　[20]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106-107页。
　　
　　[21]莫洛托夫与吉拉斯谈话记录，1944年4月2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6，案宗58，卷宗794，第1-9页。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页。
　　[22]铁托答外国记者问，1945年8月10日；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7年9月27日，见《铁托言论选》，三联书店1963年中文版，第22-23、54页。在苏南分裂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
　　[23]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第106-108、18-19页。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41，第1-22页。转引自Л.Я.吉比扬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根据档案文件”（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4页。
　　[25]萨德奇科夫与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谈话记录，1945年1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68，第16-18页。
　　[26]萨德奇科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年12月1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29б，案宗154，卷宗3，第22-28页；萨德奇科夫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12月18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29，案宗117，卷宗28，第139-146页。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2]1946年6月8日，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米高扬和南斯拉夫贸易部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的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开采和加工石油，开采铝土矿及生产铝，开采和生产铅，勘探和开采煤，有色金属、民用航空、多缁河航运公司，南苏银行。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3]
　　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1947年6月5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一项由美国提供全面援助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4]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5]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参与了共同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是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并采取了共同立场。由于不了解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底细，以及苏联本身战后经济恢复的迫切需要，莫洛托夫应邀于1947年6月27日赶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皮杜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进行磋商。当时，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出席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法共代表大会。在巴黎会谈因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方式——制定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还是各国分别提出援助要求——出现分歧而宣告破裂后，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馆接见了吉拉斯，双方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抵制马歇尔计划；二、批判法国党的所谓“民族主义路线”。据吉拉斯回忆，当时莫洛托夫对是否应该同意让东欧国家参加英法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表示犹豫，吉拉斯则代表南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在莫斯科随后发来的电报中表示的意见与南斯拉夫的立场一致。此后，南斯拉夫还任命吉拉斯为代表，准备出席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国家会议，以便集体对倾向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6]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鉴于各方面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形成一种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局面，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民族独立。”[7]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8]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1946年5月17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虽然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9]但是当1947年8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10]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贝尔格莱德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是“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11]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报告之后，对外政策部还为日丹诺夫在会上的发言准备了几份材料，其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与不久前的报告相比，在名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现状》的备忘录中，虽然也列举了南共所取得的成绩，但是没有更多的赞美之词，反而对南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指责：如南共领导人“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以及“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带有干涉内政倾向的对保加利亚宪法草案的尖锐批评；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等等。[12]不清楚到底是对外政策部里对南共存在不同认识，还是政治局要求下面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材料，但无论如何，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年9月上半月，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13]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开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按照莫洛托夫和吉拉斯巴黎会谈的既定方针，并遵照日丹诺夫当时的具体授意，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提出了公开批评。[14]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满意地向斯大林汇报说，“吉拉斯非常完整地阐述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自战争时期开始评述，批评非常尖锐，论据也特别充分。”[15]对于卡德尔和吉拉斯在会上关于南共情况的报告，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南共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政治和组织上加强人民阵线。动员党和人民阵线的一切力量为实现五年计划而斗争。正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所声明的，在这次斗争中，他们将在所有的方面都采用苏联的经验。南斯拉夫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并在新开端的基础上——即建设社会主义和彻底铲除国内的，特别是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农业。”“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报告得到了极好反响。”[16]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17]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于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18]
　　或许是对斯大林青睐的回报，或许是对莫斯科转变政策表示支持，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的南斯拉夫报纸和杂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都发表文章和演说，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现在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其结果“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欢迎和赞同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工作”。“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19]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却隐藏着一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20]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内线发动进攻，外线实行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苏南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尔干地区。1948年1月，莫斯科得到的两个消息使斯大林大为震怒：一个是南斯拉夫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理由是希腊反动派可能对阿发动进攻；一个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一些国家之间将决定成立联邦或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是罗、保、南、阿、捷、波、匈，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希腊。这两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没有向莫斯科通报，更没有得到批准，而其结果则可能在敏感的希腊问题上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下令要南、保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苏、南、保三国领导人1948年2月10日举行的着名会谈是苏南冲突的起点，不过，要了解他们在会谈中的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会后所采取的相互抵触的措施，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会谈所涉及的南保关系、南阿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希腊问题的复杂背景。
　　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是1944年秋天铁托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斯大林亲自向铁托提出的。11月22日会见卡德尔、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时，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尽快进行此事。当时，苏联显然是想借助与在盟国中享有声誉的南斯拉夫实行联合，使处于战败国地位的保加利亚得以摆脱英美的控制和监督。于是，南保双方于12月底和翌年1月初进行了商谈。但是南斯拉夫对此态度消极，保加利亚内部对是否成立联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邦，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之外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所以会谈没有结果。1月底，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共同做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联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先不签署建立联邦的条约，而起草一个合作互助的条约。后来因英国提出抗议，合作互助条约的签署也推迟了。[21]
　　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联邦的原则上，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见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急于促成联合，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22]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建立起这个联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亚驻南公使托多罗夫两次与萨德奇科夫谈话，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23]1946年初，保加利亚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提出继续进行一年以前中断的谈判。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声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在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鉴于保加利亚人可能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铁托请求苏联大使明确一下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24]此后不久，在与苏联大使商议铁托访苏的议事日程时，铁托再次提出要讨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25]
　　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之间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26]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当斯大林提到南保联邦时，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对此，铁托只得表示同意。[27]随后，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对保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28]
　　显然，苏联当时主张南保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索菲亚对此表现积极，而贝尔格莱德则采取了消极观望的立场。但是，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1947年2月10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对保加利亚报界人士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4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29]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30]
　　这两位领导人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并说“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会把我们同我们的伟大兄弟、同苏联人民分开”。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31]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32]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了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33]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月23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立即做出了顺从的反应，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但这根本没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1月30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34]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在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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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在南斯拉夫建立弹药生产基地”的备忘录，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第19-20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29页。
　　[3]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部档案馆，全宗·条法司，目录11876，案宗55，第14-16页；第17-19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30页。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
