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上回，我们已经讲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孙中山生前之夙愿，统一了全中国。根据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民主政治体制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所谓“军政”，是指在武装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目的是要以暴力手段推翻反革命政权，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即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则进入最后的“宪政”阶段，这时要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上述孙中山的“三段论”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虽然当时东北还没易帜，但总体上看是大局已定），于1928年6月15日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又正式宣布了“军政时期”结束。10月3日，蒋介石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并宣布将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所组成的“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于当日通过了《训政纲领》，训政制度正式建立。

这里需要指出，《训政纲领》虽然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所制定的，但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却是与我们都熟知并接受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体系背道而驰。“五权分立”政体中，立法院和司法院是在政府中设立的，也就是说这二者均处于被国家政府领导的地位，立法与司法并未真正独立，不符合“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所以“五权分立”实质上是把五种权力都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一种独裁体制，五院院长均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1928年10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政府由“五院”组成，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冯玉祥、孙科、李宗仁、阎锡山、李济深、张学良、林森、戴传贤、王宠惠、陈果夫、何应钦、杨树庄等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10月10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职，五院制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自此以后，五院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政务的重要中枢机构。

虽然“五院”政体是中央独裁的“约法之治”，但因其附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故当时国民党中并无人反对，蒋介石也顺利的出任了国家元首。然而，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却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早在1928年2月21日时，蒋介石曾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了“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按照当时公布的方法，“三大”代表将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将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蒋介石的这一做法立刻招致了国民党人的反对，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等人组织了“改组同志会”，形成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要成员在政治立场上都同汪精卫一致，因此汪精卫实际上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全盛时期，其成员逾万人，遍布南京政府内外，甚至包括香港、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

1929年3月11日，国民党三大召开前夕，改组派发表了旨在声讨党内独裁的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三大代表也提出辞呈以表示抗议。3月14日，在南京市党部门前发生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请愿者们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反对蒋介石独裁。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可是就在会议通过了《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有一群暴徒冲上主席台殴打主持人，紧接着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了数名代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此事件后，改组派在南京已无立足之地，被迫转移到上海。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东北易帜后，虽然南京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在地方上，名义上归属中央的新军阀仍是割据一方：蒋介石占有南京、上海和东南各省；冯玉祥占有豫、陕、甘、宁、鲁等省，拥兵40万；阎锡山占有晋、冀、绥、察几省和平津两市，拥兵20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占有两湖、广西；李济深占广东支持桂系；张学良虽然易帜，但东北仍是他的地盘。当时，已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军队有2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关外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中央政府的军费负担非常沉重。因此，北伐一结束，蒋介石就立刻打出了“裁兵建国”的口号。

北伐战争刚刚结束，1928年7月11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北伐高级将领就在汤山集会，讨论裁军方案。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召开，军内各派系都有代表出席。经过激烈的争吵，编遣会议最终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根据大纲的规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没有被裁减，被裁减的都是旁系部队，这种暗藏私心的裁军方案自然引起了旁系部队将领的不满，进而使蒋介石和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矛盾加剧。于是，蒋介石决定先拿对其威胁最大的桂系部队开刀。

桂系当时的领军人物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他们1926年加入国民军，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立下大功，势力也不断扩张。1929年2月，由于对蒋介石不满，并担心被蒋暗算，李宗仁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国民党三大前，白崇禧也宣布辞职，并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由此，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拉开了。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三大”的国民党代表中，有超过八成的代表属蒋派，是以大会通过了诸多于蒋有利的决议：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等被定以“叛党乱国罪”而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也被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被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也受到了书面警告处分，理由则是“广州共变”。国民党三大选举了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党中央，蒋介石基本上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

国民党三大之后，蒋介石和其它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反蒋势力遭到排挤和打击后，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加激烈的反对蒋介石。最终，蒋介石与反蒋各派终于大打出手，爆发了绵延近两年的新军阀混战，我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介绍这一系列战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