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追记》26、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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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被“发展”

　　春节后审讯重新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变化——审讯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像刚被捕时那样步步紧逼和布满陷阱。我当初回避回答的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追问，或者即使问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个形式。审讯者们好像因为春节喝了太多的酒而变得智力迟钝，失去了开始时那种精明、洞悉和令人畏惧的手段。我觉得多日绞尽脑汁做好的准备变成多余，甚至有点为失去较量的机会而遗憾。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从来就这水平，只不过是我的恐惧把他们的能力放大了？还是因为我的自杀使他们担心，不敢施加太大的压力？想来想去，大概不会那么简单。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搜查了我的住处，正在对成果进行整理，准备更集中的火力对我进行突破，现在不过是“战前的宁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案子在整体上如何处理变了打算。

　　对后两种可能的猜测又开始把我搞乱。前一种可能是让我已稍有平息的恐惧再次泛起，因为我思考出的不过是一些针对人和事的说法，只要那些说法能自圆其说，并且不可对证和不可追问，就可以过关。然而他们从我住处得到的是白纸黑字和电脑文件，就会使自圆其说的难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头脑再现那容量高达几个G的电脑硬盘，把上面成百上千的文件、邮件及其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全搞成无懈可击的自圆其说呢？就是让电脑来做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但是想到后一种可能，不禁又让我萌生希望，会不会是他们终于认识到抓我是搞错了，已经不再准备给我定罪判刑，目前的继续审讯只是走个过场，结果将会是我被安然释放呢？摇摆在对这两种可能的想象中，如同在交替地进行冷热水浴。

　　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放弃幻想，把头脑集中到再现家里的电脑硬盘和成堆的文件上，虽然那是个令人近于绝望的工作，毕竟耽溺于空洞的希望毫无意义，把时间精力放在实际一点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一点算一点，比不做强。一天晚上，又一次被提审。我以为跟以往的审讯一样，进了审讯室却发现那场面有点怪。除了专办我案子的几个人，K处长也在，坐在中间。最奇怪的是连祁师傅也坐在一旁，平时他从不在审讯场合出现。这次K处长给我介绍，祁师傅并不是个只管开车的司机，而是一位科级侦察员。今天祁师傅到场，是因为平时祁师傅对你不错。为了你更好，我们今天要给你一条出路。 K处长把他的话加了不少修饰，我听了好一会才全部明白。所谓出路，其实就是要我答应将来为安全部门工作。没错，我表示过在国家安全方面可以和他们合作，但那只限于研究，我一直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爱党但是爱国，我会对祖国和人民负责。

　　然而显然他要我做的不是研究，具体做什么，他没有说，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我的一个承诺——同意和他们合作。“也许很久都没事，甚至不会跟你联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会请你帮一点忙。”K处长轻描淡写。我一时没有说话。当我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我曾对K处长说了当年容国团自杀前说的那句话——“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是对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全然不相信呢？还是因为习惯了权力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相信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任意改变人心呢？ K处长看我沉默，把选择摆到我面前——现在我还没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马上要过，是否进行逮捕也马上要定。

　　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他们可以不把案子交给检察院，也就是不进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结。如果我不同意合作，他们就将按程序上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检察院肯定批准（检察院从来不会不批安全机关申请的逮捕）。那样就进入法律程序，也就不再是安全部门一家的案子，最终就一定要搞出个法律结果。在法院进行判决之前，他们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对我继续侦查，那时他们会好好研究我的电脑和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要搞清楚。如果发现了新的违法，将对我数罪并罚。如果发现还有其他人共同犯罪，也要进行同案处置。说完这些，K处长又给我描绘了一番新疆监狱的恐怖情景，强调地告诫我，那可不是你们文人能呆的地方。 K处长虽然是个维族，但是他很懂得汉人那套攻心方法，运用自如。他的话的确使我感到动摇，“不干”两个字几次就在嘴边，始终没有说出口。

　　我当然知道我肯定不会去真为他们工作，我的动摇在于头脑中产生的另一个思路——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是，又应不应该利用呢？我长时间地沉默，一直没有表态。已经到了深夜，K处长说明天再听我的回答。临走前祁师傅劝我好好想一想，要为自己想，为家人想。此时再听他这些话，我在以往对他的感激之心之上开始加上了一些猜测，他过去对我那些关怀，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好，还是出于在案件侦破中被分配的角色呢？那夜我几乎没睡，翻来覆去地想。这毫无疑问是个机会。至少可以让我脱离监牢的黑箱，和外面世界恢复沟通，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可以让我做这样几件事：一是母亲、还有义父夫妻几位老人本来都指望我照顾他们的晚年，如果我做不到了，至少应该见他们一面（说不定是最终告别），为他们的未来做一下安排。