　　[4]沃伊泰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5]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反应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最新俄国档案材料可见C.D.帕里什：“走向冲突：1947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M.M.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载《冷战国际史项目工作报告》第9期（1994年3月）；《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根据档案文件”，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和第2期。
　　[6]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98-99页。
　　[7]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的电话记录，1947年7月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82，卷宗1285，第62页。
　　[8]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外交官斯蒂芬回忆说，“在外交领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最坚定，最好战的一个”。见查理斯·斯蒂芬：“苏南破裂的紧张时刻：来自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个人看法”（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载《外交史》1982年第6卷第4期，第387页。
　　[9]乔巴·贝克什：“1946年初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载《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第10期（1998年3月），第135-138页；《铁托传》，第88-89页；《铁托的独立道路》，第49-50页。在南斯拉夫新公布的关于6月8-9日夜晚苏南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中，提到这一问题时只有一句：“共产国际——没什么好说的。”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25-28页。
　　[10]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参见帕里什前引文）。这显然说明苏联领导人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决心放弃过去与西方的合作政策。
　　[11]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41，第1-22页。转引自《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4页。这样的记录总共有37份。关于东欧其他共产党的报告见全宗575，目录1，卷宗9、11、14、32、33、39、41。
　　[12]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41，第18-24页。
　　[13]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1，第46-47页；卷宗98，第2-3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第15、17-18页。在公布的报告文稿中，对法共和意共的责难被删除了。
　　[14]卡德尔和吉拉斯的发言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第123-142页。
　　[15]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和鲍里索夫（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年9月25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2，第54页。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汇编》第326页。
　　[16]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和鲍里索夫（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年9月25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2，第46-51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文件汇编》第322-323页。
　　[17]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9月25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报局这种具有协调只能的机构设在他们那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2，第54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第326页。
　　[18]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36，第1-3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2页。
　　[19]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1948年1月28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53，第296-299页。尽管情报局会议之后，苏联驻南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寄发的有关批评南领导人的情报，但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于10月8曰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个报告，坚决反对大使馆带有偏见的描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1，案宗124，卷宗29，第7-9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9-170页。
　　[20]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没有邀请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波兰会议，而当时这两党正在领导着各自国家的显然是追随苏联道路的革命斗争。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国家的冲突，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只有区区四行文字谈到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而对于这两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只字未提。参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第152-181页。
　　[21]详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10-114页；《南苏关系》，第106-108页。
　　[22]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页。
　　[23]萨德奇科夫与托多罗夫谈话记录，1945年10月2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68，第3-4页。
　　[24]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1946年4月2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39-41页、47-48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31页。
　　[25]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1946年5月2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100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31页。
　　[26]关于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第13-17页。
　　[27]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记录，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全宗45，目录1，卷宗397，第107-110页。
　　[28] 《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页。
　　[29]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34页。
　　[30]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8-169页。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应。见《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第34页。
　　[31]斯蒂芬前引文，第390页；《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页。条约原是无限期的，在报请莫斯科批准时，期限被改为20年。
　　[32] 《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35页。
　　[33] 《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第37页。
　　[34]以上电报存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161页；第2期，第159页。关于季米特洛夫的反应，参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页。
　　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1]
　　战后一段时期，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2]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员谢伊富拉·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年2月，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3]
　　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4]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4月22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口风后，拉夫连季耶夫接到了紧急指示，应向南斯拉夫领导方面查明情况，同阿尔巴尼亚拟议中的条约可能是针对谁的。4月23日，卡德尔做出了说明：条约是针对意大利的，但既然在条约中规定了在保卫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互相帮助的条款，那么间接地也是针对希腊的，因为后者曾经妄想得到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一些地区，如北埃皮尔。[5]铁托本来已确定就南苏经济合作以及请苏联帮助援建“军工生产基地”的问题，亲自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拉夫连季耶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铁托说，同意他在巴黎和会以后进行访问。但5月7日，苏联大使通知铁托说，访问将安排在巴黎和会之前，即5月下半月进行。同时，苏联政府将要同他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6]显然，关于南阿条约谈判的消息促使苏联方面突然把访问的日期提前了。
　　在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签署南阿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议在条约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讨论阿尔巴尼亚归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报告建议这件事应推迟进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报告还建议不签订南阿秘密军事协定，不签订专门订有简化边界条款的协定，以免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注意。[7]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与铁托的会谈提到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首先指出，“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政治局势现在还不明朗，有消息说，那里在共产党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传来的消息说，科奇·佐泽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之前来莫斯科，以便观察、分析、研究某些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示希望与佐泽一道来莫斯科。”铁托显然感到这样做有损于南阿的特殊关系，因此一方面推说情况不明，一方面表示应该让霍查先到贝尔格莱德来，待情况查明后再前往莫斯科。莫洛托夫担心铁托起疑心，解释说，“我们曾经多次制止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的意向，但阿尔巴尼亚人始终坚持这一点。”斯大林则表示同意铁托的意见，他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这将加剧阿尔巴尼亚外交局势的复杂化。”接着，斯大林问到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作为联邦成员加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对此，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斯大林根据会谈前苏方准备的意见提出，“目前要同时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和的里雅斯特的问题，对南斯拉夫来说将是困难的。”“最好首先讨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互助问题”，“应该为这一条约找到一种形式，以便使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8]铁托顺从了斯大林的意见。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时，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围内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通知，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联系”，苏联政府支持签订这些文件。[9]
　　此后，看似顺利发展的南阿关系渐渐露出了危机的苗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冷战的出现。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10]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而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的援助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进行的。另一方面，当斯大林有心在东欧共产党中进行整肃，以便于采取统一行动时，南阿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经行不通了。斯大林开始关注地拉那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组织书记、内务部长佐泽访问了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苏联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出了公使。为了安抚铁托，苏联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说，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苏联在南阿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贝尔格莱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的不满。[11]
　　在这种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长纳科·斯皮鲁为首的反南势力悄悄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泽为主要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遇。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极起来，斯皮鲁与丘瓦金的交往却日趋密切，阿电台和报纸也不断出现对苏联的赞扬和吹捧。[12]铁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满，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月直接向苏联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连季耶夫明言：“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铁托指责斯皮鲁“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植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泽是“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泽访问南斯拉夫，并认为应当向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鲁的职务。[13]
　　自然，铁托的要求没有得到回音。至11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的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词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鲁事件。看到霍查再次与佐泽接近以后，斯皮鲁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鲁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鲁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皮鲁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指责苏驻阿使馆，怎么能够允许斯皮鲁自杀？怎么可能对这么重大事件毫无防范？然而，铁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斯皮鲁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14]
