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斯大林的壓力和鐵托的抵制

簡體傳統

　　斯大林召集南保领导人谈话的目的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回到共产党情报局已经确定的统一路线上来。如果铁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表示顺从，苏南分裂局面本来是不会形成的。然而，南共对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做出的决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次会谈[1]的中心议题是指责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策性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问题的性质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
　　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动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团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国和英国“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则以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是侵略者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2]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对于希腊游击队，既然他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需要收缩那里的游击运动。如果我们帮助游击队，英美就会插手，英美想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不能为他们提供借口。至于马科斯政府，应该让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首先承认，而周边国家最后承认。
　　此次谈话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说法，虽然几个材料的用词不同，但都记录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见：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保联邦，罗匈联邦，波捷联邦，但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邦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立即实现联合，然后阿尔巴尼亚再加进去，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人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就目前的材料看，还很难对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断：真是考虑到巴尔干的局势，还是迁就南斯拉夫的意愿，[3]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来断定的那样，莫斯科企图通过联邦这种形式，通过俯首听命的保加利亚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响？无论如何，斯大林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会谈前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南共领导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并对斯大林的意图做出了最坏的估计。他们决定实行抵制。
　　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本来是准备商谈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经济合作问题的。吉拉斯来莫斯科时特意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月15日与斯大林和16日与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对于吉拉斯提出的关于援助军事工业设备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但却就是拖着不办。在吉拉斯之前来莫斯科商谈续签换货议定书的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已经等了三个星期，当他和吉拉斯终于见到米高扬时，得到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经济谈判毫无进展，莫斯科显然是要首先解决苏南对外政策的分歧。[4]果然，2月10日的会谈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在会议结束后给铁托的电报中，南斯拉夫代表团失望地报告说：“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5]卡德尔在11日夜晚非常不情愿地签署了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6]后，向莫洛托夫提出了“尽快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并抱怨说，“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星期”，莫洛托夫推说不了解情况。对于卡德尔提出的6000万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报。第二天莫洛托夫答复，军事供应的问题需要研究，至于借款则苏联无能为力。[7]2月26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通知茨尔诺布尔尼亚，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不能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南斯拉夫也没有必要派遣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8]
　　不过，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忆录给人们留下的那种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压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会谈中对季米特洛夫讥笑、讽刺、辱骂、挖苦，而对南共领导人则显得客气和宽容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确实不想过份刺激桀骜不驯的铁托，以免撕破脸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当卡德尔转告莫洛托夫铁托打算亲自来莫斯科作正式访问，“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后，莫洛托夫答复：“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9]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国后曾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为何苏联不发表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收到拉夫连季耶夫关于吉拉斯所提问题的电文后，巴尔干国家司征得副外长佐林的批准，于3月初建议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立即把铁托的上述报告收录进铁托文选和演讲集里，该书那时已经译成俄文准备出版。[10]可见，莫斯科此时并没有想到分裂，而是力争使贝尔格莱德听从自己的劝告和要求。然而，铁托对苏联压力的抗争和抵制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铁托对2月10日会谈的反应首先表现在他2月13日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中，他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会谈的结论“束缚了我们的双手”，以至无法在“边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铁托通报了阿尔巴尼亚最近的困难局势，希望他们能以此为由继续谈判，以得到莫斯科对一旦“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答复”。[11]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详细情况，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建立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控制的手段，因此应当拒绝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还确定了继续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会谈情况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因存在着希腊威胁而让南军队进入阿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南阿统一的建议。[12]
　　最令克里姆林宫震惊的是贝尔格莱德传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扩大会议的情况。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特别强调，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是对南施加经济压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南保联邦，南共领导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党内派别纷争，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目前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苏联极力主张立即实现联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马”的计策。铁托最后强调，这场争论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只有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默不作声。会后，他把一切情况向苏联大使馆做了汇报。[13]
