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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框架内的台湾两党政治

民进党成立并合法化后，台湾开始有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政治；由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共同努力，台湾的宪政改革亦在波峰浪谷之间有了扎实的、大幅度的推进。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台湾已经完成了初期的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制度的巩固期。这当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包括：

● 1990年3月，台湾爆发“三一六学潮”，学生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拟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要求。李登辉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承诺近期内召开国是会议。

● 1990年5月，李登辉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在这之前一个月，李登辉已经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与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进行了两党高层的首次正式会晤；6月，召开不分党派的国是会议，达成宪政改革共识。

● 1991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老“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止案”，这个实行了40多年的法律文件终于成为历史。年底，举行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原资深国代全部退职，这意味着同样延续了40多年的老“国大”终于被彻底“换血”。

● 1992年5月，立法机构修订“刑法第100条”，排除言论叛乱行为。

● 1994年12月，台湾省长、台北和高雄两市市长首度直接民选。国民党籍的宋楚瑜当选台湾省省长，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

● 1995年，李登辉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对“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表示道歉。

● 1996年3月，台湾首次进行总统全民直选，共有4组候选人参选：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连战，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谢长廷，独立参选人林洋港、郝柏村，独立参选人陈履安、王清峰。李登辉获得54％的选票当选第九任中华民国总统，也是首任全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

● 1998年，北高两市换届选举，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击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接任台北市长，并连任两届；国民党籍的吴敦义则败给民进党籍的谢长廷，失去高雄市长的宝座。谢长廷接任，亦于2002年连任。

● 2000年3月，陈水扁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独立参选候选人宋楚瑜等，当选第十任中华民国总统，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原执政党和在野党和平交接执政权。

● 2004年3月，第十一任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以微弱优势（50.12％对49.88％）战胜国民党、亲民党联合阵营候选人连战、宋楚瑜，民进党获得继续执政权。

原来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特点是“党”（独裁者）牢牢掌握“枪杆子”并尽可能地控制“笔杆子”（之所以只是“尽可能地”，因为控制言论毕竟与“行宪”相矛盾）。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改观。台湾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再是哪一个政党的工具，在政党竞争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严守中立。军中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政治学习”，军队国家化则成为官兵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说，跟“党指挥枪”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完全不同，今天台湾的国军官兵不会被要求去学习某政党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某政党的文件。总统的讲话，亦只有跟军队建设有关时或者有重大政策宣示时，才会在政治教育中向官兵播放。[1] 台湾的媒体也已经实现了多元化。据2002年台湾《经济年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总共只有31家报纸，其中，由政府垄断的报纸（含党报、官方报纸、军队报纸）就占了15家，另16家为民营报纸。1987年宣布“解严”后，台湾传媒业得到迅猛发展。2001年，台湾已有451种报纸、7220种杂志、7816家出版社、267家通讯社、146家广播电台、37家有线电视台和5家无线电视台。2005年连战到大陆访问，台湾媒体东森电视台作跟进报导，这个东森电视台隶属东森华荣传播公司，而后者又是目前台湾最大的民营电子媒体集团东森媒体集团的子公司之一。一家民营电视台对一个在野党领导人如此敏感的访问作全程报导，本身就说明了台湾政治的开放程度。当然，台湾各媒体政治倾向不同，有的支持“泛蓝”，有的靠近“绿营”。在政党竞争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也都会充分利用媒体力量为自己造势，内中包含的种种机巧或者陷阱，它们对民主转型的贡献拟或挑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媒体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今日台湾社会的一个现实，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成果。

政党政治还意味着在现实的权力格局中，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会分享公共权力的某些部分。比如，2000年的总统选举，国民党虽然失去了最高执政权，但在随后的2001年地方县市长换届选举中却获得重要胜利，一举拿下9个县市的执政权，比原来增加1个，民进党则从原来的12个县市降为9个。在2002年举行的县市议员和乡镇市长换届选举中，国民党又拿下382个县市议员议席、194个乡镇市长的席位，民进党的相应成绩为县市议员147席，乡镇市长28席。[2] 在中央立法委员方面，2000年和2004年两届“立委”改选，国民党和亲民党获得的总席位均超过执政的民进党，更何况还有连续当选十届“立委”、蝉联三任立法院长的国民党人王金平，这与民进党人当家的行政院恰好构成权力上的两相制衡。

