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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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47页,第48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

 

  〔第47页〕

 

  国父自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有鉴于革命屡次之失败,深知非健全党的组织,不足以顺应国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国八年十月,改定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组始告成功。

 

  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 国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里就这一点指示我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了实行这个主义。」所以国父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期,惟致力于订定实行主义的方法。 国父说道:「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智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

 

  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 国父的指示,虽在研求方法,实践力行,然而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时制宜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国父在民国十年已明白指示我们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类错误的艰难呢?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革命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讨论,革命的行动已经是知而后行, 国父仍然指示我们说:「如果我们立意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总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页〕此可知:革命的行动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动亦可以改进革命的方法。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行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可变的。

 

  从前革命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对 国父的学说没有真切的认识,和一致的信心,所以 国父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当起来。 国父追述那个时候的情形,说道:「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纪律,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又说:「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击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所以 国父改组中国国民党,要我们有一致的认识,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依照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实践实行。

 

  国民革命的目标,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更有详明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说道:「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则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我民以求逞。」在经济方面,宣言说道:「内乱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第49页〕,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国外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所以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其工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军阀,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骤是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这个步骤,是自同盟会以来,相沿不变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撮其要义,就军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与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更就训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族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在使三民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国父指示我们说道:「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说:「有一种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立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说:「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策动众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国民对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国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国民的志气便可以齐一,国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 国父说:「从前所以不能行的缘故,是由于不知。」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第50页〕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国父本于知难行易的学说,在这个时期,订定建国方略,写成建国大纲,演讲三民主义,永为国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接受国父的教训,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实践实行,领导国民发挥人类合群的天性,协力同心,则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大业,必然底于成功。

 

  主义已明,目标已举,步骤已定,方法已有具体的指示, 国父对于我们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与实践实行了。就于这一点, 国父说道:「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来说, 国父要我们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就「有恒」来说, 国父指示我们: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有不同于各国政党的特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由「公」来说,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由「诚」来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力行实践,必求「择善固执」,必使「贯彻始终」。故其行动必遵循国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国国民党的纪律。简括的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页〕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凡是党员,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为忠实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天下为公」的精神,正因为他是为整个民族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国的国民,对于中国国民党都享有入党的权利,亦应尽其入党的义务。而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所以他对于全国国民和全党党员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无差别,决不有所歧视,且负有训导的责任,要他们人人有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机会和能力。故中国国民党不偏重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亦不舍弃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详细的说:中国国民党对于全体国民并无男女职业宗教阶级之分,且更进一步,非特爱护和培植国内每一个国,而且更不忍遗弃国内每一个人才。中国国民党欢迎全国有志革命的人,和全体国民,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一致,为革命建国而奋斗,来完成他国民革命应有的使命。总之,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所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 国父组党以来,至今已历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动不摇,再接再厉,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它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国民党无我无私与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决非偶然的。

 

 

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52页,第53页,第54页,第55页,第56页,第57页

 

  〔第52页〕

 

  自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恐慌接踵而来,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相随并起。苏俄的革命由战时的共产主义改取新经济政策,而苏俄建国的基础乃得以奠定于列强环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更使我亚洲民族激昂奋发。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在这震荡世界的风潮里面,发扬民族的精神,统一民众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标,增强革命运动,克服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军阀妨害革命的阴谋与活动,当时革命的根据地虽只限于广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风气已风靡于全国。于是 国父一方面在革命发源地训练国民革命干部于黄埔,并自领各军誓师讨曹。而一方面在曾锟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国民的要求,号召全国各民众团体,主开国民会议。 国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国民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故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于国民会议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并期望各地觉悟的军人,能以其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化国内所有的一切军队为国家的武力,亦即为国民的武力。

 