　　1948年1月15日，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见了吉拉斯。会谈中，斯大林虽然表示斯皮鲁自杀一事不应发生，但是当吉拉斯试图进行解释时，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在不到十分钟就结束的谈话中，斯大林做出结论：苏南在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苏联政府起草一封给铁托的电报，通报这一结论。[15]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引起了研究者的疑问。[16]目前尚未发现新的档案证据可供参考。不过，从事态的发展以及谈话时的语气和用词可以判断，斯大林说的是反话。况且，此事直接涉及到斯皮鲁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显然也有难言之隐。莫斯科在等待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根据南斯拉夫档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1月19日，铁托建议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侵阿的危险。[17]也许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是铁托误解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以为莫斯科仍然承认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更可能是铁托借题发挥，另有所图。吉拉斯后来披露，铁托出兵的真实意图是为使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做准备。[18]无论是斯大林关于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表示鼓励了铁托，抑或是斯大林关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铁托，总之，铁托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激烈地谴责了南领导人的这类行动，并指出在理解南阿两国关系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要求对方确认是否存在南军队将进入阿的决定。铁托对此予以承认，但申辩说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强调发生对阿入侵的可能性。铁托还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军队进入阿的情况下，美英除进行舆论攻击外还会出兵干涉的说法。但同时也表示，既然苏联反对此举，南政府将不会派出军队。斯大林对铁托的答复仍不满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分歧”。[19]
　　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如果说苏联对南保关系和南阿关系的政策在冷战政策确定前后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斯大林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则始终是谨慎和保守的。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但是早在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就把希腊给了英国。[20]希腊本来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对希腊革命的强烈反应也迫使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从美国政策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样，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是对西方心目中苏联扩张野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特别是1947年马歇尔计划引起苏美关系趋向紧张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引火烧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希腊游击队。据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1947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21]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试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显然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何况南共还是背着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的。
　　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民主政府的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2月10日苏南保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上，而正是这次会谈，成为苏南走向分裂的起点。
　　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斯大林召集南保领导人谈话的目的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回到共产党情报局已经确定的统一路线上来。如果铁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表示顺从，苏南分裂局面本来是不会形成的。然而，南共对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做出的决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这次长达3小时的会谈[22]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领导人的讲话，以至他们往往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指责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策性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问题的性质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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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72，第8-28页。
　　[2]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页。
　　[3]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19，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17-18页。
　　[4]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第1-2页；卷宗15，第24-25、56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18页。
　　[5]卡德尔与拉夫连季耶夫的会谈记录，1946年4月2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45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18页。
　　[6]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31、62、76、100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17-18页。
　　[7]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第1-3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31页。
　　[8]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记录，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97，第107-110页。
　　[9]拉夫连季耶夫与霍查会谈记录，1946年7月2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167-168页。见《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第31页。
　　[10] 《霍查政治传记》，第124-125页。
　　[11]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页。
　　[12] 《霍查政治传记》，第132-134页。
　　[13]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7年8月1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82，卷宗1285，第110-112页。
　　[14] 《霍查政治传记》，第135-138页；《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04-106页；“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页。苏南往来信件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9，第1-5、8页。
　　[15]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1-115页。
　　[16]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页。
　　[17]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159页。按照南斯拉夫人过去的说法，是霍查主动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的部队赴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南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要求。见《铁托传》，第111页。但新材料表明，在阿党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霍查曾问过斯大林的意见，而莫斯科立即答复：没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这种行动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还解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轻易激怒我们以前的盟友们”。见《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第38页。
　　[18]见《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第37页。
　　[19]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58-159页；吉拉斯关于苏南保代表秘密会晤的报告，1948年2月10日。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02-103页。
　　[20]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邱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见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283，第3-16页。转引自纳林斯基：“斯大林与多列士：1944-1947年”（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9页。
　　[21] 《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第243页；《南苏关系》，第218-219页。
　　[22]关于2月10日会谈的史料，过去有吉拉斯、卡德尔的回忆录和德迪耶尔在《铁托传》中的记述。目前新发现的有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外交部长科拉罗夫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全宗147，目录2，卷宗62，第5-35页，见《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96-102页）和吉拉斯关于这次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33-40页，见《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02-109页，英译本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10期，第128-134页。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写回忆录时未能使用这份档案）。此外还有当时苏方的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253，第20-21页），可惜笔者至今尚未得到这个档案文献。尽管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谈问题的提法和原则上，南斯拉夫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档案文献中的记载更加全面和细致，而回忆录中有不少场面和心理的描写。以下对会谈的记述综合参考了这些材料，因此，除档案文献新增加的内容外，不再注明出处。
　　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动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团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国和英国“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则举出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为侵略者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1]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对于希腊游击队，既然他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需要收缩那里的游击运动。如果我们帮助游击队，英美就会插手，英美想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不能为他们提供借口。至于马科斯政府，应该让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首先承认，而周边国家最后承认。
　　此次谈话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说法，虽然几份材料的用词不同，但都记录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见：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联邦，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但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邦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立即实现联合，然后阿尔巴尼亚再加进去，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人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就目前的材料看，还很难对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断：真是考虑到巴尔干的局势，还是迁就南斯拉夫的意愿，[2]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来断定的那样，莫斯科企图通过联邦这种形式，通过俯首听命的保加利亚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响？无论如何，斯大林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会谈前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南共领导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并对斯大林的意图做出了最坏的估计。他们决定实行抵制。
　　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本来是准备商谈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经济合作问题的。吉拉斯来莫斯科特意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月15日与斯大林和16日与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对于吉拉斯提出的关于援助军事工业设备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但却就是拖着不办。在吉拉斯之前来莫斯科商谈续签换货议定书的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已经等了三个星期，当他和吉拉斯终于见到米高扬时，得到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经济谈判毫无进展，显然，莫斯科首先要解决苏南对外政策的分歧。[3]果然，2月10日的会谈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在会议结束后给铁托的电报中，南斯拉夫代表团失望地报告说：“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4]2月11日夜晚，卡德尔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5]此后，他立即向莫洛托夫提出应“尽快解决军事物资供应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并抱怨说，“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个星期”。对此，莫洛托夫推说不了解情况。鉴于南斯拉夫当年的出口能力不够抵补南斯拉夫为完成其五年计划而必须的某些货物(电力设备等)的进口，卡德尔提出了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6000万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对此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报。[6]两天后莫洛托夫答复，军事物资供应的问题需要再研究，至于借款一事，则因苏联财政困难而无能为力。[7]2月26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通知茨尔诺布尔尼亚，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不能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南斯拉夫也没有必要派遣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8]