　　不尽这个义务，我难以安心；二是虽然我为那些可能受牵连的人想好了不连累他们的说法，但如果他们在被安全警察调查时口径和我不一样，就会形成“各个击破”，能出去做一次“统一口径”，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三是能够出去一段，至少可以获得信息，进行活动，增加营救自己的机会。哪怕只是重新看看我的电脑备份，也会使对付将来的审讯容易一些。还有一个理由，似乎不应该成为理由，但对我当时的心态却挺重要，就是指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换个监狱。在新疆服刑，除了条件差和苦，最主要的是给家人负担太大。能换到北京的监狱服刑，我在这方面的心理包袱会轻得多。我若先是假装答应下来，先回北京把该做的事做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家己被搜查），再告诉他们答应是假的，那时再把我重新收回监狱，是不是审判和服刑的地点就可以换成北京了呢？想清楚这些都不难，让我辗转反侧的不在这儿，而是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个假？

　　那不在于是否可以把假承诺当作计策来用，邓小平当年信誓旦旦写下 “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上台不也照样不认？让我犹豫的是即使是假装，毕竟也是一种屈服，哪怕只有几天，也是我的人生上的一笔。要不要让自己书写的历史有这么一笔？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仅以理性衡量，似乎没有问题，又不是真去为他们做什么，只当是调侃他们一下，却能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为何不做？但我怎么也无法消除一种心理，那跟实际问题无关，就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不应该，却说不出不对和不应该在哪。几天前在牢房偶然看到人民日报（犯人可以不定期地看到过期报纸）有一篇报道，韩国几名五十年代入狱的政治犯因为一直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被关押了四十多年，一直到新上台的金大中总统特许他们免于签署悔过书，才解决了释放他们的障碍。

　　我当时问E，签个字只是手指一动，立刻可以自由，而不动那一下手指的代价是四十年监狱，换了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都为此长时间地唏嘘感慨。我不怀疑那几个韩国政治犯出了狱反而会陷入茫然，因为他们坚决不悔过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北朝鲜的向往。然而我还是非常非常尊敬他们，因为精明、理性、识实务那些品质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都不缺乏，缺的就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不过想是这样想，我最终还是用理智说服了自己。那理智似乎足够充分——你不能为一时意气放弃对家人的安排和对朋友尽责的机会，做那种看似高尚的事，实际却是一种自私的洁癖。我无法确定我的选择是不是也属于已经腐蚀了整个中国国民精神的实用主义的一个变种，我当时已经有点想不清楚了。

　　第二天继续谈，我表示同意他们要求的合作。他们对此并不出乎意料，也许他们以前就没有见过拒绝这种交换的。杨科长让我写一个保证书，实际完全是他口授，我一字不动地听写。因为不允许我留下底稿，我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记住保证书的内容，大致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将来如果有新帐（可能就是我拒绝提供帮助），我这次犯的事就作为老帐加在一块处理；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内容，如我在外出去每一地之前都得向他们请示，写每篇文章都得让他们审查等。我冷眼看着杨科长一板一眼地琢磨词句，他们真觉得有资格提这些要求，并且真地认为我会照他们说的做吗？最可笑的是还要求我不许跟安全部门的其他机构接触，哪怕是北京的安全局也不行。

　　我差一点就问：如果是安全部长呢？看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玩把戏呢。杨科长口授完毕，请示K处长，再让我修改和抄写，最后按上手印。好啦，他们大功告成。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模样，挨个传看我写的保证书，只有祁师傅没动。我在一旁观察他。杨科长第一遍叫他的时候，他说他不用看，但是第二遍叫他的时候，他接过保证书，跟别人一样仔细地读了起来。对此我当然不会奇怪，但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一点惋惜。后来又要我写一份悔过书，那是了结案子的必要程序。对于已经写了保证书的我，不过是小菜。共产党一直保持一种滑稽的文字崇拜癖，似乎只要是写成文字的事就成了真的，不会再变。

　　经过那么多次运动，它的档案库里堆满了千万吨这种朝三暮四、充满谎言的废纸，为什么它在这方面仍然没有稍微聪明一点？不过我还是避免亲笔写下恶心的话，只是谈了一番法律和我在法律方面的失误，表示以后要好好研究法律，言外之意是再不让他们抓住。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心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