  当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接受 国父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国父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气笼罩包围之中,不顾一切,坚决奋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饮恨长逝。但 国父临终的遗嘱仍谆谆以开国民〔第53页〕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任,留给中国国民党全党党员和全国国民,期其实现于最短时期之内。其时国民革命军正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惨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到了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继 国父的遗志,就誓师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所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遂蓬蓬勃勃的风起云涌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承接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与沙基惨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国政府看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备忘录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的政府时,立即商谈条约的修改。即在此项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国仍当采取与九国公约精神相符合,且与现状相适应的政策,并尊重中国国家的愿望。」美国政府亦在国务卿凯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国之统一与独立:「美国愿与能代表中国之政府商谈中国关税自主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料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初,又发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义五国的通牒,提出严重的要求。然而中国与英美法义之间,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就于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当的解决。惟有日本军阀冥顽不灵,始终没有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战发动以前,犹未能获得解决。至于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各派的势力,在这九个月之间,皆为我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树立了澄清扫荡的初基。

 

  在此时期,我们要沉痛回忆 国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于此不能不重加复述的,就是〔第54页〕开会词里面所说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这就是说:没有内忧,则外患便无由侵入。一国如此,一党亦是如此。当国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与统一的时期,不独军阀望风崩溃,即列强对中国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可以深入一层,外交进行更是顺利。不幸正在这革命成败的重要关头,而国民革命军内部遭遇了分裂, 国父付嘱的重任,国民共赴的大业,几至失败于中途,这是一件最伤心的痛史。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着。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响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第55页〕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它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事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成」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第56页〕

 

  中国国民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从事于清党。其时国民政府虽在此悲惨险恶,分崩离析之环境中,仍本 国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继续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经动摇,故北伐工作当时虽有一度发展,仍不能以此停顿。直至次年三月重行举兵北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了中国的统一就在眼前,乃直接进兵济南,以阻止我国民革命军北进,要使我们的北伐计划根本消除。我们国民革命军洞察他这个阴谋,毅然不变初衷,仍依照预定的计划,百折不回,向北挺进,竟于六月初旬克复了古都北京,达成了北伐的目的,而东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帜归心。于是统一事业,遂告初步的成就。

 

  济南的五三事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受尽了日寇的侮辱,也受尽了国内的指摘。我当时就对我全军将士告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难事。」这一段话,是在「五三」事件中,我们国民革命军里面,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复仇雪耻,含茹蕴积的惟一箴言。十五年来,我们的将士是没有一天忘怀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回忆当时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语和各种含沙射影的〔第57页〕诬蔑与谣诼,无所不至。然而一般国民对于国民政府排除万难,缔造独立新中国的信心,及其拥护的热忱,实令吾人感奋无已,为之深印脑海,而有终身不能忘者。所以国民政府精诚坚毅,百折不回,始终遵奉 国父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向前迈进,决不间断,誓必完成使命,来安慰我们国父与先烈在天之灵。

 

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57页,第58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

 

  〔第57页〕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 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 总理遗着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只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 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扞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只有哀矜。自 〔第58页〕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 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 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 〔第59页〕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着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着。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 〔第60页〕。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着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 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 〔第61页〕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第62页〕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协议,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 〔第63页〕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更在敌寇间谍横行之下,扩充军用工业,储备军事器材。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间,我国内真能为国民政府设想的人士,实在不多。我中枢与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国内党争之烈,士气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过之。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国民政府在此时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谅解于各方,以自白战备于帝国主义者之前。此时国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个民族,在三百年满清专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识,在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要求雪耻图强;与渴望统一独立的四万万五千万 〔第64页〕国民,到了最后关头,必能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作我们国民政府的后盾。国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时代潮流,破坏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国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终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国民革命的正确性,与现实性,亦终必为最后事实所证明。

 

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64页,第65页,第66页

 

  〔第64页〕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习,强占我芦沟桥,夺取我宛平县,以截断我南北的交通,企图将我华北惟一重镇的旧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亦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轻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认为中国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更知道最后关头一到,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而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亦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确定了全面抗战的国策,而抗战一经发动,就只有贯彻到底。

 