　　不过，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忆录给人们留下的那种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压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会谈中对季米特洛夫讥笑、讽刺、辱骂、挖苦，而对南共领导人则显得客气和宽容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保共依靠莫斯科扶持的发展道路不同，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确实不想过分刺激桀骜不驯的铁托，以免撕破脸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当卡德尔转告莫洛托夫铁托打算亲自来莫斯科作正式访问，“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后，莫洛托夫答复：“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9]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国后曾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为何苏联不发表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收到拉夫连季耶夫关于吉拉斯所提问题的电文后，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征得副外长佐林的批准，于3月初建议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立即把铁托的上述报告收录进铁托文选和演讲集里，该书那时已经译成俄文准备出版。[10]可见，莫斯科还是在力争使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要求，然而，铁托对苏联压力的抗争和抵制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铁托对2月10日会谈的反应首先表现在他2月13日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中，他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会谈的结论“束缚了我们的双手”，以至南斯拉夫无法在“边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为了向斯大林施加压力，铁托通报了阿尔巴尼亚最近的困难局势，希望代表团能以此为由继续谈判，以得到莫斯科对一旦“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答复”。[11]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详细情况，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建立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控制的手段，因此应当拒绝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还确定了继续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会谈情况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因存在着希腊威胁而让南军队进入阿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南阿统一的建议。[12]这对莫斯科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最令克里姆林宫震惊的是贝尔格莱德传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扩大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五年计划、军队和军事工业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特别强调，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是对南施加经济压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南保联邦，南共领导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党内派别纷争，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目前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苏联极力主张立即实现联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马”的计策。铁托最后强调，这场争论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只有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默不做声，会后，他把一切情况向苏联大使馆做了汇报。[13]
　　不过，铁托并非决定就此便与斯大林分手。他在3月10日同拉夫连季耶夫谈话时激动地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拒绝和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而同时正在和其他国家签订这样的协议。铁托接着说，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战争时期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巩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不能像在外贸部声明那样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而这一点又不能向人民隐瞒。”铁托反复说道，莫斯科的决定让人不能理解，这个决定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样对待南斯拉夫，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还说，也许苏联对南斯拉夫有些不满意，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兄弟间的不和。最后，铁托请求把这一切转达给苏联政府。[14]
　　
　　然而，关于南共3月1日政治局会议的密报已经使斯大林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看来，铁托是在有意对抗莫斯科。3月11日拉夫连季耶夫奉召紧急回国。[15]此后苏南两国便开始在推迟签订贸易协定、调整卢布和第纳尔的汇率、拒绝海军和军火工业的援建等具体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逐渐升级。[16]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铁托，鉴于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违背协议，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料，苏联决定撤回全部在南苏联专家和工作人员。[17]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的长篇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内队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接着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共的错误表现及理论根源。[18]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专使向铁托递交一封对南共进行全面指责的信。斯大林把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苏政策的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19]
　　铁托收到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来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遭到雷击一样，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并召集卡德尔、吉拉斯等人商议对策。他们一致下决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战，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回复斯大林的指责。在4月12日秘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慷慨陈词，异常激动，纷纷表示拥护南共领导人抵制苏联压力和指责的立场。会议严厉指责了茹约维奇的亲苏态度，还对他是否向苏联使馆提供情报的事情提出质问。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给莫斯科的复函，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反党案件。[20]在4月13日发出的回函和关于南共中央全会决定的通报中，铁托首先把苏南争论的起因归结为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提供的虚假情报，然后逐一驳斥了苏联的严厉指责。[21]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样参与争论了。5月4日和22日，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发出的信措词更加激烈，态度更加严厉，表明了斯大林与铁托彻底分手的决心。[22]
　　斯大林决心整治南共，除恼怒于铁托的反抗态度和顽固立场外，更担心以铁托的威望和影响力，东欧各党会纷纷仿效，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莫斯科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2月19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访问苏联时提出，经与南共和捷共领导人磋商，他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承认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并表示匈共已经接受了马科斯和铁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腊民主军的工作部门移到匈牙利”，为此将每月从预算中拨出200万福林。[23]还在2月中旬的时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就在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得知，南共建议奥地利共产党人分裂奥地利，即在苏占区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单独政府。3月22日拉科西又来信说，在3月15日同奥共领导人谈话时，匈共主张，现在要让“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奥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改变奥地利的局势”。拉科西还说，匈共和南共领导人都支持意共领导人正在讨论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将于4月份举行的选举的话，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24]在莫斯科看来，这些都是冒险主义的行为。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3-4月间提供的关于东欧各党独自行动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些材料批评大多数匈共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材料还指责波兰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道路特殊性”，“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摘为“使波兰苏维埃化”。至于捷共领导人，材料说他们“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25]
　　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分裂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斯大林决定发挥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在打击南斯拉夫的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为此，斯大林把3月27日斥责南共的信件抄送东欧各党，并针对南共在复信中提出的邀请联共（布）代表到贝尔格莱德解决分歧的建议，在5月4日的信中提出将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初，只有匈共在4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激烈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并且将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大多数东欧情报局成员党的领导人在接到苏联3月27日给南信件的复本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苏联所希望的那种反应。保共政治局于4月6日通过了与苏联立场保持一致的决议，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将决议寄送莫斯科，而波、罗、捷各党则认为没有必要就苏联的信件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哥穆尔卡在开始时甚至表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不可信，并认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是过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东欧各党纷纷开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月18日和19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尔卡分别把他们通过的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4月22日，莫斯科收到了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同意苏联指责南领导人的决议。4月23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在4月19日通过的决议。随后，联共（布）中央便将这些表示支持苏联立场的决议全部转寄给南共中央。在4月底和5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书记处也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还是出自对南共的同情，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东欧各党领导人纷纷对铁托进行说服。5月6日，保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季米特洛夫“给铁托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险性”。5月16日乔治乌-德治在同南驻罗大使谈话时说，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会议，将使南共与其他党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只能“对敌人有利”。他劝告南斯拉夫领导人承认哪怕是部分承认“错误”，派铁托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谈判以调整两国关系和停止冲突。[26]
　　在这种气氛中，5月18日苏斯洛夫致函铁托，正式通知他：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8-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铁托的回函，南共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27]5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会议改在6月下旬，信中还强调，“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会议都应当举行，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意味着南共中央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28]
　　或许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尔卡5月25日致函南共中央进行劝说，希望南共相信苏联所说的话，即不参加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脱离世界革命运动的后果”，并表示准备于6月5-10日同波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一起来贝尔格莱德。但铁托拒绝波兰人来访，对于6月8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6月17-18日在索菲亚与他会晤的请求，也没有应承。根据南斯拉夫从驻苏使馆和派驻联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种报告来看，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苏联方面曾经暗示，只要南斯拉夫哪怕部分地承认“错误”，冲突就有可能解决。[29]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苏联此时早已做好了在情报局会议上批判南共的准备。从4月下旬至5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开始查阅30年代与铁托及南共活动有关的共产国际文件。日丹诺夫利用这些材料起草了会议报告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6月初提交给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月7日日丹诺夫把新的草稿递交斯大林。但在斯大林审阅后这份草稿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对南领导人的指责。[30]
　　无论如何，在铁托看来，如果出席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投降、无条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则意识到铁托若出席会议，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31]1948年6月20日，南共中央发表了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长篇声明。[32]实际上，苏联人已经估计到这种结局，他们甚至不需要对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做任何修改，因为在编写这些材料时，“已经考虑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种情况”。[33]至此，苏南冲突已经有了结局：铁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门。联共（布）在会议上组织了对铁托集团的批判。然而，最有代表性的举动是并非情报局成员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做出的。在情报局会议期间，霍查召开了阿共九中全会，并发表了由霍查亲自执笔的阿共中央公报。公报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一致地、完全地支持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公开叛变行为。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公然地、可耻地向光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光荣的列宁-斯大林党、向民主反帝阵营宣战。南共领导人卑鄙的托洛茨基叛徒，他们出卖了英雄的、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神圣事业，把他们引向灾难。”随后，阿尔巴尼亚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所有27个条约和议定书，关闭了在地拉那的南斯拉夫文化中心，禁止在地拉那报亭出售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命令所有南斯拉夫专家于48小时内收拾行李，无条件离开阿尔巴尼亚。[34]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有一句名言对苏南冲突做出了形象的总结：“马克思是共产党人的上帝，列宁是共产党人的耶稣·基督，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任教皇，铁托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马丁·路德”。[35]不过应当指出，所谓铁托的独立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已经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36]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以加强苏联对东欧各党的控制，割断他们与南斯拉夫的联系。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37]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38]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决议规定，书记处由情报局各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的编辑部的工作。[39]
