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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诗社是在台湾六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个颇具特色和影响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三十多年来“笠”诗社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多种多样的文学活动、深入的诗学研讨、成熟而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台湾诗坛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
　　“笠”诗人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等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色彩纷呈，但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他们对诗与现实的关系、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一致的看法。“笠”诗社中坚持人赵天仪在《现代诗的创造》一文中很明确地概括了“笠”诗社的美学追求：“我以为中国现代诗的方向，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而笠开拓的脚印，正是笠立了中国现代诗的里程碑。我以为现代诗的创造在方法上，是以中国现代语言为表现的工具，以清新而明确的语言来表现诗的感情、音响、意象和意义。而在精神论上，则以乡土情怀、民族精神与现实意识为融会的表现”。［①］笠诗人自觉地执着追求诗歌与现实的结合，精神论和方法论的平衡发展，成为笠诗社诗歌理论的核心，也是笠诗人创作的显着特色。这种诗美追求适应了台湾新诗发展的需要，对现代诗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十年代的台湾诗坛鼎足而立的是“现代诗”“蓝星”和“创世纪”，纪弦领导的现代诗社提倡“横的移植”，全面引进西方的现代主义，“创世纪”诗社早期主张建设“新民族诗型”追求“中国风的、东方味”，最终演变为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而蓝星诗人以余光中为代表则追求古典的抒情风格。客观地说这三大诗社对台湾新诗的建设和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对诗歌艺术的现实关系的看法上均有些偏颇。台湾诗人和评论家杜国清曾指出他们“在创作态度上，由于脱离现实，表现出逃避现实的所谓超现实和纯粹经验”的倾向。“笠”诗人群以诗的自觉意识，推进了台湾现代诗的转型，在诗与现实的结合上获得了新的进展。
　　“笠”诗人执着追求诗与现实的平衡发展，既是对台湾新诗流派创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们对现代诗学意识的自觉。李魁贤曾把“笠”诗社的这种诗与现实平衡发展的美学追求概括为“现实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以区别于“纯粹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和“现实经验论的社会功用导向”。“纯粹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追求的是超现实的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表现形式的至上性，由于脱离现实容易产生虚无主义。而“现实经验论的社会功用导向”则注重诗歌为现实服务却贬低诗艺的独立品格，而使诗成为现实的附庸和婢女。笠诗社所选取的“现实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则追求诗歌的现实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既坚持诗作为艺术的自足性与独立品格，又不拒绝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如赵天仪所强调的诗歌精神论和方法论二者并重。
　　“笠”诗人特别注重诗的社会性即乡土情怀，民族精神和现实意识。非马把“社会性”看作成功的现代诗应具备的第一个特征，他说诗人“必须到太阳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然后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及时代作忠实批判和纪录”［②］；许达然则认为“诗发源民间、民间ｙǒｎｇ＠①唱生活，社会生活构成最丰饶的诗土”［③］，只有现代、民族、社会的诗才会辉煌，拾虹的诗观更直接明了：“诗，除了象洪通作画那样令人感到爽快之外，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投影在人间现实的深度吧！如果不能感动，不能与当世代的脉膊一同悸动，诗是不可能流传下来的”［④］；郑炯明则说：“我写诗，因为我关心这个社会”。“诗人的责任就是写出他那个时代的心声”。［⑤］从以上这些诗人的诗观中，我们可以看出笠诗社对诗的社会性的重视，他们认为诗不能离开社会现实，诗是现实经验的艺术传达而非单纯的自我表现或个人的情感渲泄。笠诗人强调诗的现实性，但不赞同机械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张把生活现实转化为诗性现实。从现实经验到诗，是一种质的飞跃，笠诗人十分强调现实与诗之间的艺术转换的环节。可以说“诗性现实”概念的提出和深入研讨是笠诗社对台湾现代诗学的一大贡献。
