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重整北伐军，将国民革命军、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北方革命军（阎锡山部）等部队纳入北伐军行列，使北伐军总兵力达到70万人。蒋介石亲任北伐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参谋总长，北伐军下设四个集团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分别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限期完成北伐案》；2月9日，蒋介石亲赴徐州召集各军长官训话，改编、部署地方军队，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留守南京；16日，蒋介石转抵开封，与冯玉祥和阎锡山代表等军方高层共商北伐大计，制定总攻方案。

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北京方面张作霖于1928年2月12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张学良、杨宇霆和张作相部急攻山西晋军，孙传芳由济宁进攻徐州，张宗昌负责津浦路正面作战，诸玉璞则负责对冯玉祥主力作战。北京政府的计划是先下山西，再进江南。

1928年4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随即誓师北伐。蒋介石第一集团军自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则沿京汉线北上，阎锡山第三集团军自京绥线和京汉线西侧向东进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则先于湘鄂镇压中共暴动，然后再沿京汉线北上，策应冯玉祥部。

第一集团军在鲁南与直鲁军交战，大败张宗昌，克兖州占济宁，在冯玉祥部的策应下，于5月1日攻占济南，张宗昌、孙传芳率部逃走。当时，日本在山东的势力很大。早在1927年5月底的时候，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就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派兵进入了山东，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对此事表示抗议。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于当年8月中旬起陆续将军队集中到青岛，并准备撤回。日本之所以决定撤兵，主要是因为当时孙传芳正大举南攻，日方以为南方革命军已无可能再次北伐。不过，谁也没想到孙传芳很快便败于龙潭之役，蒋介石亦很快复职北伐，到1928年4月，北伐军就已逼近济南。于是，日本再次借口护侨派兵占领了胶济路，并进驻青岛、济南、烟台等山东重城。就在北伐军攻占济南的第二天，1928年5月2日，日军开进济南，与北伐军发生了正面冲突，从而引发了“五三事件”，也称“五三惨案”或“济南惨案”。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发生军事冲突，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还在城内大肆奸淫掳掠，滥杀无辜，仅“五三”一天，就有1000多中国军民被日军屠杀。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还践踏国际法准则，残杀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和16名外交人员。当日清晨，因军事瓜葛，日军和北伐军发生冲突，两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当夜，日军闯入山东交涉署搜查人犯，国民政府驻济南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如实解释，说被打死的日本士兵是流弹所毙，而我方外交人员是不带枪支的，你们不必搜查。蛮横的日军将全署外交人员捆绑搜身，虽然并没搜出枪弹，但日军仍然不依不饶；蔡公时据理力争，惹怒了日本人，于是日军将被捆绑的外交人员排列成半圆形，用军刀乱砍乱戳，中国外交人员被砍的血肉模糊、断鼻缺耳；蔡公时也先后被割去耳朵、鼻子、舌头，还挖去了双眼。最后，除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余人等全部被日军杀害。

日军残杀中国外交特派员及其随员后，又转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处行凶，勒令中国军队缴械。国府外交部长黄郛交涉无果，其卫兵所携步枪亦被缴去。5月4日，英、美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形势略有缓和，但当晚，日军就又开始射击，并派兵由青岛增防济南，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和当地百姓，部分北伐军和警察被日军缴械，被俘徒手官兵1000余人。至5月7日，日方向革命军提出五项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要求北伐军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蒋介石因这一要求影响北伐军行动而表示不能接受，并多次派人与日方磋商，但均告失败，日军同时还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至5月10日夜，蒋介石被迫将北伐军撤出济南。“济南惨案”期间，中国约有11万军民伤亡，经济损失不可计数。此后，第一集团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而绕过济南继续北伐，于5月中旬占领德州，北洋军队向沧州溃退。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解山西之围而于4月6日对奉军开战，双方大战于安阳，彰德一带，相持20余日，战况异常惨烈。到4月底，晋军突破奉军防线，出太行沿京汉线行进，冯玉祥遂开始全线出击，奉军张学良也亲临前线督战。当时，济南已经被蒋介石攻破，奉军恐阎锡山、蒋介石断其后路，于是拆毁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向顺德撤退。冯玉祥乘机攻占彰德，并于5月8日占领顺德，11日进抵石家庄，与晋军会合。

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北出雁门关，占大同，东出娘子关，占领石家庄与冯玉祥会师后，军队主力于5月中旬在保定西南的方顺桥附近集结。当时，第一集团军因“五三事件”延误了行程，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又不肯孤军深入，是以阎锡山不得不独挡奉军，致使第三集团军伤亡惨重。在阎锡山的不断求援下，蒋介石急忙从南京赶赴前线部署作战，并于5月19日由徐州赴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5月25日，奉军30万人向阎锡山左翼发起猛攻，晋军死伤枕藉，几乎支撑不住。这时，阎锡山一面令前线部队坚守待援，一面调预备部队绕到奉军背后，奉军只得撤退，晋军占领方顺桥，并于5月31日占领保定。

北伐军沿京汉、津浦两线的进展非常迅速，至5月底，第一、二集团军已经渡过黄河进入直隶，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也沿京汉线越过了保定，但是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内却仍有尚未肃清之敌。于是，5月28日，北伐军发起大规模总攻，至6月2日，沧州、河间相继被攻破，北伐军继续分路追击北上。

5月30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和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交接北京。此间，奉军各路已是兵败如山倒，相继后撤，张作霖见势单力孤，时局已无可挽救，于是向安国军下令实行总退却；同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将中央政务交国务院摄理，自己则于6月3日乘专车离开北京返回奉天。至此，奉系所控制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个政权——安国军政府和张作霖的“陆海军大元帅”宣告完结。随后，张宗昌、孙传芳所部也纷纷向天津东北退却，国民革命军开至京畿、天津附近待命。

至6月4日，奉军已陆续退出北京，只留鲍毓麟部在京维持治安，南京政府则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6日上午，鲍毓麟部撤出，阎锡山的部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北京；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职，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至此，为北洋军阀所盘踞之北京终于被国民革命军收复。接下来，奉系张宗昌的队伍内有将领投诚国民革命军，而国民革命军方面又有傅作义出面活动，最终，集结在天津一带的张宗昌、孙传芳和褚玉璞等军阀被迫离开天津。由于部队不肯出关而向阎锡山投降，孙传芳不得不只身逃奔沈阳，投靠张学良；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6月12日，北伐军接收天津；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并改北京为北平，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伐战争正式结束。

当初，蒋介石在1928年1月复职时，曾表示：一旦北伐完成，自己就会隐退。于是，6月11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纷纷电请蒋介石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请其从速北上。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介石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情况，同时筹措将孙中山的遗体移至南京安葬。7月6日上午，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介石热泪盈眶的向国父之灵祭告——孙中山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北伐统一中国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如今北伐完成了，中国统一了，但孙中山却无法亲眼看到，想来也令人感到无比悲凉……

严格地说，蒋介石在孙中山灵前的祭告是含有水分的。事实上，当时北伐虽已完成，但中国尚未完全统一，山海关外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还没有归顺，天津以东也还有张宗昌、褚玉璞等残部于滦河负隅顽抗，国民政府之统一大业还有最后的一步要走。

截止到现在，“民国百年（四）”所提之“北洋割据时期”才算真正结束，我也总算把“（四）”所留下的这个小尾巴给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