　　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40]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的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返回南斯拉夫”。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41]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42]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信中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43]据说，莫斯科已经内定茹约维奇为南共总书记，赫布朗为政府总理，苏联情报机关甚至曾考虑过组织力量把他们从南斯拉夫营救出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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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拉罗夫关于苏南保代表会谈的记录，1948年2月10日，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98-99页。
　　[2]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谈到联邦形式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张，即只能是七个成员平等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回忆录》，第127页），但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述。
　　[3]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4-115页；《铁托传》，第107-108页；《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4]卡德尔、卡巴里奇、吉拉斯给铁托的电报，1948年2月12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45-46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11页。
　　[5]关于1945年4月11日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1948年2月1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第151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09页。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3-134页。
　　[6]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1日24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第149-150页。
　　[7]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3日18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9，卷宗1106，第1-2页。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4页。
　　[8]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6，卷宗1106，第57-61页。铁托至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4-125页。并参见《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9]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1日24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第149-150页；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3日18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9，卷宗1106，第1-2页。
　　[10]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2，案宗128，卷宗8，第107页；卷宗18，第7-8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11]铁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2月13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53-54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13页。
　　[12]见南斯拉夫档案文献及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472，第78-79、84-86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13] 《铁托传》，第122-125、137-140页；《卡德尔回忆录》，第273页。现在的档案材料证实了南共领导人当时的猜测，茹约维奇确是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员，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特别是南共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表露出来的对苏联的不满情绪透露给苏联大使。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112-113页；卷宗16，第75-76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14]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6，卷宗1106，第57-61页。
　　[1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202，目录5，案宗110，卷宗1，第17页。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30页。
　　[16]莫洛托夫给铁托电报，1948年3月13日；铁托给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4-125页。
　　[17]莫洛托夫给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3月18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5页。
　　[18]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8年3月18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第9-24页。
　　[19]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3月27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7-129页。
　　[20] 《铁托传》，第127-130、132-140页。赫布朗因党内矛盾于1946年6月已被贬职。
　　[21]铁托、卡德尔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南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1948年4月13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6-7期，第158-164、164-165页。
　　[22]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22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41-151、154-155页。
　　[23]苏斯洛夫与拉科西会谈纪要，1948年2月19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第59-62页。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0，第6页；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第69-79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4页；“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第102页。
　　[25]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第64-65页；卷宗1161，第2-5页；卷宗1162，第61、45-46页。转引自“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第103-104页。
　　[26]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5-167页。
　　[27]苏斯洛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5月18日；铁托给苏斯洛夫的信，1948年5月20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1、2页。转引自《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2-153页。
　　[28]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22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4-155页。
　　[29]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167页。
　　[30]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第52-68页；全宗575，目录1，卷宗411，第1-146页；全宗77，目录3，卷宗105，第49-50页；全宗494，目录277，卷宗21，第329a-329、330-337页；全宗77，目录3，卷宗104，第1-26页。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8页。
　　[31] 《苏南冲突经历》，第176-177页；《铁托传》，第105-152页。
　　[32]声明全文见《苏南关系》，第375-377页。
　　[33]茹拉夫廖夫（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马林科夫）、索罗金（苏斯洛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1948年6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研究保管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6，第21页。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第488页。
　　[34] 《霍查政治传记》，第156-157页。
　　[35]转引自《苏南冲突经历》，第279页。
　　[36]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第20-22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70-171页。
　　[37]当苏联代表提出迁址问题时，罗、匈、波代表都争先恐后地建议让自己国家的首都成为新的总部。苏联方面选择了布加勒斯特。见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6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8，第23-24页。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93-494页。
　　[38]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6月20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6，第5-7页。1947年11月，南斯拉夫倡议并召开了巴尔干地区工会协商会议，并缔结了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巴尔干青年理事会也是在此前不久由南共建议成立的。还在情报局会议之前，莫斯科就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党提出停止这些组织活动的建议。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82-483页；第449、480页。
　　[39]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49-451页。
　　[40]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谈话记录，1948年7月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8，卷宗1102，第1-2页。
　　[41]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8，卷宗1102，第3-6、7、9页。
　　[42]当时南共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指控没有做任何公开的报道。5月6日只公布了他们被解除职务的命令。5月7日他们秘密被捕。5月12日，南共中央通过的将他们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样是按照特别秘密的程序发给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显然，莫斯科的消息又是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
　　[43]莫洛托夫致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6月9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6页。因拉夫连季耶夫5月15日回国述职，这个声明是由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向卡德尔当面宣布的。
　　[44] 《南苏关系》，第125页。
　　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1]对此，南斯拉夫已经做好了进行游击战的准备，铁托号召南斯拉夫军人起来抵抗任何入侵，哪怕是苏联红军的部队。[2]不过，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道路首先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确定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对抗的冷战政策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西方发生关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行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正是出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托在苏南分裂之初，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特别谨慎。[3]但是，国内经济萧条，国外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开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苏南在外交上的公开对抗是从1949年5-6月巴黎外长会议讨论对奥地利缔结和约开始的。战后，南斯拉夫要求奥地利赔款并割让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部分领土，这些要求过去一直是得到苏联支持的，甚至到1949年2月，莫斯科在与美英法的争执中还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但在巴黎会议期间，苏联完全撤销了这种支持，6月2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排除了南斯拉夫对领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便通过声明和照会不断地进行公开指责和攻击。9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苏南友好条约。随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动叛乱，而苏联则宣布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姆拉佐维克是间谍，双方先后召回了本国的外交人员。9月30日至10月4日，匈、波、保、罗、捷纷纷步莫斯科后尘，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4]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外交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如卡德尔所说，当他在1949年9月第四届联大发言抨击莫斯科时，南斯拉夫“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卡德尔在发言中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积极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5]根据这一原则，贝尔格莱德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
　　针对1949年4月4日希腊外交部长察尔达里斯关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说法，铁托7月11日在波拉的讲话宣布将逐渐关闭与希腊的边界，暗示着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腊境内的反政府斗争。8月17日，南斯拉夫驻雅典代办拜访了希腊外交部——这是自1946年以来贝尔格莱德主动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1949年初已经小有接触，开通了边境贸易渠道，调整了在亚得利亚海的捕鱼范围。7月30日铁托接见意大利大使，进一步推进了和解进程。8月4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贸易条约，8月6日的双边协定则解决了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和归还财产问题。尽管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南意之间的分歧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此时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冻总算化解了。[6]