　　3月11日拉夫连季耶夫奉召紧急回国，[14]此后苏南两国便开始在推迟签订贸易协定、调整卢布和第纳尔的汇率、拒绝海军和军火工业的援建等具体问题上互相指责。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铁托，鉴于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违背协议，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料，苏联决定撤回全部在南的苏联专家和工作人员。[15]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的长篇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接着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共的错误表现及理论根源。[16]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专使向铁托递交了一封对南共进行全面指责的信。斯大林把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苏政策的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17]
　　铁托收到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遭到雷击一样，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并召集卡德尔、吉拉斯等人商议对策。他们一致下决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战，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回复斯大林的指责。在4月12日秘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慷慨陈词，异常激动，纷纷表示拥护南共领导人抵制苏联压力和指责的立场。会议严厉指责了茹约维奇的亲苏态度，还对他是否向苏联使馆提供情报的事情提出质问。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给莫斯科的复函，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反党案件。[18]在4月13日发出的回函和关于南共中央全会决定的通报中，铁托首先把苏南争论的起因归结为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提供的虚假情报，然后逐一驳斥了苏联的严厉指责。[19]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样参与争论了。5月4日和22日，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发出的信措词更加激烈，态度更加严厉，表明了斯大林与铁托彻底分手的决心。[20]
　　斯大林决心整治南共，除恼怒于铁托的反抗态度和顽固立场外，更担心以铁托的威望和影响力，东欧各党会纷纷仿效，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莫斯科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2月19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访问苏联时提出，经与南共和捷共领导人磋商，他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承认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并表示匈共已经接受了马科斯和铁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腊民主军的工作部门移到匈牙利”，为此将每月从预算中拨出200万福林。[21]还在2月中旬的时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就在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得知，南共建议奥地利共产党人分裂奥地利，即在苏占区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单独政府。3月22日拉科西又来信说，在3月15日同奥共领导人谈话时，匈共主张，现在要让“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奥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改变奥地利的局势”。拉科西还说，匈共和南共领导人都支持意共领导人正在讨论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将于4月份举行的选举的话，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22]在莫斯科看来，这些都是冒险主义行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3-4月间提供的关于东欧各党独自行动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些材料批评大多数匈共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材料还指责波兰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道路的特殊性”，“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摘为“使波兰苏维埃化”。至于捷共领导人，材料说他们“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23]
　　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分裂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斯大林决定发挥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在打击南斯拉夫的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为此，斯大林把3月27日斥责南共的信件抄送东欧各党，并针对南共在复信中提出的邀请联共（布）代表到贝尔格莱德解决分歧的建议，在5月4日的信中提出将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初，只有匈共在4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激烈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并且将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大多数情报局东欧成员党的领导人在接到苏联3月27日给南信件的复本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苏联所希望的那种反应。保共政治局于4月6日通过了与苏联立场保持一致的决议，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将决议报送莫斯科，而波、罗、捷各党则认为没有必要就苏联的信件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哥穆尔卡在开始时甚至表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不可信，并认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是过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东欧各党纷纷开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月18日和19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尔卡分别把他们通过的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4月22日，莫斯科收到了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同意苏联指责南共的决议。4月23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在4月19日通过的决议。随后，联共（布）中央便将这些表示支持苏联立场的决议全部转寄给南共中央。在4月底和5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书记处也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还是出自对南共的同情，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东欧各党领导人纷纷对铁托进行说服。5月6日，保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季米特洛夫“给铁托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险性”。5月16日乔治乌-德治在同南驻罗大使谈话时说，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会议，将使南共与其他党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只能“对敌人有利”。他劝告南斯拉夫领导人哪怕是部分承认“错误”，派铁托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谈判，以调整两国关系和停止冲突。[24]
　　在这种气氛中，5月18日苏斯洛夫致函铁托，正式通知他：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8-10日召开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共党内的现状问题。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铁托的回函，南共拒绝出席会议。[25]5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会议改在6月下旬，信中还强调，“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会议都应当举行，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意味着南共中央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26]或许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尔卡5月25日致函南共中央进行劝说，希望南共相信苏联所说的话，即不参加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脱离世界革命运动的后果”，并表示准备于6月5-10日同波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一起来贝尔格莱德。但铁托拒绝波兰人来访，对于6月8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6月17-18日在索菲亚与他会晤的请求，也没有应承。根据南斯拉夫从驻苏使馆和派驻联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种报告来看，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苏联方面曾经暗示，只要南斯拉夫部分地承认“错误”，冲突就有可能解决。[27]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苏联此时早已做好了在情报局会议上批判南共的准备。从4月下旬至5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开始查阅30年代与铁托及南共活动有关的共产国际文件。日丹诺夫利用这些材料起草了会议报告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6月初提交给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月7日日丹诺夫把新的草稿递交斯大林。斯大林审阅后又对这份草稿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对南领导人的指责。[28]