　　笠诗人指出从生活现实到诗性现实的转换不仅仅在于诗歌艺术表现方式，更重要的在于诗人的主体精神的功能。巫永福说“写诗，要有诗的精神”他认为现实经验只有通过诗人主观的燃烧才能转化为客观化的纯粹的诗的感受。周伯阳说：“诗是主观的态度所认识的宇宙一切的存在，主观的是诗，客观的不是诗”。［⑥］赵天仪则指出：现实经验“只有通过诗人的感动与表现，才能成为一种精神的实在”笠诗人已准确地认识到艺术仅仅是作为人的主体精神而达到经验现实的。正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指出的：“诗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实在面貌，而是事物的实际情况对主体心情的影响，即内心的经历和对所观照的内心感想，这样就使内心生活的内容和活动成为可以描述的对象。……这种观照和情感虽是诗人个人所特有的而且作为他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却仍然有普遍意义，”［⑦］笠诗人所强调的诗人的主体精神在生活现实转化为诗性现实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的就是诗人的内心感情特征对外部生活特征的同化和渗透。因此笠诗人所提倡的现实性就不是纯粹并完全属实在性的东西，笠诗社所追求的现实主义更不是纯客观的写实主义。
　　诗歌的精神性是笠诗人美学思考中论述较多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诗只有通过把感性要素转化为某种精神载体才会成功，所以诗人必须首先把客观现实转化为感性存在，然后使这些感性存在充溢着诗人的主体精神即突破它的感性存在。笠诗人提倡诗要反映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要用主观拥抱客观。笠诗人所倡导的诗的精神是一种主观战斗精神，具有批判现实性和理想主义的双重色彩。
　　笠诗人认为“现代是批评的时代，现代文学是批评的文学，现代诗也是以批评精神为其精神的诗……现代诗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批评精神的世界”。（吴瀛涛语）诗人一方面要面对现代的极其复杂的现实世界，同时也要面对极深邃的心灵内面世界，批判精神是笠诗人认识和把握这两个世界的依据和出发点。吴瀛涛在《现代诗的批判性》一文中明确指出：“作为一个对时代负责的现代诗人，写诗是艰难的途径，诗人对苦难的人类环境的挣扎，他所唤起对人类生存的批评，对现代生活的自省，他都难能可贵”。［⑧］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追求是“笠”诗人诗美追求的一个重要特征。陈千武曾把自己的诗观概括为“认清现实的丑恶变为一种压力，感受并自觉对其反逆的精神，意图拯救善良的意志与美。探求人存在的意义，不惑溺于日常普遍性的感情，追求高度的精神结晶”。［⑨］笠诗社年青一代的诗人陈鸿森认为把生活现实转化为诗性现实不是美和知性的单纯发挥，不是靠一时的情绪及技术完成的，而是依靠诗人的批判精神来成就的，他说“唯有深入于俗的腐化里，始有菇状的贞洁之价值可言”。笠诗人的这种批判精神既指向现实世界中的丑恶，也指向诗人的内心自我。陈千武等笠诗人始终把对现实和自我的批判作为诗创作的表现内容，他的代表作《信鸽》通过对死亡的复杂感受的抒写，既表达诗人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和批判，也体现了诗人对自我的反省。陈鸿森把这种批判性概括为笠诗人的反叛性格，他说：“体认了现代文明的阴晴，爱的隔离感以及死的荒漠，在我们内部，郁积着生的败北的破灭感或原罪性的人类命运的苦闷；另方面我们却又不甘的挣扎或觉醒地作不间歇的冲刺，唯立于这种反逆的性格和不屈的决心上，始有精神发挥和诗的真实的可能。”［⑩］笠诗人特别强调诗歌的这种批判功能，认为诗歌艺术正是在这种对现实和自我的丑恶和阴暗的否定中才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拒绝诗的社会批判功能是台湾现代派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传统，笠诗人的创作态度，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是一次强有力的匡正。
　　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也特别提倡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阿多诺指出现代艺术通过其所追求的尚未存在的东西批判既存社会，这种文化批判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体。具有批判功能的艺术能“中介性”地起到“拯救绝望”的作用。笠诗人对诗歌的批判精神的阐述与阿多诺的美学观有较为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艺术批判现实是一种认识批判和精神批判，但笠诗人的文学观更具理想主义色彩。陈千武把写诗看作是一种救赎的方式，对自由的梦幻和理想乡的憧憬和维护善良的意志与美，是陈千武等笠诗人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都把广泛的同情心与爱心作为理想中好诗的要件。