  在中国历史上面,民族战争,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战,规模之广,牺牲之大,工作的艰难,关系的重大,五千年来,实无伦比。抗战的性质,尤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族战争有所不同。要知道这次抗战,不但是国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阶段,且将使国民革命随抗战的胜利而成功,将使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建设,毕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确定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而其条 〔第65页〕目订定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复为国民参政会所接受,实为我全国国民,皆当共循。举其要义不外四点:在国际的外交方面,我们要本于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世界为和平人类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我们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的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的意志,以利我国策之推行。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要发扬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学的知识,挽救颓风,使其日就于笃实,启迪民智,使其日趋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战建国纲领实为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国民革命的方略的结晶。故五年以来,虽国内外的形势,历多次的变迁,而纲领的条目,仍可以一贯无间。只要我全国国民同心协力,实践笃行,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如所期,毫无疑义。

 

  自七七以后,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会的风习,政治的气象,莫不丕然焕发。而其影响之所及,在国内不战论者或潜形而默息,或露骨为奸宄而屏弃于人寰。而催战论者亦无所用其浮嚣。民族精神,随抗战的发展而蹈厉。民族意识,受抗战的洗炼而纯一。因此而军政的整饰,军令的统一,有空前的进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规划,亦能渐收运用灵敏的实效。且因此而生产的计划化,企业的社会化,亦有长足的进步,民生主义的经济得以树立根基。同时思想的分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 〔第66页〕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销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销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保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

 

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内容来源:卷四 专着

 

  隶属章节:专着\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版面原件:第67页,第68页,第69页,第70页,第71页,第72页

 

  〔第67页〕

 

  我们中国的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可分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列强对于我国抗战的认识。

 

  就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而论,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国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战未爆发之前,我们中国决不愿诿卸其对于国际和平的责任;在世界大战已爆发之后,我们中国亦不望减轻其对于世界战争的负担。五年半的抗战,已经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图和他的主动地位打破了。从今以后,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努力,与同盟友邦共期于彻底根绝日寇及其轴心伙伴扰乱世界的阴谋和实力。

 

  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他的大陆政策。提出所谓「三原则」来强迫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所谓「三原则」,就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而「中日亲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合并我们中国。「经济合作」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独占我们中国。「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我们东北四省为据点,蚕食中国领土,挟持中国政府,与欧洲轴心诸国互相策应,集中东西的兵力,来夹攻苏俄。我们国民政府觑破了这是日寇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始终以坚毅的态度,拒绝这「三原则」的要求。故于二十六年八月间与苏俄签订不侵犯的条约,以打破日寇的阴谋。日 〔第68页〕寇乃改变外交谈判的手段,企图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后方基地,北进攻取苏俄的西伯利亚,我们国民政府不仅不为其所动,而且毅然决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驻军,坚决抗战。到了「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以后,那日寇侵略大陆的阴谋,便完全为我们长期抗战的国策所破坏了。从这时候起,中国单独抗战了两年,始见欧战的发生;四年之后,才有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国策始终一贯,没有一点动摇。而反观日寇的国策,终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后,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国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来一贯的大陆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间,中国全面抗战的发动,在政略与战略上,已打破了日寇传统的国策,而确立了我们胜利的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已明白昭告于世界。日本帝国主义者冥顽如故,仍不愿放弃他预定的阴谋。近卫内阁仍再三宣布其所谓「不扩大方针」。第一步他还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时机,利用德国的调停,达到速和速决的目的。比及我们国民政府拒绝言和,重申抗战的决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汉会战为侵略军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国以和平攻势与政治攻势,结束战争,一面仍不舍他北进的冲动。张鼓峰事件与诺孟罕事件就是这种冲动的波纹。然而日寇对于中国已不得不变蚕食为鲸吞,已不得不以国家的全力来应付「中国事件」。他的「不扩大方针」,乃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变其为「长期作战」。而以「日支亲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本条件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开面幕,出现于所谓近卫内阁的声明之内。我们国民政府对于近卫的声明,又揭 〔第69页〕穿其阴谋至体无完肤。于是近卫内阁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台。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组阁。德国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协议为基础订定三国军事同盟,企图以此同盟发动世界大战。然日寇受中国抗战的牵制,已失去他主动的地位,不得不推宕迁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图,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欧战旋即爆发。「平沼」内阁乃于八月,亦不得不在其举国惶骇之中崩溃,继起的「阿部」「米内」两个内阁,只得声明「不介入欧战」以敷衍一时。在此时期,日寇于这年二月扩大其侵粤的军事,占领海南岛的港湾,树立日寇武装南进的先声,太平洋战略的形势,至此乃为之一大变。日寇的国策至此乃又不得不变其北进而为南进,而南进还是脱离不了我们中国抗战的牵制,于是徘徊瞻顾,又延误他对英美进攻的计划,将近三年之久。我们须知日寇他这一个基本国策的转变,就是我们国策整个的成功。这是日寇大陆政策失败的焦点,乃为世界有识者所公认的。