　　铁托摆脱双重压力的主要出路是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打破莫斯科经济封锁的关键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以及要求贝尔格莱德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决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够顶住苏联的压力生存下来，并在两大集团对抗中保持超然立场的重要环节。
　　鉴于南斯拉夫一贯的激进宣传和革命行动，美国政界对铁托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对苏南冲突发展结果的最初反应体现在6月8日坎农大使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该电在分析苏南冲突的种种现象后得出结论说，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势下，美国制定的对南政策应尽量与我们的现行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动”。[7]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也许只是个骗局，艾森豪威尔在1949年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就提醒说，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国为东欧的复苏提供资金”。[8]
　　然而，多数意见则认为在对抗莫斯科的斗争中应该利用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马歇尔早在1948年7月10日给伦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国务院对苏南冲突事件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击铁托想密切与西方关系的任何举动，应该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即确保铁托的处境“不因为我方的任何举动而更为困难”。[9]两个月后，凯南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加深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的说法，更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利用支持铁托主义来削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政策。[10]到1949年8月，多数美国官员已经认识到，如果要削弱并最终消灭苏联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培植异端，鼓励建立一些非共产党政权，即使他们在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的”。[11]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初杜鲁门政府为扩大对南斯拉夫的出口，改变了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程序。[12]铁托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4月9日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拒绝与西方做生意，但这不表明南共改变了革命立场。他在抨击了情报局企图推翻南斯拉夫政权的阴谋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须准备单独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决不会加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7月11日铁托明确承认南斯拉夫正在谋求从西方得到贷款。8月29日，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已经吁请美国为南斯拉夫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贷款。1949年8月，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南斯拉夫在美国购买价值300万美元的一套精密轧钢设备，9月8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给予贝尔格莱德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1200万美元用于购买采矿设备。12月27日卡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承认在这2000万美元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900万美元贷款后，世界银行也已原则上同意贷给南斯拉夫2500万美元。卡德尔还报告说，南斯拉夫已经同24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46个国家有商务关系，并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但他又指出，这种改善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13]1950年3月1日，进出口银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而铁托5月31日在普罗库普列的演说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这些贷款，一方面继续强调借款并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南斯拉夫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14]
　　1950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严重旱灾，边界地区又受到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迫使贝尔格莱德向美国提出了更大规模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在决定动用1600万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后，又于10月底向国会提出了3800万美元粮食援助的议案。然而，铁托过去采取坚定的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又强调外交上的独立政策，使得不少美国政客，特别是军界人士对是否应该援助南斯拉夫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南斯拉夫军事潜力的任何增强都会损害到美国利益。[15]于是，国会拖延了一个月才举行了讨论这一议案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众议员们的质询和抱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解释说，“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独立的同时，已经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独立，这有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潜力，帕金斯坚信，那“是对冒险政策和侵略的威慑力量，无论是在巴尔干或是在欧洲其他地区”，他还强调，尽管南斯拉夫仍然是“共产党国家，是专制政权”，但他们“正在反对苏联帝国主义，这是该国维护自身独立的权力，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反对外来压力和侵略、保卫独立的愿望和能力”。杜鲁门在11月29日致国会的信件中也劝告议员们：“南斯拉夫持续不断的独立行动，对于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一个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野蛮的威胁并把苏联势力排除在一个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外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协助维持它的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正在此时，朝鲜战争局势由于中国出兵而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解决援助南斯拉夫这一棘手问题。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顺利推进，打破了麦克阿瑟关于美国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诺言和自信。面对这种局面，在国会里，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愿意相信在欧洲利用铁托或许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铁托与莫斯科的决裂给美国在中欧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从敌方阵营中争取过来而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进步。于是，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白宫的议案。[16]显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场已经为西方所接受。
　　通过与苏联分裂后一年多的国际交往，南斯拉夫对于自己能够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损及独立这一点的信心大为提高，进而希望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加强对抗莫斯科的实力地位。在美国方面来说，从1950年的经济援助到随后一年的军事援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仍然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迟至1951年初，南斯拉夫还拒绝寻求美国的武器装备。1950年10月外交部长卡德尔告诉艾奇逊，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苏联正在妄图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对于莫斯科发出的含有战争威胁的叫嚷变得越来越紧张，开始倾向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护自己了。1951年5月，第一批军火从英国运抵南斯拉夫。6月18日，访问华盛顿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告诉艾奇逊，苏联一心想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而是何时会采取行动”。此后10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17]
　　1951年11月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和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推到了高潮。对于贝尔格莱德来说，“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而杜鲁门则满怀信心地向国会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构成“在东南欧地区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为了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对铁托的军事援助是必要的。到1952年底，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获得的军事援助已达2.4亿美元。[18]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当然免不了要指责南斯拉夫已经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而更多的西方观察家则从相反的角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转轨，特别是在巴尔干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有人甚至预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席位前进”。[19]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非常乐观地看待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产生了缔结一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条约的想法，而且指望铁托能够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所往来。当然，不可否认南斯拉夫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约组织的愿望。1950年2月铁托还把北约看成是一种“挑衅力量”，到1951年秋天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铁托却已将北约的建立称之为“苏联政策的必然结果”了。只要与南斯拉夫的原则不相违背，铁托保证愿意“在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与北约组织成员国合作。后来，南斯拉夫对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愿望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20]
　　作为共产党人而又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明知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铁托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尴尬，其言论和行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过，总体说来，南斯拉夫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当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将其拉入北约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确有少数人倾向加入北约组织。[21]但铁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缔结任何条约，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地区性条约。尽管出于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威胁的担忧恐惧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1953年2月28日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不是那种合乎西方口味的巴尔干条约。事实上，其中一项条款还是专门用来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联系的。[22]以后的事实表明，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巴尔干条约的正式签署，与其说是北约组织已经“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23]毋宁说南斯拉夫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了一块同时与东西方进行周旋的基地。
　　如果说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加强对贝尔格莱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24]那么对于铁托来说，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则是南斯拉夫迈出的通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对国内政策的改变是从1950年6月开始的。
　　面对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急剧恶化的农村状况，铁托在1950年3月的竞选演说中，保证今后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将比较公平地进行，过去执行这一政策不当的地方干部将受到惩处。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项新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进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强调了自愿原则，认为这是组织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且坚持综合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内部实行完全自治的原则。此外，为了进一步把南斯拉夫生产合作社与苏联式集体农庄区别开来，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强调要发展综合合作社——四种合作社中较低级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领域——使之成为整个合作化主要形式。社员对他们带进合作社的土地保留所有权，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在从合作社收益中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以外还收受一笔固定的土地租金作为赔偿。在新法律规定建立的所有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中，社员都可以保有最高达一公顷的土地留归自用。纵观1950年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感情与农业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25]
　　然而，这项农业改革政策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多数干部当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头脑深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现的毁灭性旱灾，逼迫政府不得不继续从个体农民身上收取过多的农产品。农业改革因此而步履蹒跚。虽然合作化运动的步伐总体上是放慢了，但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却还有所发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还增加了338个。而地方党组织对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样独断专行。[26]
　　按照1949年初的规定，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内。于是，1951年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提出退社的问题。当南共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时，占上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传统派，他们主张对申请退社的农民进行压制。然而，面对普遍出现的农业危机——农民怠工、生产下降、牲畜减少，南共领导人被迫对整个合作化政策进行一次彻底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再次强调从生产合作社转到综合合作社上，以此作为未来农业政策的基础。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给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未来方针”的指示，强调综合合作社应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杠杆”；应该取消国家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制度和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配给制度；建议利用税收来打击“农村中的残余富农”；将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会计制度；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改组，并解散经营不善的合作社，等等。与这种农业政策的新措施相辅而行的是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饲料和油脂的强制收购（但仍然坚持国家征购大量谷物）。[27]