笠诗社年青诗人陈明台在《根源的回归与寻觅》一文中深入地阐述了笠诗社的这种艺术思想，他说：“诗人总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他所归属的，一个是他真正生存的……”一个是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故乡，另一个是诗人所憧憬的理想乡，乡愁和憧憬的张力构成了笠诗人的诗歌世界。李敏勇对笠诗人的理想追求阐述得最明确，他说：“只有诗能够带给人们现实中的安慰，诗能提供人们追求善美的力量，我们的诗才会有价值，诗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笠诗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诗人的内面世界与故乡憧憬、历史意识结合为一体，把理想主义和批判现实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笠诗人诗歌创作的显着特色。也是笠诗社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
　　生活现实转化为诗性现实，现实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诗人的主体精神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笠诗人强调通过诗人的精神追求来深切体验现实和反映社会生活。他们主张把诗人的情感、意志、人生经验通过选择、联想转化升华为诗性经验。对于笠诗人来讲，诗既是现象学也是冥想录，是经验和想象力融合的结晶。笠诗社的诗学可以说是基于现实的素材，通过思考，将经验和想象加以组合而提供的一项憧憬，他们提出诗人要从捕捉现实的显象而深入现实的隐象，不能仅仅停留在表达显在的单纯的表象世界。
　　黑格尔和别林斯基在论述诗的本质时都强调诗人主体精神的重要性，别林斯基认为诗歌表现的是诗人内在生活同化了客观外在生活，诗人的这种内在生活把一切外部事物都化成了自己。黑格尔则指出诗人的主观精神是通过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方式而得到表现的。笠诗人走的是由外而内的道路。笠诗人认为“内向观点”即由内而外的方式，是“囿于非现实经验的追求，直接进入现实的隐象，偏执于诗性现实的冥思”，没有经过现实的显象（外在的社会现实）到现实的隐象（诗性现实）的转化过程，有沦为文学游戏的危险。而由外而内的方式即李敏勇所提出的“外向观点”是以现实经验为基础，从“捕捉现实的显象而深入现实的隐象”，用李魁贤的话来说就是从社会现实的异化到诗性现实的同化，通过“现象与冥想的合致，迈进现实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这也是笠诗人所追求的诗歌的“即物性”的真正涵义。这种新即物主义既不同于现代派的自我表现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滥情。李魁贤指出笠诗社的“新即物主义”特质是：“着重现实意义，排斥不着边际和逃避时代的自虐及自恋，批判社会上一些偏差，但以知性的分析而不作滥情的申诉和诘难。新即物主义采取明晰的语言，准确地传达作者的意念，表达手法上力求纯朴自然。”这种诗歌的新即物主义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主义，也不是纯主观的表现主义而是把现实生活特征、诗人的主观情思和意象符号特征三者统一成艺术的整体。他们认为诗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表现和再现的结合，纯客观的不是诗，纯主观的也不是诗，如李魁贤所说的“现实是一种素材的事物，但是诗所追求的，是要在素材中，经过一种心象、意象的转化以后，才会产生艺术性的诗。所以说，诗不是现实的直接事物。”笠诗人把完全的超现实的诗，看作是一种精神堕落，而把完全写实的诗当作艺术的堕落。笠诗社所追求的即物主义实际上是现实经验、主观情思和意象符号三者的有机结合。他们诗歌所写的社会现实，是生活经验的提纯、升华、综合和结晶。笠诗人准确地认识到诗歌艺术的特性即以意象思维来把握现实。
　　笠诗社的现实主义诗学既不同于现代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主义。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追求的是所谓的“内在真实”，以诗人的纯粹主观经验为基础，脱离现实生活。而传统的写实主义要追求的则是外在真实，以记叙的方式来描写外在现实，这两种倾向都不能恰当地把握诗歌艺术的本质。笠诗社走的是二者结合的道路，非马曾说其诗“比写实更写实，比现代更现代”指的就是这二者的结合。李魁贤则借用陈明台的诗论集《心境与风景》的名称具体地阐述此种诗学观。他认为传统写实主义主要依靠记述的方法来摹写现实，呈现的是风景的面貌，而现代主义则依靠想象来“塑造心境的情愫”。笠诗人追求的是风景和心境的组合，亦即再现和表现的综合。笠诗人常论及的“诗性现实”指的就是这二者的结合，正如笠诗人陈鸿森所说：“所谓诗性现实，那并非意指纯粹生活的投映，而是生活的外部现象和我们内部的心象之一种均衡。”
