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北京张作霖、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北京政府为奉系军阀所控制，奉军、直鲁军与孙传芳、吴佩孚残部联合，组织安国军进兵河南，对湖北虎视眈眈。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南京为中心，占据东南五省及淞沪，得到美英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并与西南军阀遥相呼应，从三面包围武汉政府。不过，由于蒋介石刚刚结束大战，且其军队中有好多是新收编的军阀部队，因此暂时还无力对武汉政府宣战。武汉政府不但受到南京方面的威胁，还因其内部有共产党势力而受到欧美列强的封锁，形势比较严峻。

当时，汪精卫和鲍罗廷等控制的武汉政府占有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面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武汉政府决定集中力量打破军事包围。在军事战略上，唐生智、中共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等主张东征灭蒋，而汪精卫却力主北伐，将当时还是反蒋的冯玉祥从陕西接出来，在河南会师，然后消灭奉军，扩大根据地，最后讨伐蒋介石，这样既能加大讨蒋的把握，又能避免贸然东征给奉军乘虚夺取武汉的机会。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唐生智领兵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5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随即在西安宣誓就职。5月6日，冯玉祥移驻潼关，剑指洛阳。整个五月里，北伐军与奉军在西平、上蔡，临颖同时展开激战，打败奉军，于21日克漯河，下郾城，26日攻克临颖，29日进占中原重镇许昌，30 日攻克新郑；冯玉祥方面也在26日攻入洛阳，直逼郑州，将河南境内的奉军全部压制在郑州、开封一带，使其处于冯玉祥和北伐军两面夹击之中。为保存力量，奉军放弃郑州、开封，全部撤往直隶和山东。5月30日，冯玉祥部进占郑州；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在郑州会师；6月2日，贺龙部进占开封。至此，武汉方面与冯玉祥会师中原的计划实现。

6月4日，武汉政府要员谭延闿、汪精卫、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等连袂抵郑，并派代表至潼关迎接冯玉祥，冯玉祥于6日抵郑州。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在郑州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唐生智回师武汉，而将河南之事交予冯玉祥，继续完成对奉军的北伐。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山西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第四大军阀，并与南方革命军暗通。1927年6月3日，山西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6日，阎锡山出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不过阎锡山和张作霖一直藕断丝连，山西有奉系的代表，而晋系在北京也有代表。

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也出兵沿津浦路北进，于6月2日攻克徐州。6月中旬蒋介石移驻徐州，召集军事会议，并电邀冯玉祥参加。6月19日，冯玉祥应邀抵徐，蒋介石率李宗仁、白崇禧等主要将领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时，蒋介石是希望冯玉祥出兵沿京汉路直下武汉，自己则率渡江北伐的革命军返归南京，溯江西上以策应，但冯玉祥认为当前大敌是奉军和直鲁联军，武汉方面是自家人，虽小有意见，可也不必兵戎相见，所以反对对武汉用兵。由于双方存有分歧，冯玉祥遂以阅兵为借口，不辞而别，返回开封，使徐州会议无疾而终，不过在这次会议上，冯玉祥对蒋介石提出的“在军队及其管辖的范围内清党”的要求予以了应允。此后，蒋介石先以一部分兵力防守长江上游，然后与冯玉祥联手出兵鲁南。

自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遭到排挤，而共产党则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苏联顾问鲍罗廷也俨然成为太上皇，这让国民党内很多人担忧不已。蒋介石占领南京后，曾表示拥戴汪精卫主席领导，并邀其至南京。汪精卫在南京期间，蒋介石曾建议汪精卫赶走鲍罗廷并分共，以限制共产党的势力蔓延，但汪精卫认为，联俄容共政策为总理手定，事关重大，必须召开四中全会才可决定，并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工农一边，坚持偏袒共产党。第二天，汪精卫和蒋介石达成妥协：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到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上回介绍过），激怒了国民党右派。本来国民党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独裁，只是赞成其反共，他们希望汪精卫能带领全党反共并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精卫的言行却表明了他坚决容共的态度，于是国民党内大部分反共反蒋人士就一下子倒向了蒋介石，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反倒成全了蒋介石的独裁。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上海开始了武力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此后，虽然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并痛斥蒋介石的清党行为，还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了他的职务，但武汉政府内的反共情绪却越来越明显了，很多国民党官员都对共产党过于激烈的农民运动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还私下对共产党下了杀手。这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便密令中共在武汉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并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此即所谓《五月指示》。不过，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先将《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过目，意图表示共产党对汪精卫的信任，以进一步拉拢之，可惜汪精卫并不是傻冒，大惊失色之下，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弯，成了一个反共人士。

为了避免把汪精卫逼上分共的道路并维系国共合作，在7月4日于汉口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出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结果遭到了中共内部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7月12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会前中央通知陈独秀赴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而不必出席大会，陈独秀拒不服从，并向中央提出辞职，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这次会议上，中共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布撤回加入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国民党要员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表示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中山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和华国锋一样，是典型的“凡是派”）。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不得不退出会场——这就是大陆所谓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会后，武汉国民政府开始以和平的方式分共，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立即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应该说汪精卫此时的做法是较为稳妥的，至少他保护了中共党员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不像蒋介石那样血腥，但中共方面却在共产国际的激进领导下，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中共八一建军节就缘于此），迫使武汉政府放弃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开始在武汉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汪精卫开始坚决容共，最后又积极反共，这不仅降低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还使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消失，于是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但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当时，南京国民党人胡汉民等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很高，在南京势力很大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因蒋介石排斥异己而促其下野。

这时，蒋介石刚刚在徐州会战中被孙传芳打败，于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8月12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上海，14日正式宣布下野。8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以党政名义联合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半个月后，武汉方面谭延闿、孙科、汪精卫、陈公博等陆续到达南京，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正式合并，史称“宁汉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