　　此后，党内以巴卡里奇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内部管理的会计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份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纳了这些改革办法，随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购，个体农民获得了购买农业机器的有限度的贷款；按照土地的好坏、农作物和土地面积征收的纳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些措施仍然不说明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表明了南共对农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倾向：“没有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28]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也继续对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场，其结果导致当年谷物产量已不及战前平均产量的37%。对美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性[29]，以及国际局势的严重性[30]，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更加彻底地重新估计农业政策——看来需要根本放弃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关于“财产关系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改组”的新法令。这一法令标志着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其中心内容如卡德尔所说：“不能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首先是农民生产合作社这一类型的合作化，正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内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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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霍查政治传记》，第184-185页。
　　[2] 《南苏关系》，第128-129、221页。
　　[3]尽管在苏南分裂之初，南斯拉夫便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经济争端达成了协议：南斯拉夫答应偿还涉及国有化的美国财产、租借法案款项和其他债款，美国则交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斯拉夫王室政权委托美国保管的价值4700万美元的黄金。当年12月，南斯拉夫又同英国签订了一项价值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然而，签约的两方面都不认为这些协定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82页；查理斯·斯蒂芬前引文，第397页。）
　　[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46-353页。关于解决对奥领土问题的争论，详见第375-382页。
　　[5] 《卡德尔回忆录》，第155-156页。
　　[6]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58-361页。关于的里亚斯特问题的争论详见第361-367页。
　　[7]坎农致国务卿，1948年6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华盛顿特区1974年版，第1070-1072页。
　　[8]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文件，总统秘书卷，第220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第43页。
　　[9]国务院致伦敦，1948年7月10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860H.00/7-1048；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8/1号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1949年2月15日。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文件，总统秘书卷，第205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第42-43页。
　　[10]罗伯特·乔伊斯关于政策计划人员会议的备忘录，1949年4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第12页。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72页。
　　[11] “美国对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政策”，P.P.S.59，1949年8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第21-26页，特别是第25页。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72页。
　　[12]布兰兹前引文，第43页。
　　[13]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68-369页。
　　[1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69-370页。
　　[15]布兰兹前引文，第44页。
　　[16]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70-371页；布兰兹前引文，第44-45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82-183页。
　　[17]会谈备忘录，1950年10月19日，会谈备忘录1951年6月18日，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文件，第65、66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第46-47页；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17页。应该说，南斯拉夫确实对苏联可能的入侵感到担忧。1951年11月9日，南斯拉夫正式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敌对活动。南斯拉夫代表指出：“三年多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直接地或通过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进行煽动、组织反对南斯拉夫的活动，并对它施加挑衅性的压力。这些敌对行动表现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见《南苏关系》，第439-443页。
　　[18] 《卡德尔回忆录》，第240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18页。
　　[19]布兰兹前引文，第47页。
　　[20]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19-320页。
　　[21] 《卡德尔回忆录》，第158页。
　　[22]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19-320页。
　　[23]出席布莱德签字仪式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用语。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24页。
　　[24]布兰兹前引文，第46页。
　　[25]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0、113页。关于四种类型合作社的区别，详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3-144页。
　　[26]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0-41、11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5页。
　　[27]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12-11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6-147页。
　　[28]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26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7页。
　　[29] 1953年从美国进口粮食54.8万吨，占南斯拉夫粮食进口总量的72%。《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6页。
　　[30]仅1952年，就发生了2390起边界武装冲突事件。《苏南冲突经历》，第405页。
　　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发生动 摇……因此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认真地坚持自愿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法令允许解散或者改组生产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组织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农民现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们的土地、房屋、存粮、牲畜以及他们原来参加合作社时交出的一切其他财产。执行这一法令的结果是，到1953年底农民生产合作社仅剩下1152个了。而综合合作社的数目则增加到7114个，社员人数已占全国农民的85%。[1]
　　尽管在农业改革方面还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如农产品收购、贫富差别等），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如雇工、土地买卖等），但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即以农民个体经营为生产主体，再通过综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根据1953年3月法令改组后的综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针，与当时在工业部门实行的工人管理的办法更加接近了。这种农业社会化的原则与当时正在研究的对工业企业实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对于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从1950年6月宣布《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合的根本法》（即工人委员会法），到1953年1月以宪法形式将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其中经历了不断“试试改改”的过程，也出现过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局面。这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现有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影响造成的。改革措施变幻无常，经济法令泛滥成灾，仅1952年夏天政府承认有效的经济法规、命令、条例、指示就有3500种之多，而各级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释，甚至自行其是。[2]不过，这种在改造旧制度中必然发生的无序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总体说来，改革还是沿着不断实现经济分权化的方向发展的。
　　所谓经济分权化，实质就是对所有制进行改造，其表现形式则是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铁托在通过工人委员会法时宣告：“从今以后，（南斯拉夫）对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者认为的那样是其最高形式。”[3]工人委员会法是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项措施，归根结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基石。该法第一条就规定把一切经济组织的经营和管理移交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工厂、矿场、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他国家经济企业，作为全民的财产，由工人集体代表整个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内加以管理。各个人集体通过本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各该企业。”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和职员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选举和罢免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和质询，并定期审核账目和生产计划。作为企业的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中选举产生，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必须达到四分之三。为了避免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化，规定管理委员会委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连任，而且任期不得连续两次以上。企业经理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不得担任主席。由于各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不肯轻易放弃其管理特权，直到1951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业转交给工人管理的实际行动。甚至在当时，工人委员会法所规定的新制度的实施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常需要规定各种规章条例来充实和改进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体现的间接控制的过渡大致上在1954年春天才顺利完成。到1954年底，参加经济和行政组织基层自治机构的已达60多万人，在工人管理的企业中，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直接参加本企业的管理机构。[4]
　　工人自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当然也带来不少问题。如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管理人员缺乏训练和经营能力给企业造成的巨大浪费，调整企业结构和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失业现象，以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济犯罪案件的猛增，如此等等。然而，与经济变革俱生的弊病无法抹杀改革的成就：生产组织得更加合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员会通过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而铲除了企业管理的无效率现象。与工人委员会法相配套，1951年12月又通过了国民经济管理法、预算法，以及关于社会捐款和税收的基本法，1952年底取消了五年计划制，1953年初解散了权力最大的经济机构——联邦计划委员会，而代之以只起指导和检查作用的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所有这些标志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的状况不仅为当时绝大部分西方观察家所承认，而且为1953年以后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奠定了基础。[5]
　　总之，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铁托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摆脱苏联集中化、官僚化经济模式桎梏，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工人委员会法宣布以后，“已经在1948年割断了同苏联的政治联系的南斯拉夫，……现在也割断了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道路。”[6]卡德尔1954年秋天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民主自治体制是以两个根本前提为基础的：第一个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论它如何英明，都无法控制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是，个人能否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动性，与其说取决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说取决于在自由中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工人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两个根本前提，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专制。[7]这段精辟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是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铲除官僚专制体制。因为从根本上讲，为赋予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制度以最大限度的实际内容，就必须对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广泛的分权化改革。