　　无论如何，在铁托看来，如果出席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投降——无条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则意识到铁托若出席会议，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29]1948年6月20日，南共中央发表了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声明。[30]实际上，苏联人已经估计到这种结局，他们甚至不需要对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做任何修改，因为在编写这些材料时，“已经考虑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种情况”。[31]于是，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本文开始所说到的，铁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门。
　　可以做出的简短结论是：斯大林和铁托都不想、也没有想到苏南两党会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苏南冲突的背景在于苏联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因冷战乍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铁托对这一变化的实质产生了错误的理解；斯大林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绝对服从莫斯科统一指挥和铁托坚持要保证南共在巴尔干的特殊地位使苏南冲突成为必然结果；斯大林坚决制裁铁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统一东欧各党政策，节制对西方过分和过早的挑战，但苏联-东欧集团的强化反过来恰恰加剧了对抗，凝固了冷战格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一句名言对苏南冲突做出了形象的总结：“马克思是共产党人的上帝，列宁是共产党人的耶稣·基督，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任教皇，铁托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马丁·路德”。[32]不过应当指出，所谓铁托的独立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1] 关于2月10日会谈的史料，过去有吉拉斯、卡德尔的回忆录和德迪耶尔在《铁托传》中的记述。目前新发现的有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外交部长科拉罗夫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和吉拉斯关于这次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96-102,102-109，英译本见CWIHP Bulletin, Issue10, March 1998, pp128-134。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写回忆录时未能使用他的报告）。此外还有当时苏方的记录（АПРФ,ф.45,оп.1,д.253,лл.20-21），可惜笔者至今尚未得到这个档案文献。尽管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谈问题的提法和原则上，南斯拉夫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档案文献中的记载更加全面和细致，而回忆录中有不少场面和心理的描写。以下对会谈的记述综合参考了这些材料，因此，除档案文献新增加的内容外，不再注明出处。
　　[2]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98-99.
　　[3] 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谈到联邦形式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张，即只能是七个成员平等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回忆录》，第127页），但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述。
　　[4]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4-115页；《铁托传》，第107-108页；《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5] Arhiv Josipa Broza Tita, F.KMJ, I-3-b/651, pp45-4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11.
　　[6]АПРФ,ф.3,оп.66,д.908,лл.151.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09. 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3-134页。
　　[7]АПРФ,ф.3,оп.66,д.908,лл.149-150; АВПРФ,ф.6,оп.10,п.79,д.1106,лл.1-2. 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4页。
　　[8]АВПРФ,ф.6,оп.10,п.76,д.1106,лл.57-61.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24-125. 并参见《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9]АПРФ,ф.3,оп.66,д.908,лл.149-150; АВПРФ,ф.6,оп.10,п.79,д.1106,лл.1-2.
　　[10]АВПРФ,ф.144,оп.32,п.128,д.8,лл.107; д.18,лл.7-8.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
　　[11] Arhiv Josipa Broza Tita, F.KMJ,I-3-b/651,pp.53-5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13.
　　[12]РЦХИДНИ, ф.17,оп.128,д.472,лл.78-79,84-8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
　　[13] 《铁托传》，第122-125、137-140页；《卡德尔回忆录》，第273页。现在的档案材料证实了南共领导人当时的猜测，茹约维奇确是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员，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特别是南共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表露出来的对苏联的不满情绪透露给苏联大使。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л.112-113; д.16,лл.75-7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
　　[14]АВПРФ,ф.202,оп.5,п.110,д.1,лл.17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30.
　　[15]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25.
　　[16]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3,лл.9-24.
　　[17]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4-5,лл.127-129.
　　[18] 《铁托传》，第127-130、132-140页。赫布朗因党内矛盾于1946年6月已被贬职。
　　[19]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6-7,лл.158-164,164-165.
　　[20]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41-151,154-155.
　　[21]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5,лл.59-62.
　　[22]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0,л.6;ф.17,оп.128,д.1165,лл.69-79.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64;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лл.102.
　　[23]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5,лл.64-65; д.1161,лл.2-5; д.1162,лл.61,45-46.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лл.103-104.
　　[24]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5-167.
　　[25] Arhiv Josipa Broza Tita, F.KMJ,I-3-b/651,pp1-2.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52-153.
　　[26]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54-155.
　　[27]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6-167.
　　[28]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63,лл.52-68;ф.575,оп.1,д.411,лл.1-146;ф.77,оп.3,д.105,лл.49-50;ф.494,оп.277,д.21,лл.329a-329,330-337;ф.77,оп.3,д.104,лл.1-2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68.
　　[29] 《苏南冲突经历》，第176-177页；《铁托传》，第105-152页。
　　[30] 声明全文见《苏南关系》，第375-377页。
　　[31]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6,л.21.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488.
　　[32] 引自《苏南冲突经历》，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