在政治人物的行为方式上，台湾的政党领袖和行政官员们也正在逐步适应政党政治带来的变化，区分不同的角色担当。马英九就是个例子。2004年总统大选时，发生了“3.19”枪击案，国、亲方面怀疑其中有鬼，遂发动“4.10”大型集会，要求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马英九身兼国民党副主席，当然要以这个身份参加合法集会；但他又是台北市长，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当集会时间超过申请预定的时间后，又不得不命令警察强行干预，以至发生冲突。这样两种角色的并存，似乎会令当事人有些尴尬。马英九本人则表示：一方面，作为行政长官，他必须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另一方面，他也会向国、亲高层作必要的建议。“不管用哪一种身份，法律都是要遵守的。”[3] 民主政治下的法治社会运作，的确会给当权者提出很多新的议题，要求他们去探索，去回答。这个过程在今天的台湾，仍在继续之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民主转型后多党竞争的现实给各个政党自身带来的深刻变化。

我们先来看原来在野、2000年后执政的民进党。

民进党刚刚成立时，其组织架构在很多方面模仿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刚性特征的政党。比如，民进党有明确政治理念，每个党员都要认同这个理念并为之奋斗；党员有严格的入党标准、程序；党员必须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不允许存在双重党籍；党通过严格的组织层级实施领导；等等。但另一方面，民进党又试图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避免国民党的领袖独裁问题。这样的制度设计包括：党主席实行短任期制，1989年以前，民进党的党主席任期只有一年，后来改为两年，且最多只能连任一次；议事规则采“合议制”，重大事项必须经集体讨论、多数通过才能做出决定。当然，合议制的产生也同民进党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关：原来的党外运动本来就存在不同派系，成立后的民进党在中央领导层形成所谓“派系共治”也就显得很自然。不管怎样，作为一个“革命”起家的政党，刚性政党加上“软弱的党主席”恰恰是民进党的组织特色乃至组织优势，因为它同时满足了组织的强有力和避免领袖独裁这样两方面的要求。

然而，这个情况在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后逐渐发生了变化。2000年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曾表示要做一个“全民总统”，一旦当选将辞去民进党中常委职务，不再参与民进党的党务运作。当选后的陈水扁也确曾一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建立起“清流共治”的“全民政府”。但这个时间并不长。由于台湾的政党政治刚刚起步，公务人员尚不适应政党轮替后的政治格局，立法院和行政院的工作关系缺乏合理的张力，强调制衡有余，理性配合不足，凡此均导致行政效率大受影响。在这个情况下，陈水扁不得不接受时任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提出的“以党辅政”和建立“党政协商”机制的建议，由民进党党主席主持，定期召开有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和党中央秘书长参加的“党政协商会报”。后来，这个机制又扩大为包括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民进党主席、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等在内的“九人小组”会商机制，主持人也变成了陈水扁本人。然而，陈并未把“九人小组”定位为决策机构，只是把它当成沟通、咨询和协商机构。党政关系如何处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4月，民进党召开第九届第二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第15条修正案，规定党主席产生方式采双轨制，即执政时期由总统任党主席，非执政时期党主席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4] 这样，2002年7月1日，陈水扁正式接任民进党主席，开启了民进党执政后的“党政同步”时期。陈水扁集总统和党主席身份于一身，不但否定了原来上台时做“全民总统”的承诺，而且导致民进党内部关系的重大变化：原来的合议制传统有衰微之势，取而代之的则是“阿扁”的“一人独治”。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进党过去在野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至于真的执政后怎样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大概并没有做过认真设计。这应该是个教训。在宪政框架内规范政府权力结构的类型（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规范执政党影响政府政策的途径、方式，是每一个转型国家（或政治实体）都会遇到、且必须处理的问题。而且，这里面并无一定之规可循，必须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并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民进党这方面经历的坎坷，倒是给未来的大陆宪政改革者提了个醒。