　　南共主要理论家之一皮雅杰曾说过，分权化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8]这无疑涉及到了政治体制问题。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从处于政权领导地位的南共自身开始的。1950年10月，南共中央号召取消作为南斯拉夫唯一政党——共产党党员的特权，宣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不允许任何人依靠党员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为此，取消了发给党员的特别配给品和住房特权。尽管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受到普遍赞许，但还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随着经济改革分权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庞大而专横的官僚机构显得越来越不相称。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线，不愿意放弃已经习惯了的权势。[9]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前进，迫切需要对党的机体本身进行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南共中央全会做出指示，根据在全党实行分权化的原则，限制党在地方政府和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禁止党的干部干预企业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级党的领导人立即放弃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彻底改变那种象征着苏联“官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主义”，6月指示赋予党的地方组织以更大的自决权，在遵守党的总路线的前提下，地方党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11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党的新理论。根据新的理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把自己的决定和意志强加于各级政府机构，而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尔的说法，党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领导作用，就必须“依靠做好工作，认识社会规律，而不能依靠一纸法令，规定自己就是政治领导力量”。[10]
　　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人民委员会法彻底改组了整个地方自治系统，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适合于经济分权化的改革。根据这一法律，在联邦和共和国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特别市、区、市、乡的人民委员会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社会计划和预算，筹集自己的财政收入。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特别市、区和市设立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下院的生产者院。生产者院的代表是从基层生产部门选举出来的，体现了铁托主张的工人管理国家的原则。它与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规，以及处理一切地方经济事务方面，具有同等的职责。1952年的法律还规定设立选民会议，以保证公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并使他们更易于直接监督和控制人民委员会。1953年1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废除了1946年的宪法，而肯定了1950年以来各项改革的原则，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则，以议会治理实现权力统一的原则，把经济工作摆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则，等等。[11]
　　至此，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调整已经初步完成，虽然其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含有不少超越现实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到1953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治体制都已经彻底背离莫斯科路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结果无疑激起了斯大林更大的仇恨和恼怒。尽管深藏克里姆林宫之中的斯大林此时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没有忘记给贝尔格莱德的叛教者以致命的一击。据说，斯大林去世前接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克格勃特工——“马科斯”。[12]
　　结语：斯大林暗杀铁托的未遂计划
　　正当铁托在南斯拉夫踌躇满志进行他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斯大林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了。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曾经提到，斯大林这位苏联军队的大元帅经常在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提前退场，把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撂在那里。[13]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晚年经常神志不清，甚至丧失记忆力，这使他感到气馁和恼火。[14]斯大林的医生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则认为，斯大林是患了一种脑病，这种病使他丧失了准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按照医生的解释，疾病缠身的斯大林根本无法准确地判断事情的对错和利弊，从而也就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15]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忘记铁托——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硬的一个政敌。他需要在有生之年除掉这一心腹之患。在苏联国内，斯大林于苏共19大以后把老一辈领导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排挤出了他的核心圈子，是为了让自己的年轻继承人按照预定方针路线顺利接掌政权扫清道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东方集团内部，斯大林为了身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积极组织以铲除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为中心的第二轮大清洗，[16]另一方面，还必须清除那些资深望重的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已经在莫斯科的病床上去世，[17]剩下的只有铁托了。
　　1951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已经预示了斯大林最后解决南斯拉夫和铁托问题的决心及可能采取的手段。莫洛托夫说：“南斯拉夫的命运已落入了间谍和奸细的手中，通过种种欺骗手法，这些人背叛了人民，并把人民出卖给英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大家都看到，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一伙在南斯拉夫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人民手中剥夺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这伙受人雇佣窃取了政权的罪犯，意识到南斯拉夫人民憎恨他们，用血腥恐怖和法西斯的统治方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南斯拉夫人民将会找到获得自由和清除铁托法西斯政权的方法。”[18]然而，政治围攻未能奏效，经济封锁也被打破，武装干涉的条件又不成熟，斯大林只好把除去铁托这项任务交给了克格勃。
　　关于斯大林暗杀铁托的计划，过去只是传闻，俄国档案解密以后，人们终于发现了可以提供证明的历史文献。几年前，俄国着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撰写了一篇文章。该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国家安全部呈送给斯大林个人的请示报告。[19]文章没有表明报告呈报的日期，但根据报告内容判断，这份被列为绝密等级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斯大林去世前一个月之内起草并递交的。
　　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所谓“非正式”特工，一般的理解是，无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编制外”特工人员。这位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真实姓名叫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力耶维奇。尽管他是1950年才入党的苏共新党员，但却是一名早年曾经参与刺杀托洛茨基行动的苏联老特工。文章介绍说，格里古力耶维奇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20]这样一个人物，竟把对斯大林政治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对手——托洛茨基和铁托的暗杀行动联系了起来，实在令人感兴趣，细细回味，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马科斯是持哥斯达黎加护照被派往意大利的。在那里，马科斯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并得以进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员以及知名的哥斯达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正是利用了这些关系，按照神通广大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安排，马科斯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他任职期间，1952年下半年，马科斯已经两次前往南斯拉夫。他在那里完全被南斯拉夫领导人接受了，因为他已经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他甚至被允许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
　　马科斯的上司认为，他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于是，1953年2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与他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在讨论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时，马科斯被问及以他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认为怎样做效果最佳。马科斯提供了几种对铁托个人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他们还讨论了如何采取行动的所有细节和可能出现的情况。随后，作为讨论的结果，国家安全部归纳了对铁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动的几种选择方案，呈报斯大林批准。这几种方案是：
　　一、命令马科斯安排一次与铁托的私人会面，会见期间，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安全部认为，这样做能够保证将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致死。安全部还报告说，“至于这种细菌的效能，将不告知马科斯本人，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铁托安排的近期对伦敦进行的访问期间，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良好的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的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三、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这次恐怖行动可以采取与第二项计划相同的方法，并由马科斯来执行，他作为一名受南斯拉夫政府信任的外交官，肯定将被邀请出席这样的招待会。
　　此外，安全部负责人还指示马科斯设计另一次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将有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的盒子，当珠宝盒打开时，会释放出一种即时生效的有毒气体。
　　参加秘密会晤的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再次对这次行动进行全面考虑，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最后他们规定了今后进行联系的方法，并表示将给马科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令。
　　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国家安全部最后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的适当人选，因为“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适合于完成这样的任务”，并请求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然而，安全部的报告呈上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确实批准了这一报告和授权执行这次行动，但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初步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为此，格里古力耶维奇不得不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以备一旦暗杀行动失败而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
　　就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精心策划和苦心安排而言，这次暗杀行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斯大林首肯了。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历史上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件令世界震惊、世人迷惑的暗杀事件，而南斯拉夫的历史大概也需要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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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7-148页；《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16-118页。
　　[2]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8-69页。
　　[3]铁托：“在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厂”，载《南斯拉夫新闻》，1950年贝尔格莱德版，第41页。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8页。
　　[4]参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8-75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04-113页。
　　[5]参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75-82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13-126、180-182页。
　　[6]格什科维奇：“新的联邦国民议会的任务”，载《南斯拉夫评论》1953年12月第2号。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2页。
　　[7]卡德尔：“社会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载《战斗报》1955年1月1日。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4页。
　　[8]转引自弗雷德·华纳·尼尔：《铁托主义的实践》，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第14页。
　　[9]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8页。
　　[10]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9-31页。
　　[11]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39-148页。
　　[12]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67页。
　　[13]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全宗5，目录30，卷宗4，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40页。
　　[14]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442-443页。
　　[15]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40页。
　　[16]关于1952年11月审讯斯兰斯基的情况，详见《苏南冲突经历》，第319-320页；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30-132页。1952年底再次开展的大清洗，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而中止。据说在战后第一轮清洗中，即1948-1952年间，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数减少了250万，其中12.5-25万遭到监禁，被处决的人数不得而知（克劳丁前引书，244—245页）。如果第二次清洗真的开展起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了。
　　[17]季米特洛夫1949年1月秘密前往苏联接受治疗，7月便因医治无效死于莫斯科。关于季米特洛夫的死因，有不少人提出怀疑，认为斯大林从中做了手脚。参见马斯特尼前引书，第68-69页。
　　[18] 《南苏关系》，第437页。
　　[19]沃尔科格诺夫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93年6月11日《消息报》上，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1998年3月出版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刊登了英文本，并将其送上了国际互联网。本文以下的论述均出自这个英文本。
　　[20]笔者1997年赴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涅仁斯基先生交谈时，我偶然提到了关于暗杀铁托的问题。涅仁斯基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当年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后来就被分配到这个研究所工作。涅仁斯基还亲耳听他谈起过这件事。可惜，当我迫不及待地要求为我引见这位前特工时，却遗憾地得知，他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沈志华 2013-08-28 09: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