 

  当在民国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间,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失陷于德军之手,日寇乃为之震惊。三国军事同盟的要求,又发动于军阀的内部。近卫再度投机,起而组阁,不久就订立了所谓三国同盟的盟约。其第一步的计划为北守南进,于是有三十年四月苏日中立协定。这两个文件,使他松冈洋右成为日寇内部所谓「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几何时,苏德战争突然爆发,松冈去职,而近卫第二次内阁改组,军阀的气焰,不可复遏。故近卫第三次内阁乃于平沼被刺之后,亦不得不于当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体。于是东条以陆军大臣组阁,决然施行其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乃于当年十二月八日 〔第70页〕,在美日谈判的骗局之下,突然攻击英美太平洋上的领土和战略的据点。

 

  综观以上所述,日寇国策与战略变更之过程及其必至的结果,不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军阀本身,也还是莫明其妙。时至今日,我不妨公开的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对我国作侵略战争,自以为他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自以为他完全把我们中国控制了。所以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所以他们的作战行动,根本上受我们的支配,处处陷于被动的地位,追随?我们战略的指导方针,而向他们自然崩溃的道路前进。他始则陷于泥沼,不能自拔;而终至自投罗网,无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们须知一国的政府,所定的国策之得失,对于国家的存亡,其无形的影响,比之于有形的战争胜负,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国民对于遵循国策的精神,与奉行国策的行动,尤应特别注意,切勿轻忽。否则正确的国策,执行偶一不慎,或被浅薄鄙陋、浮嚣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坏,则国家民族的前途,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必致后悔无及了。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而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我国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国策,亦在这一天与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而我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

 

  在此时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准备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处燃烧,几成了「无往不利」的局 〔第71页〕势。但是他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机之中,不料我军在长沙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战,使他在中国战场上一蹶而不能复振。这一会战,实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战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使他知道我国的军队实力所在,而始终是他的致命伤。因此他的军队对于西线,则于马来半岛与缅甸占领之后,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对于南线,则于占领荷属南洋群岛与菲律滨之后,亦放弃了他进占领澳洲本土的野心;对于北线,则于侵袭阿留申群岛之后,更不能贯彻其处心积虑的北进攻苏的阴谋。在此日寇徘徊瞻顾之中,英美乃得从容布置其西亚细亚、南太平洋的战线,并充实美洲北部的国防,而苏俄亦得以专心致志于对德的战争。三十一年十一月以来,同盟国在各战场的胜利,使日寇真陷于束手无策四面包围的绝境。即轴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于日寇背盟失信,屡误时机。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东西南北各线全力进展,以达成其「大东亚战略」任务的惟一的阻力,乃为我国的长期抗战;而我国抗战对世界贡献之大,不得不为各国所公认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地位,古语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这两句话,实在是可以当之无愧。

 

  中国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强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认识,亦随抗战的发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战初期,列强以为我们的抗战在短时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国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残,如何继续保持其东亚的地位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至于德义等国则企图停止敌我的战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国抗战的泥沼,与他们共同发动世界战争。比及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事实所证明,德义等国乃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梦想,而英美苏俄诸国亦认识了中华民族力量之伟大,更认 〔第72页〕识了中国的抗战,不独是出于中国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独是亚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体安全与永久和平之坚强的一环。欧战爆发,轴心诸国与日寇暴露他们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苏俄诸国始知道中国的抗战,牵制了世界最凶狠的一个寇盗,分担了同盟国最重大的一分负担。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而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乃亦为事实所证明了。


蒋中正 2013-08-26 15: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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