现在，我们再来看国民党。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作为总统和国民党新的掌门人继续了宪政改革事业的推进，在短短8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民直选总统，这是执政的国民党为台湾民主化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先是有所谓“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角逐，蒋家时代的国民党元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90年代初立法院内又成立“新国民党连线”，一批国民党少壮派不满主流派政策，于1993年自立门户，成立了“新党”；1998年则有“废省”之争，结果是宋楚瑜愤而出走，国民党再度发生分化。这种因政见不同或利益矛盾而发生的政党分化，在民主体制下本来是正常的，但它却对2000年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宋楚瑜独立参选，分散了蓝营的选票，国民党候选人连战惨遭败绩，只有23.1％的得票率，执政大权只能拱手让给正式成立仅仅14年的民进党。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这是首次实现的政权和平交接和政党轮替，国民党虽败犹荣；但国民党毕竟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竞选失败不能不引起党内上上下下的深入反思。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已经成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开始踏上“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励精图治的新的征程。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代理党主席连战在2000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大会上当选党主席，随即启动大刀阔斧的党内改造，包括党员重新登记，重整组织架构，精简专职党务人员，推动干部年轻化，鼓励党员深入基层，经济方面进行“党产信托”，拟定排黑条款，重建党的清廉，等等。在组织建设和扩大党内民主方面，特别推出了党主席的直选制度和公职人员提名的改进机制。2001年3月，国民党进行了本党历史上的首次党主席党员直选，有53万党员参与投票，投票率达58％，虽然只有一名候选人，连战以97％的得票率当选，但此举仍然标示着国民党的党内民主有了巨大的进步。国民党参加各项公职选举候选人的提名机制也得到改进，规定这些提名人必须先经过党内初选，初选结果由党员投票和民意调查共同决定，两项权重各占50％。这些党务改造的举措收到明显成效，上文提到的国民党在历次地方或中央公职人员选举中取得的成绩就是证明。

2004年，国、亲合作试图夺回执政权的努力受挫，使国民党再一次面临考验。于是才有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再调整，包括2005年4月连战作为国民党主席的首次大陆之行。2005年7月国民党又逢党内选举，这一次是有两位候选人竞选党主席的位置，同样开了国民党历史上的先河。结果，马英九以37.5万张选票战胜王金平（14.3万张选票），成为新一任国民党的掌门人。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化也扎扎实实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目前，国民党正积极备战 2008年总统大选。前不久，执政的民进党和在野的国民党都已经确定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的谢长廷、苏贞昌对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无论结果如何，国民党都将继续在台湾政坛发挥自己的影响。

回首国民党从威权时代高高在上的执政党，到失去执政权成为在野党，再到重新振作、试图东山再起的整个历史，可以给大陆的改革者以重要启示。今天中国共产党内仍有一部分人把多党制视为洪水猛兽，来不来就用“亡党”的“威胁”说事儿，强调“居安思危”，其实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那点特权和利益。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但并未自甘堕落、更没有“亡党”的事实，充分说明宪政民主体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这个体制将为所有政党提供合法活动的制度空间，并激励各个政党（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兢兢业业地去工作，去奋斗。这些本来都是常识，然鉴于至今大陆仍有那么一批人总是置常识于不顾，故意造出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来欺蒙大众，本文才不得不借国民党近年来的历史演变加以引申、说明，以正视听。

除了国民党、民进党外，目前台湾还有其他一些政党在政坛上发挥影响，比如属于“泛蓝”阵营的亲民党、新党，与民进党主张更接近的台湾团结联盟，等等。不过总体而言，台湾的两党政治框架还是明显的。“蓝”、“绿”阵营各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也有各自的群众基础。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持续下去。