　　上文已指出笠诗社特别强调诗歌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是情感和思想的复合体，而非单纯的情绪或纯粹的理性。他们认为单纯抒发情感的诗歌缺乏坚实、力度和实质性内涵，有的甚于滥情。而纯粹的主知主义诗歌又会导致“抒情的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笠诗人主张知性的抒情，知性和感性的融汇和平衡是笠诗社诗学的一大特征。杜国清在《诗与情》一诗中明确地表述笠诗社的这种诗美追求：“美／知性与感性的均衡／融化出　优雅的趣味　知性时时闪耀／对生死往来　大空三昧／觉而不悟的智慧　感性频频触发／沦海纵浪　不断烦恼的／冲动与欲情”。可以说笠诗人并不反对抒情，甚至如郭成义所言笠诗人对于抒情诗倾向的选择和经营保有较新的创造性和浓厚的浪漫气质，护住了诗歌抒情的重要命脉。但笠诗人所追求的诗的抒情是一种客观化的抒情或知性的抒情，首先要对抒情进行控制，更准确地说将直接的抒情转化为间接抒发亦即将情绪锤炼成意象，简洁讲就是情感的意象化。笠诗人的抒情是由外向内，由物向诗人主体投射，以内在心象的造型完成表达的。其次所抒发的情感要蕴含思想与经验，拥有内在密度和强度，知性的渗透使诗歌的情感变得坚实而有力度。这种知性即是指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及自我的反省。笠诗社的这种诗学主张是台湾诗学观念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笠诗人对诗歌本质的一种科学的界定。
　　笠诗社的中坚诗人李魁贤把笠诗人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归纳为“现实经验论的艺术功用导向”这种导向是生活、乡土、社会和艺术的结合，既重视诗歌的现实精神，也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和诗人的创造性。此种独创性在诗与时代的关联性意义层面来看，就是诗人对现实的独特的感受和发现，用笠诗人的话来说就是发现事物的新关系。杜国清提出“惊讶、讥讽、哀愁”的诗学的“三昧”，其中讥讽是指诗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哀愁是指诗人基于现实所表达的一种人类普遍情感，而“惊讶”指的就是诗人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和发现。诗人凭借想象力，知性和感性结合运作，把现实和自然的日常关系加以切断，重新组合，换句话说即把不相关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事物嫁接组合在一起产生“惊讶”或“陌生化”的效果。笠诗人的这种诗歌主张是对波德来尔和日本的西肋顺三郎的诗歌美学的继承。西肋氏在其《诗学》中指出：“发现新的关系是诗作的目的。诗便是发现新关系时的喜悦之情。这种喜悦的感情向来称为快感，或称为美，称为神秘，称为惊讶……也叫做机智的喜悦。”郭成义极为推崇西肋氏的此种诗学，他甚至认为只有具备发现新关系的想象力的诗，才是笠诗人所需要的。与西肋氏所不同的是笠诗人并不把建立新关系作为终极目的，而是透过“新关系”的建立来使生活现实转化为诗性现实，使日常经验升华为诗性经验，达到对生存本真的把握。
　　海德格尔曾指出此在生存具有非本真的生存和本真的生存两种现实样式。非本真生存指的是日常俗世生活中自我的异化和沉沦，本真生存是一种诗性生存，是在日常生存中重又发现自己。诗歌是一种去遮敝重见阳光即发现真实的主要方式。笠诗人所追求的“新关系”的建立其目的就在于领会生存的真谛，如郑炯明所说诗要挖掘现实生活里那些外表平凡的、不受重视的、被遗忘的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存在精神，使它们在诗中重新获得估价，唤起注意，以增进人类对悲惨根源的了解。陈千武对这一点表述得更为明确：“探求人存在的意义，不惑溺于日常普遍性的感情，追求高度的精神结晶。”从诗与自我的关系层面看，写诗是诗人对日常俗世生存的沉沦的一种超越和救赎，而从诗人和现实的关系层面看，优秀的诗作必须是穿透现实华丽的表象来揭示人类生存的真实状态。所以笠诗人认为诗首先求真、次求善、最后求美，从此种意义上看，笠诗人所追求的新关系的发现和建立就不仅仅是西肋氏所言的诗歌艺术的单纯美感效果了。笠诗人就是从这种意义来看诗人的创新的，这种创新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从“平凡的日常事物里找出不平凡的意义，从明明不可能的情况里推出可能”换句话说，是揭示事物被蒙蔽的意义，将人从深蔽不明和迷失中提升到澄明和敞开之境，达成对自我和世界本质的发现，从而产生“惊讶”或“机智的喜悦”。
　　综上所述，诗与现实的关系是笠诗社诗歌美学思考的出发点和理论核心。执着追求诗歌与现实的结合，精神论和方法论的并重是笠诗社的诗美特色。笠诗人主张现代诗必须具备现实性，而且强调原生的生活现实须经诗人的知性和感性的综合运作转化为诗性现实。同时他们坚持诗歌的艺术的创造性即诗人对现实的独特感受和发现。笠诗社的诗学对台湾现代诗的转型具有较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赵天仪：《现代诗的创造》引自《民众日报》１９８０．１２．１３
　　②非马：《略谈现代诗》引自《笠》８０期
　　③⑨《美丽岛诗集》２２３页
　　④⑤⑥转引自李魁贤：《台湾诗人作品论》Ｐ１７８，Ｐ２２９，Ｐ４２
　　⑦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Ｐ１８８
　　⑧《笠》１１期
　　⑩《笠》５５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永
　　
　　
　　
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泉州086-090,0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小新19951995 作者：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泉州086-090,0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小新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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