毋庸讳言，迄今台湾的两党政治仍不能说很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由于威权时代台湾走过的特殊历史道路以及它对当事人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影响，无论国民党人还是民进党人，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承载着某种互不相容的历史余绪，一有对抗产生，就往往互视对方为敌人，这使得宪政民主体制内的政党竞争和政党合作，均缺乏必要的理性基础。民主政治强调有实力的执政党和负责任的反对党应该并存，且相互意识到对方存在的价值。这是宪政民主体制能够有效运行的重要先决条件。台湾的政党政治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在议事过程中的情绪控制上，台湾政坛亦常常显得不够成熟，乃至不够“绅士”，大陆媒体就间或报导些台湾民意机构开会时，对立双方来不来“拳脚相加”的新闻，颇有嘲笑之意。这当然有些滑稽。与大陆政坛的“官话”“套话”充斥、“一言堂”以及必然伴随的万马齐喑相比，台湾的民意机构无论在议事、辩论过程中还有多少“不文明”的幼稚举动，也已经比大陆政坛先进、文明了许多。在这个意义上，大陆媒体本来是没有资格嘲笑台湾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台湾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个前提下再指出人家的缺点，这才是大陆方面应该采取的态度。

其二，黑金政治对今天的台湾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民党当政时，权钱交易、选举中的腐败等就一直是个顽症，蒋经国曾花了很大的力气加以整治。民进党本来以追求民主、自由起家，但当它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也很快和黑金政治发生了关系。以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党内初选制度为例，这个制度就其初衷而言，本是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化，使基层党员都能参与候选人的甄选过程。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是“人头党员”泛滥，即某些候选人通过花钱替人代办入党手续、代缴党费的办法，为自己增加“伪党员”数量，甚至在投票时把这些“伪党员”集体送到投票站投票，成为所谓“铁票部队”。这个问题在1996年民进党举行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选举时就已经暴露，那时民进党还不是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夺得执政权后，选举中的黑金政治现象有越演越烈之势。当年7月民进党召开第九届全代会，进行该党执政后的首次中执委和中常委改选，结果选风恶劣，彼此挖票、买票，尔虞我诈竟达匪夷所思的地步。党员选党代表，一票可值3500元，党代表选中执委，一票更突破百万大关。[5] 在其他各类选举中，“绑票”、“养人头”等贿选现象亦屡见不鲜。

选战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肮脏现象，凸显了人性的阴暗面，也使民主政治内含的悖论充分暴露了出来，这就是，选举之争毕竟又是权力之争；求胜不择手段，则会诱发人性中最卑劣的东西。它同时提醒我们，健全的政党政治需要优良的选举文化作为保证，否则，制度设计再好，也难免发生走形。

民进党发生的上述“变化”还提醒我们，即便是一个从追求民主事业起家、且为这个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政党或组织，在成长过程中或夺得执政权后，也有走向“退化”乃至“堕落”的可能。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就有评论家分析过这个问题，比如孙庆余就曾指出：“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说‘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是不可能犯罪的。即使他的行为破坏了整个法律，整个自然秩序，他仍创造了意义更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足以从旧世界的废墟中建立一个新世界。’人们对革命领袖或改革先驱的期待正是这样。党外‘美丽岛时期’的表现也是这样。不幸的是，80年代以来，党外阵营不断扩充，量变带动质变及数量限制品质的结果，‘高贵’的精神及品格已近消失，连带政治英雄的正面形象都一变再变，渐渐出现了‘有什么样的执政党，就有什么样的反对党’。”[6] 这个批评当然是很重的。不能说被批评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十数年来民进党不断修改党内选举办法，也是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对大陆改革者（特别是海内外的民间自由知识分子、民运组织和异议人士）而言，均是前车之鉴。作为政治反对派，我们似乎还没有碰到（或至少没有如此尖锐地面临）此类问题；中国大陆和海外异议人士的当前任务仍主要是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影响力，以利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进。但我们不可忘却人性的弱点，不可忽视未来发展道路上可能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既来自反民主势力一方的种种阻遏，也来自我们自身，来自作为改革者的精神变异乃至组织蜕化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反对的对象已经走过了这样一个轮回（当然是在专制主义语境内）；我们自己在建设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则要避免这种轮回的改头换面的再度发生。

张博树 2013-08-26 14: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